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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总结了研究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国内外文献，在现有文献的贡献与局限基础上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提出阶段论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随着开放阶段的深入呈现倒“U”型的变化；2、使用宏观经济变量分析无法准确地计量分析外资银行的微观战略选择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关键词：外资银行进入 银行体系稳定性阶段性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中图分类号： F832.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2-030-05
一、前言
东道国开放金融体系、引入外资银行是希望引入竞争后提高本国的金融业服务水平和素质，满足产业战略发展的需要，是经过谨慎的思考和权衡取舍下的选择。一方面，东道国引入外资银行的收益或潜在收益主要有：第一、通过加剧银行间的竞争可以提高国内市场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第二、促进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行业自律规范的建立和完善；第三、有利于本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本；第四、外资银行金融管理的“技术外溢”，有利于提高东道国金融和银行人才的发展。但引入外资银行并不是没有成本和代价的，引入外资主要成本或威胁有：第一、带来很高的竞争压力和成本，外资银行优厚的工资待遇会挖走本国银行的金融人才。国内银行并不一定能在竞争锻炼中成长，反而可能因此萎缩；第二、外资通常倾向于和大型跨国公司或国内大企业往来, 国内中小企业获得的融资服务可能会更少；第三、外资不一定按照本国政府意愿行事, 可能会削弱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从而威胁经济安全。本文在总结主要学者观点的基础上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提出阶段论的分析方法，以便更全面地看待新形势下银行业外资进入的发展趋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二、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现状
国际上最通用的做法是以外资银行数量与本国银行机构数量的比以及外资银行资产占本国银行机构总资产的比两大方面的指标衡量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程度，并以此考察东道国银行体系所受影响、外资银行与东道国银行的竞争以及外资对金融的纵深程度。一般比例越高，外资参与进入东道国金融银行系统的层面越大，同时也间接反映出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金融银行的控制力量越强，金融渗透范围也越广，过高的比例会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过低的比例则会影响银行业运作和发展，缺乏竞争、金融开放程度比较低同时监管水平也缺乏提高的激励。因此，适当的比例能使得外资银行的进入扬长避短，发挥其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不会威胁东道国金融银行系统。
表1显示了1996～2003年三个大洲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拉美国家：外资银行的数量比小于资产比，其开放程度很高，外资银行规模大，主要通过收购国内银行的方式进行，外资银行进入金融体系很深。其中墨西哥外资银行资产比达72.3％，数量比与资产比的差值超过40％，在墨西哥货币危机之后外资银行对其进行了疯狂渗透，控制了国民经济多个领域，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至今墨西哥政府仍未能收回寻金融业的控制。中欧国家：外资银行的数量比小于资产比，其开放程度高，前苏联加盟国转轨时期，外资银行进入多，规模大。除俄罗斯外其余国家的比例均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亚洲国家和地区：外资银行的数量比高于资产比，外资银行规模普遍小于本国银行，除香港外，东道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存在一定的管制和进入障碍，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待外资更加谨慎。不同国家根据其各自的金融发展程度会有不同的外资进入程度。
按照WTO的约定，我国金融市场已在2007年取消外资银行开展业务的地域和客户群体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进入全面入华的局面，对国内银行的条约保护和过渡期已经结束。截至2006年末，7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了分行，另有186家设立了代表处，预计2010年，在华主要的40家外资银行将有20至30家外资银行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员工人数比2006年将增长113%，由16752增至35685名①，外资银行在我国的规模和进入程度不断加大，国内银行必须全面面对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从而带来行业结构性变化和不可避免的冲击。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影响
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成本收益分析上，必须进行针对性强、可量化的动态分析，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要有：
（一）竞争效应和效率提高。不少学者都认为外资银行进人对提高竞争程度和完善竞争功能有显著作用，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通过对市场可竞争程度的影响，将对提高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发挥积极作用(Claessens与Glaessner，1998；Claessens与Klingebiel，1999；Hawkons与Mihaljek，2001等)；由于市场机制的发挥和外资的进入加剧了行业竞争，Claessens、Demirguc—Kunt与Huizinga（2001）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同时，由于之前国内垄断利润的打破，外资银行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水平。总体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和总成本，说明外资银行进人对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外资银行竞争可能对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产生冲击，从而对银行体系的稳定产生威胁（Boyd、Nicolo与Smith，2003），主要表现在：(1)外资银行以其优质完善的服务挖走了较多的具有盈利性的市场和财务状况好的客户，使得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遭受冲击（“摘樱桃”战略②）；(2)外资银行优厚待遇使得不少国内银行的人才跳槽外资银行，国内银行人才流失；(3)国内银行多年的分业经营使得其在专业化很强的业务中经验不足，其市场细分和定位也不够专业化银行清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本国银行体系是相对无效率的并且处于较差的资本状况下，则其对增大的竞争压力的反应可能是从事风险性极高的信贷活动以获得足够的利润边际，这将把银行推向倒闭的边缘。
（二）监管强化与市场细分。引入外资银行竞争可以产生强化东道国银行部门监管的效应。外资银行的高技术业务和产品促使本国监管当局提高监管队伍的质量与规模，因此无论是对本国银行还是对外资银行都可能提高监管水平。而且，在监管过程中，外资银行通常重视对会计报告等的信息揭示制度，如果东道国银行注意仿效，则信息的透明度会有所改善。但是，监管制度的是否强化与监管环境的是否完善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政府行为倾向性。而监管环境和制度的不确定性往往是外资银行预测在东道国经营、获利的重要影响因素。
普华永道在2005年和2007年对40家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遇到困难的调查发现，监管环境是影响未来变化趋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各银行关注各项法规之间的一致性、协调沟通以及法规的明确性等。目前理论界就监管制度强化对外资银行的影响进而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讨论尚未有定论，Paul Krugman（1998)认为应加强金融管制以防范危机的产生，而Barth、Caprio与Levine(2001a)对107个国家的银行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证明较多的管制会更大可能性地带来系统的银行危机和较低的银行效率，不过，他们没有专门研究微观层面的银行监管与银行效率和稳定性的关系使得该结论仍具有争议。不管争论如何但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取决于东道国监管制度的一致性和执行的公平性；监管歧视也是影响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经营的主要因素之一。
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金融市场细分有利于专业化银行的分工细化和市场细分，加大外资银行的进入深度，促进全行业效率的提高；但专业化带来金融工具、手段的过于单一和过于依赖某些收入，削弱了银行规避风险的能力，造成银行业不稳定性提高。目前对于稳定性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竞争效应对稳定性的影响，关于市场细分和专业化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文献暂时比较缺乏。
不管是东道国银行还是外资银行都要权衡专业化（分业经营）、市场细分和本企业分散投资、多元化收入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规避风险、稳定客源和增加收入。
（三）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外资银行是否能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作出贡献，关键之一在于其进入是增加了还是降低银行体系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虽然其进入提高了效率加大了竞争，但如果通过渗透、控制国内银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时便危害了国家银行体系的稳定，这种竞争和效率效应是不可取的。学者们对此形成两派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外资进入危害稳定性：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7）运用53个国家1980～1995年数据研究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之间的经验关系，得到金融自由化增加了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的结论。但该项研究没有分析外资银行参与和市场集中程度与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关系；Barajas、Steiner与Salazar（2000）比较了金融放开后在哥伦比亚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之间的业绩后发现, 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竞争, 使国内银行贷款质量下降, 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另一派则认为外资进入促进稳定性，并提出了不少的证据：Levine（1999）在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7)对银行体系危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模型对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Peek 和Rosengren( 2000) 指出，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可能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益处，这是因为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东道国提供避风港以减少资本外逃；在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继续贷款，并且对出问题的银行补充资本。叶欣、冯宗宪（2004）通过运用Logist经济计量模型对50个国家(其中包括30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外资银行进入数量的增加将显著减少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的结论。
上述两派虽各有道理并有相应的实证证据，但尚未能有统一的认识。本文认为这类研究文献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局限：第一、上述研究没有区别系统性危机和非系统性危机作用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不同影响程度，之后陆续有区分研究的文献，不过尚无比较好的可量化方式；第二、虽然研究样本大多选取发生银行或金融危机的区域和时间段，具有代表性，但是会因为危机的众多不确定性以及计量的偏离产生结论的误差；第三、不少研究的模型都选取Logist模型，而模型本身的局限会使得结论分歧较大，并且这类模型大多证明能稳定体系这个结论；第四、外资银行在平时或危机时是否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取决于银行在该国的经济战略和母国利益，宏观的经验证据无法解释各国独特的国情和外资银行的具体微观战略。所以学者们选取不同的国家样本，由于各外资银行采取的策略不同导致即使是同一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也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四）信贷与存款的稳定性。稳定的信贷能保证客户、企业以及整个银行业的信誉，增强危机期间对银行体系的抗风险信心；稳定的存款能够防止恶性事件对存款来源以及转移对银行法人的冲击，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在这点上学界的观点是比较统一的。在稳定性方面，学者们多认为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会使得信贷组合比较单一、存款质量相对较低，同时银行部门的脆弱性上升（Barth、Caprio与Levine，2001b），只有能迫使准确信息披露和增强私人部门竭尽全力的管制才是最能促进银行效率和稳定的；在竞争性方面，学者们则认为因银行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存款市场的竞争也许会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但主要是错误的政策导致了银行竞争与稳定的协调问题（Matutes与Vives,2000；Cordella与Yeyati，2002），他们同时指出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与监管措施来规避风险，以防范竞争造成的银行危机。
但上述研究大多基于宏观层面研究，缺乏对外资银行在各国的微观战略、危机期间采取的措施的研究，导致理论结论和现实危机有较大的差距。东道国发生危机后外资银行大规模退出和进一步渗透的现象都有存在，针对本地银行的部分恶性事件时常发生。
表3列出了部分国家危机前后外资银行的信贷和存款浮动，在拉美和东中欧，危机期间存款的上升并没有稳定危机时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反而进一步渗透，并且从该国银行中掠夺了大部分的存款来源，加剧了危机的程度，从表中还可以看出信贷的升降并不以保证东道国银行稳定为基础，而是以外资银行面对危机采取的战略是渗透还是收缩而定，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对危机时的悲观预期。
（五）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的收缩业务与敌意收购的倾向性（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在东道国危机时，外资银行采取收缩或者渗透政策，能否帮助东道国稳定银行体系降低风险，企业微观战略利益和母国国家利益往往高于经济和市场因素，并在各国呈现不同的特征，也就出现了部分学者的国别研究与多样本国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与现实不一致：同是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巴西政府能平稳渡过危机后继续发展，但墨西哥的金融银行业却几乎被外资控制。张蓉（2006）通过比较新兴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外资银行数量、源属国、经营管理水平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指出拉美国家外资银行未能发挥效应的一些政治经济因素以及未能发挥正面效应的原因——一国引入外资银行必须考虑国家金融初始条件和经济安全。
四、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及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阶段性影响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道国危机时，外资银行采取的战略是渗透还是收缩是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促发危机的程度又和各国的金融银行发展程度相关；而在非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主要集中在竞争的引入、效率的优化、人员服务、金融创新上，因此，本文以为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宏观层面或微观层面，也不能使用单一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应采取阶段性研究而非时间性研究③，并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初期开放
在东道国金融体系比较弱或刚开放时，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会对垄断、低效率的本国银行业注入一针强心剂，其金融“技术外溢”发挥着明显的正外部性，东道国广阔的市场和潜在利润也是外资不断进入的目的，此阶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同时，外资银行尚未能站稳脚跟，其微观战略一般会顺应东道国的需要以求得到在该国发展的机会。我国现在就处于初期开放阶段，所以学者们基于我国现阶段外资银行的研究、普华永道2005年和2007年的调查都能得到积极正面的结论。
第二阶段：成熟和完全开放
由于东道国银行受到竞争效应的影响，逐渐与国际接轨，增强竞争力和提高效率；同时，东道国政府信息披露不断完善，积累了一定的监管经验，宏观政策促使开放进一步深入至完全开放。外资银行和本国银行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此时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外资银行与东道国银行同台竞争，相互促进并进一步瓜分或细分市场，外资银行逐步掌握或涉及一些东道国银行无法涉及或处于相对劣势的领域，并拥有对东道国金融银行业某些领域的决定权。Claessens 与Glaessner（1998）、Claessens与Klingebiel（1999）、Hawkons与Mihaljek（2001）、Claessens、Demirguc—Kunt与Huizinga（2001）以及叶欣、冯宗宪（2004）和张荔、张蓉（2006）研究得到正向效应结论的发展中国家样本绝大多数都是处于初期开放阶段或成熟和完全开放。
第三阶段：渗透与收缩
当东道国市场份额趋于饱和，本国银行与外资银行水平接近，利润进一步压缩，此时外资银行要么进一步渗透蚕食国内银行份额保持其经营和利润，进一步控制东道国业已占领的领域；要么收缩业务选择新的东道国，退出在某一东道国的竞争或保持现有规模和水平。此阶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由于蚕食与收缩、进与退并存，体现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稳定性有所下降。东中欧国家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拉美部分国家现在处于这个阶段，由于过渡的开放及政府监管力度所限，本国银行业已被进一步蚕食，不少本国银行都退出竞争领域或被兼并，国家金融稳定性不断下降。Barajas、Steiner与Salazar（2000）研究的哥伦比亚正是处于该阶段，因此得到外资银行使得国内银行贷款质量下降, 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结论也是情理之中。
第四阶段：危机时期与敌意入侵
此阶段是在第三阶段积累到矛盾不可调和或遇上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外资银行出于其经济利益和母国政治利益，战略上会倾向于选择利用东道国无暇顾及的空隙采取系列恶意事件打压东道国银行或进一步渗透，通过经济达到敌意入侵的目的，控制东道国的金融银行体系；选择收缩前也会促使资本外逃，不让东道国危机危害自身利益。此时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呈明显的负向作用。墨西哥和阿根廷就是在危机中整个金融银行体系受到外资银行的全面控制，经济发展陷入被动局面（林晶，2001）；而东南亚国家在金融风暴中由于危机程度过深，严重影响外资银行利益，并且上演了亚洲版的“特拉吉效应”，为避免惹火烧身，外资银行纷纷带着资本外逃或收缩业务，没有起到当初预想的稳定银行体系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危机深度和蔓延。
五、结论
通过上述“阶段性”方法的分析，我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随着开放阶段的深入呈现倒“U”型的变化。这是使用时间性分析无法得到的结论，也是学者们研究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有的研究开放时期的前阶段，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的研究危机前后，如哥伦比亚或墨西哥，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结论。
同时，使用宏观经济变量分析无法准确地计量或分析外资银行的微观战略选择以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外资银行在危机时期是否能稳定东道国银行体系与当时各微观主体所处的境况以及与东道国政府和母国政府政治利益博弈的结果有关，并且这种博弈是一种演化的过程，会受到母国国家利益、外资银行的实力和东道国特殊的国情影响，这使得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问题趋于复杂化。使用演化和发展的观点完善整个稳定性的研究和阶段性方法的应用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难点和突破口。
作为新兴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和监管法规不完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外资银行不会像东道国预想那样符合该国利益和最大程度促进该国金融银行业发展，尤其在危机期间对国内银行体系的考验和外资采取的渗透和逃离措施更动摇了东道国的经济基础，这些对政府来说更是必须高度警惕的。因此，我们既要认识清楚开放带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避免重蹈危机发生国家的覆辙，真正实现外资银行与国家经济战略发展的双赢。
注：
① 普华永道报告，《外资银行在中国》（Foreign Banks in China），中国北京、上海：2007年5月。
② 对于银行来说，金融资产越多的客户价值越高。外资银行最热衷于争取最能带来利润的优质客户。这种外资银行进入后抢夺高端客户的现象被称为“摘樱桃（Cherry-picking）”。
③阶段性指根据国家金融和银行业发展的阶段进行研究而不单用年份进行划分，国际研究时也以相同阶段为基点，不盲目将各国列于同一时间段内进行比较。以往研究大多采取时间性研究且一般样本期涵盖了一国发生危机的时间。
作者简介：
林可全王韵亭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键词：外资银行进入 银行体系稳定性阶段性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中图分类号： F832.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2-030-05
一、前言
东道国开放金融体系、引入外资银行是希望引入竞争后提高本国的金融业服务水平和素质，满足产业战略发展的需要，是经过谨慎的思考和权衡取舍下的选择。一方面，东道国引入外资银行的收益或潜在收益主要有：第一、通过加剧银行间的竞争可以提高国内市场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第二、促进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行业自律规范的建立和完善；第三、有利于本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本；第四、外资银行金融管理的“技术外溢”，有利于提高东道国金融和银行人才的发展。但引入外资银行并不是没有成本和代价的，引入外资主要成本或威胁有：第一、带来很高的竞争压力和成本，外资银行优厚的工资待遇会挖走本国银行的金融人才。国内银行并不一定能在竞争锻炼中成长，反而可能因此萎缩；第二、外资通常倾向于和大型跨国公司或国内大企业往来, 国内中小企业获得的融资服务可能会更少；第三、外资不一定按照本国政府意愿行事, 可能会削弱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从而威胁经济安全。本文在总结主要学者观点的基础上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提出阶段论的分析方法，以便更全面地看待新形势下银行业外资进入的发展趋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二、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现状
国际上最通用的做法是以外资银行数量与本国银行机构数量的比以及外资银行资产占本国银行机构总资产的比两大方面的指标衡量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程度，并以此考察东道国银行体系所受影响、外资银行与东道国银行的竞争以及外资对金融的纵深程度。一般比例越高，外资参与进入东道国金融银行系统的层面越大，同时也间接反映出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金融银行的控制力量越强，金融渗透范围也越广，过高的比例会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过低的比例则会影响银行业运作和发展，缺乏竞争、金融开放程度比较低同时监管水平也缺乏提高的激励。因此，适当的比例能使得外资银行的进入扬长避短，发挥其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不会威胁东道国金融银行系统。
表1显示了1996～2003年三个大洲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拉美国家：外资银行的数量比小于资产比，其开放程度很高，外资银行规模大，主要通过收购国内银行的方式进行，外资银行进入金融体系很深。其中墨西哥外资银行资产比达72.3％，数量比与资产比的差值超过40％，在墨西哥货币危机之后外资银行对其进行了疯狂渗透，控制了国民经济多个领域，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至今墨西哥政府仍未能收回寻金融业的控制。中欧国家：外资银行的数量比小于资产比，其开放程度高，前苏联加盟国转轨时期，外资银行进入多，规模大。除俄罗斯外其余国家的比例均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亚洲国家和地区：外资银行的数量比高于资产比，外资银行规模普遍小于本国银行，除香港外，东道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存在一定的管制和进入障碍，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待外资更加谨慎。不同国家根据其各自的金融发展程度会有不同的外资进入程度。
按照WTO的约定，我国金融市场已在2007年取消外资银行开展业务的地域和客户群体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进入全面入华的局面，对国内银行的条约保护和过渡期已经结束。截至2006年末，7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了分行，另有186家设立了代表处，预计2010年，在华主要的40家外资银行将有20至30家外资银行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员工人数比2006年将增长113%，由16752增至35685名①，外资银行在我国的规模和进入程度不断加大，国内银行必须全面面对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从而带来行业结构性变化和不可避免的冲击。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影响
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成本收益分析上，必须进行针对性强、可量化的动态分析，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要有：
（一）竞争效应和效率提高。不少学者都认为外资银行进人对提高竞争程度和完善竞争功能有显著作用，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通过对市场可竞争程度的影响，将对提高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发挥积极作用(Claessens与Glaessner，1998；Claessens与Klingebiel，1999；Hawkons与Mihaljek，2001等)；由于市场机制的发挥和外资的进入加剧了行业竞争，Claessens、Demirguc—Kunt与Huizinga（2001）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同时，由于之前国内垄断利润的打破，外资银行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水平。总体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和总成本，说明外资银行进人对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外资银行竞争可能对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产生冲击，从而对银行体系的稳定产生威胁（Boyd、Nicolo与Smith，2003），主要表现在：(1)外资银行以其优质完善的服务挖走了较多的具有盈利性的市场和财务状况好的客户，使得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遭受冲击（“摘樱桃”战略②）；(2)外资银行优厚待遇使得不少国内银行的人才跳槽外资银行，国内银行人才流失；(3)国内银行多年的分业经营使得其在专业化很强的业务中经验不足，其市场细分和定位也不够专业化银行清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本国银行体系是相对无效率的并且处于较差的资本状况下，则其对增大的竞争压力的反应可能是从事风险性极高的信贷活动以获得足够的利润边际，这将把银行推向倒闭的边缘。
（二）监管强化与市场细分。引入外资银行竞争可以产生强化东道国银行部门监管的效应。外资银行的高技术业务和产品促使本国监管当局提高监管队伍的质量与规模，因此无论是对本国银行还是对外资银行都可能提高监管水平。而且，在监管过程中，外资银行通常重视对会计报告等的信息揭示制度，如果东道国银行注意仿效，则信息的透明度会有所改善。但是，监管制度的是否强化与监管环境的是否完善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政府行为倾向性。而监管环境和制度的不确定性往往是外资银行预测在东道国经营、获利的重要影响因素。
普华永道在2005年和2007年对40家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遇到困难的调查发现，监管环境是影响未来变化趋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各银行关注各项法规之间的一致性、协调沟通以及法规的明确性等。目前理论界就监管制度强化对外资银行的影响进而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讨论尚未有定论，Paul Krugman（1998)认为应加强金融管制以防范危机的产生，而Barth、Caprio与Levine(2001a)对107个国家的银行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证明较多的管制会更大可能性地带来系统的银行危机和较低的银行效率，不过，他们没有专门研究微观层面的银行监管与银行效率和稳定性的关系使得该结论仍具有争议。不管争论如何但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取决于东道国监管制度的一致性和执行的公平性；监管歧视也是影响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经营的主要因素之一。
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金融市场细分有利于专业化银行的分工细化和市场细分，加大外资银行的进入深度，促进全行业效率的提高；但专业化带来金融工具、手段的过于单一和过于依赖某些收入，削弱了银行规避风险的能力，造成银行业不稳定性提高。目前对于稳定性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竞争效应对稳定性的影响，关于市场细分和专业化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文献暂时比较缺乏。
不管是东道国银行还是外资银行都要权衡专业化（分业经营）、市场细分和本企业分散投资、多元化收入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规避风险、稳定客源和增加收入。
（三）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外资银行是否能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作出贡献，关键之一在于其进入是增加了还是降低银行体系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虽然其进入提高了效率加大了竞争，但如果通过渗透、控制国内银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时便危害了国家银行体系的稳定，这种竞争和效率效应是不可取的。学者们对此形成两派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外资进入危害稳定性：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7）运用53个国家1980～1995年数据研究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之间的经验关系，得到金融自由化增加了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的结论。但该项研究没有分析外资银行参与和市场集中程度与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关系；Barajas、Steiner与Salazar（2000）比较了金融放开后在哥伦比亚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之间的业绩后发现, 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竞争, 使国内银行贷款质量下降, 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另一派则认为外资进入促进稳定性，并提出了不少的证据：Levine（1999）在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1997)对银行体系危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模型对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Peek 和Rosengren( 2000) 指出，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可能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益处，这是因为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东道国提供避风港以减少资本外逃；在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继续贷款，并且对出问题的银行补充资本。叶欣、冯宗宪（2004）通过运用Logist经济计量模型对50个国家(其中包括30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外资银行进入数量的增加将显著减少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的结论。
上述两派虽各有道理并有相应的实证证据，但尚未能有统一的认识。本文认为这类研究文献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局限：第一、上述研究没有区别系统性危机和非系统性危机作用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不同影响程度，之后陆续有区分研究的文献，不过尚无比较好的可量化方式；第二、虽然研究样本大多选取发生银行或金融危机的区域和时间段，具有代表性，但是会因为危机的众多不确定性以及计量的偏离产生结论的误差；第三、不少研究的模型都选取Logist模型，而模型本身的局限会使得结论分歧较大，并且这类模型大多证明能稳定体系这个结论；第四、外资银行在平时或危机时是否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取决于银行在该国的经济战略和母国利益，宏观的经验证据无法解释各国独特的国情和外资银行的具体微观战略。所以学者们选取不同的国家样本，由于各外资银行采取的策略不同导致即使是同一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也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四）信贷与存款的稳定性。稳定的信贷能保证客户、企业以及整个银行业的信誉，增强危机期间对银行体系的抗风险信心；稳定的存款能够防止恶性事件对存款来源以及转移对银行法人的冲击，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在这点上学界的观点是比较统一的。在稳定性方面，学者们多认为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会使得信贷组合比较单一、存款质量相对较低，同时银行部门的脆弱性上升（Barth、Caprio与Levine，2001b），只有能迫使准确信息披露和增强私人部门竭尽全力的管制才是最能促进银行效率和稳定的；在竞争性方面，学者们则认为因银行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存款市场的竞争也许会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但主要是错误的政策导致了银行竞争与稳定的协调问题（Matutes与Vives,2000；Cordella与Yeyati，2002），他们同时指出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与监管措施来规避风险，以防范竞争造成的银行危机。
但上述研究大多基于宏观层面研究，缺乏对外资银行在各国的微观战略、危机期间采取的措施的研究，导致理论结论和现实危机有较大的差距。东道国发生危机后外资银行大规模退出和进一步渗透的现象都有存在，针对本地银行的部分恶性事件时常发生。
表3列出了部分国家危机前后外资银行的信贷和存款浮动，在拉美和东中欧，危机期间存款的上升并没有稳定危机时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反而进一步渗透，并且从该国银行中掠夺了大部分的存款来源，加剧了危机的程度，从表中还可以看出信贷的升降并不以保证东道国银行稳定为基础，而是以外资银行面对危机采取的战略是渗透还是收缩而定，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对危机时的悲观预期。
（五）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的收缩业务与敌意收购的倾向性（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在东道国危机时，外资银行采取收缩或者渗透政策，能否帮助东道国稳定银行体系降低风险，企业微观战略利益和母国国家利益往往高于经济和市场因素，并在各国呈现不同的特征，也就出现了部分学者的国别研究与多样本国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与现实不一致：同是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巴西政府能平稳渡过危机后继续发展，但墨西哥的金融银行业却几乎被外资控制。张蓉（2006）通过比较新兴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外资银行数量、源属国、经营管理水平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指出拉美国家外资银行未能发挥效应的一些政治经济因素以及未能发挥正面效应的原因——一国引入外资银行必须考虑国家金融初始条件和经济安全。
四、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及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阶段性影响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道国危机时，外资银行采取的战略是渗透还是收缩是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促发危机的程度又和各国的金融银行发展程度相关；而在非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主要集中在竞争的引入、效率的优化、人员服务、金融创新上，因此，本文以为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宏观层面或微观层面，也不能使用单一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应采取阶段性研究而非时间性研究③，并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初期开放
在东道国金融体系比较弱或刚开放时，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会对垄断、低效率的本国银行业注入一针强心剂，其金融“技术外溢”发挥着明显的正外部性，东道国广阔的市场和潜在利润也是外资不断进入的目的，此阶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同时，外资银行尚未能站稳脚跟，其微观战略一般会顺应东道国的需要以求得到在该国发展的机会。我国现在就处于初期开放阶段，所以学者们基于我国现阶段外资银行的研究、普华永道2005年和2007年的调查都能得到积极正面的结论。
第二阶段：成熟和完全开放
由于东道国银行受到竞争效应的影响，逐渐与国际接轨，增强竞争力和提高效率；同时，东道国政府信息披露不断完善，积累了一定的监管经验，宏观政策促使开放进一步深入至完全开放。外资银行和本国银行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此时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外资银行与东道国银行同台竞争，相互促进并进一步瓜分或细分市场，外资银行逐步掌握或涉及一些东道国银行无法涉及或处于相对劣势的领域，并拥有对东道国金融银行业某些领域的决定权。Claessens 与Glaessner（1998）、Claessens与Klingebiel（1999）、Hawkons与Mihaljek（2001）、Claessens、Demirguc—Kunt与Huizinga（2001）以及叶欣、冯宗宪（2004）和张荔、张蓉（2006）研究得到正向效应结论的发展中国家样本绝大多数都是处于初期开放阶段或成熟和完全开放。
第三阶段：渗透与收缩
当东道国市场份额趋于饱和，本国银行与外资银行水平接近，利润进一步压缩，此时外资银行要么进一步渗透蚕食国内银行份额保持其经营和利润，进一步控制东道国业已占领的领域；要么收缩业务选择新的东道国，退出在某一东道国的竞争或保持现有规模和水平。此阶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由于蚕食与收缩、进与退并存，体现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稳定性有所下降。东中欧国家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拉美部分国家现在处于这个阶段，由于过渡的开放及政府监管力度所限，本国银行业已被进一步蚕食，不少本国银行都退出竞争领域或被兼并，国家金融稳定性不断下降。Barajas、Steiner与Salazar（2000）研究的哥伦比亚正是处于该阶段，因此得到外资银行使得国内银行贷款质量下降, 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结论也是情理之中。
第四阶段：危机时期与敌意入侵
此阶段是在第三阶段积累到矛盾不可调和或遇上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外资银行出于其经济利益和母国政治利益，战略上会倾向于选择利用东道国无暇顾及的空隙采取系列恶意事件打压东道国银行或进一步渗透，通过经济达到敌意入侵的目的，控制东道国的金融银行体系；选择收缩前也会促使资本外逃，不让东道国危机危害自身利益。此时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呈明显的负向作用。墨西哥和阿根廷就是在危机中整个金融银行体系受到外资银行的全面控制，经济发展陷入被动局面（林晶，2001）；而东南亚国家在金融风暴中由于危机程度过深，严重影响外资银行利益，并且上演了亚洲版的“特拉吉效应”，为避免惹火烧身，外资银行纷纷带着资本外逃或收缩业务，没有起到当初预想的稳定银行体系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危机深度和蔓延。
五、结论
通过上述“阶段性”方法的分析，我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随着开放阶段的深入呈现倒“U”型的变化。这是使用时间性分析无法得到的结论，也是学者们研究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有的研究开放时期的前阶段，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的研究危机前后，如哥伦比亚或墨西哥，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结论。
同时，使用宏观经济变量分析无法准确地计量或分析外资银行的微观战略选择以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外资银行在危机时期是否能稳定东道国银行体系与当时各微观主体所处的境况以及与东道国政府和母国政府政治利益博弈的结果有关，并且这种博弈是一种演化的过程，会受到母国国家利益、外资银行的实力和东道国特殊的国情影响，这使得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问题趋于复杂化。使用演化和发展的观点完善整个稳定性的研究和阶段性方法的应用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难点和突破口。
作为新兴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和监管法规不完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外资银行不会像东道国预想那样符合该国利益和最大程度促进该国金融银行业发展，尤其在危机期间对国内银行体系的考验和外资采取的渗透和逃离措施更动摇了东道国的经济基础，这些对政府来说更是必须高度警惕的。因此，我们既要认识清楚开放带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避免重蹈危机发生国家的覆辙，真正实现外资银行与国家经济战略发展的双赢。
注：
① 普华永道报告，《外资银行在中国》（Foreign Banks in China），中国北京、上海：2007年5月。
② 对于银行来说，金融资产越多的客户价值越高。外资银行最热衷于争取最能带来利润的优质客户。这种外资银行进入后抢夺高端客户的现象被称为“摘樱桃（Cherry-picking）”。
③阶段性指根据国家金融和银行业发展的阶段进行研究而不单用年份进行划分，国际研究时也以相同阶段为基点，不盲目将各国列于同一时间段内进行比较。以往研究大多采取时间性研究且一般样本期涵盖了一国发生危机的时间。
作者简介：
林可全王韵亭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