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王蒙等人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王蒙获此殊荣，实至名归，受之无愧。其作品《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今年9月，他的《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王蒙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除了高超的创作艺术，还与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密不可分。他曾耗时四年，创作出《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一书。其态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不无感慨地说：“作为《上海文学》的老朋友，王蒙这几年陆续发表了多篇中篇、短篇、对谈录等作品，他以严谨的创作态度，用独具性格的生动文字，为后辈作家树立了典范。”（《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不说千载难逢，也是来之不易的。我想，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呕心沥血，著作等身，也未必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但是，王蒙先生那种自觉的、严谨的创作态度，是应当学习、可以学到的。“十年磨一剑”。大量事实表明，古往今来但凡优秀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严谨的创作态度。
　　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吴都赋》《魏都赋》《蜀都赋》，全文12200多字，若按十年时间推算，平均每月不过120字。《三都赋》问世后，先前不被看好。著名文学家皇甫谧慧眼识珠，高度评价，感慨万千，欣然命笔，为之作序。司空（古代官名）张华读了此赋，感叹道：“左思是班固、张衡之流的人物，（此赋）能使诵读的人感觉文已尽而意有余，历时越久，越有新意。”随后，《三都赋》不胫而走、声名鹊起。于是，豪门贵族争相传阅抄写，以致京城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价格一涨再涨。由此演绎出“洛阳纸贵”“陆机辍笔”的历史典故。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作品内容充实，极具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他的《朋党论》《秋声赋》《醉翁亭记》等多篇散文，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离不开他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比如，他在创作《醉翁亭记》时，一开头，用了几十个字的篇幅，描写滁州四面青山的情景。初稿写好了，自觉不满意，遂反复修改。连改多次后，只留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妻子见他改得如此辛苦，便劝他不必自讨苦吃。欧阳修却说：“文章不写好，我怕后生讥笑，更怕给后人留下话柄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敬畏读者的创作自覺，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集诗人、文学家、书画家于一身的苏轼，是一位文笔夸张、文风严谨，人到心到、要约写真的文学家。苏轼一生为后人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近三百首词和卷帙浩繁的散文作品。其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其质量之优，堪称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那首极具哲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题西林壁》，是游遍庐山之后的“总结”。据南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记载，此诗约作于元丰七年五月间，亦即苏轼第二次游览庐山留下的作品。全诗虽然只有短短4句，却是他耗费十多天工夫，身临其境、深入其山，仔细观察和思考，用心提炼与升华的结晶。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文艺创作，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人民需要文艺，文艺也需要人民。有志于成为讴歌时代、服务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可以没有王蒙先生的创作水平，不能没有王蒙先生的创作态度。反之，作品再多，也难以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们共鸣，更不可能成为“高原”或者“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