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在酿造地球生物圈危机的同时,也给地球精神圈遗留下种种扭曲和裂隙.解救地球的生态困境,还应该从人类的生存观念开始.30年来,回顾我所做的努力,不过是把“生态”这一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导入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领域;同时把人类“精神”作为地球生物圈中一个异常活跃的变量融汇到生态学中,从而为迎接生态时代的到来展开一些力所能及的反思.我不认为我讲的都是正确的,但我是真诚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同情与回应,当然也包括批评.rn——笔者手记rn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跨人中国学术界时,专业是从事文学艺术的心理学研究,遵循的是“文学是人学”的原则.随着知识视野的开放,渐渐发现人类的生存状况出现了许多问题.就在这时我读到国际生态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深渊在前》、 《增长的极限》、《人类处在转折点上》等,心灵受到巨大震撼,对罗马俱乐部的创建者、企业家出身的生态批评家贝切伊产生了无限敬仰之情.罗马俱乐部在人类史上首次对工业革命的生态负效应提出严重警告,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方面,功绩卓著.1 987年秋天我被中国作家协会派往意大利访问交流,利用这个机会,我访问了位于罗马“猞猁学院”的罗马俱乐部总部,那时贝切伊去世不久,我与驻会的国际生态文化界的三位学者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大约从这时,我开始关注到全球生态问题.后来,将我的一部生态文学著作就取名《猞猁言说》.猞猁,是一种目光警觉、行动敏捷的动物,也可以视为生态批评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