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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地铁停在站里，七八名乘客疯狂地拍打着已经关上了的屏蔽门，还有人绝望地大叫着……顷刻，地铁启动，轨道里巨大的机械故障般的声响传来，站台上的人声嘎然而止。机械声停止后，现场陷入意外的安静 中。
11月6日晚上6时55分左右，这一幕在北京地铁惠新西街南口站发生。
一切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多数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紧接着有人开始哭，消息慢慢在人群里传了开来：一个女人卡在了车门和屏蔽门之间，然后掉进了轨道里。
惠新西街南口是北京地铁10号线和5号线的换乘站，事故发生在5号线上。5号线，南北朝向，连接市郊最大的外来人口居住地天通苑与北京内环，高峰时期2分30秒一班。
“现在是列车高峰期，上不去车的乘客请等候下一趟列车……”运行系统发出的声音回荡在站台，淹没了人的哭声，议论声。
地铁5号线停止运行了大约20分钟，便又恢复了2分30秒的运行效率。
当晚8时20分，送院的女子不治，负责救治的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说，女子没有明显外伤，但是胸腔都是软 的。
在一家全球广告代理公司北京办公室工作的张露丹在公司的微信讨论组里知道了这个事故。
整个晚上，事故不断被还原。在事故中丧失生命的女子叫潘小梅，是一名33岁从河南到北京工作的手机卖场销售人员，单身母亲，意外发生在她返回天通苑住所的途中。
张露丹看到信息时情绪有些复杂。她也是外地人，从广州到北京工作已经3年，也住在天通苑，每天靠地铁5号线通勤—她和潘小梅的生活高度重合，只是不同的工作将她们区别开来。
这个城市对于身份—本地人与否，格外强调。而张露丹和潘小梅都属于外来人口。最新数据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超过了800万人，占这座城市常住人口的近40%。且还在不断增长，每天都有近1000人以各种交通工具抵达这座城市，并长居下来。
吸引他们前来并长期居住下来的，无非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就如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所指出的。而在北京，这些工作岗位包括4A广告公司，以及手机卖场的职位。
他们中的很多人聚集在天通苑，有报道说这个地区的流动人口达到70万。杨凯在天通苑工作已经有1年多了，他是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片区经理，在他的租赁客户中，65%以上都是30岁以下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而这群人每天的辐射范围西至中关村，往东南可以到国 贸。
天通苑对这群年轻人来说是友好的。这里的房价相比中心城区而言低了一半—主卧只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北京二环外三环内，这样的房间4000元起价。性价比是在这里居住的年轻人最看重的。
而向南直通市内的地铁5号线能够降低他们的交通成本。5号线有3个站都以天通苑命名—天通苑站、天通苑北站与天通苑南站。地铁5号线经过天通苑之后，在北苑路北站到惠新西街南口站之间的满载率超过了120%，是北京地铁网络当中客流压力最大的5段线路之 一。
收入并不宽裕的人群往往依靠地铁等公共交通生活。《城市的胜利》一书描写道，美国在30年间建造了新的快速公交站点，站点周围的贫困率一直在上升—因为贫困人口在自己没有汽车的情况下注重交通的便利性。
地铁是张露丹上班最有效率的交通选择。她每天都会在手机上设两个闹钟，最晚7时40分起床之后从位于天通苑北三区的家出发，从地铁5号线天通苑站到公司所在的灯市口花费的30分钟是固定的，这让到达公司的时间是可控的，一般是八点半。
由于召开APEC会议，为了保证整个城市路面的运行效率，北京实行单双号限行政策，人们被赶到了地下。北京市交通委称，11月3日到11月6日期间，地铁的客流量会增加5%。
11月6日张露丹为此提前10分钟出门，但在天通苑地铁站每一列排队等待进站的队伍都超过了50米。
天通苑站是地铁5号线北端倒数第二站。每天从首发站开出来的列车基本上只有零星的乘客，一到天通苑站，整辆列车就会被住在这里要去上班的人塞满。张露丹那天差点也没挤上车，是被人塞进车厢的。
为了运送这些地铁站附近聚居的居民，2009年以来，北京地铁曾51次提高列车行车效率，缩短发车间隔—5号线高峰时期2分30秒一班。
这不断连接的2分30秒保证了张露丹这样的公司人每天的通勤效率。哪怕是11月6日这天因为路面汽车限行而地铁拥挤的情况下，她也在上班前3分钟坐到了工位上。
但即便是高频发车，地铁仍然是超负荷运行，尤其是早晚时段。根据北京地铁2014年8月公布的数据，北京地铁目前工作日日均客运量为849万人次，早晚高峰的4小时里客运量占全日客运量的45%。
如果每日客流量在700万人次以内，北京地铁便可以平稳有序地运营，但今年上半年全日客流量最高冲到了989万人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受到普遍的结果是“太挤了”，而极端的结果是潘小梅落进了轨道里。
潘小梅落入轨道之前，站台人十分多，队伍排到了对面的站台。在她想跃入车厢的瞬间，车门关闭了，而在她想回到站台的时候，屏蔽门也关闭了，她就这样被卡在两扇门之间。
站台上的人疯狂地拍打安全门，列车还是启动了，那个后来因媒体报道而出名叫潘小梅的女人就慢慢被卷了下去。“车刚开始还很正常，大概三四秒之后，就发出巨大的咔咔声，像机器发生故障的时候那种卡壳的声音，形容不出来，就是蛮吓人的。”汪一格是现场的目击者，当天她下班回家，在惠新西街南口转 乘。
站了两分钟之后，她就走了，“不敢看。”她说。 不久之后潘小梅被抬了上来。据北京地铁监控中心的视频显示，大约19时，屏蔽门被打开，工作人员将伤者抬上月台，之后运送伤者至车头旁边的房间；19时10分左右医生赶到；19时25分左右，扶梯监控显示伤者被送出惠新西街南口站的北部出口。
一次偶然事件对一个巨大的城市产生的影响微乎极微。一个人的死亡绝不会阻止这个城市的高效运 转。
11月7日，汪一格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愿意去上班。她也是从安徽到北京工作的公司人，目前在一家游戏公司担任设计师。前一天看到的一切让她对5号线和惠新西街南口站产生了一些抗拒，但她仍然按时到达了公司；张露丹在想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是否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夸大这种想法过于矫情，他们需要继续跟随着这个城市的效率去工作和生 活。
政府试图通过市场手段去调节地铁这种高负荷运行—提高票价。10月28日这天，北京公共交通价格调整听证会开了3个半小时。参加的25位从政府各个部门选出的代表中，23位支持了方案二—起步6公里内每人每次3元，6至12公里每人每次4元，12至32公里每10公里增加1元。
张露丹被新的计价方式弄得有些迷糊，有朋友在微信上分享了一个小游戏可以计算涨价后自己需要花多少钱。她计算出的结果是5元，这是她可以接受的范 围。
使用价格手段来改变这糟糕的交通一直不断被人提出，但很难说这种价格杠杆在北京地铁这样一个特殊的市场当中能起到多少调节作用。
政府更多的则是用行政手段去调节这个城市的交通。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交税又没有连续满5年，无法购买北京车牌的车。即便如此，每天还会针对不同的尾号限行，召开APEC期间，更是推出了单双号限行。开会期间，路上更是处处可见因为APEC封路的标识。这个城市的地铁仍然需要超负荷运转。
在刘勇涛看来，效率是地铁运营公司不得不接受的任务。他是上海地铁1名技术工作人员。2007年，也有一名男性乘客在上海地铁一号线上海体育馆站上车时，因被夹在安全门和屏蔽门之间而导致死亡。
对一个每天在地铁站工作的人而言，对这种小概率事情的发生多少有些无奈。
在每个城市的地铁运营公司里，每天需要汇总的两个主要指标就是运行图兑现率和列车正点率。其中正点率根据各个城市地铁公司的规定，每天应该达到98%左右—这也是一个城市运行节奏的保证。
从理论上说列车与列车之间的间距越大，系统越安全。但高峰期时地铁运营公司的任务是尽快将站台上的乘客运走，如果把行车间隔拉长，乘客都拥挤在站台上会增加其他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如今北京地铁2分钟左右的运行时间在技术上来说并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地铁工作人员都明白的道理是，间隔越短，容错率就越小，给司机观察乘客、决定发车的时间也就变少。
刘勇涛判断为了缓解运输压力并提高效率，地铁运营公司应该还会继续压缩列车行驶间隔。
11月7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在微博上照常公布了6日北京地铁的运营数字。
地铁5号线事故发生的11月6日，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所辖14条运营线路日客运量为930.47万人次，地铁5号线以每站2分30秒左右的效率输送了98.9万人次。
但从这天起，潘小梅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里。
11月6日晚上6时55分左右，这一幕在北京地铁惠新西街南口站发生。
一切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多数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紧接着有人开始哭，消息慢慢在人群里传了开来：一个女人卡在了车门和屏蔽门之间，然后掉进了轨道里。
惠新西街南口是北京地铁10号线和5号线的换乘站，事故发生在5号线上。5号线，南北朝向，连接市郊最大的外来人口居住地天通苑与北京内环，高峰时期2分30秒一班。
“现在是列车高峰期，上不去车的乘客请等候下一趟列车……”运行系统发出的声音回荡在站台，淹没了人的哭声，议论声。
地铁5号线停止运行了大约20分钟，便又恢复了2分30秒的运行效率。
当晚8时20分，送院的女子不治，负责救治的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说，女子没有明显外伤，但是胸腔都是软 的。
在一家全球广告代理公司北京办公室工作的张露丹在公司的微信讨论组里知道了这个事故。
整个晚上，事故不断被还原。在事故中丧失生命的女子叫潘小梅，是一名33岁从河南到北京工作的手机卖场销售人员，单身母亲，意外发生在她返回天通苑住所的途中。
张露丹看到信息时情绪有些复杂。她也是外地人，从广州到北京工作已经3年，也住在天通苑，每天靠地铁5号线通勤—她和潘小梅的生活高度重合，只是不同的工作将她们区别开来。
这个城市对于身份—本地人与否，格外强调。而张露丹和潘小梅都属于外来人口。最新数据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超过了800万人，占这座城市常住人口的近40%。且还在不断增长，每天都有近1000人以各种交通工具抵达这座城市，并长居下来。
吸引他们前来并长期居住下来的，无非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就如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所指出的。而在北京，这些工作岗位包括4A广告公司，以及手机卖场的职位。
他们中的很多人聚集在天通苑，有报道说这个地区的流动人口达到70万。杨凯在天通苑工作已经有1年多了，他是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片区经理，在他的租赁客户中，65%以上都是30岁以下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而这群人每天的辐射范围西至中关村，往东南可以到国 贸。
天通苑对这群年轻人来说是友好的。这里的房价相比中心城区而言低了一半—主卧只需要2000元左右，而在北京二环外三环内，这样的房间4000元起价。性价比是在这里居住的年轻人最看重的。
而向南直通市内的地铁5号线能够降低他们的交通成本。5号线有3个站都以天通苑命名—天通苑站、天通苑北站与天通苑南站。地铁5号线经过天通苑之后，在北苑路北站到惠新西街南口站之间的满载率超过了120%，是北京地铁网络当中客流压力最大的5段线路之 一。
收入并不宽裕的人群往往依靠地铁等公共交通生活。《城市的胜利》一书描写道，美国在30年间建造了新的快速公交站点，站点周围的贫困率一直在上升—因为贫困人口在自己没有汽车的情况下注重交通的便利性。
地铁是张露丹上班最有效率的交通选择。她每天都会在手机上设两个闹钟，最晚7时40分起床之后从位于天通苑北三区的家出发，从地铁5号线天通苑站到公司所在的灯市口花费的30分钟是固定的，这让到达公司的时间是可控的，一般是八点半。
由于召开APEC会议，为了保证整个城市路面的运行效率，北京实行单双号限行政策，人们被赶到了地下。北京市交通委称，11月3日到11月6日期间，地铁的客流量会增加5%。
11月6日张露丹为此提前10分钟出门，但在天通苑地铁站每一列排队等待进站的队伍都超过了50米。
天通苑站是地铁5号线北端倒数第二站。每天从首发站开出来的列车基本上只有零星的乘客，一到天通苑站，整辆列车就会被住在这里要去上班的人塞满。张露丹那天差点也没挤上车，是被人塞进车厢的。
为了运送这些地铁站附近聚居的居民，2009年以来，北京地铁曾51次提高列车行车效率，缩短发车间隔—5号线高峰时期2分30秒一班。
这不断连接的2分30秒保证了张露丹这样的公司人每天的通勤效率。哪怕是11月6日这天因为路面汽车限行而地铁拥挤的情况下，她也在上班前3分钟坐到了工位上。
但即便是高频发车，地铁仍然是超负荷运行，尤其是早晚时段。根据北京地铁2014年8月公布的数据，北京地铁目前工作日日均客运量为849万人次，早晚高峰的4小时里客运量占全日客运量的45%。
如果每日客流量在700万人次以内，北京地铁便可以平稳有序地运营，但今年上半年全日客流量最高冲到了989万人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受到普遍的结果是“太挤了”，而极端的结果是潘小梅落进了轨道里。
潘小梅落入轨道之前，站台人十分多，队伍排到了对面的站台。在她想跃入车厢的瞬间，车门关闭了，而在她想回到站台的时候，屏蔽门也关闭了，她就这样被卡在两扇门之间。
站台上的人疯狂地拍打安全门，列车还是启动了，那个后来因媒体报道而出名叫潘小梅的女人就慢慢被卷了下去。“车刚开始还很正常，大概三四秒之后，就发出巨大的咔咔声，像机器发生故障的时候那种卡壳的声音，形容不出来，就是蛮吓人的。”汪一格是现场的目击者，当天她下班回家，在惠新西街南口转 乘。
站了两分钟之后，她就走了，“不敢看。”她说。 不久之后潘小梅被抬了上来。据北京地铁监控中心的视频显示，大约19时，屏蔽门被打开，工作人员将伤者抬上月台，之后运送伤者至车头旁边的房间；19时10分左右医生赶到；19时25分左右，扶梯监控显示伤者被送出惠新西街南口站的北部出口。
一次偶然事件对一个巨大的城市产生的影响微乎极微。一个人的死亡绝不会阻止这个城市的高效运 转。
11月7日，汪一格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愿意去上班。她也是从安徽到北京工作的公司人，目前在一家游戏公司担任设计师。前一天看到的一切让她对5号线和惠新西街南口站产生了一些抗拒，但她仍然按时到达了公司；张露丹在想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是否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夸大这种想法过于矫情，他们需要继续跟随着这个城市的效率去工作和生 活。
政府试图通过市场手段去调节地铁这种高负荷运行—提高票价。10月28日这天，北京公共交通价格调整听证会开了3个半小时。参加的25位从政府各个部门选出的代表中，23位支持了方案二—起步6公里内每人每次3元，6至12公里每人每次4元，12至32公里每10公里增加1元。
张露丹被新的计价方式弄得有些迷糊，有朋友在微信上分享了一个小游戏可以计算涨价后自己需要花多少钱。她计算出的结果是5元，这是她可以接受的范 围。
使用价格手段来改变这糟糕的交通一直不断被人提出，但很难说这种价格杠杆在北京地铁这样一个特殊的市场当中能起到多少调节作用。
政府更多的则是用行政手段去调节这个城市的交通。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交税又没有连续满5年，无法购买北京车牌的车。即便如此，每天还会针对不同的尾号限行，召开APEC期间，更是推出了单双号限行。开会期间，路上更是处处可见因为APEC封路的标识。这个城市的地铁仍然需要超负荷运转。
在刘勇涛看来，效率是地铁运营公司不得不接受的任务。他是上海地铁1名技术工作人员。2007年，也有一名男性乘客在上海地铁一号线上海体育馆站上车时，因被夹在安全门和屏蔽门之间而导致死亡。
对一个每天在地铁站工作的人而言，对这种小概率事情的发生多少有些无奈。
在每个城市的地铁运营公司里，每天需要汇总的两个主要指标就是运行图兑现率和列车正点率。其中正点率根据各个城市地铁公司的规定，每天应该达到98%左右—这也是一个城市运行节奏的保证。
从理论上说列车与列车之间的间距越大，系统越安全。但高峰期时地铁运营公司的任务是尽快将站台上的乘客运走，如果把行车间隔拉长，乘客都拥挤在站台上会增加其他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如今北京地铁2分钟左右的运行时间在技术上来说并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地铁工作人员都明白的道理是，间隔越短，容错率就越小，给司机观察乘客、决定发车的时间也就变少。
刘勇涛判断为了缓解运输压力并提高效率，地铁运营公司应该还会继续压缩列车行驶间隔。
11月7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在微博上照常公布了6日北京地铁的运营数字。
地铁5号线事故发生的11月6日，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所辖14条运营线路日客运量为930.47万人次，地铁5号线以每站2分30秒左右的效率输送了98.9万人次。
但从这天起，潘小梅不会再出现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