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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常听到酷爱京剧的爸爸在家里哼哼唱唱，什么《红鬃烈马》《打渔杀家》《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但是最喜欢听他提起的戏目是《搜孤救孤》，也许是因为这名字用他那带有沪语口音的京腔一说，特别逗趣吧！其实，年幼的自己，对于这出老生泰斗余叔岩的传世之作，其入室弟子孟小冬的拿手好戏，根本一无所知，到了长大后，才知道原来戏文讲的是“赵氏孤儿”的故事！
“赵氏孤儿”的情节，源自春秋晋国正卿赵盾受奸佞屠岸贾所害，遭受一场灭族的惨剧。故事最早见于《史记》的《赵世家》，后由元代纪君祥编撰为《赵氏孤儿大报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为脍炙人口的名剧之一。赵氏一族，不幸受到诬蔑，惨遭满门抄斩，连刚出世的婴儿也不予放过。高风亮节的公孙杵臼和程婴，与赵氏并无血缘关系，出于忠肝义胆，勇救孤儿，前者舍身取义，后者以儿换儿，成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公孙杵臼不辞一死，促使奸贼误判情势，放松戒心;程婴则忍辱负重，牺牲自己的孩子，将赵氏孤儿培育成人，最后剖白隐情，晓以大义，让孤儿手刃奸贼，完成复仇雪恨的大计。
这出剧力万钧、情节震撼的戏曲，除了元剧之外，在历史上也先后化身为昆曲、京剧、秦腔、韩剧、越剧、川剧、湘剧、黄梅戏、山西梆子等林林总总的形式，不但如此，此剧早于18世纪上叶就由在福建传教的耶稣会士马若瑟神甫翻译成节本，1734年再以全译本方式在法国发表，随后转译成英、德、意、荷、俄等多国文字，影响深远。法国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更于1750年左右，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一剧，在巴黎出版并上演，轰动一时。
这样一出家喻户晓、驰誉中外的名剧，纵使自小听到大，纵使负笈巴黎时，也曾不时闻见法国友人提及，但毕竟是跟我研究范畴并不相干的题材，因此总觉得虽近犹远，虽熟悉仍陌生，哪想到有一天自己居然会跟它扯上了关系？
2019年2月中旬，徐俊导演自沪来港，相约饭聚于上海总会。那天晚上林青霞也抽暇出席。说起我们三人之间的渊源，还得追溯到2007年的冬天。那一回，白先勇监制的青春版《牡丹亭》即将在北京大剧院上演，我竭力游说青霞一起前往观赏。白先勇一听，为了体贴伊人在北京人地生疏，就特邀那来自上海的好友徐俊导演替他照料出入。就这样，我在初寒的北国邂逅了徐俊。
记得当年一打照面，几乎不相信眼前儒雅俊朗的男士是位导演，他应该是风度翩翩的男主角之选才对啊！事后方知道，徐俊原本真是个瞩目耀眼的明星，素有沪剧王子之称。后来，为了不断求进，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悉心攻读，于2001年获得导演硕士学位，从此进入崭新的领域，执导多部戏剧，成绩斐然。
自从在北京相识之后，我曾经多次因公因私造访上海，每次都获得徐俊殷切相待，他秉性温厚，待人真诚，在戏剧界乃至于整个文化界，实属少见。他对戏剧的热诚与投入也令人动容。近年来，徐俊创作了为人颂赞的“上海三部曲”：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2013）;谐音“大上海”的沪商精英话剧《大商海》（2014）;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2015）（此剧曾登陆百老汇，扬威国际）。从三部内涵相通而又种类各异的戏剧，可以看到导演不断突破，大胆创新的干劲与魄力。
在2019年2月的饭局上，徐俊提到他策划中的最新创作。原来他打算推出别树一格的音乐剧《赵氏孤儿》。《赵氏孤儿》的种种变奏，在国内国外，已经百花齐放，多不胜数，近年还有在北京大剧院上演的歌剧，但是音乐剧的形式，却独付阙如。把《赵氏孤儿》以音乐剧的形式搬上舞台，是导演多年来的梦想，然而他心目中推陈出新的剧本却寻寻觅觅，遍找不获。
2017年夏，徐俊在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访问期间，接触到英国诗人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芬顿于2012年为皇莎改写的英文版话剧《赵氏孤儿》，读完深觉震撼，竟有相遇恨晚之感。他脑海中一直盘旋不去的难题，是质疑纪君祥元剧中只谈忠诚正义、不涉人性层面的情节，该如何转化为今时今日的戏剧语言，呈现在现代观众的面前，而今竟然在芬顿的作品中找到了答案。芬顿是位出色的诗人，1994年至1999年曾出任牛津诗学教授，2007年荣获英女皇诗歌金奖。他以诗化的文字，照亮了传统戏剧中黯然无涉的角落，并以西方理性的观点，给予《赵氏孤儿》一个脱俗的解读与崭新的面貌。徐俊看到了芬顿所撰的《赵氏孤儿》，如获至宝，随即签下了该剧中译的版权。
意想不到的是，在2019年年初的聚会中，徐导演竟然提出了邀我翻译芬顿英文《赵氏孤儿》的郑重要求。一来，我年来甚忙，杂务缠身;二来，我虽然翻译过诗歌，书信，短、中、长篇小说等各种文体，但是从未翻译过戏剧。正如余光中所说，翻译戏剧需要另一种才具，一个称职的译者，必须在台词方面调整语气，下足功夫，令每字每句“现说、现听、现懂”，方可令观众有所反应，悉心欣赏。因此，尽管机会难逢、盛情难却;尽管青霞在旁勉力鼓励，甚至提出让我去她那清幽的“半山书房”闭门苦干的邀请，我也深恐有辱使命，有负重托，而不敢贸然应允。
不久后峰回路转，原来好友彭镜禧教授恰巧于此时自台湾应聘来香港城市大学出任访问教授。彭教授是台湾翻译及戏剧的知名教授，以研究莎士比亚名闻遐迩。他的翻译成就备受推崇，曾荣获第一届梁实秋文学奖译诗组及译文组第一名，并翻译出版多本莎翁名剧。多年来把这些剧本再改编为五出“莎戏曲”，在各地隆重上演，对推广莎剧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4月10日约彭镜禧与夏燕生伉俪饭聚，我请这位戏剧翻译名家翻阅一下芬顿的《赵氏孤儿》，并代徐导演邀请他拔刀相助。
两个星期后，彭教授在电邮中告诉我芬顿的剧本引人入胜，值得翻譯成中文，然而正如徐导演一般，他也坚持我必须加入阵营，不能置身事外。
有了如此杰出的合作伙伴，我总算完成了穿针引线的任务，于是欣然转告徐俊。难得徐导演盛意拳拳，竟然二话不说，立即和夫人俞惠嫣再次飞来香港，与我二人相约见面。5月7日在香港的会晤，奠定了一次破天荒沪港台合作的翻译计划，而芬顿的英文剧《赵氏孤儿》，也从此衍生了回归原产地的中文版本，并将以别开生面的音乐剧形式，不久在上海盛大公演。
有关彭金合作翻译英文剧《赵氏孤儿》的过程，应该是翻译教学中一个有趣的案例，不久将另文详述。 □
“赵氏孤儿”的情节，源自春秋晋国正卿赵盾受奸佞屠岸贾所害，遭受一场灭族的惨剧。故事最早见于《史记》的《赵世家》，后由元代纪君祥编撰为《赵氏孤儿大报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为脍炙人口的名剧之一。赵氏一族，不幸受到诬蔑，惨遭满门抄斩，连刚出世的婴儿也不予放过。高风亮节的公孙杵臼和程婴，与赵氏并无血缘关系，出于忠肝义胆，勇救孤儿，前者舍身取义，后者以儿换儿，成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公孙杵臼不辞一死，促使奸贼误判情势，放松戒心;程婴则忍辱负重，牺牲自己的孩子，将赵氏孤儿培育成人，最后剖白隐情，晓以大义，让孤儿手刃奸贼，完成复仇雪恨的大计。
这出剧力万钧、情节震撼的戏曲，除了元剧之外，在历史上也先后化身为昆曲、京剧、秦腔、韩剧、越剧、川剧、湘剧、黄梅戏、山西梆子等林林总总的形式，不但如此，此剧早于18世纪上叶就由在福建传教的耶稣会士马若瑟神甫翻译成节本，1734年再以全译本方式在法国发表，随后转译成英、德、意、荷、俄等多国文字，影响深远。法国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更于1750年左右，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一剧，在巴黎出版并上演，轰动一时。
这样一出家喻户晓、驰誉中外的名剧，纵使自小听到大，纵使负笈巴黎时，也曾不时闻见法国友人提及，但毕竟是跟我研究范畴并不相干的题材，因此总觉得虽近犹远，虽熟悉仍陌生，哪想到有一天自己居然会跟它扯上了关系？
2019年2月中旬，徐俊导演自沪来港，相约饭聚于上海总会。那天晚上林青霞也抽暇出席。说起我们三人之间的渊源，还得追溯到2007年的冬天。那一回，白先勇监制的青春版《牡丹亭》即将在北京大剧院上演，我竭力游说青霞一起前往观赏。白先勇一听，为了体贴伊人在北京人地生疏，就特邀那来自上海的好友徐俊导演替他照料出入。就这样，我在初寒的北国邂逅了徐俊。
记得当年一打照面，几乎不相信眼前儒雅俊朗的男士是位导演，他应该是风度翩翩的男主角之选才对啊！事后方知道，徐俊原本真是个瞩目耀眼的明星，素有沪剧王子之称。后来，为了不断求进，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悉心攻读，于2001年获得导演硕士学位，从此进入崭新的领域，执导多部戏剧，成绩斐然。
自从在北京相识之后，我曾经多次因公因私造访上海，每次都获得徐俊殷切相待，他秉性温厚，待人真诚，在戏剧界乃至于整个文化界，实属少见。他对戏剧的热诚与投入也令人动容。近年来，徐俊创作了为人颂赞的“上海三部曲”：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2013）;谐音“大上海”的沪商精英话剧《大商海》（2014）;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2015）（此剧曾登陆百老汇，扬威国际）。从三部内涵相通而又种类各异的戏剧，可以看到导演不断突破，大胆创新的干劲与魄力。
在2019年2月的饭局上，徐俊提到他策划中的最新创作。原来他打算推出别树一格的音乐剧《赵氏孤儿》。《赵氏孤儿》的种种变奏，在国内国外，已经百花齐放，多不胜数，近年还有在北京大剧院上演的歌剧，但是音乐剧的形式，却独付阙如。把《赵氏孤儿》以音乐剧的形式搬上舞台，是导演多年来的梦想，然而他心目中推陈出新的剧本却寻寻觅觅，遍找不获。
2017年夏，徐俊在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访问期间，接触到英国诗人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芬顿于2012年为皇莎改写的英文版话剧《赵氏孤儿》，读完深觉震撼，竟有相遇恨晚之感。他脑海中一直盘旋不去的难题，是质疑纪君祥元剧中只谈忠诚正义、不涉人性层面的情节，该如何转化为今时今日的戏剧语言，呈现在现代观众的面前，而今竟然在芬顿的作品中找到了答案。芬顿是位出色的诗人，1994年至1999年曾出任牛津诗学教授，2007年荣获英女皇诗歌金奖。他以诗化的文字，照亮了传统戏剧中黯然无涉的角落，并以西方理性的观点，给予《赵氏孤儿》一个脱俗的解读与崭新的面貌。徐俊看到了芬顿所撰的《赵氏孤儿》，如获至宝，随即签下了该剧中译的版权。
意想不到的是，在2019年年初的聚会中，徐导演竟然提出了邀我翻译芬顿英文《赵氏孤儿》的郑重要求。一来，我年来甚忙，杂务缠身;二来，我虽然翻译过诗歌，书信，短、中、长篇小说等各种文体，但是从未翻译过戏剧。正如余光中所说，翻译戏剧需要另一种才具，一个称职的译者，必须在台词方面调整语气，下足功夫，令每字每句“现说、现听、现懂”，方可令观众有所反应，悉心欣赏。因此，尽管机会难逢、盛情难却;尽管青霞在旁勉力鼓励，甚至提出让我去她那清幽的“半山书房”闭门苦干的邀请，我也深恐有辱使命，有负重托，而不敢贸然应允。
不久后峰回路转，原来好友彭镜禧教授恰巧于此时自台湾应聘来香港城市大学出任访问教授。彭教授是台湾翻译及戏剧的知名教授，以研究莎士比亚名闻遐迩。他的翻译成就备受推崇，曾荣获第一届梁实秋文学奖译诗组及译文组第一名，并翻译出版多本莎翁名剧。多年来把这些剧本再改编为五出“莎戏曲”，在各地隆重上演，对推广莎剧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4月10日约彭镜禧与夏燕生伉俪饭聚，我请这位戏剧翻译名家翻阅一下芬顿的《赵氏孤儿》，并代徐导演邀请他拔刀相助。
两个星期后，彭教授在电邮中告诉我芬顿的剧本引人入胜，值得翻譯成中文，然而正如徐导演一般，他也坚持我必须加入阵营，不能置身事外。
有了如此杰出的合作伙伴，我总算完成了穿针引线的任务，于是欣然转告徐俊。难得徐导演盛意拳拳，竟然二话不说，立即和夫人俞惠嫣再次飞来香港，与我二人相约见面。5月7日在香港的会晤，奠定了一次破天荒沪港台合作的翻译计划，而芬顿的英文剧《赵氏孤儿》，也从此衍生了回归原产地的中文版本，并将以别开生面的音乐剧形式，不久在上海盛大公演。
有关彭金合作翻译英文剧《赵氏孤儿》的过程，应该是翻译教学中一个有趣的案例，不久将另文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