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添粮”习俗传承与变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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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添粮”是流行于广西的一种敬老习俗。通过对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邓圩村和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胜岭村比较研究,发现该习俗虽在仪式过程呈差异性,但在文化意蕴、社会功能及传承资本等方面呈共同性,且总体上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添粮”习俗“恒”的是村民对生命、神灵等的敬畏之心,“变”的是村民的代际虔诚度减弱和参与功利性渐强。深挖“添粮”优秀文化因子,对优化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添粮”;敬老习俗;孝道文化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3.013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3-0085-04
  一、问题的提出
  “添粮”是子女给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的老人举行添米补寿的一种习俗,在广西壮、侗、瑶等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不同地区、民族的“添粮”习俗有一定差异。如马山、上林一带的壮族称“添粮”为“寿米缸”,环江一带的毛南族称为“百家米”,柳江一带的壮、汉族称为 “添粮”。不同地区或民族的“添粮”习俗虽各有特色,但其初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村民认为苍天给老人带到人间的粮食快要吃完导致其体弱,“添粮”后老人才能延年益寿。
  或因“添粮”的规模效应远不如其他人生礼俗,学术界对其关注度较低。现有研究以简单白描或记录祝寿歌为主,专题研究不多。李萍以广西靖西汤峒村的壮族盘粮补寿习俗为例,阐述盘粮补寿是花婆图腾信仰、孝道文化传承、壮族村民与外界和谐共处的重要表征[1]。黄小芬以广西巴马补粮习俗为例,论述补粮是巴马老人延年益寿的重要精神支柱,在老人精神赡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2]。许晓明侧重描述壮族道公主持补粮仪式的整个过程,对经本、祝寿词、剪纸、给老人喂饭及梳头等细节加以还原,强调补粮习俗是壮族尊老爱老文化的集中体现[3]。罗丽君从广西东巴凤地区补粮习俗的德育价值出发,论述该习俗在促进居民的道德教育、文化传承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呼吁政府、社会及个人为补粮习俗的传承事业添砖加瓦[4]。总体而言,学术界倾向关注添粮习俗本身的纵向文化特性研究,在地域之间的横向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相对薄弱。事实上,“添粮”习俗不仅是地方民众敬老的精神食粮,还是地方民众和谐团结、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加强对不同地域 “添粮”习俗的比较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各民族之间互融共荣,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郝亚明认为,“‘民族共有性’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充分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5]。李丽娜等人认为,“要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在尊重差异中扩大共识、增进认同,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
  本文通过对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邓圩村和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胜岭村的调研,从仪式过程、文化意蕴及社会功能等方面,探讨广西“添粮”习俗的传承与变迁。邓圩村位于南宁市金陵镇北部,距离镇政府约20公里,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下辖19个村民小组,村民以壮族为主,主要种植南瓜、玉米等农作物,农民收入以产业务工、外出打工收入为主。胜岭村位于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东南部,距离镇政府约4公里,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共有19个生产队,村民以汉族为主,主要种植玉米、甘蔗等农作物。
  二、“添粮”习俗的差异性
  通过对邓圩村、胜岭村的调查发现,“添粮”习俗在仪式过程方面各具特色。
  (一)“添粮”老人的年龄段不尽相同
  邓圩村固定在61岁、73岁、85岁或97岁。胜岭村没有固定的岁数,主要根据老人体质而定。在通常情况下,老人一生仅需“添粮”一次,体弱多病者则适当地增加次数。
  (二)“添粮”仪式的寿礼各有千秋
  寿礼种类繁多,主要由大米、贡品、老人新衣及礼钱四部分构成。大米的袋数按照老人的子女数目而定,每袋约1 500—2 500克,用塑料袋扎好。邓圩村老人的“添粮”大米往往由子女各自筹备,当天直接提至现场;胜岭村老人的“添粮”大米则往往由老人独自筹备,当天由长子挑担运粮。贡品主要包括红布、红纸、红带、香烛、熟鸡肉、熟猪肉、水果、糖、酒水等,邓圩村的贡品还包括一条宽约0.6厘米,长约6米的自织黑布。礼钱份数与参加仪式的人数相同,每份20—100元不等,邓圩村的礼钱以现金形式居多,胜岭村的礼钱则以红包形式为主。
  (三)“添粮”仪式的流程各有特色
  邓圩村在举办仪式的当日,家族成员均需提前到达现场。道公先把自织黑布从道公作法大厅的桌面一直铺至大门口,老人静坐大门口,手执一个红布袋。后代依辈分和年龄的次序,以男左女右的方式在黑布两旁排队静等,辈分越高,离道公越近。正式宣布仪式开始后,在道公的祈祷下,长子用米勺从自筹米中舀出一勺,跨过黑布上空,递给老人的长女;长女接过米勺,同样跨过黑布上空,递给老人的二儿子……以此类推,按男女左右交叉的顺序传递,最后由最靠近老人的后代将大米恭敬地倒入老人手中的红布袋。倒入红布袋的米越多,寓意老人的子孙越多、越孝顺。此外,众人把事先准备的红包和其它贡品也放入红布袋,并用红绳扎紧。三天后,老人拆开红布袋,即可享用寿米及财物。
  胜岭村在“添粮”当日,由老人的长子带队抵达唱娘的客厅。由老人点燃檀香,彎腰向观音致敬后将檀香插入香炉。唱娘将添粮盆放置胸前,唱祈福歌。子女各抓九把米后放入添粮盆后,将红包递交唱娘,唱娘依次将其红包插入添米盆。之后,唱娘用红纸封盖添米盆,再用红绳捆绑。在盖面摆满贡品,寓意“子孙满堂、生活甜蜜”。接着,唱娘边唱祈福歌,边用手捶打平铺桌面的新衣,寓意传递祝福。逐件捶打后,唱娘将新衣按从头至脚的顺序,亲自给老人穿戴,最后用红带捆腰。最后,家人齐将元宝彩纸烧透,以谢菩萨为老人补寿,并由长子带队返家。七天后,拆封添米盆,家人共享寿米,老人收存红包。   (四)“添粮”仪式的祈祷内容略有区别
  邓圩村道公的唱词内容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对老人长寿的祈祷,如“夫妇老人真欢喜,都是全家有福气;有子有孙来服侍,早晚送到口边里”“一拜南山松不老,二拜北海水千年;三拜老人同北斗,寿同彭祖八百年”等;二是对后代敬老的规劝,如“有爸在妈在一枝花,没爸没妈烂冬瓜;爸妈辛苦养妹大,你要一心孝顺他(她)”“妹莫恶,衫裤莫叫老人搓;厅堂椅子轮流坐,媳妇总要当婆家”等。胜岭村唱娘的唱词除上述内容外,还带有对后代的礼教,而非局限于敬老本身。例如,轮到在职的后辈抓米时,唱词有“有能力的埋头苦干,没能力的吹牛打牌”;轮到在读的后辈抓米时,唱词有“少年不知勤苦学,老来方悔读书迟”等。
  三、“添粮”习俗的共同性
  与仪式过程相比,两个村落的“添粮”习俗在文化意蕴和社会功能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共同性。
  (一)文化意蕴
  “添粮”习俗富含“敬畏与物化”的文化意蕴,主要体现在村民对生命、神灵的敬畏之心不变。
  1.对生命的敬畏不变。一方面,“添粮”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生命的珍视。“添粮既有为老人祈福的意义,也有要求晚辈孝敬长辈的含义。如果家中老人没有履行这一仪式,老人过世后将会灵魂不安,在世的家人也不会顺利,无法安宁”[7]。如果子女不重视“添粮”,就容易遭到亲邻的严责和舆论压力。另一方面,“添粮”体现了老人自身对延年益寿的渴望。只要身健力行,不少老人还亲自筹备“添粮”仪式所需的物品,如红布、红纸、红带、香烛、桂叶、柏枝叶等。一般而言,仪式筹备得越周详、参与人数越多,老人心里越踏实,祛病防病的心态更坦然。
  2.对神灵的敬畏不变。邓圩村村民普遍信仰“花婆”,认为“花婆”是人类的生育女神,每个凡人都是“花婆”后花园的一枝花,如果生虫、枯萎,就要请“花婆”驱虫、培土和施肥。“添粮”仪式尝试通过“延寿桥”,祈求“花婆”帮助老人这朵花持续绽放。胜岭村村民崇拜的神灵较多,如寿星公、财神爷、观音等。此外,胜岭村的唱娘用恭敬的语言称呼神灵、请命,家族成员给神灵敬香、作揖、拜谢等,亦彰显出村民对神灵的敬畏。
  (二)社会功能
  有学者认为,“要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与了解,必须首先认清这种文化传统在中国人行动中的表现。要能够像化学实验一样将行动中所蕴含的不同意义、不同意义所依据的不同传统分解出来。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中国文明中那些‘活着’的传统有清醒、深入的认识”[8]。邓圩、胜岭两个村落“添粮”习俗社会功能的共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传承孝道文化。“添粮”老人年事已高或身体欠佳,后辈的祝福能极大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在现代社会,农村老人已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吃饱睡好,还需要后代的关怀。在“添粮”习俗盛行的村落,村民普遍秉承传统的孝道精神,“添粮”习俗发挥了道德教化的积极作用。“孝一旦运行,会导致中国人将整个社会生活集中于家族谱系、社会温情化、伦理导向、关系网络、权威至上等方面,进而可以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可以说,孝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传统。虽其主导性已经式微,但社会底色依旧”[9]。胜岭村和邓圩村的村民认为,在参与“添粮”仪式后,人们会意识到家中老人已经年迈体弱,渴望得到关爱;如果自身孝顺老人,就能为下一代树立榜样,顺利转交敬老的接力棒。
  2.维持乡村秩序。“添粮”习俗根植于村民日常生活,在净化村民的内心世界、维系乡村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添粮”习俗宣扬敬老精神,教导子孙恪守孝道。另一方面,“添粮”习俗体现父子、兄弟、婆媳与祖孙之间 “添粮”习俗所派生的道德约束,成为当地和睦家庭与和谐社区的重要因素。分家后兄弟、外嫁后的女儿在仪式前赶赴家中团聚,老人成为家族成员积极互动的中心,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四、结果与讨论
  综上,广西各地“添粮”习俗具有较多的共同性,同时保留着地方特色且世代相传。我们应探究其客观定位和传承缘由,讨论如何让它服务于民众和社会,促进其优秀因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添粮”是一种敬老习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添粮”容易被外界定位为陋习,主要源于其中掺杂的神灵崇拜与祖先崇拜色彩,如老人深信“補寿”,祈求 “祖荫神佑”等。然而,评价一种习俗,我们不能被它的表层神秘所蒙蔽。事实上,“添粮”习俗已然成为一种村落规训的载体,根植于村民的日常生活。其不再简单停留于村民的表面祈福,而上升为乡村道德机制的一种内化形式,精髓在于协调村民代际之间“付出——回报”的“共荣”关系,强化村民对村庄情感与家庭伦理的认同。同时年轻村民对神仙、祖先的认知趋于理性化,但仍愿意参与其中,因为“添粮”具有表达孝心的隐喻;人们把“题名”“财运”等唱词视为常见的礼俗祝语,更不会把自身命运寄托于神灵。此外,邓圩村和胜岭村的“添粮”习俗比较研究表明,“添粮”习俗在发挥德育功能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添粮”习俗是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见证。
  其次,“添粮”习俗的传承具有可行性和启发性。经过“惯习”与“场域”的长期浸润,“添粮”习俗业已形成一种特有的孝道文化。从文化建构看,“添粮”习俗的传承离不开文化“空间——事项——基因”的系统建构。文化空间是文化事项的发生空间,如道公的客厅、老人自家大厅;文化事项,是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如活动、参与者;文化基因,是文化空间和文化事项的内在灵魂,如孝道精神。 “添粮”习俗根植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以上三个要素环环相扣,没有被外界剥离,因而得到较完整地传承,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反之,个别地方民族文化资源遭到过度开发,文化基因难以维系,文化事项或文化空间被随意篡改,最终面临文化焦虑甚至文化重构的尴尬。例如,某村落婚俗仪式及哭嫁歌被舞台化,当地村民被专业演员取代,出嫁女对娘家的感恩、对故土的热爱等真实情感亦被淡化,这样的习俗传承很容易朝着伪文化、庸俗化方向发展。
  最后,“添粮”习俗有必要纳入民俗资源的开发计划。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我们只有重新审视乡村习俗及其文化建构,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才不会随波逐流、舍本逐末。例如,巴马瑶族自治县将“添粮”纳入“长寿文化”宣传范畴,向社会诠释老人长寿不仅需要晚辈给予长辈物质关怀,更需要给予老人精神层面的慰藉。我们应将“添粮”习俗纳入广西特色民俗规划范畴,连同相似的敬老风俗,如哭嫁歌、回娘家等,通过文化墙、文化展厅、微电影、小品、歌舞等喜闻乐见的形式融为一体,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让良好的民风民俗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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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黄小芬.巴马长寿因子:补粮习俗在精神赡养中的作用[J].文山学院学报,2014(5).
  [3]许晓明.壮族补粮敬老习俗[J].民族艺术,2020(6).
  [4]罗丽君.东巴凤“补粮”文化德育价值研究[J].教育观察,2018(9).
  [5]郝亚明.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J].广西民族研究,2009(1).
  [6]李丽娜,李鸿.文化多样性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J].满族研究,2014(4).
  [7]卢明威.民俗习惯在乡村治理中的秩序维护功能分析——基于广西南宁市金陵镇的调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8]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J].社会学研究,2018(1).
  [9]翟学伟.“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J].社会,2019(5).
  责任编辑:韦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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