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解剖学诞生之前,身体的奥秘激发了先贤圣哲的好奇心,他们试图对身体做诗意的解读。艺术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也钟情于身体,因为身体是艺术表现的新载体,是叙事的载体。身体卷入政治,被政治书写,是作家在作品中探究的主题。文学的核心是人,关注身体的命运轨迹就是在观照人的命运走向。奴隶叙事小说《宠儿》取材于真人真事,聚焦一个黯黑时代的政治暴力以及暴力对身体的书写,书写的是耻辱;奴隶母亲借助暴力,对身体进行反书写,反书写的是母爱。同样是在诉诸暴力,结果大相径庭。暴力展示母爱,最后成就母爱,如此悖论的母爱表达,是政治暴力压制和异化的产物。莫里森没有认同这种母爱,也没有赞美,而是将这种畸形的母爱在小说中原原本本的呈现,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以瑰丽的文字制作一副关于政治与历史血腥暴力的"标本",陈列在文学与历史的圣殿,警示西方中心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语境下,一些国家以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渗透到其它民族,试图去重写或改写他们的价值观,"标本"的故事或许可以规避身体被政治重新书写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