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京东发布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京东Non-GAAP净利润达33亿元，实现连续13个季度的盈利，GAAP净利润高达73亿元，各项盈利表现均创下了自2014年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净服务收入高于市场预期，同比增长44%，达124亿元。此外，截至2019年3月31日，京东共有超过17.9万名正式员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约1.6万人。
　　从财报表现看，京东的市场表现并没有受“明尼苏达事件”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京东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酒文化和家文化是京东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环境下成长企业的特点，但是现代公司治理要求边界的厘清和严谨的治理结构。作为上市公司，京东有义务对资本市场负责。
　　过去作为创业公司，刘强东的股权和投票权十分集中，但是上市后，其实应该进行一些优化。美股市场上，第一大股东持有30%以上股权的也就两成多。然而作为美国上市公司，我们可以看到京东的董事会成员构成，除了刘强东、刘炽平为执行董事，Tung Jung Hsieh、Ming Huang是独立董事，Ding Bo Xu也是董事会成员，且和两位独董都来自于高校。京东的章程规定，刘强东不在场的情况下，董事会不得举行正式会议。同时，刘强东仍然在短时间内作为京东的代言人出现。
　　高度集权将创始人与公司深度捆绑，使得公司面临的风险增大。刘强东在“明尼苏达事件”中的行为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这样的现象，在美国是可能会引起巨大的问题的。比如惠普的马克赫德曾为惠普立下汗马功劳，而今却因涉嫌性骚扰于上周五提出辞职。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莱斯利？罗伊？穆恩维斯也曾因同样原因辞职。正是因为美国健全、强有力的公司治理机制，机构投资者具有很大的话语权，才使得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和上市公司负责人处于一个高度压力的状态下，他们的行为得到有力的约束。

　　京东的崛起主要是刘强东的艰苦奋斗，这也造成了京东的一人独大的格局，而BAT的创业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创业团队。其实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应该尽早就形成一个权力层级合理、治理文化和谐的高管团队。但是京东却在职业经理人和本土派的争斗中漂移不定，“明尼苏达事件”的发生就是一個重要的警钟。
　　此外，“明尼苏达事件”涉及的指证显示，刘强东的很多行为和公司混淆不清，各类报销都由公司支付，其中包括很多个人开支。一旦被认定，最终可能将引发公司的连带责任，这其实反映了公司治理的缺陷。
　　刘强东出身苏北农村，乡土文化给刘强东留下了深远的痕迹，这使得发达后衣锦还乡的意识深入骨髓。但BAT的创始人都没有类似的举动，这和BAT创始人的家庭背景以及成长经历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这也反映出了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另一面，那就是缺乏边界意识，个人的行为缺乏边界，企业和个人缺乏边界，而这一点，在边界意识和法律意识严格的美国爆发了问题。文化背景和文化意识的不同，是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同的重要因素，也决定了刘强东的行为逻辑，并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决定了京东的行为逻辑。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京东都需要改善公司治理质量，将创始人大股东和公众公司进行一定的分离，培养职业经理人队伍，这将是京东未来所应该做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