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样的力量和气场,去年曾在台湾的《海角七号》上出现过,现在又在香港的《岁月神偷》上重现,这背后不仅仅是大众对于旧日的眷恋,更是大众的一种共同记忆到达某个顶点后的喷薄而出。
作为夫妻,罗启锐和张婉婷一直一起合作拍电影。“不是夫妻档,是搭档”,张婉婷刻意强调。这对搭档此前的著名作品有《秋天的童话》、《宋家三姐妹》和《玻璃之城》,这回他们端出的《岁月神偷》,差点搅了《十月围城》在金像奖上的大好局面,尤其是王学圻痛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输给了《岁月神偷》里的“爸爸”任达华。
“我之前觉得任达华机会不大,王学圻带来的气场非常大,我觉得影帝应该会是王学圻。结果出来后我非常意外,但后来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可以说,《岁月神偷》挑起了大家对香港下层、对过去的怀念,产生了很大的力量和气场。很多人对《岁月神偷》没有获得提名最佳导演和最佳电影提出异议,与其说王学圻输给任达华,还不如说他输给《岁月神偷》。”金像奖主席陈嘉上在颁奖仪式结束后如此总结。
这样的力量和气场,去年曾在台湾的《海角七号》上出现过,现在又在香港的《岁月神偷》上重现,这背后不仅仅是大众对于旧日的眷恋,更是大众的一种共同记忆到达某个顶点后的喷薄而出。很多人被《岁月神偷》的片名欺骗,以为这是一部警匪片,其实这不过是淡淡哀愁,没有戏剧高潮也没有所谓激情的电影,没想到却缔造了香港电影在香港的票房奇迹。
个人记忆
《岁月神偷》最初只是导演罗启锐个人的童年记忆。80年代中期,罗启锐从纽约大学电影系学成归来,想拍自己的故事,“公司说不行,怕没人看,让我拍成龙和洪金宝他们成家班的故事,当时他们最红嘛”。1988年罗启锐拍出的《七小福》一鸣惊人,不仅获得金马奖的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还获得了奥斯卡外语片的最佳提名。不过,罗启锐是不甘心的,“《七小福》里有个戴眼镜的小男孩,每天苦苦地读书,那个就是我,我偷偷放进去的。”
罗启锐此后一直很少亲自挂帅当导演,他大多给张婉婷当编剧或者监制。这对夫妻总是共同创作,外人就很难分辨出两人各自在电影里的痕迹。罗启锐解释说,通常他更喜欢细节的东西,而结构上的把握和节奏等都是由张婉婷负责。这样的分工也体现在电影之余的日常生活中,张婉婷说得更有趣:“家里的东西都是他在管,我只要知道家在哪里就行了。”
罗启锐和张婉婷手上有十多个成熟的剧本,一直在等待资金和老板的青睐。他们早就各自写好了自己的童年故事,捧着剧本经过十多年的“叩门”后,终于有电影公司老板愿意投资罗启锐的那个故事——60年代的香港,一个辛苦的鞋匠家里,生活艰难,风华正茂的大儿子因病去世,顽劣不懂事的小儿子最终长大成人。于是,这回轮到了罗启锐自编自导,张婉婷为他做监制。
罗启锐说,“这个故事里的90%都是我的经历,我家里开鞋铺,我哥哥当年读贵族学校,我和妈妈陪着哥哥三天三夜来北京求医,我被那个警察老外骗着倒背英文字母,我的那些从全国各地移民到香港的邻居们,还有我在学校里拿了‘差差差’。”只有那段发生在哥哥身上的像韩剧一般的初恋故事,并不是真实的,其实这段恋情属于罗启锐自己。
《岁月神偷》开场后的20分钟里,一家人过着开心的生活,孩子们一边做功课,一边听收音机,爸爸假装着“骂”儿子,妈妈看着他们一边打闹一边做菜。故事拍到台风袭来,一切改变,哥哥重病住院。“我希望真的建立起这么个世界,他们在里面很开心,因为这家人真的存在过,然后再发生‘我’的故事,世界慢慢变化了。弟弟不知道生病的哥哥在烦恼什么,然后呆在常去偷鱼的那家店门口发愣,回家晚了又被爸爸打。后来他才明白,原来家里有这么大的秘密,哥哥快死了。拍了电影后,我才明白,原来我一直活在谜样的世界。”
大陆观众对电影里的很多情绪,对弟弟眼中“那个谜样的世界”同样是陌生的,在内地放映时,很多人不太了解香港60年代的艰难生活,但“催泪”却是共同的感受。甚至很多人一边流泪,一边在说不知道导演到底想说什么。在上海,当被问到最想和观众说什么时,罗启锐说,“男孩子如果一直等待替爱人抹眼泪的话,就带她一起来看《岁月神偷》。”
是刻意煽情?“同一件事情,从剧情片看到时,你会觉得感动;但如果发生在真实的人物身上,你会说,啊,好惨。拍电影最重要的是让观众相信这个人物和人物发生的故事,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罗启锐说。
这对夫妻擅长拍自己身边的故事。最初两人合作的成名之作《非法移民》为张婉婷带来了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当时拍的就是两人在纽约大学电影系读书时认识的朋友的故事;《玻璃之城》映射的是九七回归前香港社会的人心惶惶,当时香港人都去美国和加拿大,后来又回到香港,而现在大家都想来内地;唯一没受到广泛好评的《北京乐与路》,也是因为他们为拍摄《宋家三姐妹》长期在北京搜集资料,认识了一批玩摇滚的朋友;还有《宋家三姐妹》,因为宏大的题材被认为是他们的异类制作,张婉婷承认那是一次“挑战”。
拍完《秋天的童话》后,很多人鼓动他们拍续集,说可以赚很多钱。他们却选了冒险的历史题材《宋氏三姐妹》,片子从1992年开始筹备,找了一年多的资金,4年后才拍完。“我当时想拍,因为他们和我有一点相似,他们三姐妹七八岁时就去了美国,二十多岁回到中国,不了解祖国的,其他人还在缠小脚,而他们是大脚姑娘,平时写信用英文,说话也用英文,中国人觉得他们太奇怪。我第一次踏足内地时就是这种感觉,当时我国语非常烂,根本不明白大家说什么,别人也觉得我奇怪,说话奇怪,衣服奇怪,头发也很奇怪。我对祖国很陌生,祖国也不认识我。我觉得我特别理解宋家三姐妹当时的有些想法。”
城市记忆
《岁月神偷》在去年6月的上海电影节上开过发布会,恰逢章子怡和范冰冰同一天都有活动,到场的媒体门可罗雀。此后《岁月神偷》即使在香港,也很少有消息曝光。直到今年2月,《岁月神偷》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代表“新世代最佳影片”的水晶熊奖,令香港传媒为之一震,各大传媒纷纷做了头条新闻。香港电影尤其是合拍片近期有沦为“粗制滥造”代名词的趋势,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未曾在国际重要影展上扬威,也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如此优厚的媒体待遇了。
离金像奖颁奖还有4天时,罗启锐和张婉婷出现在上海,“现在是否拿金像奖已经不重要了,电影已经要下片了。没有(柏林)那个奖,观众们不会知道我们这部电影,宣传人员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宣传这部电影。”
最初的香港观众是冲着得奖影片而去观看,但很快,电影里的拍摄场地——永利街吸引了全香港的注意力,去看《岁月神偷》和永利街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犹如去年台湾人看《海角七号》和恒春。结果《岁月神偷》在香港已经拿到了两千多万的票房,缔造了文艺影片的票房奇迹。
从皇后大道中搭乘“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到士丹顿街。右拐,上行数百米,抵城隍街。左拐,拾级而上数十米,右首就是永利街,《岁月神偷》里的鞋铺就在这里。永利街是香港唯一留下来的一条60年代的街道。你在香港可以找到一家老的店铺或者一栋老的建筑,但老的街道就只有这个了。
罗启锐说,“政府有拆掉的计划,但香港人不希望这条街道像之前的码头或者旧区那样被拆掉。过去几年政府在这种时候不会让步,但是越来越多的80后小孩站出来反对,本来大家都以为会有冲突或者流血事件的。电影上映后,越来越多的人去这条街道,还有各种旅游团体,很快政府也站出来说,不拆了。”
罗启锐坦言,他原本以为只有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可能会去看《岁月神偷》,“没想到最后去看电影的反而是80后比较多,而且柏林的年轻人也喜欢。有些感受是可以跨越时间和地域的。”
所以羅启锐在采访时也庆幸自己当年没拍这个故事,“如果当初刚回到香港时就拍,肯定不是今天的呈现方式。我当时会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自己和哥哥嬉戏的童趣上,现在拍要比当时更好,至少我成熟了。”现在罗启锐在爸爸和妈妈身上花了大量的笔墨,并且找了任达华和吴君如这两个演技派主演,而正是这对夫妻和当时身处的那个困难但温暖的社会吸引了大量的香港观众。而温暖,并不意味着快乐。
“打动观众的应该是电影里的感情,不是小格局的情和爱,而是那种很大气和正气的感情。”
作为夫妻,罗启锐和张婉婷一直一起合作拍电影。“不是夫妻档,是搭档”,张婉婷刻意强调。这对搭档此前的著名作品有《秋天的童话》、《宋家三姐妹》和《玻璃之城》,这回他们端出的《岁月神偷》,差点搅了《十月围城》在金像奖上的大好局面,尤其是王学圻痛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输给了《岁月神偷》里的“爸爸”任达华。
“我之前觉得任达华机会不大,王学圻带来的气场非常大,我觉得影帝应该会是王学圻。结果出来后我非常意外,但后来想想,也在情理之中。可以说,《岁月神偷》挑起了大家对香港下层、对过去的怀念,产生了很大的力量和气场。很多人对《岁月神偷》没有获得提名最佳导演和最佳电影提出异议,与其说王学圻输给任达华,还不如说他输给《岁月神偷》。”金像奖主席陈嘉上在颁奖仪式结束后如此总结。
这样的力量和气场,去年曾在台湾的《海角七号》上出现过,现在又在香港的《岁月神偷》上重现,这背后不仅仅是大众对于旧日的眷恋,更是大众的一种共同记忆到达某个顶点后的喷薄而出。很多人被《岁月神偷》的片名欺骗,以为这是一部警匪片,其实这不过是淡淡哀愁,没有戏剧高潮也没有所谓激情的电影,没想到却缔造了香港电影在香港的票房奇迹。
个人记忆
《岁月神偷》最初只是导演罗启锐个人的童年记忆。80年代中期,罗启锐从纽约大学电影系学成归来,想拍自己的故事,“公司说不行,怕没人看,让我拍成龙和洪金宝他们成家班的故事,当时他们最红嘛”。1988年罗启锐拍出的《七小福》一鸣惊人,不仅获得金马奖的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还获得了奥斯卡外语片的最佳提名。不过,罗启锐是不甘心的,“《七小福》里有个戴眼镜的小男孩,每天苦苦地读书,那个就是我,我偷偷放进去的。”
罗启锐此后一直很少亲自挂帅当导演,他大多给张婉婷当编剧或者监制。这对夫妻总是共同创作,外人就很难分辨出两人各自在电影里的痕迹。罗启锐解释说,通常他更喜欢细节的东西,而结构上的把握和节奏等都是由张婉婷负责。这样的分工也体现在电影之余的日常生活中,张婉婷说得更有趣:“家里的东西都是他在管,我只要知道家在哪里就行了。”
罗启锐和张婉婷手上有十多个成熟的剧本,一直在等待资金和老板的青睐。他们早就各自写好了自己的童年故事,捧着剧本经过十多年的“叩门”后,终于有电影公司老板愿意投资罗启锐的那个故事——60年代的香港,一个辛苦的鞋匠家里,生活艰难,风华正茂的大儿子因病去世,顽劣不懂事的小儿子最终长大成人。于是,这回轮到了罗启锐自编自导,张婉婷为他做监制。
罗启锐说,“这个故事里的90%都是我的经历,我家里开鞋铺,我哥哥当年读贵族学校,我和妈妈陪着哥哥三天三夜来北京求医,我被那个警察老外骗着倒背英文字母,我的那些从全国各地移民到香港的邻居们,还有我在学校里拿了‘差差差’。”只有那段发生在哥哥身上的像韩剧一般的初恋故事,并不是真实的,其实这段恋情属于罗启锐自己。
《岁月神偷》开场后的20分钟里,一家人过着开心的生活,孩子们一边做功课,一边听收音机,爸爸假装着“骂”儿子,妈妈看着他们一边打闹一边做菜。故事拍到台风袭来,一切改变,哥哥重病住院。“我希望真的建立起这么个世界,他们在里面很开心,因为这家人真的存在过,然后再发生‘我’的故事,世界慢慢变化了。弟弟不知道生病的哥哥在烦恼什么,然后呆在常去偷鱼的那家店门口发愣,回家晚了又被爸爸打。后来他才明白,原来家里有这么大的秘密,哥哥快死了。拍了电影后,我才明白,原来我一直活在谜样的世界。”
大陆观众对电影里的很多情绪,对弟弟眼中“那个谜样的世界”同样是陌生的,在内地放映时,很多人不太了解香港60年代的艰难生活,但“催泪”却是共同的感受。甚至很多人一边流泪,一边在说不知道导演到底想说什么。在上海,当被问到最想和观众说什么时,罗启锐说,“男孩子如果一直等待替爱人抹眼泪的话,就带她一起来看《岁月神偷》。”
是刻意煽情?“同一件事情,从剧情片看到时,你会觉得感动;但如果发生在真实的人物身上,你会说,啊,好惨。拍电影最重要的是让观众相信这个人物和人物发生的故事,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罗启锐说。
这对夫妻擅长拍自己身边的故事。最初两人合作的成名之作《非法移民》为张婉婷带来了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当时拍的就是两人在纽约大学电影系读书时认识的朋友的故事;《玻璃之城》映射的是九七回归前香港社会的人心惶惶,当时香港人都去美国和加拿大,后来又回到香港,而现在大家都想来内地;唯一没受到广泛好评的《北京乐与路》,也是因为他们为拍摄《宋家三姐妹》长期在北京搜集资料,认识了一批玩摇滚的朋友;还有《宋家三姐妹》,因为宏大的题材被认为是他们的异类制作,张婉婷承认那是一次“挑战”。
拍完《秋天的童话》后,很多人鼓动他们拍续集,说可以赚很多钱。他们却选了冒险的历史题材《宋氏三姐妹》,片子从1992年开始筹备,找了一年多的资金,4年后才拍完。“我当时想拍,因为他们和我有一点相似,他们三姐妹七八岁时就去了美国,二十多岁回到中国,不了解祖国的,其他人还在缠小脚,而他们是大脚姑娘,平时写信用英文,说话也用英文,中国人觉得他们太奇怪。我第一次踏足内地时就是这种感觉,当时我国语非常烂,根本不明白大家说什么,别人也觉得我奇怪,说话奇怪,衣服奇怪,头发也很奇怪。我对祖国很陌生,祖国也不认识我。我觉得我特别理解宋家三姐妹当时的有些想法。”
城市记忆
《岁月神偷》在去年6月的上海电影节上开过发布会,恰逢章子怡和范冰冰同一天都有活动,到场的媒体门可罗雀。此后《岁月神偷》即使在香港,也很少有消息曝光。直到今年2月,《岁月神偷》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代表“新世代最佳影片”的水晶熊奖,令香港传媒为之一震,各大传媒纷纷做了头条新闻。香港电影尤其是合拍片近期有沦为“粗制滥造”代名词的趋势,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未曾在国际重要影展上扬威,也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如此优厚的媒体待遇了。
离金像奖颁奖还有4天时,罗启锐和张婉婷出现在上海,“现在是否拿金像奖已经不重要了,电影已经要下片了。没有(柏林)那个奖,观众们不会知道我们这部电影,宣传人员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宣传这部电影。”
最初的香港观众是冲着得奖影片而去观看,但很快,电影里的拍摄场地——永利街吸引了全香港的注意力,去看《岁月神偷》和永利街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犹如去年台湾人看《海角七号》和恒春。结果《岁月神偷》在香港已经拿到了两千多万的票房,缔造了文艺影片的票房奇迹。
从皇后大道中搭乘“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到士丹顿街。右拐,上行数百米,抵城隍街。左拐,拾级而上数十米,右首就是永利街,《岁月神偷》里的鞋铺就在这里。永利街是香港唯一留下来的一条60年代的街道。你在香港可以找到一家老的店铺或者一栋老的建筑,但老的街道就只有这个了。
罗启锐说,“政府有拆掉的计划,但香港人不希望这条街道像之前的码头或者旧区那样被拆掉。过去几年政府在这种时候不会让步,但是越来越多的80后小孩站出来反对,本来大家都以为会有冲突或者流血事件的。电影上映后,越来越多的人去这条街道,还有各种旅游团体,很快政府也站出来说,不拆了。”
罗启锐坦言,他原本以为只有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可能会去看《岁月神偷》,“没想到最后去看电影的反而是80后比较多,而且柏林的年轻人也喜欢。有些感受是可以跨越时间和地域的。”
所以羅启锐在采访时也庆幸自己当年没拍这个故事,“如果当初刚回到香港时就拍,肯定不是今天的呈现方式。我当时会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自己和哥哥嬉戏的童趣上,现在拍要比当时更好,至少我成熟了。”现在罗启锐在爸爸和妈妈身上花了大量的笔墨,并且找了任达华和吴君如这两个演技派主演,而正是这对夫妻和当时身处的那个困难但温暖的社会吸引了大量的香港观众。而温暖,并不意味着快乐。
“打动观众的应该是电影里的感情,不是小格局的情和爱,而是那种很大气和正气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