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女子周轶君

来源 :人生与伴侣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aoyu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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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眉清目秀,步履轻盈;身穿一件白色衬衫,上面堆满了用各国文字书写的“读报让我忧郁”;手里握着一本龙应台的新书,一支笔被当做书签夹在中间——“刚买的,还没看完。”很难想象这个一副“文学女青年”做派的上海女子,是曾经唯一常驻加沙亲历了加沙战争,深入定居点了解巴以家庭的生活状态并以亡命徒自称的周轶君……
  
  孤注一掷
  
  身为上海人的周轶君,从小就向往北京,她认为北方有着南方不曾有的开阔。高中毕业,她如愿考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专业是阿拉伯语言和文学。
  大二时,周轶君有了自己的偶像:唐师曾。他是中国派去采访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第一批记者之一。好像是一种缘分或者是天性吧,从那时起,她确立了到新华社做一名国际新闻记者的愿望。大二起到毕业,她参加了校园的一个报纸《学院生活报》,后来还当了记者团团长。当回过头来看当初自己写的东西时,她觉得太幼稚了,但就是从这一点点当中,她不断地去发现,去改进,然后,离她的记者梦越来越近。
  即将大学毕业的周轶君,在老师和同学们惊讶的目光中,放弃去外交部考试的名额,一门心思投考新华社国际部,却被告知“我们不要女生”。然而,这一句话没有打退倔强的周轶君。她一次次跑去新华社交涉,又一次次地失望而回,最终她考取了新华社对外部。
  在新华社里面,得到的机会会很多,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领域,很多东西可能是跨领域的。对于周轶君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自己所了解的东西太少了,每次都需要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她那时已经去埃及留过学,留学期间曾在埃及各处游历,常常是独自冒险,那番经历十分难得,活脱脱一个三毛再世,不过却又没有三毛的张扬。
  2001年,她作为新华社报道组的一员,去广州采访了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她对体育不是特别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她很客观地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反正也是个外行,但是有时候以一个外行的眼光也会发现挺有趣的东西。于是她另辟蹊径,比如,她看到一个练体操的小女孩,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手上有很多伤痕。她就跟小女孩聊天,小女孩跟她讲训练怎么怎么艰苦。她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得到奖章的人特别特别少,但是有这么多这样的小女孩在默默地训练,她们也有很大的梦想,这可能是体育最美好的东西吧。她就写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大家都挺喜欢的。
  在她心里,始终埋藏着那个梦想,就是:做一个唐师曾那样的战地记者。带着这样的愿望,周轶君“潜伏”在新华社,一边利用日常工作磨炼自己作为记者的基本功,一边等待着外派采访的机会。
  就这样蛰伏了4年,周轶君终于等到了出国驻站的机会。她主动请缨去加沙——一个整天枪林弹雨,没人愿意去的地方。领导不忍心让一个女孩子独自涉险,申请屡次未获批准。她又上来了那孤注一掷的劲头,她写信给社长陈情,最终,以一句“女性的耐力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而使领导层屈服,拍板说:“姑娘,你去吧!”自此,26岁的周轶君成为全球唯一常驻加沙的女记者,时间长达两年。
  
  战地生涯
  
  CCTV2004年度中国记者风云榜曾为她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因为她的坚守,让每一个需要的地方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
  随着巴以冲突的加剧,从2003年6月开始,凡进入加沙的外国人都要签署生死协议,声明如被打死或打伤,放弃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周轶君明白自己不能签这样的协议,但做了很多交涉都没办法,为了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的生死状她已经不知签了多少份。
  在加沙,定点清除、空袭特别多,完全预料不到什么时候一个炸弹就会从天而降。2003年8月末,以色列“定点清除”加沙地带哈马斯成员,4枚导弹在新华社办公室楼下70米处爆炸。有次半夜,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全城停电。不能做别的,周轶君就坐在地板上数导弹,那晚一共发射了14枚。虽然知道自己这里不是定点清除的目标,但谁也不知道下一颗导弹会落在哪里。
  周轶君还记得,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在世时,曾在逃脱了一次定点清除后的第二天,就在自己家门口会见新闻媒体和支持者,她照例也去拍照片。当时人很多,她挤到最前面,就蹲在亚辛的轮椅旁边拍,也没多想什么。一周后,美联社发了消息,标题是:记者救了亚辛的命。原来,就在他们采访的时候,以色列又出动一架战机来炸亚辛,已经锁定目标了,结果发现现场记者太多,飞机才掉头回去了。而这些记者里,也包括她。
  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她来到距离以色列定居点最近的一户巴勒斯坦人家,全家十多口人,只有一张床。当晚这张珍贵的床被让给了周轶君,其他人全部睡在地上。在这个什么家具都没有的家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厕所,那一晚全家就往厕所里跑了好几次。透过窗台,周轶君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巡逻坦克正通过他们的门前。
  在战地,女记者是稀有动物,在动荡不安的加沙地带,穆斯林的禁忌也会招来麻烦。女记者在当地采访需要穿黑袍蒙头巾。周轶君曾有一次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换长袍受到当地人的围攻。2004年2月,周轶君到加沙地带北部难民营采访,虽然她穿了袍子,但那些男孩子看到一个外国女人独自出来也觉得非常好奇。她在前面走,后面能跟着几百个孩子。他们一开始向她丢小石头,试探她的反应,后来改丢大石头,结果就把她的颈部砸伤了,整整一星期进食困难。
  直面枪战,必然惊心动魄。周轶君第一次去交战现场,没有穿防弹背心,遇到一位经验丰富的CNN摄影师,也没穿。对方夸她勇敢,她笑一笑。其实真的不是因为勇敢,而是货还未到。她不知道怎么接近坦克,CNN的记者告诉她:除了勇敢,还需要智慧。曾有一个CNN记者,因为穿了避弹衣,所以很多当地人都躲在他的身后,结果那个记者被打成重伤。周轶君学会了拍照的时候,走一段,假装拍点东西,然后把三脚架晃一晃,让坦克手看到她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而且要走之字形,为的是让坦克手消除戒心。有同行告诉她:勇敢之外,自我保护意识一定要强,如果坦克要故意打你,怎么都是躲不开的。在武装冲突中,记者不会成为攻击目标,只要你身边没有巴勒斯坦人。当然,如果你身边没有见证人,他们也会开枪。
  
  女性的眼光
  
  周轶君的报道做得跟其他人的不太一样,很多人看了她写的定居点内外的报道以后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生动的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能讲更多的细节,能以一个女性的眼光去看待事情。
  亚辛因为哈马斯的背景,一向被看做是大魔头。但周轶君第一次近距离接近他时,第一感觉是:他像一个病人,说话很有条理,很有修养。周轶君向他提出的问题是:当你看到以色列的妇女和儿童被炸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连她在当地的雇员都捏了一把汗。但周轶君认为,只要他是人,就会有同情心,她想看看他的同情心在哪里。亚辛当时叹了口气回答说:我们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场面。但当我们巴勒斯坦的妇女和儿童被炸时,怎么全世界都沉默了呢?
  周轶君发回的关于阿拉法特的报道充满了细节的描写。他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办公楼的建筑几乎都在2002年9月以色列的袭击中毁坏了。办公室仅十平方米,有一面国旗,一张桌子,一个钟,一个空气交换器。共进午餐时也没有餐桌,而是在办公桌的另一半,上面有个裂缝,上菜时就把这道裂缝挡上。她还特意提到阿拉法特那颤抖而柔软的手。
  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这样的战地报道,周轶君用她女性的眼光与角度,从另一个层面揭示着战争、人性、挣扎与无奈。
  除了对重量级人物的采访,周轶君用同样的女性的眼光看待着身边的平常人与平常事。她的心,总是那样的柔软而多情。当地很多的小孩子卖口香糖去赚钱,有一天她的车停在路边,有一个小孩子让她买糖,她当时在打手机没有搭理。结果发现那个孩子在路边上哭起来,她马上问他为什么,那个孩子说,他一天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他的父亲失业了,妈妈常年有病,兄弟六个人都在加沙不同的角落卖糖、卖报纸。他已经十几岁了,从来没有喝过牛奶,更不要说吃肉什么的。周轶君当时就把他的糖全买了,楼下的警卫都笑话她。后来她在另外一个地方碰到那个孩子,她说:我可以买你的糖。但是那个孩子特别有尊严,他说:我不是乞丐,你不用这样对我。这个孩子在一瞬间让她肃然起敬。过一段时间周轶君看到那个孩子的一个同伴,告诉她,说那个孩子上学去了,那一刻周轶君泪流满面。
  新华社驻加沙的办公室特别大,周轶君一个人住198平方米,但她经常一个月都不会走到客厅里去,客厅的钟停了多久她也不知道。周轶君不是一个很恋家的人,但有一年中秋她特别想家。她的窗户对着地中海,她就冲着地中海叫着妈妈的名字。但这种时刻太少了,两年里她几乎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孤独。
  周轶君在加沙的两年,生病不多,但真病了,当地的医院是不敢去的,因为里面大多停放着冲突中死者的尸体,人们都叫它死亡医院。有一次她发烧,在北京素未谋面的同事,在她发回的音频稿件中听出她病了,千里迢迢寄来了体温计和唱片。收到时已经是一个多月后,体温计都碎了。还有一次她感冒了,自己带的药吃了没有效果。当地的雇员给她拿了药来,药片特别大,她吞下去的时候差点被噎死,但病真的很快就好了。
  强烈的使命感能帮人克服厌倦,洒脱的个性也让周轶君能“享受最好的,承受最差的”。她在阳台上种了很多薄荷,学中东人煮红茶的时候就摘几片放进去,为自己营造点小情调。空袭一过,她还会开着那辆大吉普车去海边。加沙什么工业也没有,天非常蓝,没有人的地中海宁静而美丽。她觉得自己独霸了这片天地,这辈子都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美景。
  
  凤凰涅槃
  
  周轶君从烽火连天的中东来到浮华都市香港,走进人生旅途的新一站——香港凤凰卫视。就像冥冥中的巧合,周轶君现时在凤凰卫视任职的部门是新闻采编部特稿组,与她离开新华社时所在的部门同名。
  无意间推开阿拉伯之门,从此与中东共呼吸,曾在埃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以色列长期生活,见证风雨冲突与和平血光,从一名通讯社记者转做电视记者、主持人、观察员,自此足迹遍布天下。明明是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刀光剑影,她却两次主动请缨,亲赴前线;明明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她却说不愿将别人的苦难来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明明是得了很多的荣誉和奖项,她却一直坚持着说要懂得谦卑做人。
  周轶君坦承自己当年申请去加沙,仅仅是受年轻人的虚荣心怂恿。然而真正到了那里,目睹自己的镜头后面,每天都有人在流血、死亡,她的心慢慢变得谦卑起来。当战争、流血、死亡,不再只是电视、报纸上的影像和图片,而是就发生在面前,那一刻,她意识到,其实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生命、人道,才是她付出所有的努力想要达到的底线。有一次,一个孩子在她拍摄的过程中死去,她甚至还拍到最后给他盖上白床单的样子。她在日记中写道:人生就像在黑暗的隧道中行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尽头的光亮就倾泻下来。
  从加沙战场到行走世界,从新华社到凤凰卫视,一切似乎都冥冥中预示着一种必然。闲时周轶君会和三五好友酒吧小聚,无厘头的说笑她也拿手;抑或流连于书本间,或干脆提笔于博客,留下百转千回的优美文字;需要时她也乐得下下厨房,切切弄弄,蒸蒸煮煮。她说,书房与厨房是她最爱待的两个地方。她的厨房里各式厨具一应俱全,她甚至想过,如果要转行就去当个厨师,开一个平民小馆。
  当周轶君带着她的新书做客浙江新闻网时,有人称她为铿锵玫瑰,她回答:玫瑰太优雅了,我只是一朵小菊花。这个在26岁的时候就经历了战火的考验,承担着责任与使命,目睹了生与死的较量的年轻女子,还将经历怎样的成长,这些宝贵的经历又带给她怎样的影响?就像她自己所说:这些将会慢慢呈现出来,有一些东西,它会在我的体内生长。
  编辑 / 孙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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