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冯久玲出版的《文化是好生意》一书,在上次金融危机期间风靡全球。如何在金融危机中抓住机遇,把文化这个生意做好,使其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且听文化部长蔡武详解
蔡武,这位共和国的文化部长,最近的心情,可谓既兴奋,又不无担忧。
兴奋的是,从各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建设都进入了历史上最重要、也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在“十二五”规划中,文化产业被赋予了“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使命。即使金融危机期间,文化产业的各项指标也都逆势上扬;
担忧的是,“支柱性产业”这个任务能确保完成吗?一般来说,要称得起“支柱性产业”这个说法,至少要占到同期GDP的5%,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只占大约2.5%,这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增加值所占GDP的比例要翻一番。“就目前我们预测的情况来看,这个数字可能达不到,困难非常大。”蔡武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坦陈自己的观点。
蔡武是出了名的务实派。在担任国新办主任期间,蔡武就以坦率、务实的作风赢得境内外媒体好评。那时他说的一句话,至今还被广泛流传:“我本人是喜欢说话的,一般不轻易说‘YES’和‘NO’。尤其是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尽可能把更多的信息告诉大家。”
11月24日,面对媒体的采访,已担任文化部长两年多的蔡武,依然保持着坦率与务实的风格——
他说,有的地方在争什么西门庆的故里、孙悟空的故里、猪八戒的故里……这有什么好争的?简直是把文化遗产保护庸俗化了。
他还说,文化部坚决反对假唱、假演奏。
他说,不是人民群众专门喜欢看低俗的东西,而是一些低俗的东西把大家的胃口搞坏了。
他承认目前演出票价太高,说自己也难以承受目前的票价。但至于什么样的票价才是合理的,他说,这要让市场来决定。
“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新”
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冯久玲出过一本很畅销的书《文化是好生意》。书中说,当工业产值开始出现滞胀时,文化产业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放眼世界,把文化做成大生意的国家比比皆是。在美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许多实体领域,电影《阿凡达》创造的价值超过中国工人辛苦做出来的10亿双鞋子。后起之秀的韩国,电影、电视剧风靡亚洲。
近年,中国也开始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2006年8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出台,文化产业这个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及。文化产业的发展由此提升到政策性高度。2009年7月,《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首次上升到国家战略。2010年4月,九部委联合发布《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指导意见》,政府支持文化产业进入具体操作层面。而刚刚落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更是史无前例地提出“十二五”时期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财经国家周刊》:在“十二五”规划中,文化产业被赋予了“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使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现在的2.5%提高到5%,要翻一番。请问这一目标是依据什么制定出来的?
蔡武:国家统计局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统计体系,包括文化产业的核心层、相关层、外围层,有不同的算法。我们现在媒体上见到的概念还是相对比较混乱的,有的叫文化产业,有的叫创意产业,有的叫文化创意产业。国家统计局2.5%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准确的。目前,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不均衡,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已经成为支柱性产业。
但是,最近我专门测算了一下,可能“十二五”期间,我们还不能提要将整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到5%这个说法,就目前我们预测的情况来看,这个数字可能达不到,困难非常大。为什么呢?
从 “十五”和“十一五”两个五年计划的增长幅度来看,同期的文化产业增长速度比同期的GDP增长速度一般高3到4个百分点。那么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假如GDP增长速度按7%到10%来计算的话,文化产业再高于它3到4个百分点,整个文化产业就要保持10%到14%以上的增长幅度。所以我们还是按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推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我们做的是推进它,能不能做到呢,实事求是讲可能还是有难度。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目前有4000多块银幕,而美国拥有4万多块银幕,是我们的10倍。美国平均8700人一块银幕,而中国平均17万人才拥有1块银幕。特别是我国还有350座100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没有电影院,有近4亿的城镇人口无法进电影院看电影。您认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哪里?
蔡武:不仅电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也都存在这样的差距。
按照国际图联的标准,全世界平均5万人应该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发达国家一般是两到三万人有一个。而我们国家是40多万人才有一个图书馆。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多次讲,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发展得很快,今年年底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有人预测,再过些年,可能要超过美国。但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还是看人均的各项社会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定要牢记十七大指出的两个基本没有变,一个是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还没有根本改变,第二个是我们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路还很长。
所以在文化建设上,我们既要有信心,同时一定不能自满自大,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在文化发展中,要持一种低姿态,为学习他人的长处创造更好的条件,不要人为地制造很多对立面。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文化产业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作用?
蔡武: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要不要确立文化立国的战略。远的不讲,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主张,日本也是。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他们很快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2000年前后那股强劲的“韩流”,大家印象都很深。
文化得到应有的重视后,就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看到文化产业独特的作用。真正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中,把文化产业考虑进去、规划进去,实际上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经济结构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国在区域经济布局上,分成东部、中部、西部。有人说,文化布局是不是也可以按照东、中、西来分,我不赞成。为什么呢?文化有它的特殊性,我们西部地区的很多地方,文化资源极其丰厚,只要有好的政策、好的规划,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云南是我们西部的一个省,但是云南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已经成为它的支柱性产业了,这就是例子。甘肃经济社会相对落后,但在文化部的首批推出18部优秀保留剧目中,甘肃有两部戏入选了,一部是《丝路花雨》,一部是《大梦敦煌》,到世界各地巡演,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财经国家周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遭到广泛诟病的话题。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阻碍创意发展的问题,您怎么看?
蔡武: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新,没有创新光是复制是没有竞争力,推进不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盗版行为会严重阻碍文化行业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有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经常拿知识产权问题和我们说事,但在客观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不完善。我们既然加入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得遵守这个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无论立法、执法,还是其他环境,目前还不是很理想。
前不久我和芬兰文化部长会谈。他说知识产权保护很重要,可以保护创作者的收益权利。我说你讲得不够,不光是保护创造者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不保护知识产权会极大挫伤人们创造的积极性,窒息创作力。所以,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一定要把它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认识。
创新是核心。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使创意层出不穷。怎样才能出创意?就是要给创意人员创造有利于创作源泉充分涌流的环境。把创意人绑得死死的,限制得死死的,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他怎么能够出创意?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才冒尖,鼓励创意层出,鼓励实验,宽容失败。美国在这一点上是很有特点的。
《财经国家周刊》:政府应如何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
蔡武:振兴文化产业,不是说政府自己去办文化产业,政府不能办企业。政府的任务是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提供服务。社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必须激活社会各方面的创造力和活力,具体来讲就是我们要搭建政策支撑、公共服务、投融资、贸易合作、人才培养五大平台。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中,文化产业的各项指标逆势上扬,您分析这是什么原因?
蔡武: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看,特别是近现代,越是在经济发生困难,或是社会发生强烈动荡的时候,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反而趋于旺盛。因为人们需要抚慰心灵、调整情绪。美国文化产业大发展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即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时代华纳、迪斯尼、好莱坞都是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最新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韩国、日本都是在上一次的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间,文化产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机会。
第二,文化产业和别的产业相比,它以创意为核心,以人才为基础,消耗的物质资源很少,碳排放很少,但附加值很高。当前世界经济遇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文化产业是最有前途的、最有空间的。
第三,就是金融危机中资金流动性过剩,这么大的资金,往什么地方投?投到传统产业中肯定是赔钱的,于是就要找新的投资点。为什么这段时间国际艺术品市场、文物市场这么火爆?因为跟文化相关的产业成为很多投资家关注的焦点,一下被放大,一下被推到前台来了。
“演员没有戏演是最大的浪费”
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起步试点,2005年以后逐步推开,到2007年以后大面积推开,在“十一五”期间取得长足的发展。
200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8400亿元,占同期GDP比重由2004年的2.1%上升为2.5%左右。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普通文化消费者,能从国有文化院团转企改制中感受到怎样的变化?
蔡武:变化很大。我们过去的文化体制,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严重制约了我们文化的发展。
比如说,在过去的体制下面,院团很像行政机关,文工团主要是由上级分配任务,但是它接受的任务很多可能是庆典的需要,可能是某些重大政治活动的需要,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评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某些政府的政绩工程,为了拿奖牌,投入很大的力量搞一台节目,然后参加评奖,评完奖之后就马放南山了。那个时候,创作的源泉不是来源于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而是为了完成任务。
再有就是内部分配机制和运行机制,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大锅饭。从某种意义上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差不多,所以缺乏真正的创新动力、激励机制,创造力发挥不出来。等到我们实行全面对外开放,走到国际市场以后发现,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少得可怜,尤其是能够成为品牌的文化产品更少。
《财经国家周刊》:这是体制所限的结果?
蔡武:因为体制的原因,创造性、活力发挥不出来。大家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我国才把过去旧的体制改成我们后来的国有体制,当然,这个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是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回过头来看,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成名的时候,并不是国有院团,而是戏班子,戏班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民营院团。他们正是在闯市场的过程中,在唱对台戏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艺术创新,不断地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成为名角、名团,发展起来。
现在9大中央直属院团中,东方歌舞团进行了转企改制的试点。东方歌舞团过去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在国有体制下,它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团里有10个排演厅,过去只有2个在使用,其余的8个都成了仓库。但去年实行转企改制以后,根据力量的组合、市场的需求,组建了东方歌舞团、民族歌舞团、民族乐团、流行乐团4个团,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为了参加直属院团展演,他们排出了4台非常精彩的节目。我去调研的时候,有演员说现在10个排演厅都不够使了,需要排队。
这就是说,体制机制的变化极大地激发了演职人员的积极性。一个演员,没有戏演,没有上舞台的机会,其实是对他最大的浪费。他只有在舞台实践中才能被观众所认识,才有可能成为明星。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各地把地方剧种、歌舞表演都推向了市场。安徽芜湖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据我们所知,法国的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收入有三个来源:政府拨款、企业赞助和门票收入。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艺术院团靠门票是养活不了自己的,那么我们的试点能成功吗?
蔡武:我们正在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专项基金,这些基金有政府的投入,也吸引社会资金。目前,文化部和财政部正在建一个基金,各地也陆续建立自己的文化基金。有的规模小一点,有的规模大一点,目标是把大量流动性的社会资本吸引到各种文化艺术领域中来。
政府以后对文化事业的拨款不会减少,而且资助的力度还要加大,但要改变过去事业体制下养人的投入方式。以后政府投入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建立基金、鼓励创作、政府购买服务、给演出场次补贴等等。
另外一部分就靠社会资金,要靠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他们要能够把一部分的利润反馈给社会,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比如有一个民营企业,泛海集团,捐了1亿元给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中华艺文奖,做了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已正式建立。
第三部分,就是靠院团自己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创造票房价值。
“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应高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
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建设全面快速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加强,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进一步迸发。特别是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有所提高,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达到共识。面向“十二五”如何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蔡部长充满信心,但也坦言存在困难。11月24日,面对记者,他提出希望,“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增长的幅度应该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财经国家周刊》: 您曾经说过文化是软实力,但决不是软任务。未来文化部怎么把这个“软实力”变成“硬任务”去做?
蔡武:前几天我和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开玩笑,我说,这几年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意义、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来之后,上上下下认识都比较一致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是该见真金白银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十二五”期间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我算了一下,全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有0.4%。这个比例太低。
我本人有一个的想法,也多次在会上讲过,希望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增长的幅度应该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是不是能够提高到1%,现在是0.4%,要求不高,这是一个资金的投入。
还有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这项工作长期以来没有纳入到国家基本建设的规划中去,对它定性不明确。比如说铁路建设、港口建设、机场建设、学校建设,我们都有指标,但是文化设施建设过去没有指标,除了图书馆、博物馆还有一点计划之外,剧场就没有,我国剧场的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剧场究竟应该由谁来建、怎么建,定义不清。我主张,要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基本建设规划中来考虑。比如说多少万人口应该有一个适当规模的演出场所,应该有一个指标。
《财经国家周刊》:这个钱应该由谁来负担?
蔡武:这应该是政府投入,把它作为公共设施建成,然后采取国有民营等多种方式,投入市场运营。其他项目——铁路、高铁、港口、机场,不都是这样吗,应该把它作为基础设施来做,这个认识大家现在还不太一致,我想争取“十二五”在这方面我们能有一点进展。
蔡武简历
文化部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蔡武生于1949年10月,甘肃省武都县人,中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煤矿工人。喜欢舞文弄墨的他,随后成为《甘肃日报》的工农兵通讯员,并被借调进报社担任1年的 编辑。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后任教于北大。
从1983年7月起,在共青团中央任职达12年之久,直至1995年调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1997年7月任中联部副部长。
蔡武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04年8月19日,他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亮相国务院新闻办,向中外媒体介绍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筹备情况。
1年后,2005年8月就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进一步完善,发布会的信息“含金量”进一步提高。
2008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蔡武,这位共和国的文化部长,最近的心情,可谓既兴奋,又不无担忧。
兴奋的是,从各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建设都进入了历史上最重要、也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在“十二五”规划中,文化产业被赋予了“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使命。即使金融危机期间,文化产业的各项指标也都逆势上扬;
担忧的是,“支柱性产业”这个任务能确保完成吗?一般来说,要称得起“支柱性产业”这个说法,至少要占到同期GDP的5%,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只占大约2.5%,这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增加值所占GDP的比例要翻一番。“就目前我们预测的情况来看,这个数字可能达不到,困难非常大。”蔡武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坦陈自己的观点。
蔡武是出了名的务实派。在担任国新办主任期间,蔡武就以坦率、务实的作风赢得境内外媒体好评。那时他说的一句话,至今还被广泛流传:“我本人是喜欢说话的,一般不轻易说‘YES’和‘NO’。尤其是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尽可能把更多的信息告诉大家。”
11月24日,面对媒体的采访,已担任文化部长两年多的蔡武,依然保持着坦率与务实的风格——
他说,有的地方在争什么西门庆的故里、孙悟空的故里、猪八戒的故里……这有什么好争的?简直是把文化遗产保护庸俗化了。
他还说,文化部坚决反对假唱、假演奏。
他说,不是人民群众专门喜欢看低俗的东西,而是一些低俗的东西把大家的胃口搞坏了。
他承认目前演出票价太高,说自己也难以承受目前的票价。但至于什么样的票价才是合理的,他说,这要让市场来决定。
“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新”
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冯久玲出过一本很畅销的书《文化是好生意》。书中说,当工业产值开始出现滞胀时,文化产业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放眼世界,把文化做成大生意的国家比比皆是。在美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许多实体领域,电影《阿凡达》创造的价值超过中国工人辛苦做出来的10亿双鞋子。后起之秀的韩国,电影、电视剧风靡亚洲。
近年,中国也开始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2006年8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出台,文化产业这个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及。文化产业的发展由此提升到政策性高度。2009年7月,《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首次上升到国家战略。2010年4月,九部委联合发布《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指导意见》,政府支持文化产业进入具体操作层面。而刚刚落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更是史无前例地提出“十二五”时期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财经国家周刊》:在“十二五”规划中,文化产业被赋予了“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使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现在的2.5%提高到5%,要翻一番。请问这一目标是依据什么制定出来的?
蔡武:国家统计局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统计体系,包括文化产业的核心层、相关层、外围层,有不同的算法。我们现在媒体上见到的概念还是相对比较混乱的,有的叫文化产业,有的叫创意产业,有的叫文化创意产业。国家统计局2.5%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准确的。目前,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不均衡,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已经成为支柱性产业。
但是,最近我专门测算了一下,可能“十二五”期间,我们还不能提要将整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到5%这个说法,就目前我们预测的情况来看,这个数字可能达不到,困难非常大。为什么呢?
从 “十五”和“十一五”两个五年计划的增长幅度来看,同期的文化产业增长速度比同期的GDP增长速度一般高3到4个百分点。那么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假如GDP增长速度按7%到10%来计算的话,文化产业再高于它3到4个百分点,整个文化产业就要保持10%到14%以上的增长幅度。所以我们还是按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推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我们做的是推进它,能不能做到呢,实事求是讲可能还是有难度。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目前有4000多块银幕,而美国拥有4万多块银幕,是我们的10倍。美国平均8700人一块银幕,而中国平均17万人才拥有1块银幕。特别是我国还有350座100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没有电影院,有近4亿的城镇人口无法进电影院看电影。您认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哪里?
蔡武:不仅电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也都存在这样的差距。
按照国际图联的标准,全世界平均5万人应该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发达国家一般是两到三万人有一个。而我们国家是40多万人才有一个图书馆。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多次讲,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发展得很快,今年年底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有人预测,再过些年,可能要超过美国。但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还是看人均的各项社会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定要牢记十七大指出的两个基本没有变,一个是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还没有根本改变,第二个是我们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路还很长。
所以在文化建设上,我们既要有信心,同时一定不能自满自大,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在文化发展中,要持一种低姿态,为学习他人的长处创造更好的条件,不要人为地制造很多对立面。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文化产业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作用?
蔡武: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要不要确立文化立国的战略。远的不讲,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主张,日本也是。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他们很快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2000年前后那股强劲的“韩流”,大家印象都很深。
文化得到应有的重视后,就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看到文化产业独特的作用。真正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中,把文化产业考虑进去、规划进去,实际上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经济结构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国在区域经济布局上,分成东部、中部、西部。有人说,文化布局是不是也可以按照东、中、西来分,我不赞成。为什么呢?文化有它的特殊性,我们西部地区的很多地方,文化资源极其丰厚,只要有好的政策、好的规划,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云南是我们西部的一个省,但是云南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已经成为它的支柱性产业了,这就是例子。甘肃经济社会相对落后,但在文化部的首批推出18部优秀保留剧目中,甘肃有两部戏入选了,一部是《丝路花雨》,一部是《大梦敦煌》,到世界各地巡演,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财经国家周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遭到广泛诟病的话题。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阻碍创意发展的问题,您怎么看?
蔡武: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新,没有创新光是复制是没有竞争力,推进不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盗版行为会严重阻碍文化行业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有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经常拿知识产权问题和我们说事,但在客观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不完善。我们既然加入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得遵守这个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无论立法、执法,还是其他环境,目前还不是很理想。
前不久我和芬兰文化部长会谈。他说知识产权保护很重要,可以保护创作者的收益权利。我说你讲得不够,不光是保护创造者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不保护知识产权会极大挫伤人们创造的积极性,窒息创作力。所以,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一定要把它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认识。
创新是核心。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使创意层出不穷。怎样才能出创意?就是要给创意人员创造有利于创作源泉充分涌流的环境。把创意人绑得死死的,限制得死死的,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他怎么能够出创意?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才冒尖,鼓励创意层出,鼓励实验,宽容失败。美国在这一点上是很有特点的。
《财经国家周刊》:政府应如何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
蔡武:振兴文化产业,不是说政府自己去办文化产业,政府不能办企业。政府的任务是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提供服务。社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必须激活社会各方面的创造力和活力,具体来讲就是我们要搭建政策支撑、公共服务、投融资、贸易合作、人才培养五大平台。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中,文化产业的各项指标逆势上扬,您分析这是什么原因?
蔡武: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看,特别是近现代,越是在经济发生困难,或是社会发生强烈动荡的时候,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反而趋于旺盛。因为人们需要抚慰心灵、调整情绪。美国文化产业大发展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即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时代华纳、迪斯尼、好莱坞都是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最新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韩国、日本都是在上一次的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间,文化产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机会。
第二,文化产业和别的产业相比,它以创意为核心,以人才为基础,消耗的物质资源很少,碳排放很少,但附加值很高。当前世界经济遇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文化产业是最有前途的、最有空间的。
第三,就是金融危机中资金流动性过剩,这么大的资金,往什么地方投?投到传统产业中肯定是赔钱的,于是就要找新的投资点。为什么这段时间国际艺术品市场、文物市场这么火爆?因为跟文化相关的产业成为很多投资家关注的焦点,一下被放大,一下被推到前台来了。
“演员没有戏演是最大的浪费”
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起步试点,2005年以后逐步推开,到2007年以后大面积推开,在“十一五”期间取得长足的发展。
200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8400亿元,占同期GDP比重由2004年的2.1%上升为2.5%左右。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普通文化消费者,能从国有文化院团转企改制中感受到怎样的变化?
蔡武:变化很大。我们过去的文化体制,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严重制约了我们文化的发展。
比如说,在过去的体制下面,院团很像行政机关,文工团主要是由上级分配任务,但是它接受的任务很多可能是庆典的需要,可能是某些重大政治活动的需要,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评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某些政府的政绩工程,为了拿奖牌,投入很大的力量搞一台节目,然后参加评奖,评完奖之后就马放南山了。那个时候,创作的源泉不是来源于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而是为了完成任务。
再有就是内部分配机制和运行机制,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大锅饭。从某种意义上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差不多,所以缺乏真正的创新动力、激励机制,创造力发挥不出来。等到我们实行全面对外开放,走到国际市场以后发现,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少得可怜,尤其是能够成为品牌的文化产品更少。
《财经国家周刊》:这是体制所限的结果?
蔡武:因为体制的原因,创造性、活力发挥不出来。大家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我国才把过去旧的体制改成我们后来的国有体制,当然,这个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是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回过头来看,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成名的时候,并不是国有院团,而是戏班子,戏班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民营院团。他们正是在闯市场的过程中,在唱对台戏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艺术创新,不断地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成为名角、名团,发展起来。
现在9大中央直属院团中,东方歌舞团进行了转企改制的试点。东方歌舞团过去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在国有体制下,它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团里有10个排演厅,过去只有2个在使用,其余的8个都成了仓库。但去年实行转企改制以后,根据力量的组合、市场的需求,组建了东方歌舞团、民族歌舞团、民族乐团、流行乐团4个团,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为了参加直属院团展演,他们排出了4台非常精彩的节目。我去调研的时候,有演员说现在10个排演厅都不够使了,需要排队。
这就是说,体制机制的变化极大地激发了演职人员的积极性。一个演员,没有戏演,没有上舞台的机会,其实是对他最大的浪费。他只有在舞台实践中才能被观众所认识,才有可能成为明星。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各地把地方剧种、歌舞表演都推向了市场。安徽芜湖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据我们所知,法国的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收入有三个来源:政府拨款、企业赞助和门票收入。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艺术院团靠门票是养活不了自己的,那么我们的试点能成功吗?
蔡武:我们正在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专项基金,这些基金有政府的投入,也吸引社会资金。目前,文化部和财政部正在建一个基金,各地也陆续建立自己的文化基金。有的规模小一点,有的规模大一点,目标是把大量流动性的社会资本吸引到各种文化艺术领域中来。
政府以后对文化事业的拨款不会减少,而且资助的力度还要加大,但要改变过去事业体制下养人的投入方式。以后政府投入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建立基金、鼓励创作、政府购买服务、给演出场次补贴等等。
另外一部分就靠社会资金,要靠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他们要能够把一部分的利润反馈给社会,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比如有一个民营企业,泛海集团,捐了1亿元给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中华艺文奖,做了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已正式建立。
第三部分,就是靠院团自己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创造票房价值。
“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应高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
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建设全面快速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加强,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进一步迸发。特别是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有所提高,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达到共识。面向“十二五”如何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蔡部长充满信心,但也坦言存在困难。11月24日,面对记者,他提出希望,“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增长的幅度应该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财经国家周刊》: 您曾经说过文化是软实力,但决不是软任务。未来文化部怎么把这个“软实力”变成“硬任务”去做?
蔡武:前几天我和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开玩笑,我说,这几年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意义、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来之后,上上下下认识都比较一致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是该见真金白银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十二五”期间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我算了一下,全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有0.4%。这个比例太低。
我本人有一个的想法,也多次在会上讲过,希望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增长的幅度应该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是不是能够提高到1%,现在是0.4%,要求不高,这是一个资金的投入。
还有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这项工作长期以来没有纳入到国家基本建设的规划中去,对它定性不明确。比如说铁路建设、港口建设、机场建设、学校建设,我们都有指标,但是文化设施建设过去没有指标,除了图书馆、博物馆还有一点计划之外,剧场就没有,我国剧场的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剧场究竟应该由谁来建、怎么建,定义不清。我主张,要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基本建设规划中来考虑。比如说多少万人口应该有一个适当规模的演出场所,应该有一个指标。
《财经国家周刊》:这个钱应该由谁来负担?
蔡武:这应该是政府投入,把它作为公共设施建成,然后采取国有民营等多种方式,投入市场运营。其他项目——铁路、高铁、港口、机场,不都是这样吗,应该把它作为基础设施来做,这个认识大家现在还不太一致,我想争取“十二五”在这方面我们能有一点进展。
蔡武简历
文化部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蔡武生于1949年10月,甘肃省武都县人,中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煤矿工人。喜欢舞文弄墨的他,随后成为《甘肃日报》的工农兵通讯员,并被借调进报社担任1年的 编辑。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后任教于北大。
从1983年7月起,在共青团中央任职达12年之久,直至1995年调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1997年7月任中联部副部长。
蔡武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04年8月19日,他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亮相国务院新闻办,向中外媒体介绍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的筹备情况。
1年后,2005年8月就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进一步完善,发布会的信息“含金量”进一步提高。
2008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