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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青先生是音乐学家，曾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并长期担任该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还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在田青先生的音乐世界里，有宗教音乐的梵音遗响，有文人音乐的山水之音，有民间音樂的天籁不绝。
田青先生在讲学时，常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作“三根柱子两层楼”。所谓“三根柱子”，指儒释道;而“两层楼”，顶层是以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底层是以口头传承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青先生“三根柱子两层楼”之论的苦心在于，一方面，提醒大家“释”与“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儒”有着同等重要地位，是儒、释、道共同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此论将包括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智慧创造，敬奉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殿堂。
田青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艺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又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赞同把中国传统音乐分为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并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交相辉映、碰撞激荡和流变转化，从而系统探析了中国传统音乐这座琼楼玉宇的山向、水脉、地基、梁架、榫卯，甚至捕捉了这座琼楼中那些微妙的响动。
田青先生与宗教音乐结缘，始于学生的疑问和几声鸟鸣。1977年，他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开设被称为“没有音乐”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一名学生“我怎么能听到真正的唐代音乐”的疑问让田青先生沉思良久。有一天，窗外传来几声鸟鸣，让他想起古印度佛教传说中能发出妙音的雪山神鸟“迦陵频伽”，由此想到天竺乐舞《迦陵频伽舞》传入中国唐朝时，名曰《婆罗门》，此后被唐明皇改成道教色彩的名字《霓裳羽衣舞》，由佛而道，改头换面，存世传世。正是这几声“迦陵频伽”的鸣叫，让他突破了“《广陵散》于今绝矣”之类的成见定论，启迪他踏上去宗教音乐中寻找古乐遗音的“正信之途”。此后他参五台、谒峨眉、拜九华、觐普陀、过秦岭、涉敦煌，造访前藏、后藏、安多、康巴数百所汉藏寺庙，寻找宗教音乐的根脉。此一去，便是半生，在1984年完成了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中国佛乐选萃》《中国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谱本》《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禅与乐》等多部著作，又受赵朴初先生推荐，十余年间行程逾10万公里，带队录制《中国佛乐宝典》，于2000年出版，抢救性保存了中国大陆现存的佛教音乐，找回了许多并没有失去但即将失去的《广陵散》。田青先生说：“我今生受用的一切，全赖于那只神鸟。”
《中国佛乐宝典》
在他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中，探究了佛教音乐华化的历史进程。从陈思王曹植“鱼山制梵”，记录“天乐”——天竺梵呗，到前秦吕光灭龟兹之后佛曲大量流入中土，译经家鸠摩罗什“改梵为秦”，创作佛曲，从南朝梁武帝萧衍引佛曲入宫廷，成为梁王朝的“雅乐”，并六朝艺僧涌现，到唐代俗讲大盛，赞呗风闻，“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以及唐明皇将大量佛曲改名为道乐仙曲，佛教音乐最终完成华化，田青先生淘洗了这股中华文化的磅礴文脉，理万绪成一线，变沼泽为清泓，充分彰显了曹植、鸠摩罗什、萧衍以及历代唱导师、艺僧等高僧大德杰出的文化史、音乐史的贡献，强调了他们崇高的、不容埋没的音乐家地位。
田青先生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
1985年4月，田青先生在洛阳龙门召开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研讨会”留影。由左至右分别为：田青先生、段文杰先生、任继愈先生、王志远先生。
田青先生在他的宗教音乐世界里，与古之高僧大德常来常往，如陈思王曹植，即是往来常客。南朝慧皎《高僧传》记载：“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魏陈思王曹植……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田青先生结合众说，考证“契”当为乐谱。训得一字，即疏通了佛教音乐史研究中的一处淤塞，彰显了曹植“鱼山制梵”对佛教音乐记录和传播的特殊贡献。倘若陈思王有知，当慰然一笑。曹植鱼山制梵，创造中国梵呗，对东亚、东南亚影响深远，日本众僧将中国山东的鱼山视为日本佛教声明的祖源。二十多年前，日本一个佛教代表团到访鱼山，参拜曹植，结果没有看到任何有关曹植的文化信息，当地也没有人能和他们谈论曹植，更遑论梵呗。随团的中国女导游不想让客人们失望而归，于返回日本前夜，通过中国佛教协会联系到田青先生，希望他能和日本僧人们谈论一下曹植。接到电话已是深夜11点，田青先生当即单车前往华侨大厦，与日本代表团领队笔谈一夜，双方共同认为曹植对佛教梵呗功不可没，理当永远感念。此后，日本代表团每年都要到访鱼山。近年又有年轻法师在鱼山建立梵呗寺，田青先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田青先生抄录的《高僧传》笔记
多年以来，田青先生一面向深山丛林寻音，一面又以所得佛乐为舟楫，承载中国文化通达四海。他先后以受邀赴世界各地讲学为契机，带领多个佛乐团出访，在世界舞台上弘扬我国佛教音乐和传统文化。1989年他率“五台山佛乐团”赴港演出并参与组织佛教音乐国际学术会议，又于1993年率五台山佛乐团赴英国，1996年和1999年率北京佛乐团先后赴德国和捷克，1997年率甘肃拉卜楞寺佛乐团赴法国开展讲学展演。 在田青先生几十年的寻音之路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和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给予了很大帮助。当年，还是青年学者的田青先生去采访精通梵呗唱念的老僧和赶经忏的老艺人时，困难重重。为了能够完成考察工作，他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先生写信陈情，托著名歌唱家王昆转交。正是在朴老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田青先生才“走进了佛教文化的山门，并一步步登其堂奥”。
田青先生与赵朴初先生（右为李家振先生）
朴老和星云大师虽素未谋面，但心心相印。而田青先生成为两位老人家的信使。1998年，田青先生受邀参加佛光山在台北主办的“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主办方希望他能带一个大陆的佛乐团参加同时举办的“法音宣流”音乐会。他当即专门向朴老做了汇报，并根据朴老的指示，与李家振先生组织“五台山沙弥佛乐团”赴台参会，为促成此行，朴老拿出自己的工资赞助。启程前，朴老把一封亲笔信交给田青先生，收信人正是佛光山的星云大师。
田青先生、李家振先生与五台山小沙弥
结束了在台北的会议和演出，田青先生随即南下高雄，拜见仰慕已久的星云大师，面呈朴老的亲笔信。见字如面，大师和朴老两位大德虽隔着海峡，却心意相通。而田青先生与星云大师初见，亦“如沐春风，相见如故，仿佛有累世的因缘”，更被星云大师的慈悲、智慧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所打动。佛乐也成为了海峡两岸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
1998年田青先生与星云大师初见
2019年，田青先生率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团在中国台湾佛陀纪念馆举办“根与魂——第六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期间，意外得到了当年朴老托他转交大师的亲笔信的复印件，这才看到了朴老信函的具体内容，上书“座下广施化雨，声教所被，遍及阎浮，佛教史中罕见无匹！尚祈久住度生，为法珍重！”又介绍“田青先生致力佛教音乐之研究与发扬，今受友人邀请访台，特托其代为奉候！”田青先生睹信思人，一时百感交集，他“为朴老没有能在有生之年与大师携手共谋佛教复兴大业而遗憾，为星云大师的法体康健而庆幸感恩，也为自己在朴老往生（2000年）三年之后以佛教音乐为舟楫，礼请星云大师亲率佛光山梵呗团重新‘登陆’，终于完成了朴老的遗愿而如释重负”。
赵朴初先生致星云大师的亲笔信
当初，作为青年学者的田青先生受“迦陵频伽”启示，叩开了佛教音乐研究的山门，却没有得到导师杨荫浏先生的首肯。杨荫浏先生不同意自己的学生搞佛教音乐研究，于是黄翔鹏、郭乃安两位先生为田青先生另选了《魏晋玄学与琴曲》一题。此题目后虽没有继续做成硕士论文，但无形中为田青先生打开了另一扇门：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文人音乐研究，其成果于30年后的2011年出版问世，名曰《禅与乐》。
站在古琴音乐的长河之岸，他极目先秦，思接魏晋，见儒家礼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时而三江并流，时而融汇交错。由《文王》《思贤》而《高山》《流水》，他听到了古琴音乐由礼之附庸变出山水之音与文人性灵;由《普庵咒》《那罗法曲》等琴曲他听到了佛教对古琴艺术的影响;由唐宋文人普遍听僧人弹琴，他看见了这些“左琴右书”、博通经史的琴僧音乐家群体对中国文人士大夫音乐生活的影响和精神品格的塑造。田青先生深感“琴心”“佛心”兼备，才是古琴音乐的最高境界。
然而，古琴音乐流传数千年，在前数十年几近断流。20世纪50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曾做古琴人普查，当时我国有6亿多人口，而古琴人已不足百人，幸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査阜西、管平湖、汪孟舒、顾梅羹、王迪、许健诸贤达为中国传统音乐守夜，录音存档，藏琴护琴，让数以百计的从唐代至今的古琴音乐保存下来。
2003年，古琴艺术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迎来了重大转机。作为申报片的编导，其后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又作为中国昆劇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促成并见证了这一文化盛况。每年“文化遗产日”，他和古琴界一众“泰山北斗”都要走进北大、清华等大学校园、恭王府、中山音乐堂，为青年古琴家领航指路，让社会公众亲近古琴艺术。如今，一本名家编写的古琴教材第一版就能印20万册，还要不断重印，连三四线城市都不断有琴馆开张，短短十余年，古琴粉丝暴增，连田青先生自己都没料到，被归于文人音乐的古琴音乐，也能进入寻常百姓家。他用“春风吹又生”解释发生在古琴艺术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文化奇观。他惊奇、他赞叹、他告诫：“永远不要低估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永远不要低估中国人民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和智慧！”
近两年田青先生又策划申报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让古琴发声”。他认为乐器是有生命的，而古琴代表着中国历代文人的灵魂，不应该和普通漆器一样，永远沉睡在恒温恒湿的“柜子”里，事实上，很多老琴家私藏的唐宋古琴，都是行世演出的。基于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藏古琴、琴况考察、修整、上弦、醒琴，田青先生和课题组最终确定了5张用于“发声”的珍贵传世古琴：唐琴“枯木龙吟”，宋琴“鸣凤”，元末明初琴“真趣”，明代“小递钟”、蕉叶琴。邀请国家级传承人和著名古琴家演奏，从2018年10月起举办了多场“枯木龙吟——让古琴醒来”音乐会。从中国艺术研究院到清华大学，从中央文史馆到全国政协，唐琴宋琴，同台发声，满席听众，皆为共鸣。田青先生说：“当它睡在柜子里时，就是一段“枯木”，要把它们唤醒，让它们歌唱，发出中华文化的‘龙吟’！”
田青先生在“枯木龙吟——让古琴醒来”音乐会上作讲解
琴家吴钊先生在“枯木龙吟——让古琴醒来”音乐会上用唐琴“枯木龙吟”弹奏《欸乃》
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又逢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田青先生给演出起名“良辰美景云端看·名家名曲线上听”，并精心选择了《普庵咒》《醉渔唱晚》《流水》《神人畅》《天官赐福》等一系列寓意吉祥的琴曲和昆曲，表达“天佑中华”的美好祝愿。田青先生相信，包括古琴和昆曲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给我们带来力量、护佑和吉祥。
琴家任静女士在2020年“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用宋琴“鸣凤”演奏《神人畅》
四十多年前，为了让音乐史料还原历史音乐，寻找埋没在音乐史料中的民间活态传承，田青先生背着一个录音机、一壶水和一个装着书和干粮的绿书包，睡在火车的座位下面，深入深山老林、荒郊野庙，寻找古乐遗音，一路走去，群山连绵，掩覆孤客行迹，山山呼应，吐纳云水三千。由此观之，田青先生的世界也是山的世界。要了解田青先生其人其学其乐，必先了解他访过的山，走过的路。而读懂了田青先生，再看中国的山河，或许会多出一种风姿与神韵。
在田先生的世界里，除了梵音如潮、仙乐飘飘的宗教名山，还坐落着一座大山：太行山。
此山曾传来远古先民召唤南风的歌谣《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历代以来，山中“虽穷乡僻壤，而比户弦歌，文风颇盛”。此山曾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燃遍抗日救国的烽火。在八路军最困难的时期，太行山用它的山高林密接纳了9000余将士，等这支部队出山而去时，已是兵强马壮的30万大军。这是一座英雄的山。山中长眠着抗日殉国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为此，太行人民把将军殉国之地更名为左权县。这是一座歌唱的山，在太行山的开花调里，木石鸟虫、锅碗瓢盆都能开花，在太行山人民的心目中，一切皆有生命与灵性。
太行山还是一座辩证的山，愚公家族世代为力，将其移开，田青先生半生奔走，为它而来。田青先生与太行山，真可谓因缘殊胜。
太行山中有田青先生的寻音之路。1989年，他带领五台山佛乐团访问中国香港，往返太行，与太行山结缘。2002年，田青先生在左权县听到羊倌石占明的歌，推荐他参加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竟一举夺得歌王。2003年，田青先生又与左权盲人宣传队相识，深受感动，先后两赴太行山，把盲人宣传队带到北京进行学术展演，让一众音乐界大咖耳闻目睹“师旷仍在世，阿炳还活着”，也让更多人了解了太行山。2019年，田青先生在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过元宵，和乡亲们一起“闹红火”，成为该村的荣誉村民。同年，左权县举办国际民歌大赛，田青先生不辞劳苦，担任大赛总策划和评委，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民歌手，放歌太行山。
2003年，田青先生在左权县听盲宣队的音乐
2003年，田青先生带领盲宣队到首都师范大学等北京高校演出
太行山中有田先生的求真之路。从寻觅佛教音乐，到寻访民歌，以及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路走来，变的是所寻之音、所寻之人，不变的是所求之真。他坚持自周代采诗之官以来扎根田野的伟大学术传统，采集歌谣，发现歌者，体察民间疾苦，倾听民众心声，并将这一切化为学者的智识。他顺着孔子“兴观群怨”的理论指引，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访遗老、观故地，聆听山中之诗，体认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由自抗战以来活跃在太行山的盲人宣传队，他想到先秦时期同样目盲的“乐圣”师旷，想到他的老师杨荫浏先生为阿炳录制的《二泉映月》;从讴歌抗战的《左权将军》，到描写分田分地的《土地还家》（《杨柳青》），他想到这个国家百年以来走过的路;从以歌传情的《桃花红杏花白》《亲圪蛋下河洗衣裳》《会哥哥》，他听出了人们与诗经时代同样的感情，而由盲艺人刘红权的《冯魁卖妻》《光棍苦》，他听出了民众灵魂深处发出的呼喊。
田青先生赞赏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和冯梦龙，李开先说“真诗只在民间”，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而太行山，让这些真知灼见得到印证，让他确信此间便是真诗所在、真情所驻，是一方人间真境、学术沃土，他说：“民歌恰是穷乡好”。
田青先生的求真之路，不是浮光掠影，而是一条道走到黑。他的好友张振涛研究员说：“如果把发现太行山盲人宣传队的前因与央视青歌赛‘原生态唱法’的后果之间连接起来，或许才能正确评价这次事件的分量和历史意义，接下来田青先生发起与推动的‘原生态风暴’，无疑就是太行山采风行为催生的直接结果。他的论辩与阐释，坐在评委席上的大部分歌唱家不一定接受，但至少接受了對‘文化多样性’和对‘文化持有’的尊重。”太行山、盲宣队，让他进一步接通了上古，收藏了北方，延续了师承，充满了底气，他在随后的青歌赛上掀起“原生态风暴”，为农牧民歌手打高分，靠的正是这股底气、真气和文化自信。 2013年，在左权盲人宣传队进京演出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他题诗祝贺：“太行嵯峨路蜿蜒，扶杖牵裳走山间。青冥无眼生瞽目，红尘有意化奇缘。凄凄二胡哭云水，切切三弦动风烟。千载师旷今仍在，向天而歌又十年。”诗中记述的，何尝不是田青先生与太行山的“奇缘”！
太行山中，还有田青先生的带货之路。2019年，左权县举办国际民歌大赛，这是左权县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民歌的一桩盛事。当年让田青先生流泪的开花调，结出更大的果实。左权倾注着田青先生对民歌的感情，寄托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希冀，他不顾舟车劳顿，担任“左权民歌汇”的总策划兼评委，正是要为左权带货，为“左权民歌汇”带货，为中国传统文化带货。
2020年太行山深处的“左权民歌汇”
他还为左权深山里那个叫龙则的山村带货。2019年初的元宵節，应中央广播电视台综艺频道《名家讲故事》拍摄要求，选择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进行走访拍摄、讲述往事，他没有选择插队5年的哈尔滨郊区某村庄，而是选了太行山，去了龙则村。在当年夏天的首届左权民歌汇开幕式上，他终于亮明身份：“我以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荣誉村民的身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歌窝子’里唱山歌！”2020年左权民歌汇期间，他还为村里的小米写字代言，取名“百里香”，希望能卖得好一些，为乡亲们增加收入。
龙则村乡亲们回报田青先生的方式也挺特别，每年民歌汇期间，他们早早地在位于村口的开幕式嘉宾必经之路旁挂起横幅：“欢迎村民田青教授回家”。2020年左权民歌汇期间，乡亲们在村子里腾出一个院子，取名“田舍”，欢迎田青先生。回村那天，乡亲们用娶媳妇才演的小花戏舞蹈迎接田青先生，进村之后，把他请到场地中央坐下，用一个又一个节目轮番轰炸，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把肺都吼出来。田青先生则神情专注，认认真真地欣赏每一个节目。太行山正午的阳光异常热辣，村广场是天然的大晒场，先生竟纹丝不动，就搁那儿晒，同行的张伯瑜教授则纹丝不动地陪晒，看得出来，两个人晒得既难受又享受。
2020年龙则村村民欢迎田青先生回村
2020年田青先生在龙则村
在田青先生的世界里，“普普通通的农民牧民”（田青先生常用语），那些来自土地的“原生态歌手”，是他偏爱的群体，这个群体，与他崇敬的孔子、师旷、田横、苏武、曹植、阮籍、玄奘法师、文天祥、陆秀夫、谭嗣同等古圣先贤，与他结识的名山古刹、海峡两岸的高僧大德，与他共事的古琴昆曲界泰山北斗，平起平坐，遥相呼应。在他的世界里，太行山与群山并峙，而尤见人间烟火。他的文章著述，不仅发表在期刊、文集上，也书写在纵贯北方的太行山上，书写在中国大地上。
谢忠军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
田青先生在讲学时，常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作“三根柱子两层楼”。所谓“三根柱子”，指儒释道;而“两层楼”，顶层是以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底层是以口头传承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青先生“三根柱子两层楼”之论的苦心在于，一方面，提醒大家“释”与“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儒”有着同等重要地位，是儒、释、道共同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此论将包括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智慧创造，敬奉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殿堂。
田青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艺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又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赞同把中国传统音乐分为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并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交相辉映、碰撞激荡和流变转化，从而系统探析了中国传统音乐这座琼楼玉宇的山向、水脉、地基、梁架、榫卯，甚至捕捉了这座琼楼中那些微妙的响动。
田青先生与宗教音乐结缘，始于学生的疑问和几声鸟鸣。1977年，他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开设被称为“没有音乐”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一名学生“我怎么能听到真正的唐代音乐”的疑问让田青先生沉思良久。有一天，窗外传来几声鸟鸣，让他想起古印度佛教传说中能发出妙音的雪山神鸟“迦陵频伽”，由此想到天竺乐舞《迦陵频伽舞》传入中国唐朝时，名曰《婆罗门》，此后被唐明皇改成道教色彩的名字《霓裳羽衣舞》，由佛而道，改头换面，存世传世。正是这几声“迦陵频伽”的鸣叫，让他突破了“《广陵散》于今绝矣”之类的成见定论，启迪他踏上去宗教音乐中寻找古乐遗音的“正信之途”。此后他参五台、谒峨眉、拜九华、觐普陀、过秦岭、涉敦煌，造访前藏、后藏、安多、康巴数百所汉藏寺庙，寻找宗教音乐的根脉。此一去，便是半生，在1984年完成了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中国佛乐选萃》《中国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谱本》《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禅与乐》等多部著作，又受赵朴初先生推荐，十余年间行程逾10万公里，带队录制《中国佛乐宝典》，于2000年出版，抢救性保存了中国大陆现存的佛教音乐，找回了许多并没有失去但即将失去的《广陵散》。田青先生说：“我今生受用的一切，全赖于那只神鸟。”
在他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中，探究了佛教音乐华化的历史进程。从陈思王曹植“鱼山制梵”，记录“天乐”——天竺梵呗，到前秦吕光灭龟兹之后佛曲大量流入中土，译经家鸠摩罗什“改梵为秦”，创作佛曲，从南朝梁武帝萧衍引佛曲入宫廷，成为梁王朝的“雅乐”，并六朝艺僧涌现，到唐代俗讲大盛，赞呗风闻，“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以及唐明皇将大量佛曲改名为道乐仙曲，佛教音乐最终完成华化，田青先生淘洗了这股中华文化的磅礴文脉，理万绪成一线，变沼泽为清泓，充分彰显了曹植、鸠摩罗什、萧衍以及历代唱导师、艺僧等高僧大德杰出的文化史、音乐史的贡献，强调了他们崇高的、不容埋没的音乐家地位。
1985年4月，田青先生在洛阳龙门召开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研讨会”留影。由左至右分别为：田青先生、段文杰先生、任继愈先生、王志远先生。
田青先生在他的宗教音乐世界里，与古之高僧大德常来常往，如陈思王曹植，即是往来常客。南朝慧皎《高僧传》记载：“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魏陈思王曹植……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田青先生结合众说，考证“契”当为乐谱。训得一字，即疏通了佛教音乐史研究中的一处淤塞，彰显了曹植“鱼山制梵”对佛教音乐记录和传播的特殊贡献。倘若陈思王有知，当慰然一笑。曹植鱼山制梵，创造中国梵呗，对东亚、东南亚影响深远，日本众僧将中国山东的鱼山视为日本佛教声明的祖源。二十多年前，日本一个佛教代表团到访鱼山，参拜曹植，结果没有看到任何有关曹植的文化信息，当地也没有人能和他们谈论曹植，更遑论梵呗。随团的中国女导游不想让客人们失望而归，于返回日本前夜，通过中国佛教协会联系到田青先生，希望他能和日本僧人们谈论一下曹植。接到电话已是深夜11点，田青先生当即单车前往华侨大厦，与日本代表团领队笔谈一夜，双方共同认为曹植对佛教梵呗功不可没，理当永远感念。此后，日本代表团每年都要到访鱼山。近年又有年轻法师在鱼山建立梵呗寺，田青先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多年以来，田青先生一面向深山丛林寻音，一面又以所得佛乐为舟楫，承载中国文化通达四海。他先后以受邀赴世界各地讲学为契机，带领多个佛乐团出访，在世界舞台上弘扬我国佛教音乐和传统文化。1989年他率“五台山佛乐团”赴港演出并参与组织佛教音乐国际学术会议，又于1993年率五台山佛乐团赴英国，1996年和1999年率北京佛乐团先后赴德国和捷克，1997年率甘肃拉卜楞寺佛乐团赴法国开展讲学展演。 在田青先生几十年的寻音之路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和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给予了很大帮助。当年，还是青年学者的田青先生去采访精通梵呗唱念的老僧和赶经忏的老艺人时，困难重重。为了能够完成考察工作，他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先生写信陈情，托著名歌唱家王昆转交。正是在朴老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田青先生才“走进了佛教文化的山门，并一步步登其堂奥”。
朴老和星云大师虽素未谋面，但心心相印。而田青先生成为两位老人家的信使。1998年，田青先生受邀参加佛光山在台北主办的“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主办方希望他能带一个大陆的佛乐团参加同时举办的“法音宣流”音乐会。他当即专门向朴老做了汇报，并根据朴老的指示，与李家振先生组织“五台山沙弥佛乐团”赴台参会，为促成此行，朴老拿出自己的工资赞助。启程前，朴老把一封亲笔信交给田青先生，收信人正是佛光山的星云大师。
结束了在台北的会议和演出，田青先生随即南下高雄，拜见仰慕已久的星云大师，面呈朴老的亲笔信。见字如面，大师和朴老两位大德虽隔着海峡，却心意相通。而田青先生与星云大师初见，亦“如沐春风，相见如故，仿佛有累世的因缘”，更被星云大师的慈悲、智慧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所打动。佛乐也成为了海峡两岸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
2019年，田青先生率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团在中国台湾佛陀纪念馆举办“根与魂——第六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期间，意外得到了当年朴老托他转交大师的亲笔信的复印件，这才看到了朴老信函的具体内容，上书“座下广施化雨，声教所被，遍及阎浮，佛教史中罕见无匹！尚祈久住度生，为法珍重！”又介绍“田青先生致力佛教音乐之研究与发扬，今受友人邀请访台，特托其代为奉候！”田青先生睹信思人，一时百感交集，他“为朴老没有能在有生之年与大师携手共谋佛教复兴大业而遗憾，为星云大师的法体康健而庆幸感恩，也为自己在朴老往生（2000年）三年之后以佛教音乐为舟楫，礼请星云大师亲率佛光山梵呗团重新‘登陆’，终于完成了朴老的遗愿而如释重负”。
当初，作为青年学者的田青先生受“迦陵频伽”启示，叩开了佛教音乐研究的山门，却没有得到导师杨荫浏先生的首肯。杨荫浏先生不同意自己的学生搞佛教音乐研究，于是黄翔鹏、郭乃安两位先生为田青先生另选了《魏晋玄学与琴曲》一题。此题目后虽没有继续做成硕士论文，但无形中为田青先生打开了另一扇门：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文人音乐研究，其成果于30年后的2011年出版问世，名曰《禅与乐》。
站在古琴音乐的长河之岸，他极目先秦，思接魏晋，见儒家礼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时而三江并流，时而融汇交错。由《文王》《思贤》而《高山》《流水》，他听到了古琴音乐由礼之附庸变出山水之音与文人性灵;由《普庵咒》《那罗法曲》等琴曲他听到了佛教对古琴艺术的影响;由唐宋文人普遍听僧人弹琴，他看见了这些“左琴右书”、博通经史的琴僧音乐家群体对中国文人士大夫音乐生活的影响和精神品格的塑造。田青先生深感“琴心”“佛心”兼备，才是古琴音乐的最高境界。
然而，古琴音乐流传数千年，在前数十年几近断流。20世纪50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曾做古琴人普查，当时我国有6亿多人口，而古琴人已不足百人，幸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査阜西、管平湖、汪孟舒、顾梅羹、王迪、许健诸贤达为中国传统音乐守夜，录音存档，藏琴护琴，让数以百计的从唐代至今的古琴音乐保存下来。
2003年，古琴艺术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迎来了重大转机。作为申报片的编导，其后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又作为中国昆劇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促成并见证了这一文化盛况。每年“文化遗产日”，他和古琴界一众“泰山北斗”都要走进北大、清华等大学校园、恭王府、中山音乐堂，为青年古琴家领航指路，让社会公众亲近古琴艺术。如今，一本名家编写的古琴教材第一版就能印20万册，还要不断重印，连三四线城市都不断有琴馆开张，短短十余年，古琴粉丝暴增，连田青先生自己都没料到，被归于文人音乐的古琴音乐，也能进入寻常百姓家。他用“春风吹又生”解释发生在古琴艺术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文化奇观。他惊奇、他赞叹、他告诫：“永远不要低估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永远不要低估中国人民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和智慧！”
近两年田青先生又策划申报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让古琴发声”。他认为乐器是有生命的，而古琴代表着中国历代文人的灵魂，不应该和普通漆器一样，永远沉睡在恒温恒湿的“柜子”里，事实上，很多老琴家私藏的唐宋古琴，都是行世演出的。基于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藏古琴、琴况考察、修整、上弦、醒琴，田青先生和课题组最终确定了5张用于“发声”的珍贵传世古琴：唐琴“枯木龙吟”，宋琴“鸣凤”，元末明初琴“真趣”，明代“小递钟”、蕉叶琴。邀请国家级传承人和著名古琴家演奏，从2018年10月起举办了多场“枯木龙吟——让古琴醒来”音乐会。从中国艺术研究院到清华大学，从中央文史馆到全国政协，唐琴宋琴，同台发声，满席听众，皆为共鸣。田青先生说：“当它睡在柜子里时，就是一段“枯木”，要把它们唤醒，让它们歌唱，发出中华文化的‘龙吟’！”
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又逢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田青先生给演出起名“良辰美景云端看·名家名曲线上听”，并精心选择了《普庵咒》《醉渔唱晚》《流水》《神人畅》《天官赐福》等一系列寓意吉祥的琴曲和昆曲，表达“天佑中华”的美好祝愿。田青先生相信，包括古琴和昆曲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给我们带来力量、护佑和吉祥。
四十多年前，为了让音乐史料还原历史音乐，寻找埋没在音乐史料中的民间活态传承，田青先生背着一个录音机、一壶水和一个装着书和干粮的绿书包，睡在火车的座位下面，深入深山老林、荒郊野庙，寻找古乐遗音，一路走去，群山连绵，掩覆孤客行迹，山山呼应，吐纳云水三千。由此观之，田青先生的世界也是山的世界。要了解田青先生其人其学其乐，必先了解他访过的山，走过的路。而读懂了田青先生，再看中国的山河，或许会多出一种风姿与神韵。
在田先生的世界里，除了梵音如潮、仙乐飘飘的宗教名山，还坐落着一座大山：太行山。
此山曾传来远古先民召唤南风的歌谣《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历代以来，山中“虽穷乡僻壤，而比户弦歌，文风颇盛”。此山曾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燃遍抗日救国的烽火。在八路军最困难的时期，太行山用它的山高林密接纳了9000余将士，等这支部队出山而去时，已是兵强马壮的30万大军。这是一座英雄的山。山中长眠着抗日殉国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为此，太行人民把将军殉国之地更名为左权县。这是一座歌唱的山，在太行山的开花调里，木石鸟虫、锅碗瓢盆都能开花，在太行山人民的心目中，一切皆有生命与灵性。
太行山还是一座辩证的山，愚公家族世代为力，将其移开，田青先生半生奔走，为它而来。田青先生与太行山，真可谓因缘殊胜。
太行山中有田青先生的寻音之路。1989年，他带领五台山佛乐团访问中国香港，往返太行，与太行山结缘。2002年，田青先生在左权县听到羊倌石占明的歌，推荐他参加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竟一举夺得歌王。2003年，田青先生又与左权盲人宣传队相识，深受感动，先后两赴太行山，把盲人宣传队带到北京进行学术展演，让一众音乐界大咖耳闻目睹“师旷仍在世，阿炳还活着”，也让更多人了解了太行山。2019年，田青先生在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过元宵，和乡亲们一起“闹红火”，成为该村的荣誉村民。同年，左权县举办国际民歌大赛，田青先生不辞劳苦，担任大赛总策划和评委，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民歌手，放歌太行山。
太行山中有田先生的求真之路。从寻觅佛教音乐，到寻访民歌，以及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路走来，变的是所寻之音、所寻之人，不变的是所求之真。他坚持自周代采诗之官以来扎根田野的伟大学术传统，采集歌谣，发现歌者，体察民间疾苦，倾听民众心声，并将这一切化为学者的智识。他顺着孔子“兴观群怨”的理论指引，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访遗老、观故地，聆听山中之诗，体认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由自抗战以来活跃在太行山的盲人宣传队，他想到先秦时期同样目盲的“乐圣”师旷，想到他的老师杨荫浏先生为阿炳录制的《二泉映月》;从讴歌抗战的《左权将军》，到描写分田分地的《土地还家》（《杨柳青》），他想到这个国家百年以来走过的路;从以歌传情的《桃花红杏花白》《亲圪蛋下河洗衣裳》《会哥哥》，他听出了人们与诗经时代同样的感情，而由盲艺人刘红权的《冯魁卖妻》《光棍苦》，他听出了民众灵魂深处发出的呼喊。
田青先生赞赏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和冯梦龙，李开先说“真诗只在民间”，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而太行山，让这些真知灼见得到印证，让他确信此间便是真诗所在、真情所驻，是一方人间真境、学术沃土，他说：“民歌恰是穷乡好”。
田青先生的求真之路，不是浮光掠影，而是一条道走到黑。他的好友张振涛研究员说：“如果把发现太行山盲人宣传队的前因与央视青歌赛‘原生态唱法’的后果之间连接起来，或许才能正确评价这次事件的分量和历史意义，接下来田青先生发起与推动的‘原生态风暴’，无疑就是太行山采风行为催生的直接结果。他的论辩与阐释，坐在评委席上的大部分歌唱家不一定接受，但至少接受了對‘文化多样性’和对‘文化持有’的尊重。”太行山、盲宣队，让他进一步接通了上古，收藏了北方，延续了师承，充满了底气，他在随后的青歌赛上掀起“原生态风暴”，为农牧民歌手打高分，靠的正是这股底气、真气和文化自信。 2013年，在左权盲人宣传队进京演出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他题诗祝贺：“太行嵯峨路蜿蜒，扶杖牵裳走山间。青冥无眼生瞽目，红尘有意化奇缘。凄凄二胡哭云水，切切三弦动风烟。千载师旷今仍在，向天而歌又十年。”诗中记述的，何尝不是田青先生与太行山的“奇缘”！
太行山中，还有田青先生的带货之路。2019年，左权县举办国际民歌大赛，这是左权县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民歌的一桩盛事。当年让田青先生流泪的开花调，结出更大的果实。左权倾注着田青先生对民歌的感情，寄托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希冀，他不顾舟车劳顿，担任“左权民歌汇”的总策划兼评委，正是要为左权带货，为“左权民歌汇”带货，为中国传统文化带货。
他还为左权深山里那个叫龙则的山村带货。2019年初的元宵節，应中央广播电视台综艺频道《名家讲故事》拍摄要求，选择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进行走访拍摄、讲述往事，他没有选择插队5年的哈尔滨郊区某村庄，而是选了太行山，去了龙则村。在当年夏天的首届左权民歌汇开幕式上，他终于亮明身份：“我以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荣誉村民的身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歌窝子’里唱山歌！”2020年左权民歌汇期间，他还为村里的小米写字代言，取名“百里香”，希望能卖得好一些，为乡亲们增加收入。
龙则村乡亲们回报田青先生的方式也挺特别，每年民歌汇期间，他们早早地在位于村口的开幕式嘉宾必经之路旁挂起横幅：“欢迎村民田青教授回家”。2020年左权民歌汇期间，乡亲们在村子里腾出一个院子，取名“田舍”，欢迎田青先生。回村那天，乡亲们用娶媳妇才演的小花戏舞蹈迎接田青先生，进村之后，把他请到场地中央坐下，用一个又一个节目轮番轰炸，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把肺都吼出来。田青先生则神情专注，认认真真地欣赏每一个节目。太行山正午的阳光异常热辣，村广场是天然的大晒场，先生竟纹丝不动，就搁那儿晒，同行的张伯瑜教授则纹丝不动地陪晒，看得出来，两个人晒得既难受又享受。
在田青先生的世界里，“普普通通的农民牧民”（田青先生常用语），那些来自土地的“原生态歌手”，是他偏爱的群体，这个群体，与他崇敬的孔子、师旷、田横、苏武、曹植、阮籍、玄奘法师、文天祥、陆秀夫、谭嗣同等古圣先贤，与他结识的名山古刹、海峡两岸的高僧大德，与他共事的古琴昆曲界泰山北斗，平起平坐，遥相呼应。在他的世界里，太行山与群山并峙，而尤见人间烟火。他的文章著述，不仅发表在期刊、文集上，也书写在纵贯北方的太行山上，书写在中国大地上。
谢忠军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