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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局势来看，6月以来的卡塔尔断交风波很有可能是今年世界范围内严重的外交危机之一。这次危机发生在区域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等三国联合对卡塔尔祭出重拳，施以除战争外可以使用的最严厉制裁。后者面对重压并未屈服，依然我行我素，不仅展开大规模公关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并威胁要退出海合会，让这个曾经是阿拉伯世界最成功的区域合作组织竟有了解体之虞。无论此次危机最终以何种方式收场，海合会的一体化大业都将严重受挫。
成功的开始
海合会的成立与伊朗密切相关。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将“投靠”美国的海湾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视为“非法政权”，试图向其输出革命，并支持和鼓动这些国家的什叶派反对力量推翻王室统治。伊朗咄咄逼人的姿态引发沙特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恐惧，它们通过两个战略应对伊朗的攻势：一是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与伊朗对抗；二是六个海湾君主制国家（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联合自保，于1981年5月成立海合会。后来，由于伊朗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实力折损不少，同时又有伊拉克冲在前面遮风挡雨，海湾君主国不仅保持了安全和稳定，海合会在区域整合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算是海湾国家抱团取暖之余的意外收获。
相比“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建立后便陷入停滞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海合会可谓是阿拉伯世界区域整合的一面旗帜。在经济领域，海合会早在1983年便建立了自由贸易区。1999年，海合会六国决定在2005年前建立关税同盟（尽管海合会在2004年前后就关税税率统一为5%达成一致，但因关税分配、倾销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关税同盟迟迟未能建立）；2000年又决定将六国货币盯住单一共同货币，为建立货币联盟做准备。2008年1月， 海湾六国共同市场正式启动。在政治领域，海合会建立了成员国集体磋商机制，每年举行峰会。巴林和卡塔尔还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了领土争端。在安全领域，面对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地区强国，海合会选择依靠美国保障安全，并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以沙特军人为主的“半岛之盾”快速反应联合部队。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更加让海合会国家认识到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重要性，并大手笔购买军资武装自己。多个海合会国家是世界排名居前的军购大国。在美国的安全庇护下，海合会国家虽经历两次海湾战争的惊涛骇浪，但有惊无险，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维持了其大体上的平静和安宁。2009年，海合会国家领导人通过了海湾共同防御协议，根据协议将组建一支联合部队，以加强军事合作和增加海合会集体防御能力。
合久必分的宿命
随着海合会经济一体化进入深水区，成员国在部分重大议题上的分歧加剧。一些成员国为规避风险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建立货币联盟有不同的看法。2007年，科威特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改为与包括美元在内的一篮子货币挂钩， 但美元占有很大的权重。科威特第纳尔对美元一直小幅升值，而其他海湾国家货币则维持与美元的单一挂钩。同年，阿曼宣布因本国经济准备不足无法参加货币联盟。2008年5月， 除阿曼以外的五国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协议，决定建立共同货币委员会， 并最终将该委员会转变为海湾中央银行，在2010年前启动货币联盟，拟议中的海湾货币名为Karam， 寓意“荣耀”与“尊严”。然而，由于海湾中央银行的选址问题，阿联酋与沙特产生分歧。作为地区金融中心的阿联酋，认为自己是设立海湾央行的不二选择，但沙特坚持海湾央行应跟随海合会总部设在利雅得。2009年5月，阿联酋不满海湾央行总部设在利雅得，决定退出海湾统一货币计划。同年底，在海合会首脑会议上，除阿曼和阿联酋外的四国首脑通过了海湾货币联盟协议， 但未就统一货币发行的时间表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也严重挫伤海湾国家推出统一货币的信心，建立货币联盟的工作实际上已被搁置。
2011年后，政治剧变狂潮席卷阿拉伯世界。海合会国家为应对这场世纪变局，采取了非常矛盾的政策。它们一面抱团取暖，高筑防波堤，防止被革命浪潮波及；一面不遗余力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乱局。在沙特主导下，海合会派出“半岛之盾”前往巴林维稳，并向巴林、阿曼提供巨额援助，帮助其稳定局势。沙特提出海合会扩容计划，邀请同为君主制的约旦和摩洛哥“入海”，欲将海合会打造为维护王权的“神圣同盟”。对于发生在区外的革命浪潮，海合会成员间则出现分歧。卡塔尔支持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发动革命，沙特和阿联酋则针锋相对，支持传统世俗威权势力，防范政治伊斯兰上台。海合会主导的也门政治过渡进程失利后，沙特联合海合会国家和其他阿拉伯盟友对也门发动军事打击，但阿曼拒绝参加此次战事。
此外，为应对伊朗威胁而生的海合会面对伊朗的崛起，也没有像成立之初那样保持一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不仅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生态，还导致海湾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伊朗客观上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地区强势崛起。同时，伊朗顶住国际社会压力，继续其核研发活动，更使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但由于海合会各国的教派属性和什叶派人口比例不同，与伊朗的地理距离、共同利益和传统渊源也不同，因此对伊朗威胁的认知不尽一致。沙特、阿联酋和巴林是反伊朗的急先锋，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坚决遏制其崛起。而另外三国则反对和伊朗搞对抗，主张缓和与伊朗的关系。其中，阿曼与伊朗历史渊源深厚，一向反对遏制伊朗，愿意扮演沙特与伊朗之间的调解人角色；科威特主张海湾国家应与伊朗接触、对话，缓和海湾紧张局势；卡塔尔与伊朗共享大型天然气田，相互依存度高，愿意与伊朗合作。因此，在对待伊朗的问题上，海合会分裂为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为一方的强硬派，以及阿曼、卡塔尔和科威特为另一方的缓和派。当海合会内部分歧與矛盾上升到路线之争时，决裂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合与分的背后逻辑
海合会国家濒临分裂，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第一，海合会国家多为新生的君主国，是由统治一方的部落转型而来的“人造国家”，民族构建几无基础，被称为“挂旗帜的部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像是部落或家族之间的关系。第二，当初海合会国家抱团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且有体量超群的“带头大哥”和愿意搭便车的“小弟”。如今随着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崛起，海合会国家间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对比发生变化。伊朗威胁也不再是海合会团结的主要动因，因为在一些国家看来，所谓“伊朗威胁论”已成为阻碍海湾国家发展的魔咒和陷阱。第三，海合会国家经济结构高度趋同，几乎都属于依赖油气资源的地租型经济，互补性极低，在石油、石化等产品上还存在竞争。海湾自贸区的建立一度促使海合会内部贸易额飞速增长，但由于缺乏互补性，边际效益迅速衰减，至今海合会内部贸易额在各国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仍未突破10%。近年来，以沙特“2030年愿景”为代表，海合会多国都推出了经济多元化战略，但这些规划很少涉及海湾经济一体化，其目标和内容高度相似（比如重点发展产业多为航空、航运和金融等）。第四，区域一体化进程能否成功，“领头羊”的作用十分关键，只有“领头羊”经济超强、且愿意让利于区内国家，带动各国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区域经济整合。显然，沙特难担此重任，其近几年采取低油价、抢份额政策就是一种表现。
海合会国家之间虽然拥有政治制度、民族、宗教、语言等多方面共性，但在复杂的区内外形势下，这些有利因素并不能保证海湾一体化的实现。如今卡塔尔断交危机更使疲态尽显的海湾合作雪上加霜。海合会这个曾辉煌一时的阿拉伯区域组织恐将难逃名存实亡的命运。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成功的开始
海合会的成立与伊朗密切相关。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将“投靠”美国的海湾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视为“非法政权”，试图向其输出革命，并支持和鼓动这些国家的什叶派反对力量推翻王室统治。伊朗咄咄逼人的姿态引发沙特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恐惧，它们通过两个战略应对伊朗的攻势：一是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与伊朗对抗；二是六个海湾君主制国家（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联合自保，于1981年5月成立海合会。后来，由于伊朗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实力折损不少，同时又有伊拉克冲在前面遮风挡雨，海湾君主国不仅保持了安全和稳定，海合会在区域整合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算是海湾国家抱团取暖之余的意外收获。
相比“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建立后便陷入停滞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海合会可谓是阿拉伯世界区域整合的一面旗帜。在经济领域，海合会早在1983年便建立了自由贸易区。1999年，海合会六国决定在2005年前建立关税同盟（尽管海合会在2004年前后就关税税率统一为5%达成一致，但因关税分配、倾销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关税同盟迟迟未能建立）；2000年又决定将六国货币盯住单一共同货币，为建立货币联盟做准备。2008年1月， 海湾六国共同市场正式启动。在政治领域，海合会建立了成员国集体磋商机制，每年举行峰会。巴林和卡塔尔还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了领土争端。在安全领域，面对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地区强国，海合会选择依靠美国保障安全，并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以沙特军人为主的“半岛之盾”快速反应联合部队。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更加让海合会国家认识到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重要性，并大手笔购买军资武装自己。多个海合会国家是世界排名居前的军购大国。在美国的安全庇护下，海合会国家虽经历两次海湾战争的惊涛骇浪，但有惊无险，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维持了其大体上的平静和安宁。2009年，海合会国家领导人通过了海湾共同防御协议，根据协议将组建一支联合部队，以加强军事合作和增加海合会集体防御能力。
合久必分的宿命
随着海合会经济一体化进入深水区，成员国在部分重大议题上的分歧加剧。一些成员国为规避风险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建立货币联盟有不同的看法。2007年，科威特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改为与包括美元在内的一篮子货币挂钩， 但美元占有很大的权重。科威特第纳尔对美元一直小幅升值，而其他海湾国家货币则维持与美元的单一挂钩。同年，阿曼宣布因本国经济准备不足无法参加货币联盟。2008年5月， 除阿曼以外的五国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协议，决定建立共同货币委员会， 并最终将该委员会转变为海湾中央银行，在2010年前启动货币联盟，拟议中的海湾货币名为Karam， 寓意“荣耀”与“尊严”。然而，由于海湾中央银行的选址问题，阿联酋与沙特产生分歧。作为地区金融中心的阿联酋，认为自己是设立海湾央行的不二选择，但沙特坚持海湾央行应跟随海合会总部设在利雅得。2009年5月，阿联酋不满海湾央行总部设在利雅得，决定退出海湾统一货币计划。同年底，在海合会首脑会议上，除阿曼和阿联酋外的四国首脑通过了海湾货币联盟协议， 但未就统一货币发行的时间表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也严重挫伤海湾国家推出统一货币的信心，建立货币联盟的工作实际上已被搁置。
2011年后，政治剧变狂潮席卷阿拉伯世界。海合会国家为应对这场世纪变局，采取了非常矛盾的政策。它们一面抱团取暖，高筑防波堤，防止被革命浪潮波及；一面不遗余力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乱局。在沙特主导下，海合会派出“半岛之盾”前往巴林维稳，并向巴林、阿曼提供巨额援助，帮助其稳定局势。沙特提出海合会扩容计划，邀请同为君主制的约旦和摩洛哥“入海”，欲将海合会打造为维护王权的“神圣同盟”。对于发生在区外的革命浪潮，海合会成员间则出现分歧。卡塔尔支持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发动革命，沙特和阿联酋则针锋相对，支持传统世俗威权势力，防范政治伊斯兰上台。海合会主导的也门政治过渡进程失利后，沙特联合海合会国家和其他阿拉伯盟友对也门发动军事打击，但阿曼拒绝参加此次战事。
此外，为应对伊朗威胁而生的海合会面对伊朗的崛起，也没有像成立之初那样保持一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不仅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生态，还导致海湾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伊朗客观上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地区强势崛起。同时，伊朗顶住国际社会压力，继续其核研发活动，更使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但由于海合会各国的教派属性和什叶派人口比例不同，与伊朗的地理距离、共同利益和传统渊源也不同，因此对伊朗威胁的认知不尽一致。沙特、阿联酋和巴林是反伊朗的急先锋，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坚决遏制其崛起。而另外三国则反对和伊朗搞对抗，主张缓和与伊朗的关系。其中，阿曼与伊朗历史渊源深厚，一向反对遏制伊朗，愿意扮演沙特与伊朗之间的调解人角色；科威特主张海湾国家应与伊朗接触、对话，缓和海湾紧张局势；卡塔尔与伊朗共享大型天然气田，相互依存度高，愿意与伊朗合作。因此，在对待伊朗的问题上，海合会分裂为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为一方的强硬派，以及阿曼、卡塔尔和科威特为另一方的缓和派。当海合会内部分歧與矛盾上升到路线之争时，决裂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合与分的背后逻辑
海合会国家濒临分裂，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第一，海合会国家多为新生的君主国，是由统治一方的部落转型而来的“人造国家”，民族构建几无基础，被称为“挂旗帜的部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像是部落或家族之间的关系。第二，当初海合会国家抱团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且有体量超群的“带头大哥”和愿意搭便车的“小弟”。如今随着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崛起，海合会国家间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对比发生变化。伊朗威胁也不再是海合会团结的主要动因，因为在一些国家看来，所谓“伊朗威胁论”已成为阻碍海湾国家发展的魔咒和陷阱。第三，海合会国家经济结构高度趋同，几乎都属于依赖油气资源的地租型经济，互补性极低，在石油、石化等产品上还存在竞争。海湾自贸区的建立一度促使海合会内部贸易额飞速增长，但由于缺乏互补性，边际效益迅速衰减，至今海合会内部贸易额在各国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仍未突破10%。近年来，以沙特“2030年愿景”为代表，海合会多国都推出了经济多元化战略，但这些规划很少涉及海湾经济一体化，其目标和内容高度相似（比如重点发展产业多为航空、航运和金融等）。第四，区域一体化进程能否成功，“领头羊”的作用十分关键，只有“领头羊”经济超强、且愿意让利于区内国家，带动各国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区域经济整合。显然，沙特难担此重任，其近几年采取低油价、抢份额政策就是一种表现。
海合会国家之间虽然拥有政治制度、民族、宗教、语言等多方面共性，但在复杂的区内外形势下，这些有利因素并不能保证海湾一体化的实现。如今卡塔尔断交危机更使疲态尽显的海湾合作雪上加霜。海合会这个曾辉煌一时的阿拉伯区域组织恐将难逃名存实亡的命运。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