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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中小城市及城市群高速发展，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生活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巨大人口压力、高强度公共服务责任、多元化社区形态，衍生出复杂的城市问题，有效治理难度极大。
如何调整优化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持续为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营造出获得感和幸福感，成为重大现实问题。
新挑战：“城市病”叠加，治理负担和治理风险陡增
当前，许多城市人口聚集、治理负担过重，带来各种“城市病”：居住拥挤、环境脏乱、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突出、公共资源不足、违章搭建难减、历史遗留问题难解、流动人口管理难落实等。
由于城市发展进程被高度压缩，城市与社会发展碎片化趋势明显。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发展中过于注重城市形象，欠缺对城市空间与使用者关系的理解，出现“貌”与“人”的割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所给予的资源在城市不同空间、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均匀的。从空间来说，以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商品房小区、单位制社区或老旧小区为主，忽视了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从对象来说，多以拥有户籍的本地居民为主，忽视了在大城市中以体力劳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流动人口。这些地区往往面临公共资源不足、公共服务短缺，又因居住成本低廉，聚集大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病”高发地区。
中国城市化进程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主导。这一方面加大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不利于治理的专业化，同时基层政府作为“排头兵”，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治理风险增大；另一方面，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一些城市仍以“运动式治理”为主，缺少常规治理机制，导致政策缺少连贯性，不利于治理成果的有效积累。
在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上述问题和挑战背后，我们需要思考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我们该如何理解城市？城市应被当作一个机械工程进行建设，还是应被当作生态系统来理解？第二，在城市建设及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该如何划分？如何培育社会，使之达成一个三者之间较为均衡的局面，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趋势：社区治理呈现交叉混合型，综合治理鼓励公众参与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城市空间中黄金地段减少，城市品质意识强化，居民维权意识提高带来城市建设成本增加，都使得开发型、运动式的城市扩展模式和粗放型、一刀切的城市管理模式难以持续。在此背景下，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治理新格局相呼应，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大致通过城市社区治理和城市综合治理两个方面进行。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社会自治型和交叉混合型。
政府主导型多出现在老旧街区，制度优势明显、资源充足，但需要有精干的基层带头人，这一类型社会被动、居民参与不足、社区缺少活力。
市场主导型多出现新建商品房社区，以大型开发商为依托，资源配置能力强，发展潜力较大，但也存在着市场失灵等问题。
社会自治型是较为理想化的类型，要求社区规模较小、内部人际网络相对稠密，有可能出现在有理想主义带头人的新建商品房社区，也有可能出现在有自治传统的老旧小区，最大的问题是资源支持匮乏、操作路径不明。
交叉混合型是当前新趋势，政府有意识地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希望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相互结合的路径。但目前，参与各方之间还较多地停留在交叉混合而非有机融合的阶段。
较之社区治理，城市综合治理展现出更为动态的过程，更多涉及城市具体规划的制定和演变，大规模腾退、疏解和安置项目的實施，城市空间、产业和人口结构的调整和转型等。
当前各地试点为解决各类“城市病”而采取的城市综合治理尝试，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政府主导的加强和对公众参与的鼓励。政府主导的加强主要体现在资源聚集和政策创新上，基层政府采取多级联动的模式，加大配备城市建设资源的力度，并辅以政企合作的政策创新。对公众参与的鼓励，则主要体现于多种方式构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如在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中，搭建集政府、专家、居民于一体的公共参与平台。
新思维：以完整生态系统新视域观照城市治理
尽管现有探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视角下移，初步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但在深层观念上，仍普遍以单纯的经济效益对城市空间、人口分层，对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有机性和整体性的理解还很不够，对“社会”的理解也尚显狭窄。
未来，在治理思维上，亟待以生态系统的新视域理解城市，树立城市基层治理的整体观和全局观。尽管城市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但最本质、最重要的仍是居住功能。一个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各部分互赖互嵌的完整生态系统，由此延伸的包容性，让各阶层人群都可在城市中安身立命。
历史上的北京胡同在社会结构上可以观察到寺院、王府、朱门大户、升斗小民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同样认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考察了美国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得出的结论是：充满活力的街道和居住区都拥有丰富的多样性，而失败的城市地区多样性都明显匮乏。
城市人口的疏解、功能的调整不应是彻底切除某一部分功能，导致生态结构断裂和失衡，而应在不损害生态系统功能完整的前提下，对一些不符合需求的枝叶裁剪修整。由此，城市基层治理中，要树立生态系统观，重视作为“物”的城市空间与作为“人”的城市使用者之间的有机关联，重视在城市中各社会群体的有机关联。
在治理机制上，需要探索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联动方式，建立城市系统治理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说，变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变“运动式治理”为常规化治理，变单打独斗为多部门联动，变“刚性管理”为“柔性治理”。
在治理主体上，应倡导多元共治，拓宽社会参与意涵。要拓宽社会参与的主体范围，不仅包括长期居住的户籍人口，还包括大量为城市服务的流动人口。
在治理方式上，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切实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培育公众主体性，使其成为政府政策执行的缓冲带和意见交换带。这样才能使政府行动后隐，减少摩擦，从深层次上探索政府行政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系统的衔接、互动与融合。
（摘自《半月谈》2017年第23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如何调整优化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持续为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营造出获得感和幸福感，成为重大现实问题。
新挑战：“城市病”叠加，治理负担和治理风险陡增
当前，许多城市人口聚集、治理负担过重，带来各种“城市病”：居住拥挤、环境脏乱、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突出、公共资源不足、违章搭建难减、历史遗留问题难解、流动人口管理难落实等。
由于城市发展进程被高度压缩，城市与社会发展碎片化趋势明显。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发展中过于注重城市形象，欠缺对城市空间与使用者关系的理解，出现“貌”与“人”的割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所给予的资源在城市不同空间、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均匀的。从空间来说，以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商品房小区、单位制社区或老旧小区为主，忽视了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从对象来说，多以拥有户籍的本地居民为主，忽视了在大城市中以体力劳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流动人口。这些地区往往面临公共资源不足、公共服务短缺，又因居住成本低廉，聚集大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病”高发地区。
中国城市化进程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主导。这一方面加大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不利于治理的专业化，同时基层政府作为“排头兵”，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治理风险增大；另一方面，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一些城市仍以“运动式治理”为主，缺少常规治理机制，导致政策缺少连贯性，不利于治理成果的有效积累。
在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的上述问题和挑战背后，我们需要思考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我们该如何理解城市？城市应被当作一个机械工程进行建设，还是应被当作生态系统来理解？第二，在城市建设及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该如何划分？如何培育社会，使之达成一个三者之间较为均衡的局面，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趋势：社区治理呈现交叉混合型，综合治理鼓励公众参与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城市空间中黄金地段减少，城市品质意识强化，居民维权意识提高带来城市建设成本增加，都使得开发型、运动式的城市扩展模式和粗放型、一刀切的城市管理模式难以持续。在此背景下，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治理新格局相呼应，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大致通过城市社区治理和城市综合治理两个方面进行。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社会自治型和交叉混合型。
政府主导型多出现在老旧街区，制度优势明显、资源充足，但需要有精干的基层带头人，这一类型社会被动、居民参与不足、社区缺少活力。
市场主导型多出现新建商品房社区，以大型开发商为依托，资源配置能力强，发展潜力较大，但也存在着市场失灵等问题。
社会自治型是较为理想化的类型，要求社区规模较小、内部人际网络相对稠密，有可能出现在有理想主义带头人的新建商品房社区，也有可能出现在有自治传统的老旧小区，最大的问题是资源支持匮乏、操作路径不明。
交叉混合型是当前新趋势，政府有意识地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希望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相互结合的路径。但目前，参与各方之间还较多地停留在交叉混合而非有机融合的阶段。
较之社区治理，城市综合治理展现出更为动态的过程，更多涉及城市具体规划的制定和演变，大规模腾退、疏解和安置项目的實施，城市空间、产业和人口结构的调整和转型等。
当前各地试点为解决各类“城市病”而采取的城市综合治理尝试，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政府主导的加强和对公众参与的鼓励。政府主导的加强主要体现在资源聚集和政策创新上，基层政府采取多级联动的模式，加大配备城市建设资源的力度，并辅以政企合作的政策创新。对公众参与的鼓励，则主要体现于多种方式构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如在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中，搭建集政府、专家、居民于一体的公共参与平台。
新思维：以完整生态系统新视域观照城市治理
尽管现有探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视角下移，初步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但在深层观念上，仍普遍以单纯的经济效益对城市空间、人口分层，对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有机性和整体性的理解还很不够，对“社会”的理解也尚显狭窄。
未来，在治理思维上，亟待以生态系统的新视域理解城市，树立城市基层治理的整体观和全局观。尽管城市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但最本质、最重要的仍是居住功能。一个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各部分互赖互嵌的完整生态系统，由此延伸的包容性，让各阶层人群都可在城市中安身立命。
历史上的北京胡同在社会结构上可以观察到寺院、王府、朱门大户、升斗小民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同样认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考察了美国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得出的结论是：充满活力的街道和居住区都拥有丰富的多样性，而失败的城市地区多样性都明显匮乏。
城市人口的疏解、功能的调整不应是彻底切除某一部分功能，导致生态结构断裂和失衡，而应在不损害生态系统功能完整的前提下，对一些不符合需求的枝叶裁剪修整。由此，城市基层治理中，要树立生态系统观，重视作为“物”的城市空间与作为“人”的城市使用者之间的有机关联，重视在城市中各社会群体的有机关联。
在治理机制上，需要探索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联动方式，建立城市系统治理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说，变单项治理为综合治理，变“运动式治理”为常规化治理，变单打独斗为多部门联动，变“刚性管理”为“柔性治理”。
在治理主体上，应倡导多元共治，拓宽社会参与意涵。要拓宽社会参与的主体范围，不仅包括长期居住的户籍人口，还包括大量为城市服务的流动人口。
在治理方式上，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切实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培育公众主体性，使其成为政府政策执行的缓冲带和意见交换带。这样才能使政府行动后隐，减少摩擦，从深层次上探索政府行政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系统的衔接、互动与融合。
（摘自《半月谈》2017年第23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