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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14”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奥运圣火传递，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充斥着不和谐的音符。随着CNN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由西方媒体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所引起的中国公众抗议活动正在渐渐平息。在这场媒体论争尘埃落定之后，反思中西方媒体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并探究其深层原因有着特殊的意义。
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新闻理论课的课堂上，三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在授课老师郑保卫教授组织的评报环节中，对中西方媒体在西藏拉萨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报道中的表现作了客观、中肯的分析，为我们更好地反思新闻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功能及责任提供了新的视角。
冯琬啾：从这两起事件中，我们发现了西方某些媒体的“偏见”。以分裂中国为背景的“拉萨暴力事件”，竟然被西方某些媒体美化为所谓追求“自由”与“人权”的“民主”运动，而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举动却遭到了西方媒体的丑化和污蔑。不仅如此，在紧接着发生的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中，发源于西方并承载着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奥林匹克运动，也遭到西方反华势力的“绑架”，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众所周知，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媒体，都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来报道新闻，这是不争的道理。西方媒体一向强调客观公正原则，总是把“客观”一词挂在嘴边，并且常常指责别国媒体的报道不“客观”，不“公正”，但是这次在西藏拉萨暴力事件中，一些西方媒体却打着“人权”的口号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肆意干扰中国的内政。
可以说西方一些媒体这样做很明显是别有企图的。那么，它们为什么常常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为什么它们在新闻报道中会无视客观公正的基本工作规范呢？
我认为，首先，西方媒体的报道原则是由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和记者作为中产阶层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
理性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这种“偏见”，其实是源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尤其是在战略利益方面的矛盾。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①，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钥匙。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中心话题可以说是以中国为轴心的东方国家的崛起，这也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先前一个或几个强盛国家的相对衰退，也意味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划分。因此，中西两方的矛盾，表面上看好像是东西方文化之争，也就是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之争，但其实不难看出，这种矛盾不外乎是经济利益之争，或者说是国家命运之争，因为东方的崛起会威胁到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权。
近些年来，由于国际范围内各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其全球战略也在收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不免为其政治、经济地位所受到的冲击而感到担心，它们倾力应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正基于此。在这次西藏拉萨暴力事件中，一些西方国家明确支持“藏独”势力，而且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污蔑中国，想借此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制造障碍。
新闻媒体在这场较量中成了备受争议的焦点。事实上，近些年，美国垄断资本日益加紧对媒体的控制，美国媒体常常要服务于政府的宣传需要，所以在媒体上常常会出现一些带有较强倾向性的报道，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在这次对西藏拉萨暴力事件的报道中，西方的国家利益与西方媒体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把西方媒体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及其所标榜的“客观报道”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次西方一些媒体利用其国际上的信息传播优势做出种种不实报道，误导各国受众，欺骗国际舆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媒体的商业利益。
余雁欣：正如冯琬啾所说的，西方国家一些媒体的这种“偏见”从根本上看是由其利益决定的。另一方面，如果某一新闻事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媒体的报道通常还能体现出客观性，而一旦超出其意识形态和记者的个人观点，新闻的“客观性”便会走样和变质。
西方国家有些人对于东方民族往往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从历史上看，西方一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殖民统治，一定意义使得一些东方国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改变了以往的落后状况。因此有些西方人会有一种优越感，会产生一种自然的“傲慢与偏见”。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影响力在扩大，国际形象在提升，与世界的关系也处在调整和变化之中。一些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很不习惯，也看不顺眼，政治上的偏见日渐严重。
翻开一些西方国家的新闻学著作，几乎每一本都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一些在国际新闻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西方媒体，更是喜欢标榜其新闻报道的“客观”与“公正”。但不容忽视的是，西方媒体一向把持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一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去认识和观察世界，因此，它们在某些意识形态和思维逻辑上与东方媒体的传统理念存有很大差异。
但是，西方一些媒体却忽视了这种差异，习惯于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和要求别人。它们强求其他国家的媒体要做到客观公正，而自己却无视这方面存在的缺陷。在这次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的报道中，西方一些媒体就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肆意歪曲事实，并且有意造假，误导公众，欺骗舆论。
有句话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依我看，西方国家一些媒体恐怕不是无知，而是偏见使它们有意无视真相、混淆视听。对于这些问题，最直接的解读就是，偏见蒙蔽了他们的双眼，谣言掩盖了事实。“曲解”、“错误假定”、“有意遗漏重要真实”等一系列做法，使得西方国家一些媒体的报道失去了“真实”、“客观”、“公正”这些最基本的专业理念和职业准则。这不由让人感到它们是在说一套，做一套，抛开了新闻职业的道德良心。
总之，这场媒体舆论战是由西方媒体所引发的。他们一开始就站在故意歪曲事实，恶意丑化中国的立场上，一些新闻报道甚至不惜有意造假。
西方国家一些媒体或许会认为中国媒体由于语言原因，无法在英语世界占据主流，也就无法在英语世界进行有力的反击。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媒体的声音没有被“淹没”，它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真实资料，尤其是通过网络的力量，最终形成了巨大的声浪，让西方媒体无法不去正视，而不得不承认错误。
罗慧琴：中国媒体应当为自己揭穿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做法所取得的胜利而高兴。但要看到，在这两起事件中，中国媒体自身也有许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第一，中国媒体应该把争取西方受众作为工作重点。西方媒体有关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事件的不实报道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所以中国媒体反驳西方媒体时最需要说服的应当是西方受众。因此，中国媒体如果能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直接向西方国家的民众说明真相，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次中国反驳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重点似乎放在了国内，因而也就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中国媒体需要反思在国际上的公信力问题。从实际效果看，外国人在看待西藏拉萨事件时，相信西方媒体的人要多过于相信中国媒体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与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和公信力有关系。
林明理曾发表过一篇博文《温水慢煮中的中国媒体》，里面揭示了中国媒体的一些生存现状。我感觉中国新闻媒体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喜欢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而组织报道。
新闻宣传有一个基本规律：99句真话+1句假话=100句假话。一些中国媒体有时为了宣传的需要常常会采用拔高人物或事件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专业理念与客观公正报道原则的背离，这会导致中国媒体在国外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受到冲击，以致于影响其与国外同行的竞争力。
第三，中国媒体需要增强活力和灵性。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这容易使得中国媒体缺乏活力和灵性。因此，中国媒体在现有的条件下需要不断提高报道的灵活性，应该尽量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采写新闻，更好地服务于民众，这样能提高其在国际舆论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第四，中国政府需要适当调整传播政策和策略。这次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如果能早一点让西方媒体进入拉萨进行采访，也就是说从事件的一开始就把事实真相展露在他们面前，那么即便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很多偏见或者成见，但他们会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进展，而不用去猜测或者听信谣言，这样反而会使他们做出更为客观的报道，使中国媒体的宣传报道更为主动些。相反，如果采取拖延和封锁消息的做法，可能同时把新闻真相也封锁在外了，这样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会引起更多的猜测。
第五，中国媒体需要学会冷静和克制。我觉得这次中国一些媒体在对法国媒体有关奥运圣火传递的歪曲报道进行反击的过程中缺乏冷静，不够克制。中国的新闻理论十分强调新闻媒体有倡导文明的作用，主张新闻媒体要通过扬善惩恶，帮助人们理智地对待每一件事。对于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事件，中国媒体原本可以引导国人理智、冷静、自信、宽容地以大国国民的心态对待这起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事件。遗憾的是，一些中国媒体对这次事件的报道出现了“过热”现象，因而引发了一些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导致出现了少数群众抵制家乐福等不够理智的做法。
从眼前看，这些中国媒体敢于向法国媒体说“不”，似乎令人称道，但从长远看，这样的报道容易让西方社会及民众对中国能否以良好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办好奥运会产生怀疑。事实上，非理智地抵制活动是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因为众所周知，家乐福超市里售卖的几乎都是中国货，抵制家乐福事实上是在抵制国产货。但是，一些中国媒体没能察觉到这一点，以致未能有效地引导国人理智、冷静、宽容地看待在法国发生的奥运圣火传递受阻事件。
我认为，以上五点是需要中国媒体认真反思并加以改进的，这样有助于新闻媒体今后再遇到类似情况时能够应对得更加从容。
总之，在报道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和巴黎奥运圣火传递事件中，一些西方媒体确实违反了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没有客观公正地报道真实情况，而是扭曲了整个新闻事件，有的擅自撰改图片和新闻内容，将自己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带进了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在巴黎圣火传递事件中，少数法国媒体以“火炬在巴黎惨败”这样的语言来“报道”圣火传递，还以“给中国一记耳光”之类的语言来抹黑中国，这些极具嘲笑意味的报道不但误导了本国的人民，也增加了他们与中国之间的隔阂，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
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媒体预设立场的害处。在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发生时，中国政府拒绝外国媒体进藏采访，而西方的媒体早就有对中国的偏见，于是他们就根据想象去预设整个事件，所以才会演变成新闻事实被扭曲的现象。
我觉得中国媒体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应对策略，不断增强危机意识，提升报道艺术，希望倘若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中国媒体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
郑保卫教授：刚才三位马来西亚同学的发言让我十分感动！她们用真诚的情感和直率的态度对最近发生的一些媒体事件进行了认真、冷静而又客观、公正的分析与思考，同时对我国媒体今后如何更好地改进对外传播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为我们深入思考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深层次地认识新闻报道的客观与公正原则，总结与改进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策略和方法等，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借鉴。三位同学的发言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对此，我向她们表示感谢。
以往我们一些人对西方媒体报道的客观与公正性往往理解得较为片面，有的人常常是将其作为范本和榜样来学习的。但这次一些西方媒体在有关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和巴黎奥运圣火传递事件报道中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正如三位同学发言中所分析的，西方媒体的表现是其各种利益诉求的结果，是其意识形态偏见的反映。
这两起事件告诉我们，大凡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报道什么，选用什么事实，怎样进行报道，什么时候报道，通常都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判断，都会带有自己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有时是新闻报道者作为某一阶级、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言人自觉体现出来的；有时是新闻报道者个人因自身已形成的政治倾向、伦理规范、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所产生的思维定势的自然流露；有时则是新闻报道者由于受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不得不表现出来的。
西方国家一些媒体，或是出于长期来所形成的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或是受传统新闻价值观念（如认为“最坏的消息就是最好的新闻”等）的影响；或是由于其所依托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制约，它们往往会在一些关键问题和重大事件上表现出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特征。而为了体现这种倾向性，什么“真实”、“客观”、“公正”等基本专业理念和原则都会置之脑后，有时甚至不惜采用造假和欺骗的手段。
所以，我们对客观公正报道原则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当然，作为新闻记者的责任和良知需要我们把这些基本原则作为一种专业理念和职业理想去积极追求，去努力奋斗。特别是要注意将这些原则很好地运用到我们的新闻报道之中，以使其更具感染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第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主持人：郑保卫教授；整理人：郭平）
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新闻理论课的课堂上，三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在授课老师郑保卫教授组织的评报环节中，对中西方媒体在西藏拉萨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报道中的表现作了客观、中肯的分析，为我们更好地反思新闻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功能及责任提供了新的视角。
冯琬啾：从这两起事件中，我们发现了西方某些媒体的“偏见”。以分裂中国为背景的“拉萨暴力事件”，竟然被西方某些媒体美化为所谓追求“自由”与“人权”的“民主”运动，而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举动却遭到了西方媒体的丑化和污蔑。不仅如此，在紧接着发生的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中，发源于西方并承载着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奥林匹克运动，也遭到西方反华势力的“绑架”，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众所周知，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媒体，都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来报道新闻，这是不争的道理。西方媒体一向强调客观公正原则，总是把“客观”一词挂在嘴边，并且常常指责别国媒体的报道不“客观”，不“公正”，但是这次在西藏拉萨暴力事件中，一些西方媒体却打着“人权”的口号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肆意干扰中国的内政。
可以说西方一些媒体这样做很明显是别有企图的。那么，它们为什么常常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为什么它们在新闻报道中会无视客观公正的基本工作规范呢？
我认为，首先，西方媒体的报道原则是由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和记者作为中产阶层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
理性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这种“偏见”，其实是源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尤其是在战略利益方面的矛盾。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①，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钥匙。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中心话题可以说是以中国为轴心的东方国家的崛起，这也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先前一个或几个强盛国家的相对衰退，也意味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划分。因此，中西两方的矛盾，表面上看好像是东西方文化之争，也就是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之争，但其实不难看出，这种矛盾不外乎是经济利益之争，或者说是国家命运之争，因为东方的崛起会威胁到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权。
近些年来，由于国际范围内各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其全球战略也在收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不免为其政治、经济地位所受到的冲击而感到担心，它们倾力应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正基于此。在这次西藏拉萨暴力事件中，一些西方国家明确支持“藏独”势力，而且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污蔑中国，想借此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制造障碍。
新闻媒体在这场较量中成了备受争议的焦点。事实上，近些年，美国垄断资本日益加紧对媒体的控制，美国媒体常常要服务于政府的宣传需要，所以在媒体上常常会出现一些带有较强倾向性的报道，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在这次对西藏拉萨暴力事件的报道中，西方的国家利益与西方媒体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把西方媒体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及其所标榜的“客观报道”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次西方一些媒体利用其国际上的信息传播优势做出种种不实报道，误导各国受众，欺骗国际舆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媒体的商业利益。
余雁欣：正如冯琬啾所说的，西方国家一些媒体的这种“偏见”从根本上看是由其利益决定的。另一方面，如果某一新闻事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媒体的报道通常还能体现出客观性，而一旦超出其意识形态和记者的个人观点，新闻的“客观性”便会走样和变质。
西方国家有些人对于东方民族往往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从历史上看，西方一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殖民统治，一定意义使得一些东方国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改变了以往的落后状况。因此有些西方人会有一种优越感，会产生一种自然的“傲慢与偏见”。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影响力在扩大，国际形象在提升，与世界的关系也处在调整和变化之中。一些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很不习惯，也看不顺眼，政治上的偏见日渐严重。
翻开一些西方国家的新闻学著作，几乎每一本都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一些在国际新闻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西方媒体，更是喜欢标榜其新闻报道的“客观”与“公正”。但不容忽视的是，西方媒体一向把持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一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去认识和观察世界，因此，它们在某些意识形态和思维逻辑上与东方媒体的传统理念存有很大差异。
但是，西方一些媒体却忽视了这种差异，习惯于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和要求别人。它们强求其他国家的媒体要做到客观公正，而自己却无视这方面存在的缺陷。在这次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的报道中，西方一些媒体就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肆意歪曲事实，并且有意造假，误导公众，欺骗舆论。
有句话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依我看，西方国家一些媒体恐怕不是无知，而是偏见使它们有意无视真相、混淆视听。对于这些问题，最直接的解读就是，偏见蒙蔽了他们的双眼，谣言掩盖了事实。“曲解”、“错误假定”、“有意遗漏重要真实”等一系列做法，使得西方国家一些媒体的报道失去了“真实”、“客观”、“公正”这些最基本的专业理念和职业准则。这不由让人感到它们是在说一套，做一套，抛开了新闻职业的道德良心。
总之，这场媒体舆论战是由西方媒体所引发的。他们一开始就站在故意歪曲事实，恶意丑化中国的立场上，一些新闻报道甚至不惜有意造假。
西方国家一些媒体或许会认为中国媒体由于语言原因，无法在英语世界占据主流，也就无法在英语世界进行有力的反击。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媒体的声音没有被“淹没”，它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真实资料，尤其是通过网络的力量，最终形成了巨大的声浪，让西方媒体无法不去正视，而不得不承认错误。
罗慧琴：中国媒体应当为自己揭穿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做法所取得的胜利而高兴。但要看到，在这两起事件中，中国媒体自身也有许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第一，中国媒体应该把争取西方受众作为工作重点。西方媒体有关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事件的不实报道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所以中国媒体反驳西方媒体时最需要说服的应当是西方受众。因此，中国媒体如果能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直接向西方国家的民众说明真相，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次中国反驳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重点似乎放在了国内，因而也就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中国媒体需要反思在国际上的公信力问题。从实际效果看，外国人在看待西藏拉萨事件时，相信西方媒体的人要多过于相信中国媒体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与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和公信力有关系。
林明理曾发表过一篇博文《温水慢煮中的中国媒体》，里面揭示了中国媒体的一些生存现状。我感觉中国新闻媒体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喜欢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而组织报道。
新闻宣传有一个基本规律：99句真话+1句假话=100句假话。一些中国媒体有时为了宣传的需要常常会采用拔高人物或事件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专业理念与客观公正报道原则的背离，这会导致中国媒体在国外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受到冲击，以致于影响其与国外同行的竞争力。
第三，中国媒体需要增强活力和灵性。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这容易使得中国媒体缺乏活力和灵性。因此，中国媒体在现有的条件下需要不断提高报道的灵活性，应该尽量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采写新闻，更好地服务于民众，这样能提高其在国际舆论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第四，中国政府需要适当调整传播政策和策略。这次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如果能早一点让西方媒体进入拉萨进行采访，也就是说从事件的一开始就把事实真相展露在他们面前，那么即便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很多偏见或者成见，但他们会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进展，而不用去猜测或者听信谣言，这样反而会使他们做出更为客观的报道，使中国媒体的宣传报道更为主动些。相反，如果采取拖延和封锁消息的做法，可能同时把新闻真相也封锁在外了，这样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会引起更多的猜测。
第五，中国媒体需要学会冷静和克制。我觉得这次中国一些媒体在对法国媒体有关奥运圣火传递的歪曲报道进行反击的过程中缺乏冷静，不够克制。中国的新闻理论十分强调新闻媒体有倡导文明的作用，主张新闻媒体要通过扬善惩恶，帮助人们理智地对待每一件事。对于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事件，中国媒体原本可以引导国人理智、冷静、自信、宽容地以大国国民的心态对待这起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事件。遗憾的是，一些中国媒体对这次事件的报道出现了“过热”现象，因而引发了一些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导致出现了少数群众抵制家乐福等不够理智的做法。
从眼前看，这些中国媒体敢于向法国媒体说“不”，似乎令人称道，但从长远看，这样的报道容易让西方社会及民众对中国能否以良好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办好奥运会产生怀疑。事实上，非理智地抵制活动是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因为众所周知，家乐福超市里售卖的几乎都是中国货，抵制家乐福事实上是在抵制国产货。但是，一些中国媒体没能察觉到这一点，以致未能有效地引导国人理智、冷静、宽容地看待在法国发生的奥运圣火传递受阻事件。
我认为，以上五点是需要中国媒体认真反思并加以改进的，这样有助于新闻媒体今后再遇到类似情况时能够应对得更加从容。
总之，在报道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和巴黎奥运圣火传递事件中，一些西方媒体确实违反了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没有客观公正地报道真实情况，而是扭曲了整个新闻事件，有的擅自撰改图片和新闻内容，将自己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带进了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在巴黎圣火传递事件中，少数法国媒体以“火炬在巴黎惨败”这样的语言来“报道”圣火传递，还以“给中国一记耳光”之类的语言来抹黑中国，这些极具嘲笑意味的报道不但误导了本国的人民，也增加了他们与中国之间的隔阂，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
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媒体预设立场的害处。在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发生时，中国政府拒绝外国媒体进藏采访，而西方的媒体早就有对中国的偏见，于是他们就根据想象去预设整个事件，所以才会演变成新闻事实被扭曲的现象。
我觉得中国媒体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应对策略，不断增强危机意识，提升报道艺术，希望倘若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中国媒体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
郑保卫教授：刚才三位马来西亚同学的发言让我十分感动！她们用真诚的情感和直率的态度对最近发生的一些媒体事件进行了认真、冷静而又客观、公正的分析与思考，同时对我国媒体今后如何更好地改进对外传播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为我们深入思考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深层次地认识新闻报道的客观与公正原则，总结与改进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策略和方法等，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借鉴。三位同学的发言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对此，我向她们表示感谢。
以往我们一些人对西方媒体报道的客观与公正性往往理解得较为片面，有的人常常是将其作为范本和榜样来学习的。但这次一些西方媒体在有关西藏拉萨暴力事件和巴黎奥运圣火传递事件报道中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正如三位同学发言中所分析的，西方媒体的表现是其各种利益诉求的结果，是其意识形态偏见的反映。
这两起事件告诉我们，大凡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报道什么，选用什么事实，怎样进行报道，什么时候报道，通常都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判断，都会带有自己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有时是新闻报道者作为某一阶级、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言人自觉体现出来的；有时是新闻报道者个人因自身已形成的政治倾向、伦理规范、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所产生的思维定势的自然流露；有时则是新闻报道者由于受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不得不表现出来的。
西方国家一些媒体，或是出于长期来所形成的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或是受传统新闻价值观念（如认为“最坏的消息就是最好的新闻”等）的影响；或是由于其所依托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制约，它们往往会在一些关键问题和重大事件上表现出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特征。而为了体现这种倾向性，什么“真实”、“客观”、“公正”等基本专业理念和原则都会置之脑后，有时甚至不惜采用造假和欺骗的手段。
所以，我们对客观公正报道原则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当然，作为新闻记者的责任和良知需要我们把这些基本原则作为一种专业理念和职业理想去积极追求，去努力奋斗。特别是要注意将这些原则很好地运用到我们的新闻报道之中，以使其更具感染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第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主持人：郑保卫教授；整理人：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