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现在的越级上访现象，也说明举报受理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很多举报得不到有效回应，甚至经过层层转批后回到被举报单位，出现被举报人拿着举报信找举报人谈话的尴尬局面。”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如是说。
　　
　　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制定《举报法》或者《举报人权益保护法》，有效保护举报人。
　　天津市一位市民近日为办婚宴从水产批发市场购买了90公斤螃蟹，回家一称，捆螃蟹的皮筋竟然重24.9公斤，按每公斤螃蟹160元的价格计算，这些皮筋“价值”近4000元。
　　问时摊主们或许对此振振有词，说是以防螃蟹夹人。其实，其中奥妙不言而喻——粗皮筋可以和螃蟹一起每斤卖数十元甚至上百元。
　　
　　指望商贩们良心发现主动给螃蟹“松绑”恐不现实，那么准来给螃蟹们“松绑”?
　　浙江大学药学院论文剽窃事件发生后，处于风口浪尖的李连达院士无奈地抛出一个理由：自己在不同兼职机构中带有5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时间不够、精力不够。
　　院士兼职过多既是事实，也很普遍。可院士为何兼职多?因为院士和聘请单位可以互惠互利。高校在这方面受益最明显，高校为争取项目聘兼职院士“撑门面”，学校可借此过关争来项目，院士也能名利双收。
　　“花瓶院士”是应批评，可再漂亮的“花瓶院士”，如果没人欣赏，也注定是易碎品。有谁见过有院士因走穴、兼职过多而受到严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