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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它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新式知识分子(第一代是郑观应、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开始崭露头角,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五四知识分子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以西学批判中学,以现代解构传统,将输入西方文明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本文所谓的“五四学人”,是指五四知识分子中以学术研究为主旨的群体,包括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以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在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五四学人不但自身成就斐然,而且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后五四”知识分子,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绵至90年后的今天,并将继续延绵下去。对于新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五四学人的学问之道,不但是我们传承五四精神的重要体现,更是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裨益良多的饕餮大餐。
探讨五四学人的学问之道,笔者主要关注他们的学术理念、求学道路和治学方法。
一、学术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众所周知,这句话是陈寅恪说的,是陈寅恪在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做铭文中说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虽然他说这话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年,但这绝对是对五四精神遗产的精辟总结。
碑铭中称赞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以凝练的语言总结表达了近世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要求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早在1905年,王国维即论述了学术独立的意义,他说:“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因而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天职,他希望“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他评论学术界时,主张将学术研究视为目的,而非国家、民族和宗教的手段;这样学术才能独立,而“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自杀方式表现的独立与自由是伟大而永恒的。
1918年,陈独秀(1879—1942)提出学术为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区别。如此,“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亦如此,“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自然,他就是针对所谓国粹论而发的。但是,学术既然为人类所公有,只有是与粹,而无古今与中外,那岂不是最大的独立吗?陈氏正是十分强调学术的这种独立性,并认为这是神圣的。他在《学术独立》这篇短文中痛陈中国学人不自尊其学的弊端,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例如文学家自身不承认文学之独立价值,必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史学家不承认史学之独立价值,必攀附《春秋》以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家不承认音乐之独立价值,必攀附圣功王道以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医学家拳术家不承认医药、拳技之独立价值,必攀附道术等。陈氏认为学者如此“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
新文化运动期间,林琴南(1852—1924)等旧派人物反对胡适等提倡白话文,1919年3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亲撰《答林琴南书》,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先生将这一主张实践于北京大学,遂使北大网罗一大批顶尖学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学术成长之土壤,犹如阳光之于生命不可或缺,否则,学术必蜕变成“权术”或
“钱术”。
二、求学道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
考察五四学人的生平,我们不得不惊异于他们独特的求学之路:他们几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国学传统训练,年稍长又不约而同有留学经历,且所学甚杂,却成就斐然。
胡适(1891—1962),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他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耐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同年7月回国。正是由于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坚实的西学基础,才使他在20多岁就写出“前无古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之所以说是“前无古人”,是因为正是他首先采用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百家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意义。除了哲学,胡适在文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陈寅恪(1890—1969),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陈寅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战爆发后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古、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其所著《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传》等部部都是经典。
中国现代语言学和现代音乐学先驱赵元任(1892—1982)的求学经历则更为奇特。他幼时就读于家塾,接受传统文化洗礼。190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尤长于英语、德语。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耐尔大学,主修的却是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接下来又攻读了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耐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美国语言学界对他的评价则是:“赵先生永远不会错”。民国时期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叫《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并演唱的。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傅斯年(1896—1950)的求学经历类似于赵元任,傅斯年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北大学的是文科。毕业后留学英德,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的却是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鲁迅(1881—1936)、吴宓(1894-1978)、刘半农(1891—1934)、周作人(1885—1967)、钱玄同(1887—1939)、罗家伦(1897—1969)、冯友兰(1895—1990)、朱光潜(1897—1986),以及北大国宝季羡林老先生(1911—2009)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五四学人大抵家学渊源深厚,从四五岁就开始“子曰诗云”,到十七八岁上大学时,已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此后多年研修,从而构成了他们学历中的一个“潜学历”,这与他们日后在国外专门修习的各种西方学科知识所构成的“显学历”,恰如并蒂莲花,相映生辉。美国学者博兰霓认为,凡具有原创能力的专业人士,其知识分成两部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属于专业范围的知识称为“直接知识”,与专业无关的知识称为“间接知识”,在人的创造过程中,间接知识作为直接知识的支援知识而发生作用,他把这种“支援”直接知识的间接知识看作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从上述考察五四学人的学历背景来看,他们的知识结构大多兼具两种以上的深厚知识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直接知识,和作为间接知识的外国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甚至数学、物理学等现代学科知识。这正是五四学人能取得诸多开创性成果的奥秘之一。
三、治学方法:博中有精,言必有据,中西结合
综观五四学人的治学之道,虽各有其独特之处,但不外乎如下特征:
一是先博后精,博中有精。阅读五四学人,首先让我们惊叹的就是他们的博学多才。从他们的求学经历可以看出,他们有意识地涉猎现代学科的诸多领域,他们在国外走马灯似的转学校、换专业,随时随地转移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许正是这种自由灵活的教育体制给他们提供了发掘潜力的平台,让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成就了他们的博学多才。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训练,为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间接知识”。五四学人的学术贡献往往不限于一个领域,但是他们在涉猎多个领域的同时,又专攻某一个或两个领域,并做出卓越成绩。如胡适在哲学、文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一生获得1个博士学位和35个荣誉博士学位,但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文学改良刍议》、《白话文学史》等却集中于哲学和文学领域。胡适曾这样概括他的治学方法:“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又如陈寅恪,他通晓蒙古、藏、满、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文字,尤精于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但其最突出的成就则是中国中古史,他最重要的头衔也是历史学家。
二是言必有据,尊重事实。一说到证据法,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胡适提出的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边还有个小故事。胡适有个学生叫罗尔纲。有段时间罗尔纲在北京以卖稿补助生活,有的文稿是急就章的。有一回罗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其中有一段论清代士大夫好利是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胡适看到这段话,非常生气,写了一封长信严厉地责备他,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胡适告诉他:“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罗尔纲深谙师道,最终成为太平天国史的重量级学者。傅斯年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他说,“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了,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这与胡适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我们既能窥见乾嘉考据学的影子,亦能闻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味道。
三是中西结合,以西证中。这就是以间接知识“支援”直接知识的范例。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首先采用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让人耳目一新。五四后,胡适又力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把社会当做试验室”,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要把自然科学的具体公式用于中国文字的训诂,而是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的和逻辑的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数学、物理学造诣对其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其更深刻的影响则在于近代物理所揭示的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考系统。
综上言之,会通中西古今似乎为五四学人学问成功之关键。当然,此意义上的“会通”,并不是要掌握天下各门具体知识,而是要领悟各学科的精神并融会贯通之。诚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言,学生对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必须都有一个基础性的掌握,其目的则在“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高、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相为姻缘与相倚之理,此则所谓会通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本文所谓的“五四学人”,是指五四知识分子中以学术研究为主旨的群体,包括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以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在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五四学人不但自身成就斐然,而且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后五四”知识分子,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绵至90年后的今天,并将继续延绵下去。对于新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五四学人的学问之道,不但是我们传承五四精神的重要体现,更是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裨益良多的饕餮大餐。
探讨五四学人的学问之道,笔者主要关注他们的学术理念、求学道路和治学方法。
一、学术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众所周知,这句话是陈寅恪说的,是陈寅恪在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做铭文中说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虽然他说这话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年,但这绝对是对五四精神遗产的精辟总结。
碑铭中称赞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以凝练的语言总结表达了近世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要求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早在1905年,王国维即论述了学术独立的意义,他说:“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因而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天职,他希望“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他评论学术界时,主张将学术研究视为目的,而非国家、民族和宗教的手段;这样学术才能独立,而“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自杀方式表现的独立与自由是伟大而永恒的。
1918年,陈独秀(1879—1942)提出学术为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区别。如此,“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亦如此,“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自然,他就是针对所谓国粹论而发的。但是,学术既然为人类所公有,只有是与粹,而无古今与中外,那岂不是最大的独立吗?陈氏正是十分强调学术的这种独立性,并认为这是神圣的。他在《学术独立》这篇短文中痛陈中国学人不自尊其学的弊端,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例如文学家自身不承认文学之独立价值,必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史学家不承认史学之独立价值,必攀附《春秋》以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家不承认音乐之独立价值,必攀附圣功王道以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医学家拳术家不承认医药、拳技之独立价值,必攀附道术等。陈氏认为学者如此“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
新文化运动期间,林琴南(1852—1924)等旧派人物反对胡适等提倡白话文,1919年3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亲撰《答林琴南书》,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先生将这一主张实践于北京大学,遂使北大网罗一大批顶尖学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学术成长之土壤,犹如阳光之于生命不可或缺,否则,学术必蜕变成“权术”或
“钱术”。
二、求学道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
考察五四学人的生平,我们不得不惊异于他们独特的求学之路:他们几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国学传统训练,年稍长又不约而同有留学经历,且所学甚杂,却成就斐然。
胡适(1891—1962),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他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耐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同年7月回国。正是由于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坚实的西学基础,才使他在20多岁就写出“前无古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之所以说是“前无古人”,是因为正是他首先采用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百家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意义。除了哲学,胡适在文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陈寅恪(1890—1969),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陈寅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战爆发后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古、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其所著《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传》等部部都是经典。
中国现代语言学和现代音乐学先驱赵元任(1892—1982)的求学经历则更为奇特。他幼时就读于家塾,接受传统文化洗礼。190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尤长于英语、德语。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耐尔大学,主修的却是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接下来又攻读了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耐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美国语言学界对他的评价则是:“赵先生永远不会错”。民国时期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叫《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并演唱的。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傅斯年(1896—1950)的求学经历类似于赵元任,傅斯年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北大学的是文科。毕业后留学英德,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的却是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鲁迅(1881—1936)、吴宓(1894-1978)、刘半农(1891—1934)、周作人(1885—1967)、钱玄同(1887—1939)、罗家伦(1897—1969)、冯友兰(1895—1990)、朱光潜(1897—1986),以及北大国宝季羡林老先生(1911—2009)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五四学人大抵家学渊源深厚,从四五岁就开始“子曰诗云”,到十七八岁上大学时,已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此后多年研修,从而构成了他们学历中的一个“潜学历”,这与他们日后在国外专门修习的各种西方学科知识所构成的“显学历”,恰如并蒂莲花,相映生辉。美国学者博兰霓认为,凡具有原创能力的专业人士,其知识分成两部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属于专业范围的知识称为“直接知识”,与专业无关的知识称为“间接知识”,在人的创造过程中,间接知识作为直接知识的支援知识而发生作用,他把这种“支援”直接知识的间接知识看作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从上述考察五四学人的学历背景来看,他们的知识结构大多兼具两种以上的深厚知识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直接知识,和作为间接知识的外国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甚至数学、物理学等现代学科知识。这正是五四学人能取得诸多开创性成果的奥秘之一。
三、治学方法:博中有精,言必有据,中西结合
综观五四学人的治学之道,虽各有其独特之处,但不外乎如下特征:
一是先博后精,博中有精。阅读五四学人,首先让我们惊叹的就是他们的博学多才。从他们的求学经历可以看出,他们有意识地涉猎现代学科的诸多领域,他们在国外走马灯似的转学校、换专业,随时随地转移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许正是这种自由灵活的教育体制给他们提供了发掘潜力的平台,让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成就了他们的博学多才。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训练,为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间接知识”。五四学人的学术贡献往往不限于一个领域,但是他们在涉猎多个领域的同时,又专攻某一个或两个领域,并做出卓越成绩。如胡适在哲学、文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一生获得1个博士学位和35个荣誉博士学位,但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文学改良刍议》、《白话文学史》等却集中于哲学和文学领域。胡适曾这样概括他的治学方法:“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又如陈寅恪,他通晓蒙古、藏、满、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文字,尤精于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但其最突出的成就则是中国中古史,他最重要的头衔也是历史学家。
二是言必有据,尊重事实。一说到证据法,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胡适提出的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边还有个小故事。胡适有个学生叫罗尔纲。有段时间罗尔纲在北京以卖稿补助生活,有的文稿是急就章的。有一回罗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其中有一段论清代士大夫好利是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胡适看到这段话,非常生气,写了一封长信严厉地责备他,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胡适告诉他:“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罗尔纲深谙师道,最终成为太平天国史的重量级学者。傅斯年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他说,“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了,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这与胡适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我们既能窥见乾嘉考据学的影子,亦能闻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味道。
三是中西结合,以西证中。这就是以间接知识“支援”直接知识的范例。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首先采用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让人耳目一新。五四后,胡适又力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把社会当做试验室”,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要把自然科学的具体公式用于中国文字的训诂,而是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的和逻辑的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数学、物理学造诣对其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其更深刻的影响则在于近代物理所揭示的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考系统。
综上言之,会通中西古今似乎为五四学人学问成功之关键。当然,此意义上的“会通”,并不是要掌握天下各门具体知识,而是要领悟各学科的精神并融会贯通之。诚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言,学生对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必须都有一个基础性的掌握,其目的则在“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高、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相为姻缘与相倚之理,此则所谓会通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