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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活着》的成名,表征的偶然难掩时势必然的规律。笔者拟从时代大环境的角度,以存在主义的视角,深入剖析小说文本所蕴涵的思想和艺术魅力,一展小说作者在荒诞无理性的世界里、在命运的无常中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尊重,揭开了苦难生存困境下的人性永恒之美。
关键词:“活着”存在主义解读《活着》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活着》是近年来争议颇多的一部长篇小说。1992年,当小说以中篇发表在《收获》杂志时,在国内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1994年,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被搬上荧幕,并在法国戛纳电影节夺得评委会大奖。随后,作者余华把小说从中篇改编充实成长篇,并于1998年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活着》便以在国内上百万的发行量,高居同年长篇小说发行量排行榜之首而迅速走红,在读者津津乐道的同时也被评论界争论至今。
从问世时的反映冷淡到获奖后的大红大紫,滤除小说之外主观因素,着眼小说文本所蕴涵的思想及艺术魅力,我们不难发现,《活着》的成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20世纪后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大发展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世纪,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1、人与物对立和冲突的日益加剧,荒诞和非理性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
19世纪初期开始,由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人所固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物欲”的贪婪被紧紧地搅和在了一起。伴随着以对物质的追求为根本目的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人对物的崇拜意识被强化,物化意识弥漫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荒诞、暴力、混乱、无理性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特征。20世纪后,随着“物”内涵的逐步拓展并逐渐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一种力量,这一社会特征被进一步强化。
社会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现实世界与人的对立、是非颠倒和混乱无序的状况,使个人在社会大潮的裹挟下变得无所适从,孤独无依。于是,以表现对荒诞世界现实的认识和对暴力世界的恐惧与厌恶,从而深刻揭示西方社会以“荒诞”和“混乱”为主要特征的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便成为西方文坛的主潮。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流派,存在主义更强调了“存在先于本质”的直观感受的真实,突出了对人生和世界荒诞性的认识,深刻揭示了深陷其中的个人选择的艰难。
2、人的信仰道德文化价值体系几近崩溃,新的体系尚待建立和健全,精神重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主题
过去一百年间,经历了中西文明的几度碰撞,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怀疑和放弃,传统的信仰、道德、伦理、文化认同几近崩溃;经历了政治上的几番冲击,曾经给人以支撑的意识形态也彻底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不受节制的商业化浪潮,则最彻底地冲刷并重塑人们的灵魂。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动力。与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相伴随的,是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意义,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命价值和方向。在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上,个人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在物质利益大潮的裹挟下随波逐流。人们眼前的一切,布满了矛盾与悖论,人性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抗,使处在历史和宇宙中介位置的个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双重的摆弄——在巨大的历史洪流中不知道被冲向何处,在无法跨越的死亡面前生命更显得极端的渺小。
二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中构建人类生存永恒的困惑
小说《活着》以垂暮之年的主人公对自己的一生回忆自叙,以知命的平静语调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主人公取名富贵,却既无大富更无大贵,大吉大利的名字与其心酸坎坷的身世形成鲜明对照:作为地主家的浪荡少爷,富贵嗜赌成性。在一次被人算计的赌约中,他输光了所有的家产。于是,父亲被活活气死,不久母亲也不治身亡。几十年后,儿子有庆因抽血过量失去生命,女儿也因难产而身亡,妻子忧郁成疾故去,女婿工伤意外致死,最后年幼的孙子饥饿难耐多吃了豆子被胀死……死亡,作为一个永恒绝对的存在贯串了小说的始终。
《活着》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明确的人物身份为核心,写主人公富贵的一生命运。死亡的灾难,作为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充斥作品的每一个角落。在十来万字的篇幅里,作者不厌其烦地历数了富贵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在富贵的家庭之外,赌徒龙二、县长春生等一批人被囊入其中。无怪乎评论界因此断言作者是个“勇敢的作家”,因为作品显示了它“直面现实的秉笔直书”以及对“作为政治的历史”的关注。
然而,仔细分析这些人物的死因,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批判显然不是作者的本意。认真追究,富贵父亲实际上死于富贵的嗜赌,而富贵这一嗜好显然又来自其父的遗传,于是,富贵父亲在一定程度上是死于自己赌徒的基因。同样,富贵的母亲、妻子皆直接死于疾病,富贵女儿死于产后大出血,这一系列死亡固然有时代贫困、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但本质上说,疾病更多的归咎于天灾,而不能完全算是人祸。富贵女婿死于劳动事故,孙子因进食过多被胀死也依然属于意外事故、飞来横祸。
更值得一提的是,富贵其子之死,虽然是为抢救县长夫人直接造成,但小说的进一步叙述却大大削弱了这一情节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因为,这位县长恰恰是当年与富贵在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春生。于是,所有这些偶然与意外关联,使人物的非正常死亡失去了时代的必然性,当然也就失去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性。
尤其令人回味的是,《活着》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死去的分别是富贵的父亲和孙子。父亲之死意味着承前的终结,孙子之死意味着启后的无望。而他们之死的直接原因均来自富贵,前者来自富贵作为赌徒的恶欲,后者来自富贵作为祖父的善意。这真是对人生的莫大讽刺。
当然,死亡作为自然的规律,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最让读者难以接受的是,所有这些死亡,都被强加到了那些最为善良最为美好的人物身上:甘苦与共的妻子、懂事而忍辱负重的儿女、善良而豪爽的女婿,所有这些被生活的苦难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他们无一不是生活中善良的弱者。由此看来,余华似乎在告诉人们: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死亡无处不在并与生相偕;死亡的苦难与价值立场无关,与传统的善与恶亦毫无关联。
由此,众人的死与富贵的生便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两条基本线索,也成为了富贵人生两大基本元素。在生与死的轮回和较量中,人生的种种外在价值被消弭于无形,具体的时间和历史的背景也被淡化在小说的情节之外。作品中的人物被“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由于无法把握在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通过情节的精心构思,小说便得以以先验的文字使人生的无法彩排成为可预演的现实,整部作品因此便具有了接近“永恒的形式”的意味。也正是借助这一点,余华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把握他的人物。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存在中的人,其生存困境是与生俱来的。
三生存的困境面前,活着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当死亡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当富贵的亲人接二连三无价值的死去,我们发现,所有的苦难几乎都聚焦到了富贵一个人的身上。破产的痛苦、丧父丧母的痛苦、被抓壮丁妻离子散的痛苦、战场上死亡的痛苦、女儿成为聋哑人的痛苦、因贫穷而不得不将女儿送人的痛苦、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之苦、妻子患软骨病而无法劳动且随时被死亡威胁的痛苦、儿子因荒唐的医疗事故而丧命的痛苦、女儿产后大出血而死亡的痛苦、妻子最终被疾病折磨致死的痛苦、女婿因意外事故死亡的痛苦、孤独的老人独自养育孙子的痛苦、孙子因长期饥饿暴食而亡的痛苦、以及全家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没有止境的不堪重负的劳作之苦。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一次次出现,孤独的生命被现实一次次击打、撕裂,生存之外的所有东西被最终剥夺,生命的黄昏里伴随他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活着”,一个主干般的存在。
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找出千万个理由让主人公富贵死去,而他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一死去,然后用近乎逆来顺受般的心态来体味这地狱般的苦难。当代著名学者夏中义在《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的受难》一文指出:“当富贵被抽去人的社会属性而被还原为赤裸裸的自然属性时,不小心将人的价值性也过滤了,而只剩下了人的生物性。”
如此而言,我们不禁要问:若富贵活着没有任何价值,那么伴随富贵一生的苦痛岂不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若富贵的“活着”仅仅是生物学水平上的苟延残喘,那么富贵一生怎么会活得如此之艰难?而当与富贵有关联的人都归于无时,他为何反倒获得了一种超脱和释然。用富贵的话说:“我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到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小说最后,富贵唱到:“少年去游荡,中年去掘藏,晚年当和尚。”这份洒脱,这片宁静,又岂是一个仅有“生物性”的人所能吐出?
有论者言:“余华立足叩问人性深层蕴含的罪恶与缺损,他从不向外去寻求拯救与安慰,而是向内扩张人自身对苦难的心灵承受力。”也正如作者所言:“‘活着’,在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痛,无聊和平庸。”在历史与自然面前,处于边缘的人们有太多的无奈与不能,死亡在这里因此显得太过容易。
于是,当富贵一无所有,仅以生命的延续来容纳生活所给予的全部时,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包容万象的博大的爱——它的名字不叫“死亡”,而叫“活着”。富贵活着,一生的苦难恰恰成为他的依归,最终被铭刻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当我望着到处都充满绿色的土地时,我就会进一步明白庄稼为何长得如此茂盛。”
于是,在洞察了一次次劫难后,在对苦难超乎寻常的承受中,通过富贵,这位黄昏落日般的老人,作者余华寄托了自己对生命终结意义的哲学思考:富贵在生与死的残酷对抗中,参破了人的生命意义,提出了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哲学文化命题:相对于死而言,生是一种永恒的强大,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屈服的精神。人,作为历史与宇宙间独立却渺小的存在,不为别的活着,而为活着而活着。因为活着本身就是胜利,也是生命的最大意义。所以作者说:“我决定写下这样的小说,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我感到了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富贵活着,并不算是一个完美的范本,但却从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人的迷失。当代,商品意识、科技革命正日益切割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物欲横流的裹挟下,社会的荒诞无理性,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对立使人日益偏离了人之为人的轨道。现代人在生与死的轮回中放弃了自我,随波逐流。而人与自我的疏离注定了灵魂的漂泊无依,而时代的瞬息万变带给人们的更是焦虑和恐惧。
富贵,这位目不识丁的老农民,在对苦难与艰辛的忍耐与承受之后,催死的苦难转化为催生的力量,绝望最深处正是希望的契机所在。他失去了所有,却保有了自身。他以夕阳下田地里一人一牛的画面和苍凉的歌声昭示人们:他们,也许有些孤单,但却从不感到寂寞,因为在生命存在的角度上,他们的“活着”绝不无聊!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活着》确实触摸到了现代人的灵魂,至少给深处时代洪流中的我们提供了一份精神家园式的从容与镇定,由此,小说的成名是必然的,其对现代人的影响,更是深刻的。
参考文献:
[1] 张清华:《境外谈文》,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
[2] 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
[3]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4] 王海燕:《余华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欧阳钦,男,1972—,广西贺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活着”存在主义解读《活着》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活着》是近年来争议颇多的一部长篇小说。1992年,当小说以中篇发表在《收获》杂志时,在国内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1994年,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被搬上荧幕,并在法国戛纳电影节夺得评委会大奖。随后,作者余华把小说从中篇改编充实成长篇,并于1998年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活着》便以在国内上百万的发行量,高居同年长篇小说发行量排行榜之首而迅速走红,在读者津津乐道的同时也被评论界争论至今。
从问世时的反映冷淡到获奖后的大红大紫,滤除小说之外主观因素,着眼小说文本所蕴涵的思想及艺术魅力,我们不难发现,《活着》的成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20世纪后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大发展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世纪,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1、人与物对立和冲突的日益加剧,荒诞和非理性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
19世纪初期开始,由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人所固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物欲”的贪婪被紧紧地搅和在了一起。伴随着以对物质的追求为根本目的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人对物的崇拜意识被强化,物化意识弥漫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荒诞、暴力、混乱、无理性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特征。20世纪后,随着“物”内涵的逐步拓展并逐渐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一种力量,这一社会特征被进一步强化。
社会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现实世界与人的对立、是非颠倒和混乱无序的状况,使个人在社会大潮的裹挟下变得无所适从,孤独无依。于是,以表现对荒诞世界现实的认识和对暴力世界的恐惧与厌恶,从而深刻揭示西方社会以“荒诞”和“混乱”为主要特征的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便成为西方文坛的主潮。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流派,存在主义更强调了“存在先于本质”的直观感受的真实,突出了对人生和世界荒诞性的认识,深刻揭示了深陷其中的个人选择的艰难。
2、人的信仰道德文化价值体系几近崩溃,新的体系尚待建立和健全,精神重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主题
过去一百年间,经历了中西文明的几度碰撞,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怀疑和放弃,传统的信仰、道德、伦理、文化认同几近崩溃;经历了政治上的几番冲击,曾经给人以支撑的意识形态也彻底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不受节制的商业化浪潮,则最彻底地冲刷并重塑人们的灵魂。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动力。与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相伴随的,是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意义,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命价值和方向。在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上,个人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在物质利益大潮的裹挟下随波逐流。人们眼前的一切,布满了矛盾与悖论,人性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抗,使处在历史和宇宙中介位置的个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双重的摆弄——在巨大的历史洪流中不知道被冲向何处,在无法跨越的死亡面前生命更显得极端的渺小。
二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中构建人类生存永恒的困惑
小说《活着》以垂暮之年的主人公对自己的一生回忆自叙,以知命的平静语调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主人公取名富贵,却既无大富更无大贵,大吉大利的名字与其心酸坎坷的身世形成鲜明对照:作为地主家的浪荡少爷,富贵嗜赌成性。在一次被人算计的赌约中,他输光了所有的家产。于是,父亲被活活气死,不久母亲也不治身亡。几十年后,儿子有庆因抽血过量失去生命,女儿也因难产而身亡,妻子忧郁成疾故去,女婿工伤意外致死,最后年幼的孙子饥饿难耐多吃了豆子被胀死……死亡,作为一个永恒绝对的存在贯串了小说的始终。
《活着》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明确的人物身份为核心,写主人公富贵的一生命运。死亡的灾难,作为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充斥作品的每一个角落。在十来万字的篇幅里,作者不厌其烦地历数了富贵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在富贵的家庭之外,赌徒龙二、县长春生等一批人被囊入其中。无怪乎评论界因此断言作者是个“勇敢的作家”,因为作品显示了它“直面现实的秉笔直书”以及对“作为政治的历史”的关注。
然而,仔细分析这些人物的死因,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批判显然不是作者的本意。认真追究,富贵父亲实际上死于富贵的嗜赌,而富贵这一嗜好显然又来自其父的遗传,于是,富贵父亲在一定程度上是死于自己赌徒的基因。同样,富贵的母亲、妻子皆直接死于疾病,富贵女儿死于产后大出血,这一系列死亡固然有时代贫困、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但本质上说,疾病更多的归咎于天灾,而不能完全算是人祸。富贵女婿死于劳动事故,孙子因进食过多被胀死也依然属于意外事故、飞来横祸。
更值得一提的是,富贵其子之死,虽然是为抢救县长夫人直接造成,但小说的进一步叙述却大大削弱了这一情节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因为,这位县长恰恰是当年与富贵在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春生。于是,所有这些偶然与意外关联,使人物的非正常死亡失去了时代的必然性,当然也就失去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性。
尤其令人回味的是,《活着》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死去的分别是富贵的父亲和孙子。父亲之死意味着承前的终结,孙子之死意味着启后的无望。而他们之死的直接原因均来自富贵,前者来自富贵作为赌徒的恶欲,后者来自富贵作为祖父的善意。这真是对人生的莫大讽刺。
当然,死亡作为自然的规律,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最让读者难以接受的是,所有这些死亡,都被强加到了那些最为善良最为美好的人物身上:甘苦与共的妻子、懂事而忍辱负重的儿女、善良而豪爽的女婿,所有这些被生活的苦难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他们无一不是生活中善良的弱者。由此看来,余华似乎在告诉人们: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死亡无处不在并与生相偕;死亡的苦难与价值立场无关,与传统的善与恶亦毫无关联。
由此,众人的死与富贵的生便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两条基本线索,也成为了富贵人生两大基本元素。在生与死的轮回和较量中,人生的种种外在价值被消弭于无形,具体的时间和历史的背景也被淡化在小说的情节之外。作品中的人物被“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由于无法把握在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通过情节的精心构思,小说便得以以先验的文字使人生的无法彩排成为可预演的现实,整部作品因此便具有了接近“永恒的形式”的意味。也正是借助这一点,余华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把握他的人物。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存在中的人,其生存困境是与生俱来的。
三生存的困境面前,活着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当死亡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当富贵的亲人接二连三无价值的死去,我们发现,所有的苦难几乎都聚焦到了富贵一个人的身上。破产的痛苦、丧父丧母的痛苦、被抓壮丁妻离子散的痛苦、战场上死亡的痛苦、女儿成为聋哑人的痛苦、因贫穷而不得不将女儿送人的痛苦、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之苦、妻子患软骨病而无法劳动且随时被死亡威胁的痛苦、儿子因荒唐的医疗事故而丧命的痛苦、女儿产后大出血而死亡的痛苦、妻子最终被疾病折磨致死的痛苦、女婿因意外事故死亡的痛苦、孤独的老人独自养育孙子的痛苦、孙子因长期饥饿暴食而亡的痛苦、以及全家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没有止境的不堪重负的劳作之苦。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一次次出现,孤独的生命被现实一次次击打、撕裂,生存之外的所有东西被最终剥夺,生命的黄昏里伴随他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活着”,一个主干般的存在。
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找出千万个理由让主人公富贵死去,而他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一死去,然后用近乎逆来顺受般的心态来体味这地狱般的苦难。当代著名学者夏中义在《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的受难》一文指出:“当富贵被抽去人的社会属性而被还原为赤裸裸的自然属性时,不小心将人的价值性也过滤了,而只剩下了人的生物性。”
如此而言,我们不禁要问:若富贵活着没有任何价值,那么伴随富贵一生的苦痛岂不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若富贵的“活着”仅仅是生物学水平上的苟延残喘,那么富贵一生怎么会活得如此之艰难?而当与富贵有关联的人都归于无时,他为何反倒获得了一种超脱和释然。用富贵的话说:“我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到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小说最后,富贵唱到:“少年去游荡,中年去掘藏,晚年当和尚。”这份洒脱,这片宁静,又岂是一个仅有“生物性”的人所能吐出?
有论者言:“余华立足叩问人性深层蕴含的罪恶与缺损,他从不向外去寻求拯救与安慰,而是向内扩张人自身对苦难的心灵承受力。”也正如作者所言:“‘活着’,在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痛,无聊和平庸。”在历史与自然面前,处于边缘的人们有太多的无奈与不能,死亡在这里因此显得太过容易。
于是,当富贵一无所有,仅以生命的延续来容纳生活所给予的全部时,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包容万象的博大的爱——它的名字不叫“死亡”,而叫“活着”。富贵活着,一生的苦难恰恰成为他的依归,最终被铭刻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当我望着到处都充满绿色的土地时,我就会进一步明白庄稼为何长得如此茂盛。”
于是,在洞察了一次次劫难后,在对苦难超乎寻常的承受中,通过富贵,这位黄昏落日般的老人,作者余华寄托了自己对生命终结意义的哲学思考:富贵在生与死的残酷对抗中,参破了人的生命意义,提出了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哲学文化命题:相对于死而言,生是一种永恒的强大,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屈服的精神。人,作为历史与宇宙间独立却渺小的存在,不为别的活着,而为活着而活着。因为活着本身就是胜利,也是生命的最大意义。所以作者说:“我决定写下这样的小说,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我感到了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富贵活着,并不算是一个完美的范本,但却从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人的迷失。当代,商品意识、科技革命正日益切割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物欲横流的裹挟下,社会的荒诞无理性,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对立使人日益偏离了人之为人的轨道。现代人在生与死的轮回中放弃了自我,随波逐流。而人与自我的疏离注定了灵魂的漂泊无依,而时代的瞬息万变带给人们的更是焦虑和恐惧。
富贵,这位目不识丁的老农民,在对苦难与艰辛的忍耐与承受之后,催死的苦难转化为催生的力量,绝望最深处正是希望的契机所在。他失去了所有,却保有了自身。他以夕阳下田地里一人一牛的画面和苍凉的歌声昭示人们:他们,也许有些孤单,但却从不感到寂寞,因为在生命存在的角度上,他们的“活着”绝不无聊!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活着》确实触摸到了现代人的灵魂,至少给深处时代洪流中的我们提供了一份精神家园式的从容与镇定,由此,小说的成名是必然的,其对现代人的影响,更是深刻的。
参考文献:
[1] 张清华:《境外谈文》,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
[2] 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
[3]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4] 王海燕:《余华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欧阳钦,男,1972—,广西贺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