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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的提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加了新的内涵，也赋予国际传播工作新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凸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国际传播应当有所作为。本文认为，国际传播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中有四条可行进路：第一，促进卫生健康媒介议程常态化;第二，促进卫生健康报道专业化;第三，结合全球发展不平衡和数字鸿沟的现实，提供媒介智力支持，跨越卫生健康不平等;第四，丰富“健康传播”内涵及相关研究。
【关 键 词】 国际传播;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3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就法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首次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① 4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时再次提出，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②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念和相关的中国倡议、中国行动。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④对当前与疫情报道相关的国际传播工作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就宏观而言，这一理念是基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中国的抗疫实践，深刻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提出的。尽管全球重大传染性疾病和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医学问题，但其核心实为社会问题、治理问题和安全问题。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要聚焦于卫生和健康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到它们与其他重大挑战、议题和议程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后呈现出的复杂性，并做好应对这种复杂性的充分准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国际传播做好相关工作的认识论。
就中观而言，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来看，传染病病例的指数级增长与病毒的全球传播特征意味着，与其相关的媒介实践和信息传播同时具备广义空间概念上的本地性和全球性、广义时间概念上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与信息通信技术高度发达时代的国际传播特征是高度吻合的。同时，中国国际传播本身就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与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这意味着相应的国际传播方法论需要创新，并在国际传播系统的运行中得到落实。
就微观而言，媒体和信息传播在有效应对传染病暴发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指导原则中专门强调了媒体对于快速、准确传播疫情信息以及使用多种传播渠道使疫情信息达到尽可能多受众的重要性。①这些都是从专业机构的经验与需求做出的判断，对具体事件中的相关媒体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可以发现，国际传播实践仅从具体事件出发、聚焦于“应对”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认为，国际传播需要在微观、中观与宏观的有机联系以及事件本体与语境演化的关系中探索新的实践方向，据此有四条可行进路。
一、卫生健康议程常态化
长期以来，与卫生健康相关的内容在国际传播实践中都被当作一种专业化和突发性的内容来处理，尚未实现常态化。因此，在以新闻和信息传播为主要特点的国际传播中，它所占的篇幅较少，一般都伴随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而出现。
通过对具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观察可发现，它们获得的媒体关注程度不一定与其传染烈度或病毒毒性成正比。2015～2016年寨卡病毒（Zika virus）暴发与巴西里约奥运会有时间重合，媒体报道力度强，围绕其展开的报道形式也较多样，包括持续性的新闻动态报道、记者实地报道、新闻综述、新闻专题乃至时事纪录片等。对寨卡病毒报道的持续时间也较长，媒体在整个里约奥运会期间都对寨卡病毒持续关注。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Ebola）、禽流感（H7N9）等事件获得中国媒体报道的力度明显不如寨卡病毒，若从传染烈度和病毒毒性来看，这三者都远超寨卡病毒。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病毒传播在空间上并未对中国造成重大冲击，如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埃博拉;二是事件在早期就得到了较好控制，未产生较大的传染性和外溢效应，如禽流感。
结合上述观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卫生健康议程在国际传播的媒介议程中更多呈现为一种“依附性”存在，其背后的思路偏向于线性新闻逻辑，即卫生健康内容与事件需要某种强烈的“新闻性”支撑方可全面展开，而这种新闻性对具体事件的判断标准则是不清晰的。因此，卫生健康的国际传播媒介呈现是片段式的，其内容则是新闻性和动态性大于卫生健康的专业性和持续性，且缺乏明确的价值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际传播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体现了卫生健康议题报道的质量提升和议程强化。在新闻动态报道中，不少国际传播媒体投入了大量的一线资源，而且设计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到个人的多种报道角度，联系组织了国内、国外大量的卫生健康专业人士针对疫情具体变化进行新闻性访谈，并在其中注重把握新闻性和具体话题专业性的平衡。针对全球整体疫情蔓延和公共卫生问题，部分媒体还主动设置议题，搭建对话交流平台，为专业人士和全球公众的沟通提供渠道。同时，媒介输出也将传统媒介形态的线性特征与网络传播的非线性特征结合起来。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还在持续。根据全球疫情的形势及其对中国抗疫造成的压力，这一媒介议程在短时间内不会弱化。对于国际传播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补足短板的机遇，可以进一步根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进行相应的理论与思维更新，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据此，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中的国际传播方法论的内涵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媒介传播能动性的实践，是以媒介为主体而产生的;第二，国际传播总体议程中的卫生健康议程的常态化，不是生硬、强加的，而是必要性和国际传播客观规律的有机结合;第三，常态化的卫生健康议程既要关注具体的专业问题，也要体现广泛和深切的价值关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卫生健康议程的价值来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 二、卫生健康报道专业化
在日常实践中，常态化的卫生健康媒介议程需要以国际传播总体议程与人员专业化为支撑。
针对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媒体报道，已有学者指出了其中的諸多问题，如个人隐私泄露;内容存在不准确、不科学或刻意夸大的情况;内容可读性较差，晦涩难懂;个别内容在传播前未做好风险评估工作;部分公众可及性较差等。①虽然这些问题不一定是针对国际传播的内容而提出，但对国际传播的实践提升有很好的警醒作用。如前文分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卫生健康议程长期缺失导致相关议题报道的专业度不高，对此，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第一，议程专业化。要把卫生健康议程的必要性与国际传播客观规律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卫生健康议程的存在与其他常设议程、热点议题和突发事件应建立合理的逻辑联系，并在总体上成为国际传播议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安全这类国际传播中的常态化热点问题都与卫生健康议题息息相关。实践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在于实现基于合理逻辑关联的议程协同效应，同时又在议程整体性的基础上凸显卫生健康议程的特色。
第二，形式专业化。议程最终需要在媒介输出中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传染病或公共卫生问题看似有突发性，但从长期视角来看，它们的发生其实具有持续性。因此，新闻议程可以对此进行长期关注并强化形式配合，比如用新闻综述、深入报道、调查性报道、时事纪录片、访谈等多种形式来强化其媒介呈现的深度、广度。此外，在科技乃至文化类节目中也可以适当增加卫生健康相关内容。在数字媒介输出端也要有常态化的板块和内容设置。形式专业化的实现，一方面在于议程向输出的合理转化，另一方面在于人员的专业化。
第三，人员专业化。形式具备后，内容就是支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核心。卫生健康相关议题具备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性要求。因此，有必要提高相关媒体从业人员的卫生健康素养。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成为卫生健康的专才，而是对基础知识的强化，使其具备基本的事实判断力和内容理解力，从而形成卫生健康的可持续媒介生产力。同时，可以设立专门的卫生健康编辑或专职记者作为相关内容生产的主要带头人。
三、提供媒介智力支持，跨越卫生健康的不平等
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①的统计数据，当今世界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科技水平已处于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但随之而来不是人类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相反，不平等问题也达到了历史高位。
贫富不均问题造成的直接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卫生健康的不平等。有研究发现，从1966年到2015年，全球卫生健康不平等不仅在加剧，而且已经到了指数增长的程度。②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在不少欠发达国家日益恶化的公共卫生水平，更直接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存权。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为62岁，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则达到了81岁。每天都有16000名儿童在5岁前死去，死因包括肺炎、疟疾、腹泻等。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早亡率比世界其他地方高14倍。全世界最贫穷的20%家庭的孩子早亡率比最富有的20%家庭的孩子高2倍。95%的肺结核病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穷人病”。③
医疗资源的分配也高度不平等。仅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人们才发现，中非共和国的500万人口仅有3台呼吸机，布基纳法索的1900万人口仅有11台，而塞拉利昂的750万人口仅有18台。④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加剧也是全球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数字鸿沟定义为拥有互联网（Internet）接入并可以使用万维网（World Wide Web）提供新型服务的人群与无法获得此类服务人群间的差异。⑤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有约41亿人使用互联网，占全球人口的53.6%。从2005年开始，互联网使用人数持续增长，如图1所示。⑥
由图1可见，互联网使用率从2005年起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但对互联网使用者的地区分布和其所在国家/地区的发展程度做进一步观察则会发现，个人互联网使用存在突出的不平衡分布，如图2所示。①
由图2可知，发达国家中互联网使用人数占其人口总数的86.6%，意味着其绝大多数人可以上网。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使用人数尚未达到其总人口的半数：而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中只有不到20%的人口可以上网。地域统计也与这一结果高度吻合，82.5%的欧洲人口可以上网，而非洲这一比例只有28.2%。
结合医疗资源的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的状况可以发现，两者在地域分布上高度重合。越是欠发达的地区，民众的医疗水平就越差，人均寿命就越短，其所掌握的信息通信方式也越落后。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也明确提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帮助他们筑牢防线是国际抗疫斗争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物资、技术、人力支持。”这对卫生健康议程的国际传播形成了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中国的国际传播在顾及全球整体传播议程和卫生健康热点的同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健康水平相对落后的事实，在传播议程和内容中对发展中国家有所侧重，增加更有针对性的内容，并为改善发展中国家整体落后的卫生健康条件贡献负责任的媒介与传播力量。基于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转型进程中既是贡献者又是接受者这一双重身份，中国可以选择“共命运”“共分享”“共协商”的卫生治理理念;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卫生权益的代表者，进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①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应把握这一国家定位，注重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共命运”的理念中。
第二，国际传播效果提升的关键在于精准施策。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全球数字鸿沟造成的传播渠道不平衡状态。虽然当前全媒体改革和网络内容生产是中国国际传播的重点发力方向之一，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受众并没有互联网接入，很多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也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在线用户。全媒体发展中新兴媒介和传统媒介不是快速迭代的关系，而是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共存。传统的广播、电视和报纸对许多欠发达地区而言，依然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国际传播在不同媒介形态和传播渠道的投入需要一个在目标地区和整体规划间有效衔接的协同机制。 第三，倡导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为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媒介智力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有17个具体方面，其中包括“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②，以及“減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并特别指出卫生和教育服务以及其他生产性资产的分配差异巨大。③ 世界卫生组织则提出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促进卫生健康发展的“eHealth”（电子健康）计划。①但专业人士认为，在不平等和数字鸿沟加剧的情况下要实现以上目标，困难重重。②由此，更加凸显了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性。
四、提升“健康传播”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国际传播业务实践的变化与相关传播研究紧密相关。从传播研究来看，新实践进路的提出产生了一个直接问题：在服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这一目标主导下进行的卫生健康传播，可否算是一种“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这一概念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初衷是探讨如何使用多种传播/沟通方法使大众获得卫生健康信息。③国际传播学会（ICA）于1975年正式采纳了这一概念。总的来说，健康传播的核心是卫生健康（health），其主要目标是寻找并提供提升社会整体卫生健康水平的有效传播战略，相关研究则围绕有效信息的生产及其在各类媒介中的传播和卫生健康领域中的人际关系展开。④健康传播的社会实践源于社会发展对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的需求，但其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是因“营销”在该领域的广泛应用。⑤
有中国学者认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⑥有的研究则将健康传播归入科学传播的范畴，但也有学者强调传媒之健康信息的倾向性，也就是“宣传功能”。⑦再综观美国学者的近期研究，仍旧以传播学及心理学中的劝服理论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的美国健康传播学更多地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而存在。①现有“健康传播”概念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局限。
第一，从其发端来说，它是大众传播经验主义范式的产物，有着突出的“由点到面”“由机构到受众”的特征，缺乏对信息、媒介生产和受众之间的反馈分析，这一理论建构的先天不足在整体的传播范式演进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第二，对现有“健康传播”概念而言，媒介和媒体机构更多作为渠道和工具，其能动性未有较好呈现。
第三，传播研究往往是某种特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由美国历史和现实提炼出的一些健康传播概念的构成要件，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
第四，由于传播学边缘学科的特点，健康传播存在缺乏统一内涵和外延模糊的问题，这也间接造成了健康传播和“卫生健康”这一具备重大全球意义的命题没有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而是被大量的专业主义话题所牵绊，因此在此次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大量的健康传播研究结论无法展现其现实解释力。
“健康传播”面临着内涵庞杂和边界模糊的问题。其研究可以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医学、卫生保健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出发。②从不少已有的健康传播研究和案例来看，其关注的多是狭义的健康，比如身体的健康、群体的健康、健康政策或与健康相关的人际传播。如其名所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整体性、宏观性和系统性，具体的领域和案例可以包含其中，但其整体肯定不是由繁杂的细节堆砌而成。相反，方法和实践的改进是基于这一宏观概念生成的方法论指导之下的。
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③从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定义延伸，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关切应是广义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健康。再进一步结合国际传播本身的特征和公共卫生问题的“政策交汇点”特征，媒介议程中需要纳入的还有生物安全、不平等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乃至国际传播/沟通健康程度的衡量与校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中的国际传播应是对原有健康传播概念内涵的提升。
结语
重大传染性疾病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共同敌人。自公元前3180年古埃及记录了第一次传染病起，①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演化都与传染病紧密关联。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将“疫”解释为“民皆疾也”。《史记》中最早记载了公元前243年（秦王嬴政四年）的“天下疫”;由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查证的重大疫情超过500次。②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有记录可查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人的传染病大流行至少有18次，传染病暴发总数几乎无法准确统计。
传染病的阴影伴随了整个人类历史，与信息、技术、传播等诸多其他因素一同构成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和外界认知及行为习惯。如麦克卢汉所言，以电视出现为标志，人类从欧几里得空间进入了爱因斯坦空间，时空被技术高度压缩，信息的传播速度有了几何级数式的增强。对突发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信息的高速流动有助于人们获得权威与专业的知识来应对危机;另一方面，它也导致恐惧、假新闻和恶意信息的“病毒式”传播，对危机应对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乃至国际冲突。
从传播的视角来看，当前疫情中信息传播的“双刃剑”效应已有显著的呈现。由此也给予国际传播工作重要启示：反应式的快速应对固然重要，但正如中医整体论思想极为重视的“治未病”一样，在日常国际传播实践中把卫生健康议题常态化和相关报道专业化才是真正的“固本”之策。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把日常的卫生健康传播与突发事件中的传播应对结合起来。
同时，针对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此次疫情暴露出部分国家的“冷战”思维、单边主义、种族主义，中国国际传播更应支持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强调其重要性，聚合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卫生健康治理体系改革的全球智慧。
（责任编辑：张冬梅）
【关 键 词】 国际传播;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3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就法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首次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① 4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印尼总统佐科通电话时再次提出，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②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念和相关的中国倡议、中国行动。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④对当前与疫情报道相关的国际传播工作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就宏观而言，这一理念是基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中国的抗疫实践，深刻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提出的。尽管全球重大传染性疾病和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医学问题，但其核心实为社会问题、治理问题和安全问题。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要聚焦于卫生和健康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到它们与其他重大挑战、议题和议程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后呈现出的复杂性，并做好应对这种复杂性的充分准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国际传播做好相关工作的认识论。
就中观而言，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来看，传染病病例的指数级增长与病毒的全球传播特征意味着，与其相关的媒介实践和信息传播同时具备广义空间概念上的本地性和全球性、广义时间概念上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与信息通信技术高度发达时代的国际传播特征是高度吻合的。同时，中国国际传播本身就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与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这意味着相应的国际传播方法论需要创新，并在国际传播系统的运行中得到落实。
就微观而言，媒体和信息传播在有效应对传染病暴发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指导原则中专门强调了媒体对于快速、准确传播疫情信息以及使用多种传播渠道使疫情信息达到尽可能多受众的重要性。①这些都是从专业机构的经验与需求做出的判断，对具体事件中的相关媒体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可以发现，国际传播实践仅从具体事件出发、聚焦于“应对”是远远不够的。
本文认为，国际传播需要在微观、中观与宏观的有机联系以及事件本体与语境演化的关系中探索新的实践方向，据此有四条可行进路。
一、卫生健康议程常态化
长期以来，与卫生健康相关的内容在国际传播实践中都被当作一种专业化和突发性的内容来处理，尚未实现常态化。因此，在以新闻和信息传播为主要特点的国际传播中，它所占的篇幅较少，一般都伴随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而出现。
通过对具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观察可发现，它们获得的媒体关注程度不一定与其传染烈度或病毒毒性成正比。2015～2016年寨卡病毒（Zika virus）暴发与巴西里约奥运会有时间重合，媒体报道力度强，围绕其展开的报道形式也较多样，包括持续性的新闻动态报道、记者实地报道、新闻综述、新闻专题乃至时事纪录片等。对寨卡病毒报道的持续时间也较长，媒体在整个里约奥运会期间都对寨卡病毒持续关注。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Ebola）、禽流感（H7N9）等事件获得中国媒体报道的力度明显不如寨卡病毒，若从传染烈度和病毒毒性来看，这三者都远超寨卡病毒。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病毒传播在空间上并未对中国造成重大冲击，如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埃博拉;二是事件在早期就得到了较好控制，未产生较大的传染性和外溢效应，如禽流感。
结合上述观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卫生健康议程在国际传播的媒介议程中更多呈现为一种“依附性”存在，其背后的思路偏向于线性新闻逻辑，即卫生健康内容与事件需要某种强烈的“新闻性”支撑方可全面展开，而这种新闻性对具体事件的判断标准则是不清晰的。因此，卫生健康的国际传播媒介呈现是片段式的，其内容则是新闻性和动态性大于卫生健康的专业性和持续性，且缺乏明确的价值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际传播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体现了卫生健康议题报道的质量提升和议程强化。在新闻动态报道中，不少国际传播媒体投入了大量的一线资源，而且设计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到个人的多种报道角度，联系组织了国内、国外大量的卫生健康专业人士针对疫情具体变化进行新闻性访谈，并在其中注重把握新闻性和具体话题专业性的平衡。针对全球整体疫情蔓延和公共卫生问题，部分媒体还主动设置议题，搭建对话交流平台，为专业人士和全球公众的沟通提供渠道。同时，媒介输出也将传统媒介形态的线性特征与网络传播的非线性特征结合起来。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还在持续。根据全球疫情的形势及其对中国抗疫造成的压力，这一媒介议程在短时间内不会弱化。对于国际传播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补足短板的机遇，可以进一步根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进行相应的理论与思维更新，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据此，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中的国际传播方法论的内涵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媒介传播能动性的实践，是以媒介为主体而产生的;第二，国际传播总体议程中的卫生健康议程的常态化，不是生硬、强加的，而是必要性和国际传播客观规律的有机结合;第三，常态化的卫生健康议程既要关注具体的专业问题，也要体现广泛和深切的价值关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卫生健康议程的价值来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 二、卫生健康报道专业化
在日常实践中，常态化的卫生健康媒介议程需要以国际传播总体议程与人员专业化为支撑。
针对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媒体报道，已有学者指出了其中的諸多问题，如个人隐私泄露;内容存在不准确、不科学或刻意夸大的情况;内容可读性较差，晦涩难懂;个别内容在传播前未做好风险评估工作;部分公众可及性较差等。①虽然这些问题不一定是针对国际传播的内容而提出，但对国际传播的实践提升有很好的警醒作用。如前文分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卫生健康议程长期缺失导致相关议题报道的专业度不高，对此，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第一，议程专业化。要把卫生健康议程的必要性与国际传播客观规律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卫生健康议程的存在与其他常设议程、热点议题和突发事件应建立合理的逻辑联系，并在总体上成为国际传播议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安全这类国际传播中的常态化热点问题都与卫生健康议题息息相关。实践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在于实现基于合理逻辑关联的议程协同效应，同时又在议程整体性的基础上凸显卫生健康议程的特色。
第二，形式专业化。议程最终需要在媒介输出中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传染病或公共卫生问题看似有突发性，但从长期视角来看，它们的发生其实具有持续性。因此，新闻议程可以对此进行长期关注并强化形式配合，比如用新闻综述、深入报道、调查性报道、时事纪录片、访谈等多种形式来强化其媒介呈现的深度、广度。此外，在科技乃至文化类节目中也可以适当增加卫生健康相关内容。在数字媒介输出端也要有常态化的板块和内容设置。形式专业化的实现，一方面在于议程向输出的合理转化，另一方面在于人员的专业化。
第三，人员专业化。形式具备后，内容就是支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核心。卫生健康相关议题具备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性要求。因此，有必要提高相关媒体从业人员的卫生健康素养。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成为卫生健康的专才，而是对基础知识的强化，使其具备基本的事实判断力和内容理解力，从而形成卫生健康的可持续媒介生产力。同时，可以设立专门的卫生健康编辑或专职记者作为相关内容生产的主要带头人。
三、提供媒介智力支持，跨越卫生健康的不平等
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①的统计数据，当今世界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科技水平已处于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但随之而来不是人类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相反，不平等问题也达到了历史高位。
贫富不均问题造成的直接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卫生健康的不平等。有研究发现，从1966年到2015年，全球卫生健康不平等不仅在加剧，而且已经到了指数增长的程度。②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在不少欠发达国家日益恶化的公共卫生水平，更直接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存权。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为62岁，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则达到了81岁。每天都有16000名儿童在5岁前死去，死因包括肺炎、疟疾、腹泻等。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早亡率比世界其他地方高14倍。全世界最贫穷的20%家庭的孩子早亡率比最富有的20%家庭的孩子高2倍。95%的肺结核病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穷人病”。③
医疗资源的分配也高度不平等。仅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人们才发现，中非共和国的500万人口仅有3台呼吸机，布基纳法索的1900万人口仅有11台，而塞拉利昂的750万人口仅有18台。④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加剧也是全球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数字鸿沟定义为拥有互联网（Internet）接入并可以使用万维网（World Wide Web）提供新型服务的人群与无法获得此类服务人群间的差异。⑤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有约41亿人使用互联网，占全球人口的53.6%。从2005年开始，互联网使用人数持续增长，如图1所示。⑥
由图1可见，互联网使用率从2005年起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但对互联网使用者的地区分布和其所在国家/地区的发展程度做进一步观察则会发现，个人互联网使用存在突出的不平衡分布，如图2所示。①
由图2可知，发达国家中互联网使用人数占其人口总数的86.6%，意味着其绝大多数人可以上网。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使用人数尚未达到其总人口的半数：而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中只有不到20%的人口可以上网。地域统计也与这一结果高度吻合，82.5%的欧洲人口可以上网，而非洲这一比例只有28.2%。
结合医疗资源的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的状况可以发现，两者在地域分布上高度重合。越是欠发达的地区，民众的医疗水平就越差，人均寿命就越短，其所掌握的信息通信方式也越落后。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也明确提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帮助他们筑牢防线是国际抗疫斗争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物资、技术、人力支持。”这对卫生健康议程的国际传播形成了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中国的国际传播在顾及全球整体传播议程和卫生健康热点的同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健康水平相对落后的事实，在传播议程和内容中对发展中国家有所侧重，增加更有针对性的内容，并为改善发展中国家整体落后的卫生健康条件贡献负责任的媒介与传播力量。基于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转型进程中既是贡献者又是接受者这一双重身份，中国可以选择“共命运”“共分享”“共协商”的卫生治理理念;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卫生权益的代表者，进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①中国的国际传播媒体应把握这一国家定位，注重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共命运”的理念中。
第二，国际传播效果提升的关键在于精准施策。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全球数字鸿沟造成的传播渠道不平衡状态。虽然当前全媒体改革和网络内容生产是中国国际传播的重点发力方向之一，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受众并没有互联网接入，很多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也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在线用户。全媒体发展中新兴媒介和传统媒介不是快速迭代的关系，而是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共存。传统的广播、电视和报纸对许多欠发达地区而言，依然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国际传播在不同媒介形态和传播渠道的投入需要一个在目标地区和整体规划间有效衔接的协同机制。 第三，倡导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为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媒介智力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有17个具体方面，其中包括“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②，以及“減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并特别指出卫生和教育服务以及其他生产性资产的分配差异巨大。③ 世界卫生组织则提出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促进卫生健康发展的“eHealth”（电子健康）计划。①但专业人士认为，在不平等和数字鸿沟加剧的情况下要实现以上目标，困难重重。②由此，更加凸显了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性。
四、提升“健康传播”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国际传播业务实践的变化与相关传播研究紧密相关。从传播研究来看，新实践进路的提出产生了一个直接问题：在服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这一目标主导下进行的卫生健康传播，可否算是一种“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这一概念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初衷是探讨如何使用多种传播/沟通方法使大众获得卫生健康信息。③国际传播学会（ICA）于1975年正式采纳了这一概念。总的来说，健康传播的核心是卫生健康（health），其主要目标是寻找并提供提升社会整体卫生健康水平的有效传播战略，相关研究则围绕有效信息的生产及其在各类媒介中的传播和卫生健康领域中的人际关系展开。④健康传播的社会实践源于社会发展对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的需求，但其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是因“营销”在该领域的广泛应用。⑤
有中国学者认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⑥有的研究则将健康传播归入科学传播的范畴，但也有学者强调传媒之健康信息的倾向性，也就是“宣传功能”。⑦再综观美国学者的近期研究，仍旧以传播学及心理学中的劝服理论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的美国健康传播学更多地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而存在。①现有“健康传播”概念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局限。
第一，从其发端来说，它是大众传播经验主义范式的产物，有着突出的“由点到面”“由机构到受众”的特征，缺乏对信息、媒介生产和受众之间的反馈分析，这一理论建构的先天不足在整体的传播范式演进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第二，对现有“健康传播”概念而言，媒介和媒体机构更多作为渠道和工具，其能动性未有较好呈现。
第三，传播研究往往是某种特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由美国历史和现实提炼出的一些健康传播概念的构成要件，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
第四，由于传播学边缘学科的特点，健康传播存在缺乏统一内涵和外延模糊的问题，这也间接造成了健康传播和“卫生健康”这一具备重大全球意义的命题没有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而是被大量的专业主义话题所牵绊，因此在此次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大量的健康传播研究结论无法展现其现实解释力。
“健康传播”面临着内涵庞杂和边界模糊的问题。其研究可以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医学、卫生保健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出发。②从不少已有的健康传播研究和案例来看，其关注的多是狭义的健康，比如身体的健康、群体的健康、健康政策或与健康相关的人际传播。如其名所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整体性、宏观性和系统性，具体的领域和案例可以包含其中，但其整体肯定不是由繁杂的细节堆砌而成。相反，方法和实践的改进是基于这一宏观概念生成的方法论指导之下的。
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③从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定义延伸，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关切应是广义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健康。再进一步结合国际传播本身的特征和公共卫生问题的“政策交汇点”特征，媒介议程中需要纳入的还有生物安全、不平等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乃至国际传播/沟通健康程度的衡量与校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中的国际传播应是对原有健康传播概念内涵的提升。
结语
重大传染性疾病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共同敌人。自公元前3180年古埃及记录了第一次传染病起，①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演化都与传染病紧密关联。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将“疫”解释为“民皆疾也”。《史记》中最早记载了公元前243年（秦王嬴政四年）的“天下疫”;由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查证的重大疫情超过500次。②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有记录可查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人的传染病大流行至少有18次，传染病暴发总数几乎无法准确统计。
传染病的阴影伴随了整个人类历史，与信息、技术、传播等诸多其他因素一同构成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和外界认知及行为习惯。如麦克卢汉所言，以电视出现为标志，人类从欧几里得空间进入了爱因斯坦空间，时空被技术高度压缩，信息的传播速度有了几何级数式的增强。对突发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信息的高速流动有助于人们获得权威与专业的知识来应对危机;另一方面，它也导致恐惧、假新闻和恶意信息的“病毒式”传播，对危机应对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乃至国际冲突。
从传播的视角来看，当前疫情中信息传播的“双刃剑”效应已有显著的呈现。由此也给予国际传播工作重要启示：反应式的快速应对固然重要，但正如中医整体论思想极为重视的“治未病”一样，在日常国际传播实践中把卫生健康议题常态化和相关报道专业化才是真正的“固本”之策。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把日常的卫生健康传播与突发事件中的传播应对结合起来。
同时，针对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此次疫情暴露出部分国家的“冷战”思维、单边主义、种族主义，中国国际传播更应支持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强调其重要性，聚合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卫生健康治理体系改革的全球智慧。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