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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学的位置从社会的边缘向社会的中心的移动，大学的功能也从单一走向了多元，而且这个多元化的趋势还在扩散，在这过程中，大学的本质变得越来越模糊，大学的精神变得越来越空虚，我们有必要在大学被其担负的沉重功能压倒并淹没在现代社会的市场化风浪之前，重新审视大学的功能与精神。
一、大学的主体功能
大学产生以前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早已经历了许多演变，而且其演变是没有规律的，也不一定是向高一层次发展的（如希腊化时期的高等教育就远远不如希腊古典时期的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机构向大学演变的过程中，有的特质随着时代的变迁削弱甚至消失了（如宗教色彩的减少甚至消失），有些新的特质产生了（如科研与为社会服务，虽然当时也存在个人科研，但是没有成为大学的一种功能），有的被保留至今（传授高级学问，培养高级人才）。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大学的主体功能：培养高级人才，即大学的育人功能；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则只是大学的衍生功能。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但往往能比较清晰地判断事物的好与不好，那么大学是不是好的呢？
大学本身是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人们总是想去利用它，如科研与为社会服务，但是利用它不一定非要去改变它的本质，一个衍生功能超过其本质功能的大学是好的吗？这就令人怀疑了。例如菜刀，它被做出来是用来切菜的，当有人发现这么好的一把刀时，就另起他心，想把它用来砍柴，刚开始可能用得很顺利，因为刀很锋利，砍什么都很敏锐，但是时间一久，刀就会变钝，不仅砍不了柴，甚至连菜也切不了，那它还是菜刀吗？它已经不再是一把菜刀了，因为它的本质——切菜的功能已经被破坏了，甚至其衍生功能——砍柴的功能也逐渐消失，最后不再是一把刀。如果想要爱惜一样东西，就不要因为它的好而滥用其性质，赋予其太多不能承受的功能。
利用大学“好”的性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好的东西如果不加以利用，就失去了好的意义，而且好的东西被利用时可以产生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利用它的时候不能改变它的本质。可能，在利用改变它的片刻，一切都很顺畅，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利益，就如那把亮闪闪的菜刀刚用来砍柴一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如果一味地为了迎合其衍生功能而不惜改变它的本质功能，就会使它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这时，它不仅发挥不了它的主体功能，而且衍生功能也会随之消失，就如那把钝了的刀一样，不仅切不了菜，而且也砍不了柴。
笔者认为，建立在大学之上的只能是一个主体功能，其他的只能衍生在主体功能之上，如图一所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有的工具当只适于一种功能而非多种功能时，便是制造得最好的工具。”[1] 同样，只有一个主体功能的大学才是最好的大学。他还指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事物都有两种用途，二者都属于事物自身，但方式不同，因为一种用途是正当的，另一种是不正当的，例如鞋子就既可用来穿，也可用来交换物品；两者都是鞋的用途。用鞋从需要鞋的人那里交换金钱或食物的人，的确也是使用了作为鞋的鞋，但这并非鞋所固有的用途。因为鞋做出来并非为了交换，对于其他所有物也同样如此。”[2]大学的产生是为了培养人才，它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原因；科研与为社会服务也是大学的用途，但其位置只能建立在培养人才的功能之上，它们与大学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只有通过培养人才的功能，科研与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才能得到正常发挥），而非直接的，如图二所示，当两边的衍生功能过度膨胀时，其主体功能就会被磨灭，大学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事物一旦不再具有自身特有的性质，我们就不能说它仍然是同一事物。”[3]
二、大学的精神
一般认为，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高尚的自由教育，其反对功利的世俗教育，但当翻阅史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就如当今的大学一样，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多重因素的产物，并被多重因素所影响着（包括世俗的影响）。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总是产生于某种目的或者需要：或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如苏美尔人的培养书吏的高等教育活动就是更多地为了满足国家和寺庙的需求），或是个人的（如柏拉图的学园就是由个人的学习动机促使产生的，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城邦管理者的一员）。由此可见，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从来没有脱离过社会的牵连，那么它们为什么被称为是“象牙塔”呢？
其实使它们成为“象牙塔”的并不是其与社会一尘不染的实体关系，而是它们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精神。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于“功利的实用”（最初没有人会为了精神追求而组织师生行会，而更多的是抱着宗教与政治目的），但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越发地成为了追求精神世界的“象牙塔”。公元前6世纪之后出现了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明，当时希腊大部分城邦，特别是雅典城邦取消了专制政体，建立了比较民主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每个公民就开始关心“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参与管理城邦”，因此当时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参与各种政治生活的公民。虽然政治思想是促使人们追求知识的动机，但其培养方式不具有政治性（即具有政治目的的非政治性教育），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同时是一个哲学家，这样一来，政治就充当了载体的角色，将教育变成了直接对哲学知识的追求。这一事实说明了激发主体动机的客体不一定会成为主体最终追求的目标，主体可以具有超越被激发客体的独立精神。激发大学产生的客体很多，如政治、宗教、经济等，但是它们不一定非得成为大学最后追寻的目标，大学应该具有独立于被激发客体之外的精神意志，具有远远超越满足这些简单需求的目标，这才是大学的本质之所在。
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大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应该是不对等的，如图三所示。大学的成果输出可以影响社会，但是大学不能为了产出一定的社会成果而改变自己，如图四所示，就如当今一些大学为了争创名校，一度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有的为了综合而不断综合，以至于造成大批高校趋同，从而丧失了大学的主体精神。
只为产出一定社会成果的目标是极其短浅的，如果一味地迎合这一目标，大学将丧失其精神，且没有长足发展，如图五的第一个弹力球所示，大学如果受到社会成果的反影响过大，当它延伸到一定程度，便会被“世俗目标”这块墙壁所阻挡，发展行程极其短浅。相反第二个弹力球可以任意延伸、不受限制，发挥到自己潜力所至。
当然，当今的大学与过去的高等教育机构所处的环境背景很不相同，它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社会对它们也有着更高的期望与要求，然而，只要大学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精神意志，它就能在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不为市场化的风浪所阻碍。
总而言之，大学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大学，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互依赖性，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虽然受社会的影响很大，但其独立性要求其不能完全让社会主宰其发展，只有这样，大学才能保持独立的精神，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象牙塔”。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6.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一、大学的主体功能
大学产生以前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早已经历了许多演变，而且其演变是没有规律的，也不一定是向高一层次发展的（如希腊化时期的高等教育就远远不如希腊古典时期的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机构向大学演变的过程中，有的特质随着时代的变迁削弱甚至消失了（如宗教色彩的减少甚至消失），有些新的特质产生了（如科研与为社会服务，虽然当时也存在个人科研，但是没有成为大学的一种功能），有的被保留至今（传授高级学问，培养高级人才）。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大学的主体功能：培养高级人才，即大学的育人功能；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则只是大学的衍生功能。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但往往能比较清晰地判断事物的好与不好，那么大学是不是好的呢？
大学本身是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人们总是想去利用它，如科研与为社会服务，但是利用它不一定非要去改变它的本质，一个衍生功能超过其本质功能的大学是好的吗？这就令人怀疑了。例如菜刀，它被做出来是用来切菜的，当有人发现这么好的一把刀时，就另起他心，想把它用来砍柴，刚开始可能用得很顺利，因为刀很锋利，砍什么都很敏锐，但是时间一久，刀就会变钝，不仅砍不了柴，甚至连菜也切不了，那它还是菜刀吗？它已经不再是一把菜刀了，因为它的本质——切菜的功能已经被破坏了，甚至其衍生功能——砍柴的功能也逐渐消失，最后不再是一把刀。如果想要爱惜一样东西，就不要因为它的好而滥用其性质，赋予其太多不能承受的功能。
利用大学“好”的性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好的东西如果不加以利用，就失去了好的意义，而且好的东西被利用时可以产生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利用它的时候不能改变它的本质。可能，在利用改变它的片刻，一切都很顺畅，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利益，就如那把亮闪闪的菜刀刚用来砍柴一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如果一味地为了迎合其衍生功能而不惜改变它的本质功能，就会使它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这时，它不仅发挥不了它的主体功能，而且衍生功能也会随之消失，就如那把钝了的刀一样，不仅切不了菜，而且也砍不了柴。
笔者认为，建立在大学之上的只能是一个主体功能，其他的只能衍生在主体功能之上，如图一所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有的工具当只适于一种功能而非多种功能时，便是制造得最好的工具。”[1] 同样，只有一个主体功能的大学才是最好的大学。他还指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事物都有两种用途，二者都属于事物自身，但方式不同，因为一种用途是正当的，另一种是不正当的，例如鞋子就既可用来穿，也可用来交换物品；两者都是鞋的用途。用鞋从需要鞋的人那里交换金钱或食物的人，的确也是使用了作为鞋的鞋，但这并非鞋所固有的用途。因为鞋做出来并非为了交换，对于其他所有物也同样如此。”[2]大学的产生是为了培养人才，它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原因；科研与为社会服务也是大学的用途，但其位置只能建立在培养人才的功能之上，它们与大学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只有通过培养人才的功能，科研与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才能得到正常发挥），而非直接的，如图二所示，当两边的衍生功能过度膨胀时，其主体功能就会被磨灭，大学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事物一旦不再具有自身特有的性质，我们就不能说它仍然是同一事物。”[3]
二、大学的精神
一般认为，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高尚的自由教育，其反对功利的世俗教育，但当翻阅史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就如当今的大学一样，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多重因素的产物，并被多重因素所影响着（包括世俗的影响）。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总是产生于某种目的或者需要：或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如苏美尔人的培养书吏的高等教育活动就是更多地为了满足国家和寺庙的需求），或是个人的（如柏拉图的学园就是由个人的学习动机促使产生的，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城邦管理者的一员）。由此可见，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从来没有脱离过社会的牵连，那么它们为什么被称为是“象牙塔”呢？
其实使它们成为“象牙塔”的并不是其与社会一尘不染的实体关系，而是它们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精神。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于“功利的实用”（最初没有人会为了精神追求而组织师生行会，而更多的是抱着宗教与政治目的），但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越发地成为了追求精神世界的“象牙塔”。公元前6世纪之后出现了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明，当时希腊大部分城邦，特别是雅典城邦取消了专制政体，建立了比较民主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每个公民就开始关心“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参与管理城邦”，因此当时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参与各种政治生活的公民。虽然政治思想是促使人们追求知识的动机，但其培养方式不具有政治性（即具有政治目的的非政治性教育），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同时是一个哲学家，这样一来，政治就充当了载体的角色，将教育变成了直接对哲学知识的追求。这一事实说明了激发主体动机的客体不一定会成为主体最终追求的目标，主体可以具有超越被激发客体的独立精神。激发大学产生的客体很多，如政治、宗教、经济等，但是它们不一定非得成为大学最后追寻的目标，大学应该具有独立于被激发客体之外的精神意志，具有远远超越满足这些简单需求的目标，这才是大学的本质之所在。
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大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应该是不对等的，如图三所示。大学的成果输出可以影响社会，但是大学不能为了产出一定的社会成果而改变自己，如图四所示，就如当今一些大学为了争创名校，一度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有的为了综合而不断综合，以至于造成大批高校趋同，从而丧失了大学的主体精神。
只为产出一定社会成果的目标是极其短浅的，如果一味地迎合这一目标，大学将丧失其精神，且没有长足发展，如图五的第一个弹力球所示，大学如果受到社会成果的反影响过大，当它延伸到一定程度，便会被“世俗目标”这块墙壁所阻挡，发展行程极其短浅。相反第二个弹力球可以任意延伸、不受限制，发挥到自己潜力所至。
当然，当今的大学与过去的高等教育机构所处的环境背景很不相同，它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社会对它们也有着更高的期望与要求，然而，只要大学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精神意志，它就能在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不为市场化的风浪所阻碍。
总而言之，大学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大学，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互依赖性，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虽然受社会的影响很大，但其独立性要求其不能完全让社会主宰其发展，只有这样，大学才能保持独立的精神，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象牙塔”。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6.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