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论马班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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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代可说是马班异同研究成就最大的时期。清人对前人的成果展开了总结性的评论。清代学者在对前人研究马班异同的成果进行全面清理以后,发表了一些新的见解,其中确有不少超越前人的地方。从总体上说,清代学者对马班异同的认识问题,其主要倾向于甲马乙班,又认为班马皆为良史。
  关键词:清代;《史记》;《汉书》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6-0144-02
  
  《史记》与《汉书》问世以来,分别成为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和纪传体断代史的典范,对中国的史学发展和文学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班马异同是一个传统研究课题,一般通称班马异同,又称班马优劣,或称史汉异同。大抵汉唐时期扬班抑马成为主流,但还有象傅玄、张辅等人主张扬马抑班的人。如张辅从烦省、取材、史实、文采等四个方面初步作比较,他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虽然他的评论受到唐宋人的批评,但是他所提出的方法,以后成为宋代评论班马异同之先河。在宋明时期,班马异同成为研究《史记》的重要课题,并出现了倪思《班马异同》和许相卿《史汉方驾》等专著。虽诸家机轴变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绝技也。”从文章风格方面作了评论。此外,明人焦弦在《焦氏笔乘》卷二中提到:“程伊川云: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评《史》《汉》者,独此语为核。张辅以文字多寡为优劣,此何足以论班、马哉!”两人从马班表情达意上比较了二者的优劣,可说比前代的研究有较大进步。从总体上说,此时期不但奠定了班马比较学研究之基础,而且为《史记》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清代可说是马班异同研究成就最大的时期。除了杨于果的《史记笺论》、杨琪光的《史汉求是》以及周中孚《补班马异同》等专著之外,发表专题评论的有蒋中和、徐乾学、沈德潜、邱逢年、浦起龙、朱仕琇、熊士鹏、汪之昌等人,间接论及的有钱谦益、顾炎武、全祖望、牛运震、王鸣盛、赵翼、章学诚、陆继辂、王筠、沈家本等人。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一代通人,又在汉学复兴的背景下评论马班异同,学术水平很高,取得成就也很大。马班异同问题,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到清代相关研究成果已有所累积,像《史记》研究的其他方面一样,清人对前人的成果展开了总结性的评论。如徐乾学说:“宋倪思为《班马异同》一书,标其字句而胪列焉,刘辰翁加以论断;至有明许相卿,本其意作《史汉方驾》,为之衡量而调剂其言,皆有条理,粲然备矣。”对《班马异同》和《史汉方驾》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但沈德潜在《归愚文续》卷三《史汉异同得失辨》中却说:“大抵论古人之书,必平允至当,而后可以服古人之心。倪思、许相卿等之论,意在推《史记》而屈《汉书》矣,而前此刘知幾,郑夹漈、苏子由之徒,并《史》、《汉》而概斥之,此殆《书》所云责人斯无难者夫。”指出他们的评论是不公平的,认为难以说服古人之主张。又徐乾学在《憺园文集》卷十五《班马异同辨》中说:“昔者郑樵为《通志》,极斥班孟坚,失于过刻。刘知幾互有褒贬,稍右班氏,以为言皆精练,可为史家祖述。王充《论衡》则又确奉兰台,以为作史之绳尺。臣以为班之不逮司马,亦既较然矣,而后代之史,求如因者,寥寥未之有闻。盖迁采诸书而自成迁之史,固袭龙门而自成固之书,文质繁简,随世迁流,而千载作者之精神,炯炯在简册者,读者深思而自得之,不俟词费也。”沈德潜在《归愚文续》卷三《史汉异同得失辨》中又说:“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并推良史,旧矣。宋倪思为《班马异同》一书,刘辰翁加以论断,而有明许相卿作《史汉方驾》,大意皆扬马抑班,无异旨也。愚平心以求之,有马之胜于班者,有班与马各成其是者,有班之胜于马者。”浦起龙在《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中说:“昔郑樵为《通志》,囊括群史,极斥班书,未免太过。刘知幾互有褒贬,王充又确奉兰台,以为作史之绳尺。要而论之,文章议论之高,班不及马,而后人无迁之才,则宁学固,不可学迁,以迁书变化无方,而固书有规矩可遵也。朱子云:‘太史书疏爽,班固密塞。’夫密塞则有法可循,故后世之史,亦多从《汉书》之例云。”我们从三个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郑樵的批评都认为“失于过刻”,对刘知幾和王充的说法也不太满意。
  其二,清代学者在对前人研究班马异同的成果进行全面清理以后,发表了一些新的见解,其中确有不少超越前人的地方。如钱谦益说:“六经降而为二史,班、马其史中之经乎?宋人班、马异同之书,寻撦字句,此儿童学究之见耳。读班,马之书,辨论其同异,当知其大段落,大关键,来龙何处,结局何处,手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龙脉历然。又当知太史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纵横独绝者在何处?班孟坚所以整齐《史记》之文而瞠乎其后不可几及者又在何处?”指出了比较班马异同的标准,即要求从文章的整体结构以及前后贯通的思想上去分析《史记》和《汉书》,这种说法比前代的“寻扯字句”的方法,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继钱谦益之后,清代学者还对班马异同的方法提出了新的方法。如蒋中和在钱谦益的基础下作了更深入的评论,在《眉三子半农斋集》卷二《马班异同议》中说:“理有是非,论有异同。是焉,或同或异皆可也;非焉,或同或异皆不可也。奈何论班马者徒论异同哉?虽然异同中亦未尝无是非焉。”他指出论班马异同时不能只纠缠论异同,而是要正确地做出是非判断。这种方法至熊士鹏再进一步有所发展,他在《鹄山小隐文集》卷二《班马异同论》中说:“后之人读此二书,于其隐而彰,则知乐得为善之利;于其直而宽,则知开其悔过之渐;于其详而核,则知实济有裨之为贵;于其赡可为戒,则知遗行有玷之为羞,此皆不失乎《尚书》、《春秋》之道与法,而足以继古传今者也。则此外异同得失之迹,虽不论焉可矣。”主张评论班马异同,主要应该从二书各自的实际价值上研究问题,他的见解实在是前人未曾提及的。《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蒋中和在《马班异同议》中进一步说:“至谓迁能束三千年事于五十万言之中,固不能裁八十万言于二百四十年之内,以为班马之优劣。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如马迁传《游侠》,盖有鉴于王道微而霸业兴,鲁俗衰而秦风炽,排难解纷,权归草野,所以寄概也,而班误以为进奸雄。马迁传《货殖》,盖有鉴于井田废而兼并横,赎刑滥而钦恤隐,福善祸淫,权归阿堵,所以示讽也,而班误以为羞贫贼。”他们指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仅从文字繁简来探讨《史记》、《汉书》记事的优劣有其局限性,同时认为文章是否精彩关键在于记事说理是否流畅通达,而不能抛开内容本身去讨论文字的简繁;如钱谦益云:“班马之异同,学者之所有事也。由吾言而求之,庶几大书特书,发凡起例,得古人作史之指要,而不徒汨没于句读行墨之间乎!书之以俟好学深思者政焉。”如朱仕琇在《梅崖居士文集?班马异同辨》中提到:“然二氏之书,虽有异同,而断以史法,则固非揉于私意以为之,而异同之势,俱处于不得不然。何也……后之学者,患在好使人同,或则好与人异,若宋王安石、明邱濬之流,务期人之徇己,是皆揉于私意而与班马异者也。吾故辨二氏之同异,用晓人以作史之体,且以见必欲相徇以文字者之大惑也。”指出反对只求字句上之异同,而要重视古人作史之指要;徐乾学在《憺园文集》卷十五《班马异同辨》里举班之不逮者五例而说:“臣以为班之不逮司马,亦既较然矣,而后代之史,求如因者,寥寥未之有闻。盖迁采诸书而自成迁之史,固袭龙门而自成固之书,文质繁简。随世迁流,而千载作者之精神,炯炯在简册者,读者深思而自得之,不俟词费也。”批评不求因而只论优劣,即强调求因者;如汪之昌说:“马班之孰得孰失,初不在绝不相同处,何尝不在同而小异处欤?”又如蒋中和在《眉三子半农斋集》中《班马异同议》云:“其优劣是非不必不在异同,而亦不必尽在异同,俱从可推矣。”主张论得失优劣,亦应看同而小异处或异同之上外者。这些见解中虽或有前人已用而未明言之方法,但方法论上还是有进步的。
  清代评论班马异同的内容很多,或评论其是非,或指出班马的得失和优劣,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微观的分析,所提出的见解不但有理有据,而且分析得精辟透彻。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班马异同辨》中评论说:“盖二氏之所同者,易编年之体,而为纪传书志表序也,《高》、《惠》诸记,《项》、《陈》诸传赞同之也,《沟洫》、《郊祀》、《食货》、《天文》诸志,即《河渠》、《封禅》、《平准》、《天官》,诸书也,《地理志》亦取《货殖传》之文而增附之者也,此其所同也。若其所异者,则有损有益,有革易其旧。《仓公》、《滑稽》、《日者》诸传,迁作而班去,是以损为异者也。《外戚恩泽侯》、《百官公卿》、《古今人》诸表,《律历》、《礼乐》、《五行》、《艺文》诸志,迁无而班有,是以益为异者也。……他若《李广传》,迁云推堕儿取马驰,而班云抱儿驰。《陆贾传》,迁载贾与其子约云数见不鲜,而班云数击鲜。《郅都传》,迁云窦太后中都以汉法,而班云匈奴中都以汉法。若是者,皆以革易其旧为异者也。此其所异也。”赵翼说:“《史记?淮阴侯列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书则《韩信传》尽删通语,而另为通作传,以此语叙入《通传》中,似乎详简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阴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辩士亦附见。史迁所以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经,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王筠在《史记校》说:“尝读《史记》,即取《汉书》校之,其中异文,凡有数端。或《史记》传讹者,或《汉书》传讹者,或《汉书》改《史记》而是者,亦有改之而非者。至其用字,或《史》用古则《汉》用今,《史》用今则《汉》用古,互相触发,义蕴豁然。”蒋中和说:“司迁格外传神,类如此而班掾能之乎?”浦起龙在《酿蜜集》卷二《班马异同》中说:“然固之书,实有未及迁者。迁叙事多以详入妙,班务从裁省,尝有增损一二句,一二字,而顿失神理者。”清人在探讨优劣问题上,基本上承认马优于班,而保持着班马俱为良史的态度。浦起龙又说:“从来称良史者莫如马,其次莫如班。……顾其间异同得失,论者纷纷,窃以为二书固亦未可强同者。《史记》本为历代之史,《汉书》则为一代之史,体制不同。迁才高识超,不拘拘于绳墨;固言必矩度,有阡陌可寻,其格力不同。迁多愤时嫉俗,感慨寄托之辞,而固则但取中正无疵而已,其意致不同。”沈德潜、王鸣盛等人都评马班为良史。徐乾学又进一步对良史做出定义式的评述,他说:“史之为书,体闳而义密,事核而辞达,采之博而择之精,如是之谓良史,不系乎文与质,繁与简也。”并认为马班二氏均是“作史之模范”,他指出了班马优劣的比较不在繁省而在体例、义蕴、事核、辞达及采择等方面,又揭示了其方法上应该采取综合和立体式的分析。
  从总体上说,清代学者对马班异同的认识问题,其主要倾向于甲马乙班,又认为班马皆为良史,可以用邱逢年与章学诚两人的话作总结。邱逢年在《史记阐要·班马优劣》中说:“故夫甲班乙马,与夫甲马乙班之已甚,皆非平心之论也。然则二史无所为优劣乎?又非也。分而观之各有得失之互见,合而观之量其得失之多少,吾知其得之多者必在马,失之多者必在班。吾非恶夫甲马而乙班,特恶夫乙之已甚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说:“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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