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职业教育不容易出政绩，省里哪愿意投入。但是，很多领导喊得、闹得跟‘真重视’一样。” 近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中部某省代表说。
来自另一个省的代表则表示：“光有《职业教育法》有啥用，省教育厅厅长、处长根本不敢在省领导面前开口提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事。今天提了，明天职位就不保了。”
对这种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详细透露说：“199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然而，至今只有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南、海南、重庆、新疆、广西等11个省份制定实施了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全国其他20个省份尚未完成此项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未统计，记者注）。”
部分省级政府“五不作为”
除《职业教育法》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都对省级政府制定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改变职业教育弱势地位，提高吸引力的第一要务就是省级政府依法行政，带头贯彻执行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一位省级分管领导说，这样才能实现职业教育恢复性增长。
然而，记者掌握的一份关于职业教育投入与保障调查报告显示，国内约有三之分二的省级政府不依法行政，有关职教的法律法规在一些省份仍只是在墙上挂挂，具体表现为“五不”现象。
首先，不落实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比例。《职业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现实情况是，1996年-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8.26倍，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3%下降到6%。即使到2010年，中等职业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仍是6.18%。
据统计，2001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399.94万人，在校生1164.9万。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达到870.42万，在校生达到2238.5万。由于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规模、需求远远不相适应，导致近半数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不到2001年颁布的《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其次，不制定实施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职业教育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可是17年快过去了，有20个省份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第三，不按规定比例将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从2006年起，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但是，全国大部分省份实际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都低于文件规定的标准。
第四，不依法落实企业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政策。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用于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省级政府不完善监督机制，企业职工培训工作处于无序、无标准状态。
第五，不统筹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使用。按照《劳动部关于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通知》（劳部发[1996]197号）规定，“对未按规定用足职工教育经费和未开展职工培训的企业，当地人民政府可依法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工教育经费，专项用于职业培训。”这一规定只有江苏省政府统筹其中的0.5%部分，用于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大部分省级政府没有履行监督职责。
中央好政策，地方执行不到位
河北省一位领导对记者直截了当地说：“中央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理论上是好的，但是到了地方政府就执行不到位，甚至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以2012年秋季学期起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为例，中央财政统一按照每生每年2000元的标准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其中中部地区中央财政分担60%，地方财政分担40%。
可是，中央财政拨款到位后，地方财政配套的钱迟迟不到位，中等职业学校原来每年可以对每生收取2500-4000元学费，现在免学费后只能拿到1200元/生，收入急骤下降，生均经费低得很，导致招生越多损失越大。
同时，不少县级职教中心招生、培养与就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对其拨款的基数仍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水平；一些政府对城市教育费附加的30%不给职业教育。有时候上级来检查督促时，政府会临时拨付配套资金。可是，检查组一走，政府又把配套资金拿走了，全在“玩数字”游戏。
据山西省一位官员介绍，省财政一年给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发放助学金等资金为10多亿元。省财政部门认为，教育拿了那么钱了，不愿再支持制定、实施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
“在当前中国国情下，在一些省的领导眼里，职业教育比不上楼堂馆所重要，更不要说较之动辄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城市主题公园，仿古一条街等形象工程。”东部教育行政部门一位官员剖析说。
据透露，在一些省份，关于职业教育的大话说得多，实际工作干得少。比如，2004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战略时，西南某省就办职业高中；2005年，全国学习天津经验办普通高中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需求，该省就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普通高中。全省教育发展战略一直摇摆不定，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至今没有定论。
对部分省级政府把职业教育作为“额外负担，不愿投入”的行政不作为现象，国家行政学院行政学部教授汪玉凯、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主任陈有西等知名专家表示，“从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无话可说。” “职业教育要有为才有位”
在调查采访中，一些人把地方政府“不重视”、“不支持”、“不发展”职业教育的深层次原因梳理为：省级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不依法行政与履职；分管教育的领导往往是“无知少女”，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领导，在同级党委人事权、财政权等重大决策中缺少话语权；宁愿让职业院校破破烂烂，也要把楼堂馆所建设得金碧辉煌，等等。
毋容置疑，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是，对于这些问题，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的一席话更加具有理性与建设性。“职业教育要有为才有位。”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发展成为了全市一张重要的“名片”。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的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的第五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宁波市都作了典型发言。
宁波市职业教育经费保障力度走在了全国前列。据了解，这个计划单列市2012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9.19亿元，占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的4.38%，生均财政性拨款定额为1万元，加上每年7000元左右的学费收入，同市属本科院校1.2万元生均财政性拨款加上每年4000多元学费的收入水平相当。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21亿元，占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8.02%，生均财政性公用经费拨款为5920元/年，约为普通高中的2倍。
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现在看来，职业院校光会哭穷、不会干事，同样没有“奶”吃。一位官员说：“上面要有政策，下面要有作为，钱就容易争取到。否则，光空头要钱，政府是不会给的，给了也不放心。”
建议督促20个省级政府依法履职
中部某省官员向记者透露政府工作的“潜规则”说：“真重视的领域人家根本不用喊，往往喊得越响的地方是假重视。”钟秉林委员也对一些学校与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表示忧虑。“办好职业教育需要转变教育观念，健全政策保障机制，深化改革激发活力，没有政策保障机制，光靠召开会议或发红头文件很难凑效。”钟秉林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室副主任马洪范研究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后说，一是坚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通过法律制度、政策安排和公共资源配置予以保障；二是加强国家干预，建立有效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据马洪范介绍，美国职业教育主要由社区学院承担，其经费5%来自联邦政府拨款，60%来自州政府拨款，11%来自地方政府拨款，15%来自学费收入，9%来自其他收入；新西兰职业教育经费70%来自政府，20%来自学费，10%来自社会资助；澳大利亚TAFE学院90%以上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
从初始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来看，国际上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占比更大，奥地利为98%，荷兰92%，法国84%，挪威80%-85%。
据全国人大常委王佐书透露，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调研发现，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学历轻技能的问题比较突出；职业教育经费紧张，投入不足，相当一部分学校办学条件简陋。
全国政协委员钟秉林已向有关部委提交提案，建议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制定措施，督促20个省级政府改变行政不作为的状况，依法履职，全面开展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制订工作，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将各地落实情况向社会公布。
同时，他建议高等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应达到并逐步超过本地区普通本科院校生均经费标准，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不低于高等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80%，并根据政府财力、物价水平等因素变化，建立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拨款动态调整机制与保障监督机制。
来自另一个省的代表则表示：“光有《职业教育法》有啥用，省教育厅厅长、处长根本不敢在省领导面前开口提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事。今天提了，明天职位就不保了。”
对这种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详细透露说：“199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然而，至今只有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南、海南、重庆、新疆、广西等11个省份制定实施了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全国其他20个省份尚未完成此项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未统计，记者注）。”
部分省级政府“五不作为”
除《职业教育法》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都对省级政府制定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改变职业教育弱势地位，提高吸引力的第一要务就是省级政府依法行政，带头贯彻执行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一位省级分管领导说，这样才能实现职业教育恢复性增长。
然而，记者掌握的一份关于职业教育投入与保障调查报告显示，国内约有三之分二的省级政府不依法行政，有关职教的法律法规在一些省份仍只是在墙上挂挂，具体表现为“五不”现象。
首先，不落实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比例。《职业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现实情况是，1996年-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8.26倍，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3%下降到6%。即使到2010年，中等职业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仍是6.18%。
据统计，2001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399.94万人，在校生1164.9万。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达到870.42万，在校生达到2238.5万。由于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规模、需求远远不相适应，导致近半数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不到2001年颁布的《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其次，不制定实施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职业教育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可是17年快过去了，有20个省份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第三，不按规定比例将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从2006年起，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但是，全国大部分省份实际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都低于文件规定的标准。
第四，不依法落实企业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政策。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用于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省级政府不完善监督机制，企业职工培训工作处于无序、无标准状态。
第五，不统筹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使用。按照《劳动部关于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通知》（劳部发[1996]197号）规定，“对未按规定用足职工教育经费和未开展职工培训的企业，当地人民政府可依法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工教育经费，专项用于职业培训。”这一规定只有江苏省政府统筹其中的0.5%部分，用于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大部分省级政府没有履行监督职责。
中央好政策，地方执行不到位
河北省一位领导对记者直截了当地说：“中央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理论上是好的，但是到了地方政府就执行不到位，甚至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以2012年秋季学期起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为例，中央财政统一按照每生每年2000元的标准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其中中部地区中央财政分担60%，地方财政分担40%。
可是，中央财政拨款到位后，地方财政配套的钱迟迟不到位，中等职业学校原来每年可以对每生收取2500-4000元学费，现在免学费后只能拿到1200元/生，收入急骤下降，生均经费低得很，导致招生越多损失越大。
同时，不少县级职教中心招生、培养与就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对其拨款的基数仍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水平；一些政府对城市教育费附加的30%不给职业教育。有时候上级来检查督促时，政府会临时拨付配套资金。可是，检查组一走，政府又把配套资金拿走了，全在“玩数字”游戏。
据山西省一位官员介绍，省财政一年给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发放助学金等资金为10多亿元。省财政部门认为，教育拿了那么钱了，不愿再支持制定、实施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
“在当前中国国情下，在一些省的领导眼里，职业教育比不上楼堂馆所重要，更不要说较之动辄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城市主题公园，仿古一条街等形象工程。”东部教育行政部门一位官员剖析说。
据透露，在一些省份，关于职业教育的大话说得多，实际工作干得少。比如，2004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战略时，西南某省就办职业高中；2005年，全国学习天津经验办普通高中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需求，该省就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普通高中。全省教育发展战略一直摇摆不定，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至今没有定论。
对部分省级政府把职业教育作为“额外负担，不愿投入”的行政不作为现象，国家行政学院行政学部教授汪玉凯、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主任陈有西等知名专家表示，“从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无话可说。” “职业教育要有为才有位”
在调查采访中，一些人把地方政府“不重视”、“不支持”、“不发展”职业教育的深层次原因梳理为：省级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不依法行政与履职；分管教育的领导往往是“无知少女”，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领导，在同级党委人事权、财政权等重大决策中缺少话语权；宁愿让职业院校破破烂烂，也要把楼堂馆所建设得金碧辉煌，等等。
毋容置疑，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是，对于这些问题，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的一席话更加具有理性与建设性。“职业教育要有为才有位。”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发展成为了全市一张重要的“名片”。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的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的第五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宁波市都作了典型发言。
宁波市职业教育经费保障力度走在了全国前列。据了解，这个计划单列市2012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9.19亿元，占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的4.38%，生均财政性拨款定额为1万元，加上每年7000元左右的学费收入，同市属本科院校1.2万元生均财政性拨款加上每年4000多元学费的收入水平相当。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21亿元，占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8.02%，生均财政性公用经费拨款为5920元/年，约为普通高中的2倍。
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现在看来，职业院校光会哭穷、不会干事，同样没有“奶”吃。一位官员说：“上面要有政策，下面要有作为，钱就容易争取到。否则，光空头要钱，政府是不会给的，给了也不放心。”
建议督促20个省级政府依法履职
中部某省官员向记者透露政府工作的“潜规则”说：“真重视的领域人家根本不用喊，往往喊得越响的地方是假重视。”钟秉林委员也对一些学校与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表示忧虑。“办好职业教育需要转变教育观念，健全政策保障机制，深化改革激发活力，没有政策保障机制，光靠召开会议或发红头文件很难凑效。”钟秉林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室副主任马洪范研究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后说，一是坚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通过法律制度、政策安排和公共资源配置予以保障；二是加强国家干预，建立有效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据马洪范介绍，美国职业教育主要由社区学院承担，其经费5%来自联邦政府拨款，60%来自州政府拨款，11%来自地方政府拨款，15%来自学费收入，9%来自其他收入；新西兰职业教育经费70%来自政府，20%来自学费，10%来自社会资助；澳大利亚TAFE学院90%以上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
从初始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来看，国际上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占比更大，奥地利为98%，荷兰92%，法国84%，挪威80%-85%。
据全国人大常委王佐书透露，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调研发现，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学历轻技能的问题比较突出；职业教育经费紧张，投入不足，相当一部分学校办学条件简陋。
全国政协委员钟秉林已向有关部委提交提案，建议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制定措施，督促20个省级政府改变行政不作为的状况，依法履职，全面开展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制订工作，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将各地落实情况向社会公布。
同时，他建议高等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应达到并逐步超过本地区普通本科院校生均经费标准，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不低于高等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80%，并根据政府财力、物价水平等因素变化，建立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拨款动态调整机制与保障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