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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1909年9月13日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入伍，1925年4月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历任四川省委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等职，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掩护东征抗日先锋军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36年2月，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渡河前，中央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其任务是：警戒清涧、延川、延长一线黄河沿岸。保卫驻在瓦窑堡的党中央和陕北省委，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
阎红彦与清涧等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组织和动员群众日夜造船，成立了水手工会，对船夫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还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做军鞋。后来，毛泽东讲到东征时还特意表扬了阎红彦，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
2月21日，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于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之后，亦从河口东渡，先后占领了义牒镇和隰县的午城：拆毁了沿河敌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大宁县城；并在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通道。不久，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
3月，红军抗日先锋军节节胜利。准备越同蒲路东出河北，直接对日作战，但蒋介石调集重兵伙同阎锡山部阻拦我军东进。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国防实力，1936年5月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布红军回师陕北。
红军回师西渡时，阎红彦率红三十军担任后卫，堵击敌人的尾追，掩护主力渡河。由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三交镇壮烈牺牲，中央决定调三十军政委蔡树藩接任二十八军军长。同时，任命宋时轮为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改任三十军政委。当我军主力经石楼、永和由东向西转移至黄河岸边时，阎红彦和宋时轮奉命率红三十军离开黄河一线，由西向东插向吕梁山的隰县、大宁一带，迷惑和牵制敌人。
红三十军主力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分割包围。5月13日夜晚，部队转移到晋西南吉县平头关渡口，找到了9只木船，准备渡河。但是，天刚亮，敌人就出动飞机轰炸，接着步兵也逼近我军阵地。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宋时轮说：“阎政委!你带着司令部、政治部先撤，我掩护。”
阎红彦说：“你才来，对这个部队还不太熟悉，还是我留下掩护。”
宋时轮说：“你不放心吗?!相信我，不会把你的部队丢掉的!”
阎红彦说：“这不是我的部队，这是党的部队。”
宋时轮最后命令说：“你赶快走!”。
阎红彦说：“好!好!我先走!”
接着，宋时轮指挥二六三团一部与敌激战。阎红彦指挥主力胜利地渡过黄河，他自己却仍留在黄河东岸。当宋时轮带着阻击部队撒到黄河边时，见阎红彦还站在那里。宋时轮拉住阎红彦的手激动地说：“阎政委，你怎么还呆在这里?!”
阎红彦说：“我在等你们!”
这时，蒋介石继续组织力量进攻红军。敌李生达、汤恩伯部进抵黄河东岸，准备渡河进犯陕甘宁根据地。5月18日夜，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来的“火急”电报，阎红彦指挥部队，渡过无定河，进抵宋家川，配合地方游击队，切断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船只，使河东之敌，不敢贸然西渡。
就在宋家川形势暂趋缓和的时候。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又遭国民党张云衢部的突然袭击。当时，我军在瓦窑堡只驻有少数警卫部队，力量比较单薄，中央命令红三十军立即赶回增援。由于路途遥远，部队到达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正在向西转移。阎红彦立即指挥部队，坚决阻击进攻之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其后，阎红彦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部署，率部进驻瓦窑堡和安定之间的十里铺，严防敌人的袭击。
在整风运动中与高岗展开斗争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阎红彦最初在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第十四支部学习，并任支部书记，后调第三支部(高干支部)学习，任支部生活和组织委员。先后同支部学习的有曹里怀、陈先瑞、王树声、贺晋年、陈锡联、杨勇、陈赓、薄一波等。阎红彦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件，联系实际，总结了自己10多年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1943年，他把学习心得，写成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党校校刊上，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43年7月，在审干过程中，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阎红彦多次在支委会上说：“肃反工作绝不能有半点主观主义。我在苏联时，就听到苏联在肃反中出了不少问题。过去我们苏区的肃反教训也不少，我们陕北苏区的肃反，连刘志丹这样的同志都抓起来。如果不是毛主席和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们做事，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慎重。”
整风运动期间的一天晚上，高岗到中央党校来，要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委员，还说他在临真镇战斗中是被绑架而走，不是临阵逃脱。阎红彦当即指出：“你不要将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你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个时候你没有负责任。”
接着说：“在临真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一套谎言，说战斗紧急时，部队叛变，你控制不住，被绑架而走。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为此，两人争吵一夜。
第二天高岗在整风会上，气急败坏地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且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关于成立陕北师一事，是红军改编时，陕北军事干部(包括高岗)在一起的议论。大家说，一方面军有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有一二○师，四方面军有一二九师，陕北红军也应编一个师。阎红彦曾将这些意见向肖劲光反映过，这完全是正常的，合乎组织手续的，并没有组织陕北师。高岗在整风中把这作为阎红彦的所谓“问题”提出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在整风期间，党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在创建陕北红军和开展陕甘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作 风正派，没有拉扯情形；在团结中央干部和陕北干部的关系上。是起了好的作用；做事自信心强，坚决果敢。敢作敢为。党实事求是地为阎红彦作了历史结论。在阎红彦历史结论上签名的有曹里怀、杨勇、王树声、陈先瑞，解方等。
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会后，他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诡计多端，望中央注意，并要求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接着，他坦率地告诉高岗，希望他改正错误。高岗更加怀恨在心，在7月份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指定人揭发斗争阎红彦，因为没有事实，会议开不下去。最后康生出面说：“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此后不久，经中央批准，阎红彦调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
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果累累
1945年9月，阎红彦到达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当年11月的邯郸战役。不久，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大别山挺进。8月下旬，越过淮河后，陈锡联、阎红彦奉命率三纵队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不久，尾追我军的敌人23个旅，也先后压过淮河，进抵大别山区。三纵奉命从皖西回师和兄弟部队一道，于9月在荫城以北的河凤集地区、以西的中铺地区和光山附近打击敌人。其后。陈锡联、阎红彦遵照刘、邓指示，率三纵队从豫东南的商城、固始向东突围，冒雨兼程，拖走了大别山北麓合围我军的国民党桂系第七师和四十八师两股敌人到皖西，并乘敌之合围势态尚未形成之时，于10月9、10两日，在皖西六安的张家店，全歼敌八十八师六十三旅。毙、伤、俘敌4000余人。这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旅以上实力的重大胜利。张家店战斗后，三纵队即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与此同时，其它兄弟部队也连克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我军控制长江北岸达300余里，威震大江南北。
10月下旬，大别山进入深秋，寒气袭人，我十几万大军这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裳。如何抓住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尽快地解决过冬的棉衣，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党中央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难以解决。刘、邓报请中央，决心自己设法克服困难，三纵领导开会研究，陈锡联问阎红彦：“你能不能和资本家打个交道，不管白布、花布，只要能穿，有个夹衣也好。”阎红彦在六安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做商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很快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制作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军上下，自己动手，不久，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陈锡联感慨地说：“穿衣是当时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仗打不好，站不住脚，没有棉衣，过不了冬。阎政委为部队作了件大好事。”
11月下旬，蒋介石纠集了33个旅，由白崇禧亲自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我军采取了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三纵队奉命与二、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作战。1948年1月，为了拖散和疲惫敌人，陈锡联、阎红彦指挥三纵队，牵制敌黄伯韬和两广部队。围绕大别山进行了18昼夜的打圈子战斗。从皖西的金寨、六安开始，经舒城、桐城、岳西、湖北的英山、麻城，又回到皖西的六安一带。陈锡联说：“最艰苦的就是这18天，我们处境十分危险，天天夜行军，早上八九点钟住下，下午两三点钟开拔，后面打，前面走，有时一天走24小时，顾不得吃一顿饭。”
18天连续行军，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十分疲劳。为了鼓舞士气，阎红彦向部队作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陈锡联说：“真没想到，阎政委作了那样好的一个报告。它对增强部队斗志，提高斗争信心，的确起了相当好的作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我留在大别山的部队。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剿。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逐鹿中原为淮海战役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为中原野战军。从此，我刘邓、陈粟和陈赓兵团三支大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展开了逐鹿中原的伟大斗争。
11月6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战役的第二阶段，三纵奉命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之敌。其后，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15日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南京的联系，使我军完成了对徐州大包围的态势。毛泽东对这一战役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嘉许。
战役的第二阶段，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三纵和一纵，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战斗中，最艰苦的一天是我部准备发动进攻，被敌人发觉，他们集中了4个整编师，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抢先进攻我军。打到后来，敌我分不开，敌人跟我方的部队混在一起了。我方组织进攻，敌人又反扑，牺牲很大，血流了一沟。陈锡联和阎红彦到前面去看，回来时半身都是血。他俩在一辆被打烂的敌坦克下，挖个洞当指挥所，离敌人的工事很近，敌人枪上的刺刀看得清清楚楚。阎红彦爱跑进跑出，陈锡联对他说：“你还看不见，敌人那么近!”
有一次，他到前沿阵地七旅去视察、指挥战斗，敌人排子炮打来，警卫员机智地将他按倒在地，卫生员立即上担架，准备抬他，见他还活着，好端端的。阎红彦嘿嘿一笑说：“还是我的命大!”12月15日，我军会攻敌最后据点双堆集。晚11时，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被我三纵队七旅活捉。
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阎红彦由于操劳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曾经和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老阎象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淮海战役以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949年2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4月21日，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挥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三兵团从安庆一带突破长江防线。23日，南京解放。陈锡联、阎红彦率三兵团进驻芜湖地区，防止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进行向西南进军的准备工作。8月19日，刘、邓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三兵团9月初由芜湖出发，10月中旬，抵达湖南常德集结。
11月1日。我军发起了进军川黔的战斗，三兵团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宋希濂的防线，进入川东，攻取彭水，强渡乌江，占领南川。11月底，解放重庆。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得到毛泽肯定
1949年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当时，号 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在覆灭之前的疯狂破坏，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西南局和川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阎红彦主持行署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进行了清匪、反霸、镇反减租、退押、土改，使川东很快得到治理，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真是“雷霆风雨，三载奏功”。
1952年，四川合省以后，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重庆市委第_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1956年9月，当选为“八大”候补中央委员。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当年秋天，阎红彦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水稻亩产3万多斤，便亲自到当地察看。原来所谓亩产3万多斤，是把若干亩已成熟的水稻，拼栽在一块田里。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他要求干部保持冷静头脑，产量一定要搞实在，千万不要人为地层层加码。
1959年初夏，阎红彦带秘书和警卫班的六、七个战士到乐至县，参加油菜试验田的收打。打完头遍，亩产达到260斤，比大面积产量高出一倍。他十分高兴地说：“再复打一遍菜秆，得出最后产量，开个会庆祝种试验田获得了高产，让《四川日报》发消息，登照片，推广种试验田的经验。”
谁知有几个干部看见实产没有达到他们夸口的600斤，趁阎红彦吃中午饭的时机，偷偷往菜秆底下倒了几箩筐菜籽。阎红彦发现捣了鬼，十分生气，当场批评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在省委汇报会上严肃指出，一定要警惕这种不良作风的蔓延。当年夏秋之际，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阎红彦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和解决那里群众发生的水肿病问题。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对此，阎红彦深感痛心，他找县委的负责人谈话，解除大家的顾虑，要大家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这样，事实真象很快就弄清楚了。阎红彦连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报请省委批准，调拨500Zi斤粮食给这个县安排群众生活。
这年秋，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1961年3月至5月，阎红彦响应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楚雄、大理、道宏、思茅等地区，系统地调查了人民公社的规模、公共食堂、工资制、山林管理、实物分配等问题。5月10日，他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即(阎红彦给毛主席的信)》，对上述问题向党中央作了比较系统的汇报，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特别是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建议。
5月16日，毛泽东对阎红彦的信作了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不久，阎红彦根据云南的实际，提出坚决缩小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把边疆地区的人民公社调整为初级社或互助组。对居住分散的山区，他指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单家独户的经营，还明确规定了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强调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促进了云南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周恩来总理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发表的讲话，阎红彦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8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阎红彦在会上对西南局几个负责同志说：“我们应该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
9月以后，全国“大串连”。党组织瘫痪，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昆明和全国一样，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阎红彦十分愤慨，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是什么革命?!这是丑化革命，是丑化我们党!”
10月9日至28日，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其间，阎泽群告诉他，江青在北航对红卫兵讲：“中央正在开会，她和毛主席占少数，很多人都反对毛主席，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阎红彦紧锁双眉，豁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愤慨地大声说：“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我们跟毛主席几十年，会反对毛主席?会反对毛主席?”
阎泽群劝父亲准备回去戴高帽子游街。阎红彦坦然地说：“我怕什么，无非下台当老百姓!但是，给共产党的干部戴高帽子，我就是不赞成。这是侮辱我们党，糟踏我们党!”
阎红彦当时已年近60，又患高血压、心脏病，在“横扫”、“火烧”的声浪中，他受到残酷的迫害。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白天晚上不能休息。有一天从早晨8时斗到晚上8时，没有吃一点东西，没有喝一口水。休息中间，一个不知名的小姑娘，偷偷给他送来一碗荷包鸡蛋。他抚摸着孩子的头，激动地说：“多好的人民。”
1976年1月，昆明造反派积极酝酿“夺权”。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
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说：“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现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
这时，中央对阎红彦的安全也十分关心。1月7日，叶剑英打电话询问云南军区：“阎红彦在什么地方?身边有哪些人?”要求云南军区确保阎红彦的安全。当晚，阎红彦和周兴：王银山等开会到12时，确定第二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8日凌晨，陈伯达给阎红彦打电话，由于口音难懂。由汪东兴复述。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对方都不让他讲。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
1月8日5时左右，秘书走进阎红彦的住房。发现他已经辞别人世。阎红彦死后，林彪一伙下令不准开追悼会。可是昆明党、政、军机关于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
2月12日，云南省委和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是啊!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党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历史本来面貌。
掩护东征抗日先锋军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36年2月，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渡河前，中央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其任务是：警戒清涧、延川、延长一线黄河沿岸。保卫驻在瓦窑堡的党中央和陕北省委，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
阎红彦与清涧等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组织和动员群众日夜造船，成立了水手工会，对船夫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还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做军鞋。后来，毛泽东讲到东征时还特意表扬了阎红彦，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
2月21日，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于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之后，亦从河口东渡，先后占领了义牒镇和隰县的午城：拆毁了沿河敌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大宁县城；并在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通道。不久，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
3月，红军抗日先锋军节节胜利。准备越同蒲路东出河北，直接对日作战，但蒋介石调集重兵伙同阎锡山部阻拦我军东进。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国防实力，1936年5月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布红军回师陕北。
红军回师西渡时，阎红彦率红三十军担任后卫，堵击敌人的尾追，掩护主力渡河。由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三交镇壮烈牺牲，中央决定调三十军政委蔡树藩接任二十八军军长。同时，任命宋时轮为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改任三十军政委。当我军主力经石楼、永和由东向西转移至黄河岸边时，阎红彦和宋时轮奉命率红三十军离开黄河一线，由西向东插向吕梁山的隰县、大宁一带，迷惑和牵制敌人。
红三十军主力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分割包围。5月13日夜晚，部队转移到晋西南吉县平头关渡口，找到了9只木船，准备渡河。但是，天刚亮，敌人就出动飞机轰炸，接着步兵也逼近我军阵地。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宋时轮说：“阎政委!你带着司令部、政治部先撤，我掩护。”
阎红彦说：“你才来，对这个部队还不太熟悉，还是我留下掩护。”
宋时轮说：“你不放心吗?!相信我，不会把你的部队丢掉的!”
阎红彦说：“这不是我的部队，这是党的部队。”
宋时轮最后命令说：“你赶快走!”。
阎红彦说：“好!好!我先走!”
接着，宋时轮指挥二六三团一部与敌激战。阎红彦指挥主力胜利地渡过黄河，他自己却仍留在黄河东岸。当宋时轮带着阻击部队撒到黄河边时，见阎红彦还站在那里。宋时轮拉住阎红彦的手激动地说：“阎政委，你怎么还呆在这里?!”
阎红彦说：“我在等你们!”
这时，蒋介石继续组织力量进攻红军。敌李生达、汤恩伯部进抵黄河东岸，准备渡河进犯陕甘宁根据地。5月18日夜，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来的“火急”电报，阎红彦指挥部队，渡过无定河，进抵宋家川，配合地方游击队，切断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船只，使河东之敌，不敢贸然西渡。
就在宋家川形势暂趋缓和的时候。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又遭国民党张云衢部的突然袭击。当时，我军在瓦窑堡只驻有少数警卫部队，力量比较单薄，中央命令红三十军立即赶回增援。由于路途遥远，部队到达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正在向西转移。阎红彦立即指挥部队，坚决阻击进攻之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其后，阎红彦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部署，率部进驻瓦窑堡和安定之间的十里铺，严防敌人的袭击。
在整风运动中与高岗展开斗争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阎红彦最初在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第十四支部学习，并任支部书记，后调第三支部(高干支部)学习，任支部生活和组织委员。先后同支部学习的有曹里怀、陈先瑞、王树声、贺晋年、陈锡联、杨勇、陈赓、薄一波等。阎红彦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件，联系实际，总结了自己10多年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1943年，他把学习心得，写成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党校校刊上，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943年7月，在审干过程中，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阎红彦多次在支委会上说：“肃反工作绝不能有半点主观主义。我在苏联时，就听到苏联在肃反中出了不少问题。过去我们苏区的肃反教训也不少，我们陕北苏区的肃反，连刘志丹这样的同志都抓起来。如果不是毛主席和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们做事，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慎重。”
整风运动期间的一天晚上，高岗到中央党校来，要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委员，还说他在临真镇战斗中是被绑架而走，不是临阵逃脱。阎红彦当即指出：“你不要将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你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个时候你没有负责任。”
接着说：“在临真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一套谎言，说战斗紧急时，部队叛变，你控制不住，被绑架而走。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为此，两人争吵一夜。
第二天高岗在整风会上，气急败坏地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且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关于成立陕北师一事，是红军改编时，陕北军事干部(包括高岗)在一起的议论。大家说，一方面军有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有一二○师，四方面军有一二九师，陕北红军也应编一个师。阎红彦曾将这些意见向肖劲光反映过，这完全是正常的，合乎组织手续的，并没有组织陕北师。高岗在整风中把这作为阎红彦的所谓“问题”提出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在整风期间，党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在创建陕北红军和开展陕甘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作 风正派，没有拉扯情形；在团结中央干部和陕北干部的关系上。是起了好的作用；做事自信心强，坚决果敢。敢作敢为。党实事求是地为阎红彦作了历史结论。在阎红彦历史结论上签名的有曹里怀、杨勇、王树声、陈先瑞，解方等。
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会后，他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诡计多端，望中央注意，并要求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接着，他坦率地告诉高岗，希望他改正错误。高岗更加怀恨在心，在7月份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指定人揭发斗争阎红彦，因为没有事实，会议开不下去。最后康生出面说：“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此后不久，经中央批准，阎红彦调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
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果累累
1945年9月，阎红彦到达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当年11月的邯郸战役。不久，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大别山挺进。8月下旬，越过淮河后，陈锡联、阎红彦奉命率三纵队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不久，尾追我军的敌人23个旅，也先后压过淮河，进抵大别山区。三纵奉命从皖西回师和兄弟部队一道，于9月在荫城以北的河凤集地区、以西的中铺地区和光山附近打击敌人。其后。陈锡联、阎红彦遵照刘、邓指示，率三纵队从豫东南的商城、固始向东突围，冒雨兼程，拖走了大别山北麓合围我军的国民党桂系第七师和四十八师两股敌人到皖西，并乘敌之合围势态尚未形成之时，于10月9、10两日，在皖西六安的张家店，全歼敌八十八师六十三旅。毙、伤、俘敌4000余人。这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旅以上实力的重大胜利。张家店战斗后，三纵队即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与此同时，其它兄弟部队也连克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我军控制长江北岸达300余里，威震大江南北。
10月下旬，大别山进入深秋，寒气袭人，我十几万大军这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裳。如何抓住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尽快地解决过冬的棉衣，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党中央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难以解决。刘、邓报请中央，决心自己设法克服困难，三纵领导开会研究，陈锡联问阎红彦：“你能不能和资本家打个交道，不管白布、花布，只要能穿，有个夹衣也好。”阎红彦在六安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做商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很快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制作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军上下，自己动手，不久，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陈锡联感慨地说：“穿衣是当时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仗打不好，站不住脚，没有棉衣，过不了冬。阎政委为部队作了件大好事。”
11月下旬，蒋介石纠集了33个旅，由白崇禧亲自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我军采取了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三纵队奉命与二、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作战。1948年1月，为了拖散和疲惫敌人，陈锡联、阎红彦指挥三纵队，牵制敌黄伯韬和两广部队。围绕大别山进行了18昼夜的打圈子战斗。从皖西的金寨、六安开始，经舒城、桐城、岳西、湖北的英山、麻城，又回到皖西的六安一带。陈锡联说：“最艰苦的就是这18天，我们处境十分危险，天天夜行军，早上八九点钟住下，下午两三点钟开拔，后面打，前面走，有时一天走24小时，顾不得吃一顿饭。”
18天连续行军，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十分疲劳。为了鼓舞士气，阎红彦向部队作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陈锡联说：“真没想到，阎政委作了那样好的一个报告。它对增强部队斗志，提高斗争信心，的确起了相当好的作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我留在大别山的部队。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剿。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逐鹿中原为淮海战役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为中原野战军。从此，我刘邓、陈粟和陈赓兵团三支大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展开了逐鹿中原的伟大斗争。
11月6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战役的第二阶段，三纵奉命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之敌。其后，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15日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南京的联系，使我军完成了对徐州大包围的态势。毛泽东对这一战役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嘉许。
战役的第二阶段，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三纵和一纵，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战斗中，最艰苦的一天是我部准备发动进攻，被敌人发觉，他们集中了4个整编师，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抢先进攻我军。打到后来，敌我分不开，敌人跟我方的部队混在一起了。我方组织进攻，敌人又反扑，牺牲很大，血流了一沟。陈锡联和阎红彦到前面去看，回来时半身都是血。他俩在一辆被打烂的敌坦克下，挖个洞当指挥所，离敌人的工事很近，敌人枪上的刺刀看得清清楚楚。阎红彦爱跑进跑出，陈锡联对他说：“你还看不见，敌人那么近!”
有一次，他到前沿阵地七旅去视察、指挥战斗，敌人排子炮打来，警卫员机智地将他按倒在地，卫生员立即上担架，准备抬他，见他还活着，好端端的。阎红彦嘿嘿一笑说：“还是我的命大!”12月15日，我军会攻敌最后据点双堆集。晚11时，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被我三纵队七旅活捉。
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阎红彦由于操劳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曾经和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老阎象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淮海战役以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949年2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4月21日，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挥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三兵团从安庆一带突破长江防线。23日，南京解放。陈锡联、阎红彦率三兵团进驻芜湖地区，防止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进行向西南进军的准备工作。8月19日，刘、邓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三兵团9月初由芜湖出发，10月中旬，抵达湖南常德集结。
11月1日。我军发起了进军川黔的战斗，三兵团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宋希濂的防线，进入川东，攻取彭水，强渡乌江，占领南川。11月底，解放重庆。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得到毛泽肯定
1949年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当时，号 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在覆灭之前的疯狂破坏，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西南局和川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阎红彦主持行署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进行了清匪、反霸、镇反减租、退押、土改，使川东很快得到治理，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真是“雷霆风雨，三载奏功”。
1952年，四川合省以后，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重庆市委第_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1956年9月，当选为“八大”候补中央委员。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当年秋天，阎红彦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水稻亩产3万多斤，便亲自到当地察看。原来所谓亩产3万多斤，是把若干亩已成熟的水稻，拼栽在一块田里。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他要求干部保持冷静头脑，产量一定要搞实在，千万不要人为地层层加码。
1959年初夏，阎红彦带秘书和警卫班的六、七个战士到乐至县，参加油菜试验田的收打。打完头遍，亩产达到260斤，比大面积产量高出一倍。他十分高兴地说：“再复打一遍菜秆，得出最后产量，开个会庆祝种试验田获得了高产，让《四川日报》发消息，登照片，推广种试验田的经验。”
谁知有几个干部看见实产没有达到他们夸口的600斤，趁阎红彦吃中午饭的时机，偷偷往菜秆底下倒了几箩筐菜籽。阎红彦发现捣了鬼，十分生气，当场批评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在省委汇报会上严肃指出，一定要警惕这种不良作风的蔓延。当年夏秋之际，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阎红彦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和解决那里群众发生的水肿病问题。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对此，阎红彦深感痛心，他找县委的负责人谈话，解除大家的顾虑，要大家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这样，事实真象很快就弄清楚了。阎红彦连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报请省委批准，调拨500Zi斤粮食给这个县安排群众生活。
这年秋，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1961年3月至5月，阎红彦响应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楚雄、大理、道宏、思茅等地区，系统地调查了人民公社的规模、公共食堂、工资制、山林管理、实物分配等问题。5月10日，他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即(阎红彦给毛主席的信)》，对上述问题向党中央作了比较系统的汇报，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特别是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建议。
5月16日，毛泽东对阎红彦的信作了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不久，阎红彦根据云南的实际，提出坚决缩小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把边疆地区的人民公社调整为初级社或互助组。对居住分散的山区，他指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单家独户的经营，还明确规定了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强调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促进了云南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周恩来总理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发表的讲话，阎红彦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8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阎红彦在会上对西南局几个负责同志说：“我们应该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
9月以后，全国“大串连”。党组织瘫痪，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昆明和全国一样，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阎红彦十分愤慨，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是什么革命?!这是丑化革命，是丑化我们党!”
10月9日至28日，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其间，阎泽群告诉他，江青在北航对红卫兵讲：“中央正在开会，她和毛主席占少数，很多人都反对毛主席，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阎红彦紧锁双眉，豁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愤慨地大声说：“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我们跟毛主席几十年，会反对毛主席?会反对毛主席?”
阎泽群劝父亲准备回去戴高帽子游街。阎红彦坦然地说：“我怕什么，无非下台当老百姓!但是，给共产党的干部戴高帽子，我就是不赞成。这是侮辱我们党，糟踏我们党!”
阎红彦当时已年近60，又患高血压、心脏病，在“横扫”、“火烧”的声浪中，他受到残酷的迫害。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白天晚上不能休息。有一天从早晨8时斗到晚上8时，没有吃一点东西，没有喝一口水。休息中间，一个不知名的小姑娘，偷偷给他送来一碗荷包鸡蛋。他抚摸着孩子的头，激动地说：“多好的人民。”
1976年1月，昆明造反派积极酝酿“夺权”。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
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说：“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现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
这时，中央对阎红彦的安全也十分关心。1月7日，叶剑英打电话询问云南军区：“阎红彦在什么地方?身边有哪些人?”要求云南军区确保阎红彦的安全。当晚，阎红彦和周兴：王银山等开会到12时，确定第二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8日凌晨，陈伯达给阎红彦打电话，由于口音难懂。由汪东兴复述。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对方都不让他讲。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
1月8日5时左右，秘书走进阎红彦的住房。发现他已经辞别人世。阎红彦死后，林彪一伙下令不准开追悼会。可是昆明党、政、军机关于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
2月12日，云南省委和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是啊!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党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历史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