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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媒介文本分析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当代时政期刊“主题内容”变迁，特别是“主题内容”中最显著的符号标志——“标题”内容变化特征的分析，提出中国当代时政期刊社会性演变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理论视角，通过对新闻制作框架理论中“意识形态”、“新闻价值”和“媒介意向性”三个层面的针对性剖析，揭示出中国当代时政期刊变化特征的社会性动因。
【关键词】主题内容；新闻制作；意识形态；新闻价值；媒介意向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这一变革在中国的新闻改革进程中亦有体现。时政期刊作为中国时政发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及时迅速地反映了政策变化，本文通过1978—2008年分别代表体制内与市场化两种不同属性的时政期刊《半月谈》和《三联》的1000篇标题进行主题阶段性变迁特征的梳理，发现两种属性时政期刊社会性变化的显著特征，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这些属于不同社会领域的新闻标题主题可分为三类：政策性主题、经济主题与社会主题。
时政期刊“主题”的共性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主题的“条件一致性”。即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是时政期刊“主题选择”的风向标，无论是体制内的《半月谈》，还是市场化的《三联》，都无一例外是对社会宏观政策的一种媒介话语方式的反映。第二，主题的信息融合性。在不同阶段中，同一主题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侧重点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同一本时政期刊中，四大主题之间比例的流动性变化，即三类主题彼此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领域的“主题”在历史纵向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融合程度在逐步提高。第三，主题的“时代盘点”相似性。时政期刊都喜好做年终“主题盘点”报道，记录大的、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做“时代的记录者”。
时政期刊“主题”的差异性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主题”选择上的区别。体制内时政期刊偏向于选择没有争议的话题，市场化期刊选择的多为有争议的话题。第二，“主题”报道倾向上的区别。对比《半月谈》与《三联》在“政策性主题”的新闻报道上，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对该主题的观察视角。《半月谈》对政策性主题的报道倾向于“正面宣传”，《三联》倾向于“批评分析”。第三，“主题”盘点类型的区别。时政期刊做年终“主题盘点式”报道时，《半月谈》与《三联》的区别在于，《半月谈》主要做新闻信息的综合和梳理，而《三联》擅长做具有“历史纪念性”的“主题系列报道”。对社会“主旋律”的坚持，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突出的是对主旋律的“政策性”和“英雄模式”的弘扬，后者突出的是“时代性”和“个人模式”。
借此，本文意在回答三个问题——媒介在新闻制作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媒介意识形态”、“媒介新闻价值”与“媒介意向性”与时政期刊文本话语现象之间究竟是何样的三种关系。
一、新闻组织与政治经济体制的关系：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
新闻组织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这里我们从两个层面来对连接媒介组织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关系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
首先是作为社会政治信念的意识形态。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不易发生变化的。在当代中国的媒介环境下，任何一种媒介不是受市场控制，就是受国家控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的所有制类型与媒介新闻制作的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意识形态是由社会这个更大的环境基础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时政期刊文本中没有变化的两个核心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是时政期刊新闻选题和新闻报道的“风向标”。究其根本，就在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国家意识形态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国家路线”，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媒介工具——时政期刊，必然始终要坚持这样一个理念，而不可能随意变更。二是话语形态的严肃、谨慎是时政期刊共同的、持久的一个特征。时政期刊作为国家政治导向的重要媒介形式之一，在话语形态上的严肃与谨慎，是对政治体制严肃与谨慎态度的一种媒介延伸，这是时政期刊话语的本质性特征。
其次是在政治信念意識形态基础上的媒介意识形态。这里的“价值观”即指主流文化价值观，它与“新闻价值”有所不同。这里笔者主要强调的是时政期刊“新闻价值”中具有本质性的、核心的一个宗旨。时政期刊具体的“新闻价值”都必须在这个核心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基础上来建构、修改和完善。
对于体制内时政期刊而言，它与政府的关系是从“依附关系”到“非对立关系”的转变。而市场化时政期刊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监督角色”出现的。因此，这两种时政期刊对“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式就直接反映在了各自的媒介文本特征中。然而，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市场化的时政期刊，从“控制主体”的本质上来说，两者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即为“精英控制”。
二、新闻组织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相同“官方信息来源”反映的不同“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是建立在“新闻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更为具体地影响着“新闻制作”的一种组织模式。我们将以“新闻制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新闻来源”为本节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时政期刊“新闻价值”演变的“共性”与两种类型时政期刊“新闻价值”演变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由此对两种类型时政期刊话语演变特征作出解答。
其一，“新闻来源”在两种类型时政期刊演变中的“共性”。在“新闻制作”过程中，反映“新闻组织”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关系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媒介“新闻来源”，即新闻素材的来源。时政期刊作为社会时事政治新闻的主要媒介机构，“官方主导新闻来源”是时政期刊的一个基本特征。时政期刊中的新闻记者获得的有关时事政治活动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官方的信息通报。我们通过对《半月谈》中新闻报道的统计发现，政府活动、政策颁布、中央会议精神的传达是《半月谈》中主要的新闻报道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原文使用官方提供的文件资料是其新闻报道的主要形式，即使是在市场化属性的《三联》中，其专题报道中，约有50%的深度报道文章，仍然可见其官方意识的明显痕迹。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新闻报道中具有“信息来源于官方”这样的标志，与时政期刊所需要建立的“权威性”和“公允性”有关。 其二，“新闻来源”在两种时政期刊中的“差异性”。两种期刊不同的市场体系和盈利组织模式的经济本质，决定了其新闻制作过程中“新闻价值”的根本不同。《半月谈》的体制内属性决定了它在“新闻来源”的选择上，是一种天然的、必然的选择，且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既有的受众群体，相对而言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因此，“官方信息来源”与《半月谈》“新闻来源”的本质关系决定了其新闻生产的核心，就是“记者与官员”之间的联系，当然还有其背后的新闻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互动。因此，“以官僚机构的结构看待社会”，正是该时政期刊中的记者能够发现各种事实的基础。相对来说，在“新闻来源”上，虽然市场化的《三联》主要源于官方渠道，但是“官方信息来源”更多的是作为其新闻报道中的一种视角，而不是作为该期刊的唯一信息选择。因此，《三联》必须要面对的是在市场上生存下来的问题，因而其“新闻价值”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广告发行、市场销售和订阅的盈利性等问题的影响。
三、新闻组织内部结构的运作关系：“媒介人”的组织依附性与独立的新闻理想
第一，“媒介人”作为专业组织中的成员。在社会“劳动分工”的理论范畴中，“媒介人”的社会身份，被界定为“作为专业组织中的成员”，这就意味着媒介人“新闻价值”的依附性。
媒介人是依附于该媒介组织的成员，其“新闻价值”最终必然要服从于“组织”的“新闻价值”，因此媒介组织“新闻价值”的变化就会直接作用于该组织中记者的“新闻价值”，而近些年“媒介人”对“新闻工作者”提法的取代，反映了新聞生产过程中的一些要素逐渐被一一呈现。
由于“媒介人”这种“社会性生存”的结构，带来的便是“新闻价值观”的依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研究媒介组织，实际上就是对“媒介人”研究的基础和第一步。如同萨义德所述那样，“会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代表广泛的公众，按照一套共享的普遍价值观，以标准化的方式把握和解释现状，由此产生一个全体、一套话语和组织制度”。
第二，“媒介人”作为“知识分子”。媒介人作为“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就是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一个产物，因此这个群体必须与其所依附的“媒介组织”在新闻产品“新闻价值”上保持一致。但是，显然“媒介人”作为一个个在身份上独立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新闻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在整体上与该组织的标准大致重合，但在这个重合的“交集”之外，必然会有一部分是这些“知识分子”自有的、坚持的“新闻价值”。这部分具有媒介人个性的“新闻价值”被称为“新闻理想”更为合适。在这里，我们需要借用“语言意向性理论”来理解媒介人的“新闻理想”对新闻产品的影响。
纵观30年里时政期刊的阶段性变化，可以发现“新闻理想”存在的两个痕迹：一是新闻“态度”的坚守，二是媒介“风格”的标志。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了媒介人的“新闻价值”或“新闻理想”，还体现为一种个人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媒介人个人品质、素养的话语反映，这种看似模糊的“风格”概念，实际上正是市场化时政期刊一种无形的“品牌标志”。
任何一类时政期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都有它一以贯之的精神，这对期刊本身而言是一种固定身份的象征，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习惯性心理的标识。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长时间存在的风格特征，那么读者难以形成心理认同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媒介在制作新闻过程中的一系列影响因素，下图描述了新闻发生与传播的过程：
■
图中圆圈A表示新闻事件本身，新闻事件依存并制约于一定的国家、组织、个人或媒体（也是一种组织）。也就是说任何新闻都是这些社会细胞共同构建的，但是出于国家、组织、媒介、个人的自身利益，新闻事件的公开报道圆圈B选取的新闻事件本身永远只是A的一部分C。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关于事件A的报道B，远比事件A本身大，这是由信息资源的使用特性决定的，世界上的任何资源都是随着使用消耗变少，只有信息资源越用越多。本文把新闻传播的这一属性描述为“新闻发酵”。B大于C的部分是凝结于新闻的部分事实之上的价值取向、态度、情感因素和观点的织体。这就是新闻制作的工艺流程。
由此可见，“时政期刊的话语变迁”，一方面，是由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相应变迁；另一方面，时政期刊的话语变迁，也产生于其自身在一次次的话语表达的实践中，潜在地改变了社会传统话语的某些惯例，当这样的变化足够大时（更多的媒介在使用这些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媒体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合力），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话语变迁。这两个过程是交互发生的。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M].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
[3]（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蒋冰冰.新闻语言与城市社会[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湖北大学新闻系教师）
编校：郑 艳
【关键词】主题内容；新闻制作；意识形态；新闻价值；媒介意向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这一变革在中国的新闻改革进程中亦有体现。时政期刊作为中国时政发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及时迅速地反映了政策变化，本文通过1978—2008年分别代表体制内与市场化两种不同属性的时政期刊《半月谈》和《三联》的1000篇标题进行主题阶段性变迁特征的梳理，发现两种属性时政期刊社会性变化的显著特征，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这些属于不同社会领域的新闻标题主题可分为三类：政策性主题、经济主题与社会主题。
时政期刊“主题”的共性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主题的“条件一致性”。即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是时政期刊“主题选择”的风向标，无论是体制内的《半月谈》，还是市场化的《三联》，都无一例外是对社会宏观政策的一种媒介话语方式的反映。第二，主题的信息融合性。在不同阶段中，同一主题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侧重点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同一本时政期刊中，四大主题之间比例的流动性变化，即三类主题彼此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领域的“主题”在历史纵向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融合程度在逐步提高。第三，主题的“时代盘点”相似性。时政期刊都喜好做年终“主题盘点”报道，记录大的、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做“时代的记录者”。
时政期刊“主题”的差异性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主题”选择上的区别。体制内时政期刊偏向于选择没有争议的话题，市场化期刊选择的多为有争议的话题。第二，“主题”报道倾向上的区别。对比《半月谈》与《三联》在“政策性主题”的新闻报道上，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对该主题的观察视角。《半月谈》对政策性主题的报道倾向于“正面宣传”，《三联》倾向于“批评分析”。第三，“主题”盘点类型的区别。时政期刊做年终“主题盘点式”报道时，《半月谈》与《三联》的区别在于，《半月谈》主要做新闻信息的综合和梳理，而《三联》擅长做具有“历史纪念性”的“主题系列报道”。对社会“主旋律”的坚持，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突出的是对主旋律的“政策性”和“英雄模式”的弘扬，后者突出的是“时代性”和“个人模式”。
借此，本文意在回答三个问题——媒介在新闻制作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媒介意识形态”、“媒介新闻价值”与“媒介意向性”与时政期刊文本话语现象之间究竟是何样的三种关系。
一、新闻组织与政治经济体制的关系：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
新闻组织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这里我们从两个层面来对连接媒介组织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关系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
首先是作为社会政治信念的意识形态。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不易发生变化的。在当代中国的媒介环境下，任何一种媒介不是受市场控制，就是受国家控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介的所有制类型与媒介新闻制作的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意识形态是由社会这个更大的环境基础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时政期刊文本中没有变化的两个核心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是时政期刊新闻选题和新闻报道的“风向标”。究其根本，就在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国家意识形态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国家路线”，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媒介工具——时政期刊，必然始终要坚持这样一个理念，而不可能随意变更。二是话语形态的严肃、谨慎是时政期刊共同的、持久的一个特征。时政期刊作为国家政治导向的重要媒介形式之一，在话语形态上的严肃与谨慎，是对政治体制严肃与谨慎态度的一种媒介延伸，这是时政期刊话语的本质性特征。
其次是在政治信念意識形态基础上的媒介意识形态。这里的“价值观”即指主流文化价值观，它与“新闻价值”有所不同。这里笔者主要强调的是时政期刊“新闻价值”中具有本质性的、核心的一个宗旨。时政期刊具体的“新闻价值”都必须在这个核心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基础上来建构、修改和完善。
对于体制内时政期刊而言，它与政府的关系是从“依附关系”到“非对立关系”的转变。而市场化时政期刊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监督角色”出现的。因此，这两种时政期刊对“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式就直接反映在了各自的媒介文本特征中。然而，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市场化的时政期刊，从“控制主体”的本质上来说，两者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即为“精英控制”。
二、新闻组织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相同“官方信息来源”反映的不同“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是建立在“新闻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更为具体地影响着“新闻制作”的一种组织模式。我们将以“新闻制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新闻来源”为本节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时政期刊“新闻价值”演变的“共性”与两种类型时政期刊“新闻价值”演变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由此对两种类型时政期刊话语演变特征作出解答。
其一，“新闻来源”在两种类型时政期刊演变中的“共性”。在“新闻制作”过程中，反映“新闻组织”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关系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媒介“新闻来源”，即新闻素材的来源。时政期刊作为社会时事政治新闻的主要媒介机构，“官方主导新闻来源”是时政期刊的一个基本特征。时政期刊中的新闻记者获得的有关时事政治活动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官方的信息通报。我们通过对《半月谈》中新闻报道的统计发现，政府活动、政策颁布、中央会议精神的传达是《半月谈》中主要的新闻报道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原文使用官方提供的文件资料是其新闻报道的主要形式，即使是在市场化属性的《三联》中，其专题报道中，约有50%的深度报道文章，仍然可见其官方意识的明显痕迹。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新闻报道中具有“信息来源于官方”这样的标志，与时政期刊所需要建立的“权威性”和“公允性”有关。 其二，“新闻来源”在两种时政期刊中的“差异性”。两种期刊不同的市场体系和盈利组织模式的经济本质，决定了其新闻制作过程中“新闻价值”的根本不同。《半月谈》的体制内属性决定了它在“新闻来源”的选择上，是一种天然的、必然的选择，且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既有的受众群体，相对而言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因此，“官方信息来源”与《半月谈》“新闻来源”的本质关系决定了其新闻生产的核心，就是“记者与官员”之间的联系，当然还有其背后的新闻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互动。因此，“以官僚机构的结构看待社会”，正是该时政期刊中的记者能够发现各种事实的基础。相对来说，在“新闻来源”上，虽然市场化的《三联》主要源于官方渠道，但是“官方信息来源”更多的是作为其新闻报道中的一种视角，而不是作为该期刊的唯一信息选择。因此，《三联》必须要面对的是在市场上生存下来的问题，因而其“新闻价值”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广告发行、市场销售和订阅的盈利性等问题的影响。
三、新闻组织内部结构的运作关系：“媒介人”的组织依附性与独立的新闻理想
第一，“媒介人”作为专业组织中的成员。在社会“劳动分工”的理论范畴中，“媒介人”的社会身份，被界定为“作为专业组织中的成员”，这就意味着媒介人“新闻价值”的依附性。
媒介人是依附于该媒介组织的成员，其“新闻价值”最终必然要服从于“组织”的“新闻价值”，因此媒介组织“新闻价值”的变化就会直接作用于该组织中记者的“新闻价值”，而近些年“媒介人”对“新闻工作者”提法的取代，反映了新聞生产过程中的一些要素逐渐被一一呈现。
由于“媒介人”这种“社会性生存”的结构，带来的便是“新闻价值观”的依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研究媒介组织，实际上就是对“媒介人”研究的基础和第一步。如同萨义德所述那样，“会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代表广泛的公众，按照一套共享的普遍价值观，以标准化的方式把握和解释现状，由此产生一个全体、一套话语和组织制度”。
第二，“媒介人”作为“知识分子”。媒介人作为“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就是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一个产物，因此这个群体必须与其所依附的“媒介组织”在新闻产品“新闻价值”上保持一致。但是，显然“媒介人”作为一个个在身份上独立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新闻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在整体上与该组织的标准大致重合，但在这个重合的“交集”之外，必然会有一部分是这些“知识分子”自有的、坚持的“新闻价值”。这部分具有媒介人个性的“新闻价值”被称为“新闻理想”更为合适。在这里，我们需要借用“语言意向性理论”来理解媒介人的“新闻理想”对新闻产品的影响。
纵观30年里时政期刊的阶段性变化，可以发现“新闻理想”存在的两个痕迹：一是新闻“态度”的坚守，二是媒介“风格”的标志。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了媒介人的“新闻价值”或“新闻理想”，还体现为一种个人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媒介人个人品质、素养的话语反映，这种看似模糊的“风格”概念，实际上正是市场化时政期刊一种无形的“品牌标志”。
任何一类时政期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都有它一以贯之的精神，这对期刊本身而言是一种固定身份的象征，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习惯性心理的标识。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长时间存在的风格特征，那么读者难以形成心理认同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媒介在制作新闻过程中的一系列影响因素，下图描述了新闻发生与传播的过程：
■
图中圆圈A表示新闻事件本身，新闻事件依存并制约于一定的国家、组织、个人或媒体（也是一种组织）。也就是说任何新闻都是这些社会细胞共同构建的，但是出于国家、组织、媒介、个人的自身利益，新闻事件的公开报道圆圈B选取的新闻事件本身永远只是A的一部分C。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关于事件A的报道B，远比事件A本身大，这是由信息资源的使用特性决定的，世界上的任何资源都是随着使用消耗变少，只有信息资源越用越多。本文把新闻传播的这一属性描述为“新闻发酵”。B大于C的部分是凝结于新闻的部分事实之上的价值取向、态度、情感因素和观点的织体。这就是新闻制作的工艺流程。
由此可见，“时政期刊的话语变迁”，一方面，是由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相应变迁；另一方面，时政期刊的话语变迁，也产生于其自身在一次次的话语表达的实践中，潜在地改变了社会传统话语的某些惯例，当这样的变化足够大时（更多的媒介在使用这些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媒体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合力），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话语变迁。这两个过程是交互发生的。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与社会[M].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
[3]（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蒋冰冰.新闻语言与城市社会[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湖北大学新闻系教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