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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阶级分析论的奠基之作。自1925年12月1日问世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共经历七个版本、三个阶段的流变，其流变的过程也是毛泽东同志基于唯物史观对中国国情初步探索、将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与中国革命融入结合、使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发展深度接合的过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对中国共产党人如期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具有重大意义价值。
关键词：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毛泽东阶级分析观
中图分类号 A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2-088-05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是毛泽东同志早期撰写的经典著作，是毛泽东阶级分析论的奠基之作。面对我国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的国际竞争合作新形势和国内利益调整重塑新态势，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大转型”[1]145-150，学界有必要重新梳理挖掘《分析》的思想精华和宝贵遗产，为新征程、新阶段的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充足经验借鉴与坚实理论支撑。
一、版本流变： 《分析》的“七个版本”与“三個阶段”
1925年12月1日问世以来，《分析》共经历七个版本的流变。其最初发表于国民革命军刊物《革命》，几个月后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刊物《中国农民》转载（《中国农民》版），1926年3月经作者修改后又发表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中国青年》第116期、117期合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结合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继续对该文进行修改调整。中共中央于1951年5月出版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重印本收录了该文的一版修改稿，当年10月出版的竖排版《毛泽东选集》收录了该文的又一版修改稿，1966年出版的横排版《毛泽东选集》则针对竖排版再次进行了字句的微调[2]99。1991年，人民出版社结合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文章的发表时间和大部分注释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当前国内外通行版本。
《分析》的七个版本大体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5年的诞生时期（《革命》版）、第二阶段是1926年的流变初期（《中国青年》版），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流变后期（《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版等）。每个阶段的《分析》都较前一阶段有巨大差别。
具体来看，《革命》版与《中国农民》版基本一致，《中国青年》版同前两版有以下几大区别：一是字数大幅减少，从6 000字删减到3 000字，且删除了全部数据和表格。二是风格有所变化，如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这个本领吗？ 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吗？”的“振聋发聩、气势逼人”转变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就因不能团结起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理性平实、娓娓道来[3]111。三是最根本、最关键的区别，即观点有所调整。如“中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国家主义”转变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又如《中国青年》版两处提及“国民党右派”，并称其为“中产阶级的代表”。
《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重印版、竖排版《毛选》、横排版《毛选》、1991年通行版在正文内容方面只有细微不同。但同前两个阶段相比有巨大变化：一是对阶级称谓、阶级构成等进行了重大调整，如将“大资产阶级”修改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游民无产阶级”修改为“游民无产者”，对知识分子从“反革命派”划入“小资产阶级”。二是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尤其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的引入，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阻碍生产力、工业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标志着毛泽东阶级理论正在走向成熟。三是对中产阶级的革命性进行了更为科学细致的分析，从前三版认为其“都包含许多危险成分， 断不能望其跑上革命的路”转变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表明毛泽东对我们、敌人、朋友及三者关系的思考认识逐步深化细化。
二、思想探源：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代表性著作
《分析》从诞生到此后的数次流变，都鲜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大局、着眼长远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光辉典范[4]53。
（一）诞生时期：基于唯物史观对中国国情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同志于1920年接触并熟读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了解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初步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5]50-52。在1920年的《致蔡和森等》一文中，表明自己赞同蔡和森“用马克思的方法”“用俄国式的方法”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阐述;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发言时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当前问题“最宜采用”;同年《给蔡和森的信》进一步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由此可知《分析》诞生之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已经深根其心，指导其运用唯物史观审视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也对其产生了深刻、长远的影响[6]7。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发表两党联合宣言;《宣言》依据财富、权势等将社会分为专制、中等、平民三个阶级。根据孙中山先生划分阶级的标准和为了反击国民党内部反共势力，毛泽东开始撰写《分析》一文，将中国社会分为“大资产阶级”等五大阶级，并将锋芒直指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诞生时期的《分析》一文虽然没有直接运用“生产资料的占用程度”这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基础理论进行社会划分，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影响，所以毛泽东才在《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阶级划分，并针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特点和革命态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7]108。 （二）流变初期：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与中国革命的融入结合
20世纪20年代，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传入中国，其对俄国国情和社会性质的分析、对俄国阶级阶层特点及革命策略的研究促进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就体现了这一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影响与鼓舞[8]17-18，开始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相关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陈独秀的《中国农民问题》（1923）、瞿秋白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1928）等都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尤其是农民的革命态度和动员策略进行了一定探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毛泽东一方面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参考借鉴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进行更为精准细致的划分，并较为科学系统地剖析了各阶级阶层的特点与关系;另一方面始终立足中国国情、面对中国革命现实不断丰富完善其思想认识。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员、主张“国家主义”（即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言行越来越频繁，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同志决心向反革命宣传反攻，面向中国共产党党内同志改写了《分析》一文，并发表于党的刊物《中国青年》上。改写版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删去了关于“民族革命”的一段重要阐述。“民族革命”是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中的关键词，也是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重要观点，强调“民族革命”主要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右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正在成为“完全的反革命”，甚至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可能成为“正面的敌人”，因此其结合中国革命现实需要，专门删去了关于“民族革命”的一些阐述，意在提醒共产党人不要沉迷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要时刻记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任务与性质。
（三）流变后期：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发展的深度接合
《中国青年》版《分析》刊发后，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对文章进行改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即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后，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中国发展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后，又结合新的思考和新的实践形成了《分析》的“后四版”。在文中正式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引入，强调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作用表述从“主力”“主力军”变为“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通过亲自撰写题注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农民群众在推动革命走向胜利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将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并肯定其在革命中发挥的先锋桥梁作用。
“后四版”的出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深度结合。经过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进行总结，和为了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推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毛泽东在《分析》修改版中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为思想指引，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为基础，对中国社会的阶级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划分;又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实际，将经济分析与政治态度、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融合思考，不仅拓宽了阶层阶级分析的多元路径，而且用中国化的阶层分析法补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如将中产阶级细分为左派和右派、将小資产阶级细分为“余钱剩米的”“大体自足的”和“生活下降的”，将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后四版”《分析》为党和国家制定有关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证基础。
三、贡献影响：取得“两大革命”胜利和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重要思想指针
《分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尝试中走在最前面”[9]90的理论思考，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两大革命胜利和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和思想指导。
（一）《分析》是“两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理论指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先后面临着四大严峻挑战，即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挑战、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革命根据地迫使红军战略转移的挑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推至亡国灭种边缘的挑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敌我力量悬殊的挑战。《分析》的几次调整修改，都是为了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厘清“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以团结最广大的力量实现对敌人最精准的痛击。《革命》版是以革命党人（包含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的视角反击革命党内部的反共势力和“国家主义者”，让真正的革命党和更多的爱国者认清大革命的阻碍者和破坏者;《中国青年》版则公开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让党内同志和更多人民群众了解国民党反动派的帝国主义附庸身份和独裁专制目的。“前三版”分析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而且切实教育引导了党内同志、广大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国共产党凝聚各方力量战胜四大挑战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要求党对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有更为科学审慎、更为全面精准的掌握，以便党和国家制定推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实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各项政策制度。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组织民主人士参观或参加土改工作、镇反工作》《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等材料，并在同一时期对《分析》进行修改完善，且通过标注和修改注释的方式让党内同志、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对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反动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更深刻地理解把握，旨在继续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实现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与身份重塑。因此《分析》一文在不断丰富发展中发挥了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作用。 （二）《分析》是“两大历史任务”如期完成的重要思想指导
《分析》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判断，及其判断依据、分析方式、工作策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思想财富，对新形势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勠力同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强调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路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充分证明了《分析》及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在“两大历史任务”完成过程中的重大价值。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以不变的初心、极大的勇气和奋进的姿态勇挑重担，成为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的主力军和延续复兴的主心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前提条件，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基石，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二者的具体内涵都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10]17-18。要如期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就要在各种局势变化、风险靠近和挑战来临时，始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团结凝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保持最坚韧的中国力量，这就内在要求着党和国家不断推动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与时俱进与当代实践，更好协调社会各方利益诉求，在实现每个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过程中，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社会阶级阶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课题研究中总结了新时期我国阶级阶层的“三大类”和“十三小类”，学者陆学艺等也在《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十个阶层”的划分模式[11]22-30。还有不少学者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新变化，以及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科技管理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社会阶层”的出现进行了细致讨论。在上述时代背景下，更应“以毛泽东阶级分析的观点深入到阶层内部，具体分析他们在今天新的时代中发生的新变化”[12]23，从而更加正确认识和精准把握各阶级阶层在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特征特质、所处地位与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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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版本及其差异考略[J].青海社会科学，2008（02）.
[3] 王建国.不同文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比较[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04）.
[4] 杨亚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借助唯物辩证法应用阶级分析方法探析[J].理论学刊，2006（03）.
[5] 丁青.挈其瑰寶而绝其缁磷——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成功典范[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2（01）.
[6] 龚育之.从整部《毛选》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J].党校论坛，1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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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敏.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焦点议题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一种再认识[J].人文杂志，2019（04）.
[9] 田利军.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历史地位[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2）.
[10] 李捷.中国共产党与两大历史任务[J].中共党史研究，2011（07）.
[11] 李春玲.我国阶级阶层研究70年：反思、突破与创新[J].江苏社会科学，2019（06）.
[12] 林庭芳，卢军.毛泽东阶级分析思想及其现实指导意义——纪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80周年[J].探索，2006（01）.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简介】 刘国权（1991—），男，黑龙江牡丹江人，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提升学生理论素养 护航学生身心健康”（文件号：黑教工委函〔2020〕8号）阶段性成果;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团队建设项目“新时代辅导员核心素养提升团队”（项目编号：20GG021）阶段性成果;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年度课题“我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作研究现状与述评”（课题编号：JXSFDX006）阶段性成果;哈尔滨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我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作研究进展与深化方向”（课题编号：XJGYF2021030）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毛泽东阶级分析观
中图分类号 A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2-088-05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是毛泽东同志早期撰写的经典著作，是毛泽东阶级分析论的奠基之作。面对我国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的国际竞争合作新形势和国内利益调整重塑新态势，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大转型”[1]145-150，学界有必要重新梳理挖掘《分析》的思想精华和宝贵遗产，为新征程、新阶段的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充足经验借鉴与坚实理论支撑。
一、版本流变： 《分析》的“七个版本”与“三個阶段”
1925年12月1日问世以来，《分析》共经历七个版本的流变。其最初发表于国民革命军刊物《革命》，几个月后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刊物《中国农民》转载（《中国农民》版），1926年3月经作者修改后又发表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中国青年》第116期、117期合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结合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继续对该文进行修改调整。中共中央于1951年5月出版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重印本收录了该文的一版修改稿，当年10月出版的竖排版《毛泽东选集》收录了该文的又一版修改稿，1966年出版的横排版《毛泽东选集》则针对竖排版再次进行了字句的微调[2]99。1991年，人民出版社结合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文章的发表时间和大部分注释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当前国内外通行版本。
《分析》的七个版本大体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5年的诞生时期（《革命》版）、第二阶段是1926年的流变初期（《中国青年》版），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流变后期（《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版等）。每个阶段的《分析》都较前一阶段有巨大差别。
具体来看，《革命》版与《中国农民》版基本一致，《中国青年》版同前两版有以下几大区别：一是字数大幅减少，从6 000字删减到3 000字，且删除了全部数据和表格。二是风格有所变化，如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这个本领吗？ 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吗？”的“振聋发聩、气势逼人”转变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就因不能团结起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理性平实、娓娓道来[3]111。三是最根本、最关键的区别，即观点有所调整。如“中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国家主义”转变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又如《中国青年》版两处提及“国民党右派”，并称其为“中产阶级的代表”。
《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重印版、竖排版《毛选》、横排版《毛选》、1991年通行版在正文内容方面只有细微不同。但同前两个阶段相比有巨大变化：一是对阶级称谓、阶级构成等进行了重大调整，如将“大资产阶级”修改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游民无产阶级”修改为“游民无产者”，对知识分子从“反革命派”划入“小资产阶级”。二是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尤其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的引入，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阻碍生产力、工业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标志着毛泽东阶级理论正在走向成熟。三是对中产阶级的革命性进行了更为科学细致的分析，从前三版认为其“都包含许多危险成分， 断不能望其跑上革命的路”转变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表明毛泽东对我们、敌人、朋友及三者关系的思考认识逐步深化细化。
二、思想探源：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代表性著作
《分析》从诞生到此后的数次流变，都鲜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大局、着眼长远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光辉典范[4]53。
（一）诞生时期：基于唯物史观对中国国情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同志于1920年接触并熟读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了解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初步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5]50-52。在1920年的《致蔡和森等》一文中，表明自己赞同蔡和森“用马克思的方法”“用俄国式的方法”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阐述;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发言时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当前问题“最宜采用”;同年《给蔡和森的信》进一步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由此可知《分析》诞生之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已经深根其心，指导其运用唯物史观审视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也对其产生了深刻、长远的影响[6]7。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发表两党联合宣言;《宣言》依据财富、权势等将社会分为专制、中等、平民三个阶级。根据孙中山先生划分阶级的标准和为了反击国民党内部反共势力，毛泽东开始撰写《分析》一文，将中国社会分为“大资产阶级”等五大阶级，并将锋芒直指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诞生时期的《分析》一文虽然没有直接运用“生产资料的占用程度”这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基础理论进行社会划分，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影响，所以毛泽东才在《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阶级划分，并针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特点和革命态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7]108。 （二）流变初期：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与中国革命的融入结合
20世纪20年代，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传入中国，其对俄国国情和社会性质的分析、对俄国阶级阶层特点及革命策略的研究促进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就体现了这一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影响与鼓舞[8]17-18，开始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相关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陈独秀的《中国农民问题》（1923）、瞿秋白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1928）等都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尤其是农民的革命态度和动员策略进行了一定探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毛泽东一方面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参考借鉴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进行更为精准细致的划分，并较为科学系统地剖析了各阶级阶层的特点与关系;另一方面始终立足中国国情、面对中国革命现实不断丰富完善其思想认识。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员、主张“国家主义”（即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言行越来越频繁，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同志决心向反革命宣传反攻，面向中国共产党党内同志改写了《分析》一文，并发表于党的刊物《中国青年》上。改写版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删去了关于“民族革命”的一段重要阐述。“民族革命”是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中的关键词，也是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重要观点，强调“民族革命”主要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右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正在成为“完全的反革命”，甚至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可能成为“正面的敌人”，因此其结合中国革命现实需要，专门删去了关于“民族革命”的一些阐述，意在提醒共产党人不要沉迷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要时刻记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任务与性质。
（三）流变后期：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发展的深度接合
《中国青年》版《分析》刊发后，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对文章进行改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即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后，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中国发展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后，又结合新的思考和新的实践形成了《分析》的“后四版”。在文中正式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引入，强调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作用表述从“主力”“主力军”变为“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通过亲自撰写题注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农民群众在推动革命走向胜利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将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并肯定其在革命中发挥的先锋桥梁作用。
“后四版”的出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深度结合。经过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进行总结，和为了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推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毛泽东在《分析》修改版中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为思想指引，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为基础，对中国社会的阶级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划分;又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实际，将经济分析与政治态度、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融合思考，不仅拓宽了阶层阶级分析的多元路径，而且用中国化的阶层分析法补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如将中产阶级细分为左派和右派、将小資产阶级细分为“余钱剩米的”“大体自足的”和“生活下降的”，将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后四版”《分析》为党和国家制定有关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证基础。
三、贡献影响：取得“两大革命”胜利和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重要思想指针
《分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尝试中走在最前面”[9]90的理论思考，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两大革命胜利和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和思想指导。
（一）《分析》是“两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理论指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先后面临着四大严峻挑战，即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挑战、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革命根据地迫使红军战略转移的挑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推至亡国灭种边缘的挑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敌我力量悬殊的挑战。《分析》的几次调整修改，都是为了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厘清“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以团结最广大的力量实现对敌人最精准的痛击。《革命》版是以革命党人（包含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的视角反击革命党内部的反共势力和“国家主义者”，让真正的革命党和更多的爱国者认清大革命的阻碍者和破坏者;《中国青年》版则公开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让党内同志和更多人民群众了解国民党反动派的帝国主义附庸身份和独裁专制目的。“前三版”分析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而且切实教育引导了党内同志、广大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国共产党凝聚各方力量战胜四大挑战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要求党对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有更为科学审慎、更为全面精准的掌握，以便党和国家制定推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实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各项政策制度。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组织民主人士参观或参加土改工作、镇反工作》《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等材料，并在同一时期对《分析》进行修改完善，且通过标注和修改注释的方式让党内同志、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对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反动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更深刻地理解把握，旨在继续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实现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与身份重塑。因此《分析》一文在不断丰富发展中发挥了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作用。 （二）《分析》是“两大历史任务”如期完成的重要思想指导
《分析》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判断，及其判断依据、分析方式、工作策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思想财富，对新形势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勠力同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强调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路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充分证明了《分析》及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在“两大历史任务”完成过程中的重大价值。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以不变的初心、极大的勇气和奋进的姿态勇挑重担，成为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的主力军和延续复兴的主心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前提条件，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基石，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二者的具体内涵都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10]17-18。要如期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就要在各种局势变化、风险靠近和挑战来临时，始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团结凝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保持最坚韧的中国力量，这就内在要求着党和国家不断推动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与时俱进与当代实践，更好协调社会各方利益诉求，在实现每个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过程中，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社会阶级阶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课题研究中总结了新时期我国阶级阶层的“三大类”和“十三小类”，学者陆学艺等也在《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十个阶层”的划分模式[11]22-30。还有不少学者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新变化，以及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科技管理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社会阶层”的出现进行了细致讨论。在上述时代背景下，更应“以毛泽东阶级分析的观点深入到阶层内部，具体分析他们在今天新的时代中发生的新变化”[12]23，从而更加正确认识和精准把握各阶级阶层在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特征特质、所处地位与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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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林庭芳，卢军.毛泽东阶级分析思想及其现实指导意义——纪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80周年[J].探索，2006（01）.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简介】 刘国权（1991—），男，黑龙江牡丹江人，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提升学生理论素养 护航学生身心健康”（文件号：黑教工委函〔2020〕8号）阶段性成果;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团队建设项目“新时代辅导员核心素养提升团队”（项目编号：20GG021）阶段性成果;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年度课题“我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作研究现状与述评”（课题编号：JXSFDX006）阶段性成果;哈尔滨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我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作研究进展与深化方向”（课题编号：XJGYF202103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