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速趋缓，症结何在？只有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增速趋缓，短期看在需求侧，表现为“三驾马车”拉动力下降，实际增长率下行。长期看在供给侧，表现为生产要素增长率不足，根子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
　　潜在增长率是指所有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的条件下，一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它由生产要素的增长率所决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潜力和可能性，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得益于人口红利、外资引进和技术模仿，我国要素供给充足，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处于高位并相互匹配。潜在增长率1978-1994年为10.4%，1995-2009年为9.8%， 但“十二五”和“十三五”则分别下降为7.2%和6.1%。
　　潜在增长率为什么会下降？有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红利消失的因素，有技术模仿空间减少、后发优势减弱的因素，有生产成本上升、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因素，更有改革不到位、生产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因素。
　　供给与需求密不可分。潜在增长率表明的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潜能能否转化为实际的增长率，還要看是否存在能充分释放这一潜能的实际需求。短期来看，实际增长率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潜在增长率，“低于”表明生产要素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大马拉小车，“高于”表明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小马拉大车。长期来看，实际增长率不会背离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总是围绕其周期性地上下波动。中国目前6.1%的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是匹配的，是内在经济规律的正常外在表现，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增长率焦虑症”没有依据。
　　经济是周期性下行还是结构性下行，不同的原因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政策和政策后果。周期性下行，决定因素在需求，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的方式熨平经济周期。结构性下行，决定因素在供给，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生产率，不能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否则政策会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这方面已有前车之鉴。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下行时，没有认识到人口红利下降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错误地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冲击导致的需求不足，放松银行管制，大水漫灌、寅吃卯粮，最终陷入经济停滞。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低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口老龄化、资本收益率低、创新活力不足等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低下。
　　当然，潜在增长率也是可以改变的，这需要向改革要红利。比如，以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深度推进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全社会劳动参与率；通过教育优先和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和智能化生产水平，增加高水平供给；通过改革减少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自强则恒强。2020年，中国面临国际上巨大的不确定因素，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巨大压力，但这都只是外部因素。从根本上看，发展经济还是要反求诸己，提高潜在增长率，提升供给水平和竞争实力，办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