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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两位电影学博士、电影学院教师廖媌婧和徐帆花费近一年时间，面对面采访15个全国最红电视节目的制片人或总导演，汇集而成了《中国电视的想象力》。但事实上，正如作者徐帆所说的：“我们在书里选择的是中国比较好的节目和制作人，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电视想象力的代表性群落。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电视的想象力相对不足。想象力是比较容易的，但难的是想象力的执行。”
中国文化想象力的问题，其实不仅仅只在电视、电影等直面观众的文化作品之中，它其实根植于中国整个的文化体系之中，其想象力之贫乏俨然有“文化想象力之死”的态势。而这其中的根源，显然并非简单的文化行业从业者的素质问题可以解释的，要解决中国文化想象力问题，就必须从政治、价值观、文化批判力等多个角度，对文化进行重塑。
一、三贺岁电影的差距对比
在2012年岁末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又上演了一出几部“大片”的直接过招的好戏，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少年派》）与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以及陆川的《王的盛宴》，还有3D版的《2012》直接PK，当然结果是不出意外的，又是呈现出绝对一边倒的评价态势，网友密斯特余的话最具代表性：冯小刚和李安之间，差了最起码100个陆川！大片齐发，事实就是这么尴尬。
于是，自然又会很多人展开了联想之旅，在感叹为什么我们中国国产片拍不出《少年派》这样的好电影？而这种感叹，其实已经变成了通用式了，因为这样的句式我们之前见过太多了，只要把电影换成《2012》《阿凡达》《骇客帝国》《指环王》等都适用。更有甚者视之为洪水猛兽，上升政治学层面，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入侵”，有时居然还发生抵制的荒唐行为（如2007年动画片《功夫熊猫》引发的抵制风波）。这样的感叹与批判，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作用，否则的话，就不用每年都这么像祥林嫂般地重复了。在大片所向披靡之时，如果真的要走出这种进口大片的集体焦虑症，就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探讨，而不要如以上那种止于肤浅的感叹与焦虑，更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抵制，因为这不是“入侵”与渗透，而是文化的人心所向。所以相反，我们却需要深彻的自省与自知之明。
在这两年里，有三部电影的进口，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引发海啸般的狂潮与震撼，《少年派》《阿凡达》与《盗梦空间》。这三部电影，其实就很好地代表了国外电影的三大主流模式：《少年派》背后的人类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宗族的思索；3D《阿凡达》背后的科幻想象力与强大的电影技术，还有考古学与人类学上的一些成就展示（比如纳美人的语言与潘多拉星球上的物种）；《盗梦空间》背后的发达文化想象力，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下人类对于本我、自我、超我的迷津。而这都无一不是说明了，电影远非剧情与画面，它们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庞大的社会文化工程，因此相比之下，透过我们的电影文本分析，我们毫无疑惑地看出我们的文化就显得有些根浅，缺乏文化与技术乃至想象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了。
新闻界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说法，即中国是新闻的富矿，在中国总是很容易做出好新闻、一炮而红的新闻。与中国的新闻界相同，中国这个富矿，它其实也应该是艺术创作源源不断、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灵感活水源头。当下中国这个丰富多彩而又匪夷所思的现实，是任何一个编剧与导演都无法书写的，而他们能做的其实很简单，把现实照进剧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艺术来源生活而高于生活，应该倒过来说了：艺术远远比不上现实的精彩与荒唐，每一件活生生的新闻案例，更像是一部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任何有想象力的人都无法想象的。
在国外，很多著名的电影，也往往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但在中国，又有多少这样的片子呢？而且很遗憾的是，一旦有作品开始尝试走了现实主义的路数，不是胎死于摇篮，就是只能存于地下，难有出头之日，一次次地摧毁创作者的激情与创造力。这与导演编剧等“创作者失去探索与创作的勇气”，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也见到很多的有探索与挑战的勇气与实践，但是这种实践到了最后，只能被迫游走于地下，或者出口之后才能转为内销。
另外，商业市场的畸形也是一个大问题，好电影没有好票房，让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烂片大国。举个例子，去年颇受好评的《钢的琴》《万箭穿心》，却票房惨淡，与口碑形成截然相反的窘境，而张艺谋的《大笑江湖》《三枪拍案惊奇》等惨不忍睹的片子，却居然都能过亿，确实令人感觉忧伤。在欧美一些国家，是支持这种小众化的文艺电影的，因为它们才是文化的精品，而在我们这里却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于是，一些导演也不得不开始转向了。
当然，这些只是当下的现状，单纯地埋怨是没有任何裨益的。我们还是要从最根源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能够真正地实现文化想象力的大释放，促进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繁荣。
二、文化的政治“魔咒”
2012年的3月15日，一条消息突然在微博、豆瓣网上热传——由孙瑜执导，赵丹、黄宗英主演，号称“新中国首部禁片”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近60多年（曾于1951年公映）后，开始发行正版DVD，亚马逊中国、淘宝商城及西单北京图书大厦等地均有销售，售价虽贵却面临断货。
其实，这部《武训传》，从电影的本身来看，并非是什么不朽之作，而且孙瑜之子，现年70岁的上影剧团退休演员孙栋光也表示，“我感觉在我父亲心中，《武训传》可能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它之所以成为一部意义重大的电影，正是来自于它背后的历史魅影。因此，通过对它的遭遇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体制问题，对于当下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建设，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
我们先简单追溯下《武训传》被禁的脉络。据《（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显示，1950年12月，历经七载孙瑜终于推出了《武训传》。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有的认为是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是“为人民服务”的英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典范；有的认为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认为是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 但在1951年2月，毛泽东在看过《武训传》后即为影片戴上了“反动”的帽子。3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影片《武训传》的讨论。此后，批判的声音反转，有的认为武训走的是从改良主义到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有的认为影片表扬了不必表扬的事迹，歌颂了不该歌颂的人物，与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的现实运动不相容。1951年5月21日，为将讨论引向深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一出，一场文艺讨论立刻变质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影片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二是认为影片美化了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三是认为影片贬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作用，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了由毛泽东本人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8月8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实际上为此次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作了总结和定性。
一部电影，成为一个犯“天怒”政治靶子，可想而知，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为此，孙瑜导演被迫公开承认错误，认为“《武训传》犯了绝对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主演赵丹“终日惶惶，寝食不安，彻夜难眠”。此外，向孙瑜赠送过《武训先生画册》的陶行知、为《武训画传》作序的郭沫若也受到一定的“株连”。自此，他虽然尽量保持原来的风格，但以后的作品却很难有灵光闪现。自1927年到新中国成立，孙瑜共拍了20多部影片，从1950年到去世只拍了3部。他也曾反思，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之后，在创作上变得有些缩手缩脚，对于政治特别小心。现在大家看这样的情形，感觉真像是天方夜谭一般，但这就是活生生的事实。不过，很多人忽视的是，在电影出来后，不管是一开始的好评还是后来的大批判，它们所进行的都是政治语言上的联想与臆想，而毫无文艺价值与意义上的批评，与作为艺术与娱乐的电影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这或许就是“政治魔咒”了吧。就这样理性的技术批评变成了暴戾批斗，价值批判变成了道德审判。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说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但尼尔·波兹曼没有预料第三种方法，那就是一种不许娱乐式——文化成为了一种手段与工具。
要推进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文化有自由的竞争发展。一旦有形无形的文化钳制过多，所产生的也只能是平庸之作了，最终得到不是娱乐至死，就是娱乐之死——沦为枯燥的文化说教。最终，文化便发生了《中国近期电影后现代性批判》中所言的“政治与道德话语的放逐”，策略上，往往就采取了“拼贴与挪用”“变形与戏仿”，进一步遏制了想象力的发展与发挥。文化学者英国卡迪夫大学吉尔·布兰斯顿教授专门在《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书的最后开辟一个章节，论述电影与政治，他认为电影要“确立一种批判性的‘再现政治’”。
三、电影背后的理论与价值观支持
必须意识到，其实一部电影的所有，远不止银幕上所呈现的。工夫在诗外，每一部电影背后都蕴涵着其深刻的社会文化甚至最先进的理论成果，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拿《盗梦空间》来说，满篇都贯穿着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术语，比如潜意识、图腾等，这和欧美国家流传了上百年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有着莫大的关联，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简直就是可以拿来当作观影攻略手册了。
还有一个实例能更为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电影的支持，那就是电影《骇客帝国》系列，它的理论与灵感来源就与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大师鲍德里亚的一些理论有着很大渊源。导演沃卓夫斯基兄弟自称受波德里亚影响极深，还希望让波德里亚能成为电影的顾问，因为整部电影的核心概念，像“矩阵”“真实”等等，都来自他。在《骇客帝国》拍摄前，这一请求虽被拒绝，但这并不妨碍这部电影向他致敬：基努·里维斯扮演的尼欧有一本掏空的装软件的书，就是鲍德里亚的《仿真与拟像》。
从《星球大战》《指环王》《骇客帝国》，到《机器人瓦力》《2012》《阿凡达》《盗梦空间》，每部电影背后都是同样如此，尽管这些文化背影也大量的利用，甚至也达到了一种过度消费的地步，比如近些年来，好莱坞也产生了很多劣质的科幻电影，但是这都无碍于他们持续的文化创新与超越。而我们呢，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有过多少的文化创新与理论贡献？原创哪些真正的影响了国人与世人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上的学术成果？
还有一点，归纳起来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进口大片，他们背后的最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这种共识性的价值观就是根基，它可以避免一部电影走向背离人性与历史的深渊。这种最基本的价值观体现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责任意识和批判色彩。
在《少年派》中，主人公对宗教的思考，以及在讲述故事背后直逼人性的可怕，然后在宗教中找到人的精神依托，表达了人性与美好精神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在《阿凡达》这类的科幻电影背后，是对后现代的技术哲学批判理念，强烈批判人类贪婪下自掘坟墓的行为对于地球以及宇宙的灾难性破坏，不停地在引导观众在思考人类何去何从；在《2012》这种灾难片里，是深刻的对人的关怀，讲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登上被拯救的诺亚方舟，并且在讽刺与批判那种政客与权贵的丑陋，然后虽然过程艰辛，但是人性最后总是能够得到幸存与回归。
反观我国的一些电影，依然是价值观发育不良，甚至天生残疾，鼓吹违反人性与道义的价值观，比如前些年刻意刻画出《孔子》中孔子抛妻弃子的“高大形象”，以及颜回舍身抢救几捆老师的竹简而葬身水底（这个天天被教育要“仁者爱人”的学生，却为了物而舍身丢命，这不更像是一个悖论吗？）这些无一不是有悖于最基本的天伦人理，其体现出了的价值观，不仅难以让人感动，反而应该值得反省。 当然我们也看到，开始有一些方面的事情在改观与回归，比如在《一九四二》中，直视中国历史上悲惨的记忆，还有《南京！南京！》《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钗》等，虽然它们依然还有很多不足，并在刻意回避一些东西，或者是建立在消费灾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一种有限的进步，比如摒弃了以往对历史政治人物有意无意的污名化描写，以及深入人性之下对于个体情感与内心的进行体察。而除此之外，拿得出手的实在是不多，大量的横行电影作品，就只是那种粗劣大话、恶搞类的烂片，以及被过度反刍的功夫片，还有就是吃老本、沉溺于老祖宗荫庇之下的古装戏了（《王的盛宴》即为一例），文化的想象力极端贫困，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几乎消失殆尽。傅泽在《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市场逻辑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研究》中这样形容当前的文化发展状态：“矛盾中前行：文化现代化的延宕与错位”“中心化情结：社会进化中的焦躁与迷茫”。而且还有一个在我们这里成为问题的问题，被人家早就克服了：即要走商业还是艺术的道路。这在好莱坞等影视人看来，只是不该矛盾的矛盾，商业化就是一门艺术，但是我们的认识中，商业化就是媚俗，艺术是自言自语，两极都极端化。但是通过各种事实表明以及要坚信，在票房与口碑中间是没有矛盾的，比如《少年派》《让子弹飞》等，都在思想性艺术性，与票房的齐飞，实现姜文所说的“站着把钱赚了”。
四、重塑文化的批判力
电影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它的任何奇葩都是表面的，它的浅层下面，却牢牢地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结构中，息息相关。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电影艺术上的问题，否则就事论事，只会遮蔽问题的根源，然后就不断重复这种焦虑与浅层的反思，如一个魔咒一般，使人不得安宁。
所以说，将问题引述到导演、编剧等身上，它只是进入到了第一层的表象。分析到行业管制、影视市场与创作环境，则是第二层根源了，但是其实它还有第三第四层更隐蔽的根源少有人没有人提及，即第三就是创作者价值观、世界观、电影观的层面发育不全之外的文化想象力的缺失，第四就是体制钳制下的文化批判能力的钝化，这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下面一层往往对上面一层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没有批判能力，就没有文化想象力，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良性的各种观点。而这种分析路径与框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想象力困境，有很好的帮助。
因为第一层和第二层有太多人探讨过了，在此我们直接从第三层根源说起。其实，关于电影上的技术问题，只是属于科学层面的，如果真要开始追赶，相信中国电影不用几年就绝对可以比肩了。但是想象力则不行，它是人文社会科学层面，是一种软实力，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大氛围。在想象力方面，中国电影背后所体现出中国人的思维，的确古板得让人发困、发愁，总是不觉不知中陷入肤浅的纯娱乐，不然就是一味说教之中，做起事情不是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就是无聊恶搞，最后都只会令人感觉枯燥无趣。其实在批判和说教之间，还有广阔的商业化空间，而且娱乐精神比批判精神在电影界更重要，但是在没有想象力为基础之下，娱乐显得都那么地苍白，比如王晶和他在大陆拍摄的那些烂片。而这种“中国文化想象力之贫乏”的根源，就是文化发展持续前进的动力不足，而文化发展动力不足，首先是在文化批评力被阉割，而文化创作很多时候沦为历史与现实的化妆术，不敢否定与批判，是有形无形的文化钳制过多。
在如此的体制作用下，让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只能有几条空间狭窄的道路可走。但是，在电影体制身后，更有深层次的社会体制在制约着，从我们教育体系开始，想象力就开始被抑制了。试想，没有思想与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还能会有驰骋自如，海阔天空的想象力吗？我们一直缺乏个体的解放与张力，人总是被塑造成体制末端的螺丝钉。所以，不僵化的、自由奔放的教育体系应是作为想象力培育工程的基础设施。
然后，就到了第四层了。文化创作在体制的管制下，在通往批判的路上受阻之后，大部分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向后转，躲避崇高与探索。而在向后路途上，又分出了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即向上的庸俗，唱颂歌，伪崇高，二是媚俗即向下的庸俗，提供感官刺激的低俗成风。而这两条路都是文化走下坡路的表现，从而走入价值观的误区与想象力的死胡同。
重塑文化的批判性，是文化重新走上向前的上坡路的最佳捷径，批判意味着反思，意味着先否定然后超越前人的权威——而这正是创新的具体而且是唯一的表现，因此，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意识到了，为什么我们喊创新这么多年了，创新却依旧是穿着马甲的乌龟，脱下马甲之后，才发现是新酒瓶装上了陈醋，因为没有真正的批判性。
文化没有批判性，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停滞空间，无法显示自我更新与升级。可见，文化必须有着自身的批评与批判的锐利，才能起身地走出困境。但同时文化的外围，也必需有一种可供文化生存的良好土壤与氛围，走出政治的魔咒，这就体现在它需要被批评，但不需要被批斗，需要被批判，但不需要被审判，需要被管理，但不需要被管制。然后，最为深层的就是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和保障，以此正本清源，源源不断地输出立足于此的优秀电影作品，以及所有的文化作品。而如果认识到这些层层递进的关系之中，能够开始逐步改善，这个影视包括整个文化的困境，或许很快就能“穿越”出来，走进现实，与时代通联，与世界接轨，真正地创造出一个大众文化的繁荣时代。
（责任编辑 刘昕亭）
中国文化想象力的问题，其实不仅仅只在电视、电影等直面观众的文化作品之中，它其实根植于中国整个的文化体系之中，其想象力之贫乏俨然有“文化想象力之死”的态势。而这其中的根源，显然并非简单的文化行业从业者的素质问题可以解释的，要解决中国文化想象力问题，就必须从政治、价值观、文化批判力等多个角度，对文化进行重塑。
一、三贺岁电影的差距对比
在2012年岁末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又上演了一出几部“大片”的直接过招的好戏，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少年派》）与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以及陆川的《王的盛宴》，还有3D版的《2012》直接PK，当然结果是不出意外的，又是呈现出绝对一边倒的评价态势，网友密斯特余的话最具代表性：冯小刚和李安之间，差了最起码100个陆川！大片齐发，事实就是这么尴尬。
于是，自然又会很多人展开了联想之旅，在感叹为什么我们中国国产片拍不出《少年派》这样的好电影？而这种感叹，其实已经变成了通用式了，因为这样的句式我们之前见过太多了，只要把电影换成《2012》《阿凡达》《骇客帝国》《指环王》等都适用。更有甚者视之为洪水猛兽，上升政治学层面，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入侵”，有时居然还发生抵制的荒唐行为（如2007年动画片《功夫熊猫》引发的抵制风波）。这样的感叹与批判，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作用，否则的话，就不用每年都这么像祥林嫂般地重复了。在大片所向披靡之时，如果真的要走出这种进口大片的集体焦虑症，就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探讨，而不要如以上那种止于肤浅的感叹与焦虑，更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抵制，因为这不是“入侵”与渗透，而是文化的人心所向。所以相反，我们却需要深彻的自省与自知之明。
在这两年里，有三部电影的进口，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引发海啸般的狂潮与震撼，《少年派》《阿凡达》与《盗梦空间》。这三部电影，其实就很好地代表了国外电影的三大主流模式：《少年派》背后的人类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宗族的思索；3D《阿凡达》背后的科幻想象力与强大的电影技术，还有考古学与人类学上的一些成就展示（比如纳美人的语言与潘多拉星球上的物种）；《盗梦空间》背后的发达文化想象力，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下人类对于本我、自我、超我的迷津。而这都无一不是说明了，电影远非剧情与画面，它们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庞大的社会文化工程，因此相比之下，透过我们的电影文本分析，我们毫无疑惑地看出我们的文化就显得有些根浅，缺乏文化与技术乃至想象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了。
新闻界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说法，即中国是新闻的富矿，在中国总是很容易做出好新闻、一炮而红的新闻。与中国的新闻界相同，中国这个富矿，它其实也应该是艺术创作源源不断、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灵感活水源头。当下中国这个丰富多彩而又匪夷所思的现实，是任何一个编剧与导演都无法书写的，而他们能做的其实很简单，把现实照进剧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艺术来源生活而高于生活，应该倒过来说了：艺术远远比不上现实的精彩与荒唐，每一件活生生的新闻案例，更像是一部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任何有想象力的人都无法想象的。
在国外，很多著名的电影，也往往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但在中国，又有多少这样的片子呢？而且很遗憾的是，一旦有作品开始尝试走了现实主义的路数，不是胎死于摇篮，就是只能存于地下，难有出头之日，一次次地摧毁创作者的激情与创造力。这与导演编剧等“创作者失去探索与创作的勇气”，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也见到很多的有探索与挑战的勇气与实践，但是这种实践到了最后，只能被迫游走于地下，或者出口之后才能转为内销。
另外，商业市场的畸形也是一个大问题，好电影没有好票房，让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烂片大国。举个例子，去年颇受好评的《钢的琴》《万箭穿心》，却票房惨淡，与口碑形成截然相反的窘境，而张艺谋的《大笑江湖》《三枪拍案惊奇》等惨不忍睹的片子，却居然都能过亿，确实令人感觉忧伤。在欧美一些国家，是支持这种小众化的文艺电影的，因为它们才是文化的精品，而在我们这里却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于是，一些导演也不得不开始转向了。
当然，这些只是当下的现状，单纯地埋怨是没有任何裨益的。我们还是要从最根源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能够真正地实现文化想象力的大释放，促进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繁荣。
二、文化的政治“魔咒”
2012年的3月15日，一条消息突然在微博、豆瓣网上热传——由孙瑜执导，赵丹、黄宗英主演，号称“新中国首部禁片”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近60多年（曾于1951年公映）后，开始发行正版DVD，亚马逊中国、淘宝商城及西单北京图书大厦等地均有销售，售价虽贵却面临断货。
其实，这部《武训传》，从电影的本身来看，并非是什么不朽之作，而且孙瑜之子，现年70岁的上影剧团退休演员孙栋光也表示，“我感觉在我父亲心中，《武训传》可能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它之所以成为一部意义重大的电影，正是来自于它背后的历史魅影。因此，通过对它的遭遇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体制问题，对于当下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建设，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
我们先简单追溯下《武训传》被禁的脉络。据《（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显示，1950年12月，历经七载孙瑜终于推出了《武训传》。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有的认为是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是“为人民服务”的英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典范；有的认为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认为是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 但在1951年2月，毛泽东在看过《武训传》后即为影片戴上了“反动”的帽子。3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影片《武训传》的讨论。此后，批判的声音反转，有的认为武训走的是从改良主义到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有的认为影片表扬了不必表扬的事迹，歌颂了不该歌颂的人物，与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的现实运动不相容。1951年5月21日，为将讨论引向深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一出，一场文艺讨论立刻变质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影片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二是认为影片美化了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三是认为影片贬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作用，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了由毛泽东本人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8月8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实际上为此次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作了总结和定性。
一部电影，成为一个犯“天怒”政治靶子，可想而知，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为此，孙瑜导演被迫公开承认错误，认为“《武训传》犯了绝对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主演赵丹“终日惶惶，寝食不安，彻夜难眠”。此外，向孙瑜赠送过《武训先生画册》的陶行知、为《武训画传》作序的郭沫若也受到一定的“株连”。自此，他虽然尽量保持原来的风格，但以后的作品却很难有灵光闪现。自1927年到新中国成立，孙瑜共拍了20多部影片，从1950年到去世只拍了3部。他也曾反思，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之后，在创作上变得有些缩手缩脚，对于政治特别小心。现在大家看这样的情形，感觉真像是天方夜谭一般，但这就是活生生的事实。不过，很多人忽视的是，在电影出来后，不管是一开始的好评还是后来的大批判，它们所进行的都是政治语言上的联想与臆想，而毫无文艺价值与意义上的批评，与作为艺术与娱乐的电影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这或许就是“政治魔咒”了吧。就这样理性的技术批评变成了暴戾批斗，价值批判变成了道德审判。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说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但尼尔·波兹曼没有预料第三种方法，那就是一种不许娱乐式——文化成为了一种手段与工具。
要推进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文化有自由的竞争发展。一旦有形无形的文化钳制过多，所产生的也只能是平庸之作了，最终得到不是娱乐至死，就是娱乐之死——沦为枯燥的文化说教。最终，文化便发生了《中国近期电影后现代性批判》中所言的“政治与道德话语的放逐”，策略上，往往就采取了“拼贴与挪用”“变形与戏仿”，进一步遏制了想象力的发展与发挥。文化学者英国卡迪夫大学吉尔·布兰斯顿教授专门在《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书的最后开辟一个章节，论述电影与政治，他认为电影要“确立一种批判性的‘再现政治’”。
三、电影背后的理论与价值观支持
必须意识到，其实一部电影的所有，远不止银幕上所呈现的。工夫在诗外，每一部电影背后都蕴涵着其深刻的社会文化甚至最先进的理论成果，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拿《盗梦空间》来说，满篇都贯穿着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术语，比如潜意识、图腾等，这和欧美国家流传了上百年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有着莫大的关联，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简直就是可以拿来当作观影攻略手册了。
还有一个实例能更为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电影的支持，那就是电影《骇客帝国》系列，它的理论与灵感来源就与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大师鲍德里亚的一些理论有着很大渊源。导演沃卓夫斯基兄弟自称受波德里亚影响极深，还希望让波德里亚能成为电影的顾问，因为整部电影的核心概念，像“矩阵”“真实”等等，都来自他。在《骇客帝国》拍摄前，这一请求虽被拒绝，但这并不妨碍这部电影向他致敬：基努·里维斯扮演的尼欧有一本掏空的装软件的书，就是鲍德里亚的《仿真与拟像》。
从《星球大战》《指环王》《骇客帝国》，到《机器人瓦力》《2012》《阿凡达》《盗梦空间》，每部电影背后都是同样如此，尽管这些文化背影也大量的利用，甚至也达到了一种过度消费的地步，比如近些年来，好莱坞也产生了很多劣质的科幻电影，但是这都无碍于他们持续的文化创新与超越。而我们呢，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有过多少的文化创新与理论贡献？原创哪些真正的影响了国人与世人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上的学术成果？
还有一点，归纳起来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进口大片，他们背后的最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这种共识性的价值观就是根基，它可以避免一部电影走向背离人性与历史的深渊。这种最基本的价值观体现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责任意识和批判色彩。
在《少年派》中，主人公对宗教的思考，以及在讲述故事背后直逼人性的可怕，然后在宗教中找到人的精神依托，表达了人性与美好精神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在《阿凡达》这类的科幻电影背后，是对后现代的技术哲学批判理念，强烈批判人类贪婪下自掘坟墓的行为对于地球以及宇宙的灾难性破坏，不停地在引导观众在思考人类何去何从；在《2012》这种灾难片里，是深刻的对人的关怀，讲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登上被拯救的诺亚方舟，并且在讽刺与批判那种政客与权贵的丑陋，然后虽然过程艰辛，但是人性最后总是能够得到幸存与回归。
反观我国的一些电影，依然是价值观发育不良，甚至天生残疾，鼓吹违反人性与道义的价值观，比如前些年刻意刻画出《孔子》中孔子抛妻弃子的“高大形象”，以及颜回舍身抢救几捆老师的竹简而葬身水底（这个天天被教育要“仁者爱人”的学生，却为了物而舍身丢命，这不更像是一个悖论吗？）这些无一不是有悖于最基本的天伦人理，其体现出了的价值观，不仅难以让人感动，反而应该值得反省。 当然我们也看到，开始有一些方面的事情在改观与回归，比如在《一九四二》中，直视中国历史上悲惨的记忆，还有《南京！南京！》《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钗》等，虽然它们依然还有很多不足，并在刻意回避一些东西，或者是建立在消费灾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一种有限的进步，比如摒弃了以往对历史政治人物有意无意的污名化描写，以及深入人性之下对于个体情感与内心的进行体察。而除此之外，拿得出手的实在是不多，大量的横行电影作品，就只是那种粗劣大话、恶搞类的烂片，以及被过度反刍的功夫片，还有就是吃老本、沉溺于老祖宗荫庇之下的古装戏了（《王的盛宴》即为一例），文化的想象力极端贫困，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几乎消失殆尽。傅泽在《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市场逻辑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研究》中这样形容当前的文化发展状态：“矛盾中前行：文化现代化的延宕与错位”“中心化情结：社会进化中的焦躁与迷茫”。而且还有一个在我们这里成为问题的问题，被人家早就克服了：即要走商业还是艺术的道路。这在好莱坞等影视人看来，只是不该矛盾的矛盾，商业化就是一门艺术，但是我们的认识中，商业化就是媚俗，艺术是自言自语，两极都极端化。但是通过各种事实表明以及要坚信，在票房与口碑中间是没有矛盾的，比如《少年派》《让子弹飞》等，都在思想性艺术性，与票房的齐飞，实现姜文所说的“站着把钱赚了”。
四、重塑文化的批判力
电影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它的任何奇葩都是表面的，它的浅层下面，却牢牢地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结构中，息息相关。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电影艺术上的问题，否则就事论事，只会遮蔽问题的根源，然后就不断重复这种焦虑与浅层的反思，如一个魔咒一般，使人不得安宁。
所以说，将问题引述到导演、编剧等身上，它只是进入到了第一层的表象。分析到行业管制、影视市场与创作环境，则是第二层根源了，但是其实它还有第三第四层更隐蔽的根源少有人没有人提及，即第三就是创作者价值观、世界观、电影观的层面发育不全之外的文化想象力的缺失，第四就是体制钳制下的文化批判能力的钝化，这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下面一层往往对上面一层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没有批判能力，就没有文化想象力，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良性的各种观点。而这种分析路径与框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想象力困境，有很好的帮助。
因为第一层和第二层有太多人探讨过了，在此我们直接从第三层根源说起。其实，关于电影上的技术问题，只是属于科学层面的，如果真要开始追赶，相信中国电影不用几年就绝对可以比肩了。但是想象力则不行，它是人文社会科学层面，是一种软实力，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大氛围。在想象力方面，中国电影背后所体现出中国人的思维，的确古板得让人发困、发愁，总是不觉不知中陷入肤浅的纯娱乐，不然就是一味说教之中，做起事情不是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就是无聊恶搞，最后都只会令人感觉枯燥无趣。其实在批判和说教之间，还有广阔的商业化空间，而且娱乐精神比批判精神在电影界更重要，但是在没有想象力为基础之下，娱乐显得都那么地苍白，比如王晶和他在大陆拍摄的那些烂片。而这种“中国文化想象力之贫乏”的根源，就是文化发展持续前进的动力不足，而文化发展动力不足，首先是在文化批评力被阉割，而文化创作很多时候沦为历史与现实的化妆术，不敢否定与批判，是有形无形的文化钳制过多。
在如此的体制作用下，让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只能有几条空间狭窄的道路可走。但是，在电影体制身后，更有深层次的社会体制在制约着，从我们教育体系开始，想象力就开始被抑制了。试想，没有思想与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还能会有驰骋自如，海阔天空的想象力吗？我们一直缺乏个体的解放与张力，人总是被塑造成体制末端的螺丝钉。所以，不僵化的、自由奔放的教育体系应是作为想象力培育工程的基础设施。
然后，就到了第四层了。文化创作在体制的管制下，在通往批判的路上受阻之后，大部分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向后转，躲避崇高与探索。而在向后路途上，又分出了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即向上的庸俗，唱颂歌，伪崇高，二是媚俗即向下的庸俗，提供感官刺激的低俗成风。而这两条路都是文化走下坡路的表现，从而走入价值观的误区与想象力的死胡同。
重塑文化的批判性，是文化重新走上向前的上坡路的最佳捷径，批判意味着反思，意味着先否定然后超越前人的权威——而这正是创新的具体而且是唯一的表现，因此，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意识到了，为什么我们喊创新这么多年了，创新却依旧是穿着马甲的乌龟，脱下马甲之后，才发现是新酒瓶装上了陈醋，因为没有真正的批判性。
文化没有批判性，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停滞空间，无法显示自我更新与升级。可见，文化必须有着自身的批评与批判的锐利，才能起身地走出困境。但同时文化的外围，也必需有一种可供文化生存的良好土壤与氛围，走出政治的魔咒，这就体现在它需要被批评，但不需要被批斗，需要被批判，但不需要被审判，需要被管理，但不需要被管制。然后，最为深层的就是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和保障，以此正本清源，源源不断地输出立足于此的优秀电影作品，以及所有的文化作品。而如果认识到这些层层递进的关系之中，能够开始逐步改善，这个影视包括整个文化的困境，或许很快就能“穿越”出来，走进现实，与时代通联，与世界接轨，真正地创造出一个大众文化的繁荣时代。
（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