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土木堡之变后，瓦剌贵族首领也先俘虏了明英宗，待以优礼。英宗可以留几个贴身随从，他们都是在战场上被抓到的明军幸存者。
　　没有这些随从的帮助，英宗连马也上不了，像样的文书也写不了，脚也暖不热。
　　也先的弟弟负责看管英宗。作为一名蒙古王子，他最出名的事情就是手中有一个汉家天子。
　　英宗经常参加宴会和娱乐，但是拒绝迎娶蒙古妻子，包括也先的亲妹妹。
　　英宗并没有为这段经历难过，回到北京，依然仿照在蒙古的方式举行宴饮，而且花样翻新。
　　其实，结局一开始就注定了，一旦也先决定不杀英宗，送还英宗就是迟早的事。
　　问题是如何送还、何时送还、为何种目的送还。
　　手中掌握着英宗，随时可以向明朝勒索财物。英宗被俘后，第一次送信给郕王和朝廷，确认英宗被俘的消息后，皇太后、皇后就在宫中到处搜罗金银珠宝，想赎回英宗。
　　也先并不反对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解决方法，这一仗，他没有动员全蒙古的军事资源，原以为能用驴子驮回一些零散的战利品就不错了，万万没想到能够俘虏对方的皇帝。

二

　　事已至此，怎样利用英宗，才能實现也先和整个蒙古的最大利益呢？
　　也先出兵大概只是为了试探长城沿线明军的防御，逼迫明军后退，通过谈判得到不少经济上的好处，好让其他蒙古酋长佩服。这是他将自己打造成新的全蒙古共主、历代大汗的继承人的第一步。
　　外线长城的诸据点，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于14世纪最后的25年间修建的，有些远在长城以北二三百里。这些据点各自独立，难以维持;15世纪早期，大部分据点已经废弃或后撤。将它们移近长城的过程中，明廷希望更加依靠政治手段，对蒙古各部分而治之，坐收渔利，并且尽可能地以使用政治手段为主。这时，明廷必须更加依靠长城上的一连串堡垒。
　　只有汉族王朝统治中国，长城才会发挥作用。
　　10世纪早期，契丹人曾突破长城，从此，少数民族开始进入长城以内地区，控制范围时大时小，直到1368年汉人王朝建立为止。
　　那时，长城已经废弃多年，不再连续。从15世纪早期起，明廷开始修复长城。它并非牢不可破，蒙古人常常突破没有防守的关口。
　　宣府和大同是长城上的两个重要关口，相距二三百里（宣府更近北京，在北京西北）。这两镇是捍蔽京师的重镇，也是出击塞外的基地。500年前，契丹人首次突破长城便发生在这两处。1449年夏，也先将大军分作四路，中间两路主力分别剑指大同和宣府，第三路攻略东翼的热河，第四路攻略西翼的甘肃，为的是分散明军的兵力。
　　如果蒙古进攻得手，可以迫使明军放弃大同，继续后撤据点，甚至退到草原边缘之外。这对于也先塑造自己的共主地位或论证自己的共主资格，已经足够了。
　　现实是，他俘虏了明朝皇帝，歼灭了50万明军，缴获大量的战利品。整个形势好得出乎意料。

三

　　也先还俘虏了一个叫喜宁的宦官。他是汉化的蒙古人，也是权阉王振的心腹。喜宁竭力讨好也先，向他透露很多明朝的政治军事内情。接下来几个月，他变成蒙古人的大军师。也先被喜宁的建议弄得晕头转向。
　　喜宁鼓励他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没有多少时间理解这个角色。喜宁建议他利用英宗赚开边关的大门，并告诉他，向大明朝廷发送什么样的书信可以勒索更多的赎金，还建议以护送英宗回京为借口，率大军越过长城，直逼北京城下。
　　如果也先能够见好就收，取得的成功肯定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大。但他总是举棋不定，得陇望蜀，结果，新目标没有达到，旧的成就也一并丧失了。
　　也先没能从土木堡的大胜中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暂时返回了草原。他要将铺得太散的兵力聚拢起来。当时的明朝史书记载，50万明军是被不到2万蒙古骑兵歼灭的。即使考虑误差，这个记载也说明，也先只是率领自己大军的一部，在土木堡作战的只是这一部分的前锋。土木堡之役后，他必须回撤，同主力会合，与其他酋长谋划下一步的行动。
　　10月末，他听从喜宁的建议，挟英宗为挡箭牌，进逼北京。
　　土木堡之变结束了宦官腐败无能的统治，一批进取有为的官员走上前台。
　　之后的一个半月，本来是也先可以利用的时间。前兵部侍郎、现兵部尚书于谦团结一批能干的官员掌握了朝局，拥戴郕王继位（年号景泰）。朝廷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意为前任皇帝。
　　这样一来，也先能利用英宗得到的东西就大大减少了。于谦等人重整军队，修筑防御工事，将通州的存粮全部移入北京城内，坚定了守城胜利的信心。
　　10月27日，也先率军包围北京。他让英宗一同到北京城外等待谈判。明廷的答复是：“社稷为重，君为轻。”明朝不会为赎回英宗答应什么条件。
　　交涉失败，也先开始武力进攻，结果，每一次战斗都以失败告终。
　　围城5日之后，也先于10月31日退兵，沿途烧杀抢掠，没有攻克一处卫所。
　　蒙古军的挫败似乎证明土木堡的胜利只是天上掉馅饼，在真正的战争中，也先难以战胜组织严密、指挥得当的明军。13世纪蒙古人横绝一世的武力并没有保持到15世纪。

四

　　喜宁之于也先，简直像王振之于英宗。他仍然不断地向也先提出宏大的目标。第一个方案是，在中国的蒙古人（北直隶和山东人数尤其众多）将揭竿而起，响应蒙古兄弟从草原杀入。也先可以从山西突破长城，另派一路骑兵直趋大运河，切断北京到长江的运输线，然后夺取南京，拥英宗在南京复位，与北京分庭抗礼。第二个方案是，武力逼迫明朝从北京迁都南京，恢复北京在忽必烈定都时的“大都”之名。
　　这些想法显然误导了也先。也先派他与明朝谈判，明方不再讲“不斩来使”的规矩，将他处死。
　　也先失去了喜宁这个“中国通”，没有人再为他谋划宏大的战略。他退回草原，重新与北京谈判，正式恢复了极少中断的朝贡关系。
　　次年（1450年），他将英宗送还北京，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从他的角度讲，这一事件就此结束。他在蒙古的领袖地位遭到质疑，影响力随之下降，几年之后被自己人杀死。
　　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宏大的蒙古崛起的努力失败了。
　　（摘自《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