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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东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主要代表，自进入诗歌领域，一直在写作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不断掘进，最为显著的则属韩东有关“诗歌语言”的实验性变革。要求实现“口语”写作以及追逐“语感”成了韩东的诗学主张，在转换诗歌语言之际，韩东又力主将诗歌浸润到现实日常生活之中，让诗歌回归本质，去掉政治、文化、历史环境赋予诗歌的沉重使命，而“诗只能是诗”。于此，本文将结合韩东的诗学主張，再次探讨其背后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韩东；诗歌语言；“诗只能是诗”；理论意义
在新时期诗坛上，韩东始终保持着实验先锋的角色，不断以自身的写作感受来引领自我的诗学主张，这一面源于韩东对诗歌抱以忠诚真实的情感写作态度，一面源于对现有诗坛写作状况的不适与不满。而这种不适与不满正是实现韩东诗风转变的缘由，也印证着韩东诗歌创作历程中一路的理论摸索。
韩东的诗歌写作贯穿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虽在九十年代后期，韩东的创作重心放在了小说上，但他的诗论主张一直保持着开拓的姿势不断以探索。最初尝试诗歌写作应是韩东上大学之际，而后他在诗歌创作中开始逐步展露头角，并获得了一些文学成就。但基于对韩东后期写作考察而言，这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明显是受到了朦胧诗派的影响，尤其是北岛、食指。韩东如此说道：“正是由于对《今天》的阅读，我才开始写诗。这种模仿是相当彻底的，从意象的经营到语气方式。甚至，我们也办起了’地下刊物’。”重要的还在于诗歌传达的精神层面，韩东是自觉地吸收并模仿起了朦胧诗派中流露的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尚和理念式意识形态话语的传达，可以说朦胧诗派是韩东初期诗歌写作最為直接的信赖点、依靠点。但这种信赖形成了疑惑，也构成了他创作心理上的一大反叛隐患。他清醒地意识到：“阅读《今天》和北岛等使我走上了诗歌的道路，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反抗的目标。”也就是让韩东走上了“弑父”之路，开始进行诗歌理论的探索。
韩东对朦胧诗派的叛离，实际上有着内外的主客观因素。韩东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此刻的文化环境正是经历“文革”过后的一片废墟状况，韩东感受到了文化遭到迫害之后残存的历史景象，但却没有真正地体验过文革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内心的创伤。因此他的心理不能过多地承载朦胧诗派笔下所自带的政治历史文化的悲剧性，长久之下，特别是在模仿期一过，韩东感受到的是这种诗歌模式给他带来的沉重与不适。相对朦胧诗派来说，他们在伴随着与过去的世界，民族的历史一起沉浮之后，已经站在了为民族文化呐喊的旗帜旁，成为了历史现实的捍卫者，所以其笔下的诗自然高昂着崇高的光环，表达着自我的责任之感与忧患意识。由此，两者之间是有具体的文化历史背景的，而韩东不在朦胧诗派的历史之中，必然要跳脱出来，寻找自适的诗歌模式，也就是他后期坚持的“平民意识”和“口语”写作。
一、平民意识
所谓的“平民意识”就是要将诗歌的题材真切地纳入到现下的日常生活之中，包括对一些琐碎事物的观察与描写。诗歌不再传达宏大的真理与沉重的历史忧患，而是拒绝深度，转向凡俗生活本身。这一点正是从对朦胧诗派的背离中产生的一诗学主张。除了在题材的锁定上，韩东在情感态度上也从以往的高昂与赞颂、沉重中转为客观、冷静的陈述。这两点均明显地体现在韩东的诗歌作品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关大雁塔》，相对朦胧诗人杨炼写过的《大雁塔》，韩东无疑是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杨炼的《大雁塔》成了民族悲剧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整首诗具有史诗般的气势与风范。而韩东的“大雁塔”不再与历史挂钩，不再有对英雄的崇拜，而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建筑，消解了杨炼所建构起来的历史深度和悲剧情怀，诗人满腔的激情到了韩东笔下，则显得平实冲淡，这是诗人韩东对事物着眼的显著特征。特别是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八年期间，韩东更加注重诗歌革新与个人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自我，有关人存在的基本现状与困惑，他们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经验也成了韩东关注的领域。如一九八四年的《拖鞋》，韩东冷静地注视着这两只拖鞋，全程简单描写，没有刻意阐释什么宏大的意义，而只是冷静地展现了作为一个凡人所生存的处境，生活琐屑带给他的烦扰与困顿，这是对一个平凡普通人的观察，这里不再有崇高，有英雄，有历史，有沉重，而只是生活本身，由此写出来的诗也只是诗歌本身。
二、语言的变革
诗歌是一项语言的艺术，而诗与语言的关系一直都是变革的着力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东就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诗到语言为止。韩东认为：“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即是要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中解放出来，使呈现自身，这个’语言自身’早已存在，但只有在诗歌中它才成为了唯一的经验对象。”[1]可见，韩东对于“语言”的强调仍就是相对于过往语言承载着的文化雕饰意味而言，他坚持让诗歌语言回归本体。毕竟对于朦胧诗来说，语言只是他们表达诗歌内涵的工具，“他们倾心全部心血，专注语言的弹性张力这两方向的营建，通过通感、畸联、非逻辑组合、大跨度变形、时空错位，配合语法上的断裂、空白、转品，致使语言在传达过程中发出七彩虹光。含糊歧义产生弹性，矛盾对抗制造张力场，形成了朦胧诗潮特有的语言魔幻魅力”。[2]朦胧诗派对语言的使用是多姿多彩的，为了能表达其诗意，语言在竭尽全力地进行转换变形，然而韩东认为：“诗歌既不是语言的变形，也不是变形的语言，它只是语言本身。”因此，韩东强调诗歌语言应去掉朦胧诗这种将语言作为工具的论调，而是“诗到语言为止”。
具体而言，“诗到语言为止”中的“语言”表现在“口语”与“语感”上。韩东将“口语入诗”作为一主张，实则上是与他的“平民意识”相关的，继而韩东又提出诗歌的语言应是一种生命的感觉语言，只有与个体生命的结合，才能充满活力。韩东所提出的语言论显然是与人的生命有着同构性，诗歌应如生命般自然而无需装饰，只有在生命最原初的感觉和意味中，诗歌的语言才能呈现出最本真最自然的状态，韩东把这种生命化了的语言称为“语感”。他说道：“诗人的语感一定和生命有关，而且全部的存在根据就是生命”。可见，韩东并没有从理论上去对“语感”进行界定，而更多是从感觉上强调语言应带有的生命性，韩东的诗歌主张造成了对朦胧诗派写作模式的消解，而朦胧诗也面临着群体性的反叛。否定了诗歌与权威的关系，甚至声明“我们没有父亲”。韩东的此行是与当下文坛秩序发生断裂性质的行径，但实际上，他在反中心，反主流，反权威的反叛中却始终少了有力的建构。从创作上而言，韩东仍就缺乏足够的作品来论证他的主张，从诗学观点上而言，韩东也不具备足够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所以韩东的呐喊注定不能引领乃至重建当下的文坛景象。
综观韩东初期对朦胧诗派的学习、模仿又到反叛，自我坚守的诗歌主张，韩东是一个在诗歌道路上不断掘进探索的实验者，而这种实验性的探索势必不只存在于韩东一人身上，而是诗坛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如何解决诗坛中存在的困境，让诗歌找到自适的位置，需要诗人们的不断摸索。
注释：
[1]韩东.自传与诗见[N].诗歌报，1998.
[2]陈仲义.第三代诗与朦胧诗比较[J]，1993.（12），76.
参考文献：
[1]韩东.自传与诗见[N].诗歌报，1998.
[2]韩东、于坚.现代诗歌二人谈[J].云南文艺通讯，1986.
[3]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J].北京文学，1998.
[4]王晓华.断裂的意义[J].芙蓉，1999.
[5]关于语言、杨黎及其它[J].诗歌月刊，2003.
[6]小海.诗到语言为止吗？[J].作家，1998.
[7]陈爱中.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卢长春.中国新诗研究的回归与突围—评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关键词】：韩东；诗歌语言；“诗只能是诗”；理论意义
在新时期诗坛上，韩东始终保持着实验先锋的角色，不断以自身的写作感受来引领自我的诗学主张，这一面源于韩东对诗歌抱以忠诚真实的情感写作态度，一面源于对现有诗坛写作状况的不适与不满。而这种不适与不满正是实现韩东诗风转变的缘由，也印证着韩东诗歌创作历程中一路的理论摸索。
韩东的诗歌写作贯穿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虽在九十年代后期，韩东的创作重心放在了小说上，但他的诗论主张一直保持着开拓的姿势不断以探索。最初尝试诗歌写作应是韩东上大学之际，而后他在诗歌创作中开始逐步展露头角，并获得了一些文学成就。但基于对韩东后期写作考察而言，这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明显是受到了朦胧诗派的影响，尤其是北岛、食指。韩东如此说道：“正是由于对《今天》的阅读，我才开始写诗。这种模仿是相当彻底的，从意象的经营到语气方式。甚至，我们也办起了’地下刊物’。”重要的还在于诗歌传达的精神层面，韩东是自觉地吸收并模仿起了朦胧诗派中流露的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尚和理念式意识形态话语的传达，可以说朦胧诗派是韩东初期诗歌写作最為直接的信赖点、依靠点。但这种信赖形成了疑惑，也构成了他创作心理上的一大反叛隐患。他清醒地意识到：“阅读《今天》和北岛等使我走上了诗歌的道路，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反抗的目标。”也就是让韩东走上了“弑父”之路，开始进行诗歌理论的探索。
韩东对朦胧诗派的叛离，实际上有着内外的主客观因素。韩东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此刻的文化环境正是经历“文革”过后的一片废墟状况，韩东感受到了文化遭到迫害之后残存的历史景象，但却没有真正地体验过文革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内心的创伤。因此他的心理不能过多地承载朦胧诗派笔下所自带的政治历史文化的悲剧性，长久之下，特别是在模仿期一过，韩东感受到的是这种诗歌模式给他带来的沉重与不适。相对朦胧诗派来说，他们在伴随着与过去的世界，民族的历史一起沉浮之后，已经站在了为民族文化呐喊的旗帜旁，成为了历史现实的捍卫者，所以其笔下的诗自然高昂着崇高的光环，表达着自我的责任之感与忧患意识。由此，两者之间是有具体的文化历史背景的，而韩东不在朦胧诗派的历史之中，必然要跳脱出来，寻找自适的诗歌模式，也就是他后期坚持的“平民意识”和“口语”写作。
一、平民意识
所谓的“平民意识”就是要将诗歌的题材真切地纳入到现下的日常生活之中，包括对一些琐碎事物的观察与描写。诗歌不再传达宏大的真理与沉重的历史忧患，而是拒绝深度，转向凡俗生活本身。这一点正是从对朦胧诗派的背离中产生的一诗学主张。除了在题材的锁定上，韩东在情感态度上也从以往的高昂与赞颂、沉重中转为客观、冷静的陈述。这两点均明显地体现在韩东的诗歌作品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关大雁塔》，相对朦胧诗人杨炼写过的《大雁塔》，韩东无疑是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杨炼的《大雁塔》成了民族悲剧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整首诗具有史诗般的气势与风范。而韩东的“大雁塔”不再与历史挂钩，不再有对英雄的崇拜，而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建筑，消解了杨炼所建构起来的历史深度和悲剧情怀，诗人满腔的激情到了韩东笔下，则显得平实冲淡，这是诗人韩东对事物着眼的显著特征。特别是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八年期间，韩东更加注重诗歌革新与个人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自我，有关人存在的基本现状与困惑，他们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经验也成了韩东关注的领域。如一九八四年的《拖鞋》，韩东冷静地注视着这两只拖鞋，全程简单描写，没有刻意阐释什么宏大的意义，而只是冷静地展现了作为一个凡人所生存的处境，生活琐屑带给他的烦扰与困顿，这是对一个平凡普通人的观察，这里不再有崇高，有英雄，有历史，有沉重，而只是生活本身，由此写出来的诗也只是诗歌本身。
二、语言的变革
诗歌是一项语言的艺术，而诗与语言的关系一直都是变革的着力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东就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诗到语言为止。韩东认为：“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即是要把语言从一切功利观中解放出来，使呈现自身，这个’语言自身’早已存在，但只有在诗歌中它才成为了唯一的经验对象。”[1]可见，韩东对于“语言”的强调仍就是相对于过往语言承载着的文化雕饰意味而言，他坚持让诗歌语言回归本体。毕竟对于朦胧诗来说，语言只是他们表达诗歌内涵的工具，“他们倾心全部心血，专注语言的弹性张力这两方向的营建，通过通感、畸联、非逻辑组合、大跨度变形、时空错位，配合语法上的断裂、空白、转品，致使语言在传达过程中发出七彩虹光。含糊歧义产生弹性，矛盾对抗制造张力场，形成了朦胧诗潮特有的语言魔幻魅力”。[2]朦胧诗派对语言的使用是多姿多彩的，为了能表达其诗意，语言在竭尽全力地进行转换变形，然而韩东认为：“诗歌既不是语言的变形，也不是变形的语言，它只是语言本身。”因此，韩东强调诗歌语言应去掉朦胧诗这种将语言作为工具的论调，而是“诗到语言为止”。
具体而言，“诗到语言为止”中的“语言”表现在“口语”与“语感”上。韩东将“口语入诗”作为一主张，实则上是与他的“平民意识”相关的，继而韩东又提出诗歌的语言应是一种生命的感觉语言，只有与个体生命的结合，才能充满活力。韩东所提出的语言论显然是与人的生命有着同构性，诗歌应如生命般自然而无需装饰，只有在生命最原初的感觉和意味中，诗歌的语言才能呈现出最本真最自然的状态，韩东把这种生命化了的语言称为“语感”。他说道：“诗人的语感一定和生命有关，而且全部的存在根据就是生命”。可见，韩东并没有从理论上去对“语感”进行界定，而更多是从感觉上强调语言应带有的生命性，韩东的诗歌主张造成了对朦胧诗派写作模式的消解，而朦胧诗也面临着群体性的反叛。否定了诗歌与权威的关系，甚至声明“我们没有父亲”。韩东的此行是与当下文坛秩序发生断裂性质的行径，但实际上，他在反中心，反主流，反权威的反叛中却始终少了有力的建构。从创作上而言，韩东仍就缺乏足够的作品来论证他的主张，从诗学观点上而言，韩东也不具备足够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所以韩东的呐喊注定不能引领乃至重建当下的文坛景象。
综观韩东初期对朦胧诗派的学习、模仿又到反叛，自我坚守的诗歌主张，韩东是一个在诗歌道路上不断掘进探索的实验者，而这种实验性的探索势必不只存在于韩东一人身上，而是诗坛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如何解决诗坛中存在的困境，让诗歌找到自适的位置，需要诗人们的不断摸索。
注释：
[1]韩东.自传与诗见[N].诗歌报，1998.
[2]陈仲义.第三代诗与朦胧诗比较[J]，1993.（12），76.
参考文献：
[1]韩东.自传与诗见[N].诗歌报，1998.
[2]韩东、于坚.现代诗歌二人谈[J].云南文艺通讯，1986.
[3]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J].北京文学，1998.
[4]王晓华.断裂的意义[J].芙蓉，1999.
[5]关于语言、杨黎及其它[J].诗歌月刊，2003.
[6]小海.诗到语言为止吗？[J].作家，1998.
[7]陈爱中.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卢长春.中国新诗研究的回归与突围—评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