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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写《王映霞自传》（1990年10月20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时，王映霞老师曾对我说起过为孙多慈和许绍棣牵线做媒之事，以及此事所引发的意料之外的家庭风波，后来我也找到许多文稿资料，得以还原分析当时的情况。
为许绍棣孙多慈牵线做媒
沪上发生“八一三”后，大家纷纷准备逃难。当时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手下任公报室主任，他匆匆来沪，不到半个月，又赶回福州，临走前嘱咐王映霞，如果战事吃紧，可带家人到富阳去避一避。富陽是郁达夫的家乡，他的二哥在那儿，会照顾他们的。
就这样，王映霞带着母亲、三个孩子、一个奶妈逃到金华，听说浙江省政府要搬到丽水去，她想若从丽水去江山再到福建与郁达夫会合，是比较容易的。于是在1937年冬天，杭州沦陷前夕，王映霞一行人先逃到富阳，后由郁达夫的朋友、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程远帆用汽车送到金华避难。又听说日寇将到金华，全家逃往丽水，在程远帆的安排下，租住在丽水燧昌火柴公司二楼的两个房间。丽水是浙江省的一座小县城，但城里燧昌火柴公司的房屋相当宽敞。从杭州搬去的浙江省政府、民、建、教四个厅，以及各厅的附属机关都驻在该处办公，王映霞恰与黄绍竑、许绍棣两家成为邻居。
许绍棣，1900年生于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张家渡，字萼如，自幼父母双亡，靠伯母抚养成人。在复旦大学商科读书时，在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人很看重他，将女儿方志培嫁给他。许绍棣于1928年任浙江省立高级商业学校（现浙江省工商大学）校长，继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是浙江CC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兼设计委员，旋奉派赴欧考察，回国后于1934年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主持浙江省教育厅十几年。
郁达夫、王映霞在杭州建成风雨茅庐后，国民党浙江省党政、文教、新闻各界的头面人物及其夫人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1936年冬，许绍棣妻子方志培因肺病去世，次年春，许绍棣于杭州大方伯附近一尼姑庵为亡妻做法事，许家诸多朋友前去参加。那时郁达夫不在杭州，王映霞参加了许绍棣亡妻的奠斋，看见她所遗的三女，深为同情，因此与许绍棣有进一步接触。
1938年3月9日，郁达夫离开福州，回到丽水，后应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之邀，去武汉任设计委员，就张罗着把全家接到汉口。临走前，郁达夫的朋友李立民来找他，认为丽水并非久留之地，托他带自己的大女儿李家应一起去汉口。
次日，李立民送李家应到金华火车站。趁郁达夫和李立民在说话时，王映霞打量着李家应，见她长得胖乎乎的，约有二十八九岁，王映霞对她亲切地笑笑，算是认识了。郁达夫一家7口人加上李家应，一共8个人，一起从金华上火车到南昌。
火车上，王映霞与李家应谈谈说说，两人逐渐熟悉起来。李家应是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言谈间说起自己的好朋友孙多慈。孙多慈和李家应不但是同窗，更情同姐妹，她在《述学》中写道：“同学中则李家应女士与吾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未尝一日或离，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日所作画，以写家应者为独多，亦以写家应者为最逼肖。”因此李家应对孙多慈也很是关心。
李家应突然问王映霞，有没有适当的人选替孙多慈介绍对象。王映霞产生一个疑问，当时读大学的女生特别少，追的人特别多，孙多慈为什么读到大学还没有男朋友？李家应犹豫片刻，告知内情，孙多慈和他们的老师徐悲鸿之间有过情感纠葛，虽已分手，心里还有些放不下他。王映霞认识的人中，未婚的人不多，倒是有个许绍棣妻子亡故，遗有三女，这个条件，或许女方会打退堂鼓。没想到，李家应马上表示三个女儿不妨，还请王映霞写信去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并可附上孙多慈的照片。王映霞答应试试。
到了武昌的第三天，李家应就拿着孙多慈的照片来找王映霞，王映霞被敦促之下，当日去信许绍棣。等了许多日，没有回音，李家应很着急，催她再去信。又隔了一些日子，回信来了，说是可以先做做朋友。以后，孙多慈与许绍棣书信来往，增进了解，于1941年结婚。
孙多慈嫁给许绍棣，其父亲孙传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坚决反对女儿与徐悲鸿交往，并且在徐悲鸿登报声明与妻子蒋碧薇脱离关系之后，仍不同意。他却促成女儿嫁给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的许绍棣。也许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当官的要比绘画的更有前途吧。
许绍棣长得不好看，中等身材，戴眼镜，脸上只有皮和骨，没有肉。相面的人说，这种长相的人，很难共事。不过在孙许结婚前后，许绍棣热心地照顾妻子的家人，为孙多慈和其父亲安排了工作，每当飞机空袭丽水时，他总是让他们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宿舍。在战乱中，对一个弱女子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可以依赖的肩膀。
成人之美却引发郁达夫的猜忌
王映霞成人之美，却引发了孙多慈小表妹陆汉民的嫉恨。陆汉民在《忆表姐孙多慈》（载2007年1月2日《作家文摘》7版）中说：“在重庆读大学时，与表姐来往甚少。因为我一向讨厌我这位庸俗世故的表姐夫，不愿见到他。我甚至因而对为许绍棣做媒让他娶了我表姐的郁达夫夫人王映霞心生不满。”她不明白才貌出众的、年轻的表姐怎么会看上许绍棣，要知道许绍棣身材矮小，比孙多慈矮半个肩膀，并不般配。陆汉民猜想，可能是想摆脱“师生恋”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也有可能是想嫁给一位高官满足女性的虚荣心吧。
陆汉民的抱怨不甚要紧，可随之而来另一出家庭风波却是王映霞始料不及的。王映霞与许绍棣的信，随随便便放在桌上，谁知丈夫郁达夫喝醉酒后，便将信拿到照相馆去印出来，认为是许绍棣给王映霞的“情书”，猜疑她与许绍棣有染，以至于社会上到处流传王映霞与许绍棣“丽水同居”的谣言。
事情闹大后，王映霞出走，住到律师曹秉哲家，曹秉哲夫妇让出自己的房间给王映霞住下。郁达夫到处找不见王映霞，急得像无头苍蝇，当他知道王映霞很安全后，马上在1938年7月5日和6日的汉口《大公报》上登出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谨启
启事的前半段都是莫须有的事情，王映霞十分生气，可她一人在外，想念母亲和三个儿子，提出要她回去得有个条件，丈夫必须在同样的《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于是郁达夫1938年7月10日在《大公报》上登出道歉启事：
达夫因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带细软等等。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郁达夫启
看这启事，郁达夫有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敢说自己是“神经失常”，来消妻子的气。可是无论如何，他的性格就如郭沫若所说：郁达夫“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别人非常难堪。
那这些信到底是什么内容呢？王映霞曾与一个好朋友谈及“某君”的事，“某君”即许绍棣。王映霞说，郁达夫所谓“屋角里拾得遗落之情书三封”，实际上是许绍棣给她回信商量孙多慈情况的信件，信中即便有一些表示与王映霞旧日友情的话，那也是人之常情，并无逾矩。王映霞在1939年3月18日致陆丹林信中说：“与许君的友情，我并不否认。但对天立誓，亦仅止于友情而已。”（黄世中：《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165封）笺注》389页，2013年10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况且，应酬场中，两人难得见一次面，从来没有吃过一餐饭，或喝过一次茶。
1983年5月号杭州《西湖》发表孙百刚遗作《漫谈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史》，内中提到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件。那次，王映霞带着家人逃到富阳，正巧孙百刚也到了富阳，就去看望她。王映霞拿出一束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给自己看，信的内容非常平淡，大致说些战事的发展、前途的推测、杭州的空袭、机关的疏散等，他抽看了三四封，兴趣寥寥。孙百刚先生说许绍棣“信的内容非常平淡”，这是他看信时的第一个判断，是十分重要的信息，可知许绍棣、王映霞虽信件来往，绝非“恋人”或“偷情”之关系。
1990年王映霞赴台湾。一天，她收到陈立夫的信，说要来看望她。陈立夫比王映霞大七八岁，当时已九十多岁，怎么能让他来呢？于是，王映霞和女儿钟嘉利去拜访陈立夫先生。
陈先生对王映霞说，他们虽没见过面，但是五十多年前，他帮过她的忙。原来，1938年的一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被叫到“总裁办公室”，蒋介石拿出几封信给他，说郁达夫来告许绍棣的状，请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去查办。陈立夫觉得很奇怪，许绍棣是个挺一本正经的人，也会写情书？他拆开来看了，一封一封地看下去，都是谈家常，也不是什么情书，后来他就把这批信还给了许绍棣。 回来的路上，王映霞对女儿说：“怪不得，那时候我还在想那些信到哪里去了，原来都是他拿走了。”（谭悦：《王映霞：离开郁达夫之后》，载2010年3月19日《联合时报》）
后来我托人去查了蒋介石日记，朋友查了说，其中似乎并未提及此事。
试图澄清流言未果
193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抵达新加坡时，正是一年将尽的圣诞节，从船上望岸边都是高高的椰子樹，一片异国的风光。上岸后，在去新居的路上，郁达夫对王映霞说：“这就好了，你这里没有什么人认识，我们可以在这里终老。”这时，徐悲鸿来到新加坡，经常来他们家，与郁达夫谈心。王映霞不参加他们的聊天，有一回，她问郁达夫，“你们谈些什么？”郁达夫看了她一眼，说：“他的朋友，被浙江的许绍棣抢去了，徐很失望，所以就跑到星洲。”（见1978年12月29日王映霞手稿）王映霞心里暗想，徐是失望，而我受了多少委屈，差点毁家。
王映霞对于做月老这件事，一直非常感慨。为了替许绍棣介绍孙多慈，“闹得风起云涌，想想实在无聊……还被徐悲鸿挑拨过……可见天下的事情要就不做，做了，说了，总会有人传开的。”（1982年7月19日王映霞致黄世中）有一次，黄世中告诉她，他为两个学生牵线做红娘，没有成功，并且听到一些怨言，王老师在信中说：“一日三变，中间人就倒了霉，以后劝你还是少管些的好。”（1982年9月3日王映霞致黄世中）王老师说到自己，“因好奇而多接触几次，就变成了外传的一切轶闻了，冤哉枉也”。（1986年6月10日王映霞致黄世中）
这件事蜚短流长，对王映霞的名誉有颇大的损害。1993年1月出版的《广角镜》上有一则为马彦达编的书《郁达夫婚变前后》做的广告，内中说：“郁达夫对美人王映霞展开追求是在1927年，1928年两人在上海结婚，婚后十年由于出现第三者，两人于1940年协议离婚。” 所谓的第三者，自然是指许绍棣。王郁离婚，有年龄、性格等诸多原因，但这一误会令两人生出极大的嫌隙，加速了婚姻的解体，以至于王映霞本人、王郁的孩子都难以释怀。
王映霞1938年带着三个儿子、母亲到浙江丽水时，大儿子郁飞已经是虚岁十一，已经懂事了，他也是了解情况并且同情妈妈的遭遇的。1993年郁飞夫妇去美国，后来写信给母亲，同时还复印了两篇关于徐悲鸿与孙多慈的文章。郁飞说：“我读了，感慨无限。”
1978年7月间，王映霞在浙江江山工作的女儿钟嘉利（王映霞和钟贤道之女）对母亲说，同事钟元要来上海结婚，想来看望她，原来钟元的伯母是李家应。王映霞又惊又喜，李家应是自己为许绍棣做媒之事的知情者，如果能请她出来说几句实在话，以澄清事实，那可多好啊 ！王映霞问起许家应的近况，却得知她三年前已经去世了。“想找的人居然在无意中找到，却再也见不到了！” （王映霞手稿）原想冤案终于可以得到平反了，可惜啊可惜！
此次风波涉及的四个人，结局各不相同。孙多慈婚后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长大了都留学美国，攻读数理学科，卓有成效。孙多慈1949年随许绍棣去台湾，后来去美国，借住同学好友吴健雄家中，1975年2月13日病逝。
绯闻另一方的许绍棣，事业和婚姻都未受影响。王映霞在上海遇见许的表妹潘文珍，潘经对王说，许绍棣在台湾晚年信奉耶稣教，尤专心吟咏，不大与外界接触。他每月薪水，除家用外，几乎全部捐给教会，并在家内设读经班，被台湾长老会奉为长老。1980年10月24日，因肠阻隔症在台北去世。临终前，他不断地念祷《圣经》，享年82岁，与夫人孙多慈合葬于阳明山。
王映霞曾于1990年对一个老朋友说：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女子动辄得咎，在男子身上不会受谴责，而在女子身上则会受指责（赵兰英：《我所知道的王映霞》，载1988年1月《深大年报通讯》第3期），是晚年对这次风波的总结。
而郁达夫是如何评价许绍棣的？在台湾的金耀辉对人说过，当年他跟郁达夫聊天的时候，郁达夫说自己看书能够一目十行，不过对一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郁先生说：现在他比我有名，再过五十年，我们两个齐名，再过一百年我比他有名。郁先生说的“他”，就是许绍棣。
（作者为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杨之立
为许绍棣孙多慈牵线做媒
沪上发生“八一三”后，大家纷纷准备逃难。当时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手下任公报室主任，他匆匆来沪，不到半个月，又赶回福州，临走前嘱咐王映霞，如果战事吃紧，可带家人到富阳去避一避。富陽是郁达夫的家乡，他的二哥在那儿，会照顾他们的。
就这样，王映霞带着母亲、三个孩子、一个奶妈逃到金华，听说浙江省政府要搬到丽水去，她想若从丽水去江山再到福建与郁达夫会合，是比较容易的。于是在1937年冬天，杭州沦陷前夕，王映霞一行人先逃到富阳，后由郁达夫的朋友、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程远帆用汽车送到金华避难。又听说日寇将到金华，全家逃往丽水，在程远帆的安排下，租住在丽水燧昌火柴公司二楼的两个房间。丽水是浙江省的一座小县城，但城里燧昌火柴公司的房屋相当宽敞。从杭州搬去的浙江省政府、民、建、教四个厅，以及各厅的附属机关都驻在该处办公，王映霞恰与黄绍竑、许绍棣两家成为邻居。
许绍棣，1900年生于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张家渡，字萼如，自幼父母双亡，靠伯母抚养成人。在复旦大学商科读书时，在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人很看重他，将女儿方志培嫁给他。许绍棣于1928年任浙江省立高级商业学校（现浙江省工商大学）校长，继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是浙江CC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兼设计委员，旋奉派赴欧考察，回国后于1934年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主持浙江省教育厅十几年。
郁达夫、王映霞在杭州建成风雨茅庐后，国民党浙江省党政、文教、新闻各界的头面人物及其夫人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1936年冬，许绍棣妻子方志培因肺病去世，次年春，许绍棣于杭州大方伯附近一尼姑庵为亡妻做法事，许家诸多朋友前去参加。那时郁达夫不在杭州，王映霞参加了许绍棣亡妻的奠斋，看见她所遗的三女，深为同情，因此与许绍棣有进一步接触。
1938年3月9日，郁达夫离开福州，回到丽水，后应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之邀，去武汉任设计委员，就张罗着把全家接到汉口。临走前，郁达夫的朋友李立民来找他，认为丽水并非久留之地，托他带自己的大女儿李家应一起去汉口。
次日，李立民送李家应到金华火车站。趁郁达夫和李立民在说话时，王映霞打量着李家应，见她长得胖乎乎的，约有二十八九岁，王映霞对她亲切地笑笑，算是认识了。郁达夫一家7口人加上李家应，一共8个人，一起从金华上火车到南昌。
火车上，王映霞与李家应谈谈说说，两人逐渐熟悉起来。李家应是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言谈间说起自己的好朋友孙多慈。孙多慈和李家应不但是同窗，更情同姐妹，她在《述学》中写道：“同学中则李家应女士与吾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未尝一日或离，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日所作画，以写家应者为独多，亦以写家应者为最逼肖。”因此李家应对孙多慈也很是关心。
李家应突然问王映霞，有没有适当的人选替孙多慈介绍对象。王映霞产生一个疑问，当时读大学的女生特别少，追的人特别多，孙多慈为什么读到大学还没有男朋友？李家应犹豫片刻，告知内情，孙多慈和他们的老师徐悲鸿之间有过情感纠葛，虽已分手，心里还有些放不下他。王映霞认识的人中，未婚的人不多，倒是有个许绍棣妻子亡故，遗有三女，这个条件，或许女方会打退堂鼓。没想到，李家应马上表示三个女儿不妨，还请王映霞写信去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并可附上孙多慈的照片。王映霞答应试试。
到了武昌的第三天，李家应就拿着孙多慈的照片来找王映霞，王映霞被敦促之下，当日去信许绍棣。等了许多日，没有回音，李家应很着急，催她再去信。又隔了一些日子，回信来了，说是可以先做做朋友。以后，孙多慈与许绍棣书信来往，增进了解，于1941年结婚。
孙多慈嫁给许绍棣，其父亲孙传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坚决反对女儿与徐悲鸿交往，并且在徐悲鸿登报声明与妻子蒋碧薇脱离关系之后，仍不同意。他却促成女儿嫁给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的许绍棣。也许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当官的要比绘画的更有前途吧。
许绍棣长得不好看，中等身材，戴眼镜，脸上只有皮和骨，没有肉。相面的人说，这种长相的人，很难共事。不过在孙许结婚前后，许绍棣热心地照顾妻子的家人，为孙多慈和其父亲安排了工作，每当飞机空袭丽水时，他总是让他们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宿舍。在战乱中，对一个弱女子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可以依赖的肩膀。
成人之美却引发郁达夫的猜忌
王映霞成人之美，却引发了孙多慈小表妹陆汉民的嫉恨。陆汉民在《忆表姐孙多慈》（载2007年1月2日《作家文摘》7版）中说：“在重庆读大学时，与表姐来往甚少。因为我一向讨厌我这位庸俗世故的表姐夫，不愿见到他。我甚至因而对为许绍棣做媒让他娶了我表姐的郁达夫夫人王映霞心生不满。”她不明白才貌出众的、年轻的表姐怎么会看上许绍棣，要知道许绍棣身材矮小，比孙多慈矮半个肩膀，并不般配。陆汉民猜想，可能是想摆脱“师生恋”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也有可能是想嫁给一位高官满足女性的虚荣心吧。
陆汉民的抱怨不甚要紧，可随之而来另一出家庭风波却是王映霞始料不及的。王映霞与许绍棣的信，随随便便放在桌上，谁知丈夫郁达夫喝醉酒后，便将信拿到照相馆去印出来，认为是许绍棣给王映霞的“情书”，猜疑她与许绍棣有染，以至于社会上到处流传王映霞与许绍棣“丽水同居”的谣言。
事情闹大后，王映霞出走，住到律师曹秉哲家，曹秉哲夫妇让出自己的房间给王映霞住下。郁达夫到处找不见王映霞，急得像无头苍蝇，当他知道王映霞很安全后，马上在1938年7月5日和6日的汉口《大公报》上登出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谨启
启事的前半段都是莫须有的事情，王映霞十分生气，可她一人在外，想念母亲和三个儿子，提出要她回去得有个条件，丈夫必须在同样的《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于是郁达夫1938年7月10日在《大公报》上登出道歉启事：
达夫因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带细软等等。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郁达夫启
看这启事，郁达夫有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敢说自己是“神经失常”，来消妻子的气。可是无论如何，他的性格就如郭沫若所说：郁达夫“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别人非常难堪。
那这些信到底是什么内容呢？王映霞曾与一个好朋友谈及“某君”的事，“某君”即许绍棣。王映霞说，郁达夫所谓“屋角里拾得遗落之情书三封”，实际上是许绍棣给她回信商量孙多慈情况的信件，信中即便有一些表示与王映霞旧日友情的话，那也是人之常情，并无逾矩。王映霞在1939年3月18日致陆丹林信中说：“与许君的友情，我并不否认。但对天立誓，亦仅止于友情而已。”（黄世中：《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165封）笺注》389页，2013年10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况且，应酬场中，两人难得见一次面，从来没有吃过一餐饭，或喝过一次茶。
1983年5月号杭州《西湖》发表孙百刚遗作《漫谈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史》，内中提到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件。那次，王映霞带着家人逃到富阳，正巧孙百刚也到了富阳，就去看望她。王映霞拿出一束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给自己看，信的内容非常平淡，大致说些战事的发展、前途的推测、杭州的空袭、机关的疏散等，他抽看了三四封，兴趣寥寥。孙百刚先生说许绍棣“信的内容非常平淡”，这是他看信时的第一个判断，是十分重要的信息，可知许绍棣、王映霞虽信件来往，绝非“恋人”或“偷情”之关系。
1990年王映霞赴台湾。一天，她收到陈立夫的信，说要来看望她。陈立夫比王映霞大七八岁，当时已九十多岁，怎么能让他来呢？于是，王映霞和女儿钟嘉利去拜访陈立夫先生。
陈先生对王映霞说，他们虽没见过面，但是五十多年前，他帮过她的忙。原来，1938年的一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被叫到“总裁办公室”，蒋介石拿出几封信给他，说郁达夫来告许绍棣的状，请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去查办。陈立夫觉得很奇怪，许绍棣是个挺一本正经的人，也会写情书？他拆开来看了，一封一封地看下去，都是谈家常，也不是什么情书，后来他就把这批信还给了许绍棣。 回来的路上，王映霞对女儿说：“怪不得，那时候我还在想那些信到哪里去了，原来都是他拿走了。”（谭悦：《王映霞：离开郁达夫之后》，载2010年3月19日《联合时报》）
后来我托人去查了蒋介石日记，朋友查了说，其中似乎并未提及此事。
试图澄清流言未果
193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抵达新加坡时，正是一年将尽的圣诞节，从船上望岸边都是高高的椰子樹，一片异国的风光。上岸后，在去新居的路上，郁达夫对王映霞说：“这就好了，你这里没有什么人认识，我们可以在这里终老。”这时，徐悲鸿来到新加坡，经常来他们家，与郁达夫谈心。王映霞不参加他们的聊天，有一回，她问郁达夫，“你们谈些什么？”郁达夫看了她一眼，说：“他的朋友，被浙江的许绍棣抢去了，徐很失望，所以就跑到星洲。”（见1978年12月29日王映霞手稿）王映霞心里暗想，徐是失望，而我受了多少委屈，差点毁家。
王映霞对于做月老这件事，一直非常感慨。为了替许绍棣介绍孙多慈，“闹得风起云涌，想想实在无聊……还被徐悲鸿挑拨过……可见天下的事情要就不做，做了，说了，总会有人传开的。”（1982年7月19日王映霞致黄世中）有一次，黄世中告诉她，他为两个学生牵线做红娘，没有成功，并且听到一些怨言，王老师在信中说：“一日三变，中间人就倒了霉，以后劝你还是少管些的好。”（1982年9月3日王映霞致黄世中）王老师说到自己，“因好奇而多接触几次，就变成了外传的一切轶闻了，冤哉枉也”。（1986年6月10日王映霞致黄世中）
这件事蜚短流长，对王映霞的名誉有颇大的损害。1993年1月出版的《广角镜》上有一则为马彦达编的书《郁达夫婚变前后》做的广告，内中说：“郁达夫对美人王映霞展开追求是在1927年，1928年两人在上海结婚，婚后十年由于出现第三者，两人于1940年协议离婚。” 所谓的第三者，自然是指许绍棣。王郁离婚，有年龄、性格等诸多原因，但这一误会令两人生出极大的嫌隙，加速了婚姻的解体，以至于王映霞本人、王郁的孩子都难以释怀。
王映霞1938年带着三个儿子、母亲到浙江丽水时，大儿子郁飞已经是虚岁十一，已经懂事了，他也是了解情况并且同情妈妈的遭遇的。1993年郁飞夫妇去美国，后来写信给母亲，同时还复印了两篇关于徐悲鸿与孙多慈的文章。郁飞说：“我读了，感慨无限。”
1978年7月间，王映霞在浙江江山工作的女儿钟嘉利（王映霞和钟贤道之女）对母亲说，同事钟元要来上海结婚，想来看望她，原来钟元的伯母是李家应。王映霞又惊又喜，李家应是自己为许绍棣做媒之事的知情者，如果能请她出来说几句实在话，以澄清事实，那可多好啊 ！王映霞问起许家应的近况，却得知她三年前已经去世了。“想找的人居然在无意中找到，却再也见不到了！” （王映霞手稿）原想冤案终于可以得到平反了，可惜啊可惜！
此次风波涉及的四个人，结局各不相同。孙多慈婚后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长大了都留学美国，攻读数理学科，卓有成效。孙多慈1949年随许绍棣去台湾，后来去美国，借住同学好友吴健雄家中，1975年2月13日病逝。
绯闻另一方的许绍棣，事业和婚姻都未受影响。王映霞在上海遇见许的表妹潘文珍，潘经对王说，许绍棣在台湾晚年信奉耶稣教，尤专心吟咏，不大与外界接触。他每月薪水，除家用外，几乎全部捐给教会，并在家内设读经班，被台湾长老会奉为长老。1980年10月24日，因肠阻隔症在台北去世。临终前，他不断地念祷《圣经》，享年82岁，与夫人孙多慈合葬于阳明山。
王映霞曾于1990年对一个老朋友说：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女子动辄得咎，在男子身上不会受谴责，而在女子身上则会受指责（赵兰英：《我所知道的王映霞》，载1988年1月《深大年报通讯》第3期），是晚年对这次风波的总结。
而郁达夫是如何评价许绍棣的？在台湾的金耀辉对人说过，当年他跟郁达夫聊天的时候，郁达夫说自己看书能够一目十行，不过对一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郁先生说：现在他比我有名，再过五十年，我们两个齐名，再过一百年我比他有名。郁先生说的“他”，就是许绍棣。
（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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