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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安志，LAURENCE，1961年出生，于美国DUKE大学本科毕业，获政治经济学学士，在香港中文大学，获法学硕士，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198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主修中文，1993-1997年任香港南龙集团董事长，主要承担美国柯达、瑞典爱立信等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法律顾问工作，现居住北京。
自1987年陆续出版《中国知识产权》、《中国投资指南》、《中国人的世纪》、《朱鎔基传》、《中国第一》。2002年，旅居中国西藏，出版《寻找香格里拉》、《现代经文》、《与神山对话》和《香巴拉》等游记，拍摄电影《寻找香格里拉》和《香巴拉经文》等。
30年的中国缘
认识LAURENCE已经有段时间了,手机里存着互相的号码，有事没事开心一下，也许是在纽约也许是在罗马也许是在非洲完全没有信号；知道他是更久以前的事情，上大学时就在中央电视台、旅游卫视、各个地方电视台看过他的专访，看过他拍的记录片，他写的书；真正坐在他满是猫儿的四合院里安静地喝茶聊天，是前天的事。
在北京东四八条找到了他其中一座四合院，没挂任何牌子，朱红的大门还是很显眼，小小的门铃按下，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给我打开了门，“LAURENCE早等着您呢。”
四合院非常方正，很大的院落，雕梁画栋，看得出当年修葺者的用心。一棵老榆树斜长在院子里，树下放着雕花的圈椅方桌。院子里闲散着七八只猫，对来往的人毫无反应。
龙安志迎了出来，请我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正面挂了件手绣的老龙袍，侧面的墙上挂满了他与各国政要和社会名流的合影，有与朱镕基，与克林顿，与安南的，挂不下的都摞在一起，写的几十本翻译成各种文字的书也撂放着，上面一层厚厚的灰。地上铺着虎纹的藏毯，放着臧民手工绣的大坐垫，高高的木雕大梁，明清的老家具引人注目……“来壶碧罗春吧！”龙安志用标准的北京话说，微笑着看着我惊讶的脸，想必他对这种表情早就见怪不怪了。
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汇确定龙安志的身份，旅行家、作家、导演、经济学家、律师……时至今日，龙安志在中国已经整整30年。他说不要问我来中国的理由，因为我也不知道。
四合院情结
在龙安志看来，最能代表北京文化气质的大概就是四合院了，似乎只有住进四合院才能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感受中国人的喜怒哀乐。1995年，经过漫长的法律程序，龙安志终于购到了位于北京东四的一座残破四合院。当时的北京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处在高速发展之中，座座高楼正在兴建，许多四合院正在被拆除。众人弃如敝履的老物件被龙安志视如珍宝地捧了回来。龙安志从正在拆迁的四合院买来旧木头、老石头，从东北运来新木料，从河北买来两个门墩儿。他专门请来了故宫和恭王府的修建队，自己设计草图，再请专业人士画蓝图，还经常待在现场帮忙。他补齐了回廊，重做了大门，四合院原本的容颜一点一点地重现了。1998年、2000年，龙安志又拥有了两座旧四合院，同样花了一年多时间进行修缮。三个院子的施工，龙安志完全亲身参与其中，如今说起来，他非常自信地说，我对中国古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不过我是自学成材的。
寻找香格里拉
2002年，出版了《中国的世纪》的龙安志，处于事业巅峰的龙安志，作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要决定。“我感觉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被拆迁了，跟平房一样，跟那些四合院一样被拆迁了。为了钱，把最宝贵的东西全拆平了，然后卖钱……我感觉到这是太可惜了，我再谈经济，我再谈投资，我再做这些事情，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也正在那时，中国与西方世界很多人在为“香格里拉”的所在地争论不休。不少探险家、诗人、文学家和追寻美好生活的人，不断痴迷地去寻找“香格里拉”。然而，“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
龙安志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在他看来很有意义的视角，对精神世界的探询与追问，使他踏上了寻找香格里拉之旅。
一路上，龙安志徒步穿越了青藏高原的几个省区，西藏、青海、云南……云贵高原寻访了不少美术家、舞蹈家、音乐家、时装设计师、作家、流行歌手、摇滚乐队、环境保护者、藏族活佛及牧民等，是这些人，改变了龙安志思考中国的方式，改变了龙安志思考“香格里拉”的方式，他从他们那里悟到的是，香格里拉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观念。
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有一颗善良的心，就能找到真正的香格里拉。
龙安志给我说了一个故事：
“在青海，我遇见一个喇嘛，他是一个牦牛奶酪加工厂的厂长——藏族汉子吉美坚赞。他还是寺院的住持，在当地牧民中很有声望。吉美坚赞利用外国一个基金会的捐助资金，办起了一个牦牛奶酪厂，就近收购当地牧民的牦牛鲜奶，加工成奶酪后，再辗转运输到城市里销售。当我问他，为什么不考虑把工厂办到城市附近，以方便运输和销售时，吉美说，他办工厂，就是为了给牧民提供卖奶的方便，同时丝毫不影响牧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还能增加他们的收入。为此，吉美坚赞要加倍付出艰辛，不远千里，从偏僻的草原长途运输到城市销售。当我问他，销售奶酪的利润是不是用于再投资呢？吉美笑着说出了他的想法。他说，我用卖牦牛奶酪赚得的钱，在草原上为牧区儿童办了一所私立学校，让孩子们能免费上学。在吉美的引导下，我还参观了他的工厂和学校，对吉美诚心诚意为牧民谋得福利的举动，我很是钦佩。
“对于寻找香格里拉，吉美觉得，‘整个青藏高原都可以叫香格里拉。这里的人从生下来，就接近佛教，他们的心更仁慈些。’他还说，‘和一些受到污染的大城市相比，这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可以称作香格里拉，但它还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寻找香格里拉最基本的途径，是你自己必须有一颗善良的心，必须发自内心来做事，通过奉献和为他人做善事，你就能找到真正的香格里拉。’”
吉美朴实的话和他做的朴实的事情，“强烈地刺激、震撼了我！”龙安志这样感慨。随后，龙安志到不同的藏区继续进行采访与写作。而他写的关于西藏的书就这样源源不断地面世。
龙安志改变了人生轨迹，把家从北京搬到了拉萨，用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保护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上。
在采访舞蹈家杨丽萍时，看到她到云南很偏僻的小村庄，找来少数民族女孩子，让她们唱那些从祖辈就口口相传的原生态的歌谣，跳传统的舞蹈，为她们录音、拍摄，后来就变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原生态舞剧《云南映像》。从杨丽萍成功地保护原生态文化并使之可持续发展的人们中，龙安志兴奋地找到了现在社会所缺失的一种文化传承。
“我放弃北京，寻找香格里拉，这个过程中，我每天都被很多的人感动着，是他们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拉萨，我投资三个香巴拉宾馆，一个是在拉萨八廓街上的一座藏式老楼，两个是曾经辉煌的喇叭宫殿。我将这个西藏文化特色的古建筑重新恢复的同时，还恢复了藏族人的传统生活和文化。这里所有的藏工艺品都是当地藏民做的，包括窗帘、地毯、枕头、佛珠等，我加进了现代设计的元素，被更多人喜欢接受。很多人来我的宾馆住，买我们的东西，这样，工作的藏民们就有了自己劳动的收入；这样，传统文化就可得以持续发展，这难道不也是保护民族的多元化吗？！”龙安志兴奋地介绍着他做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还有一个项目叫“佛珠早餐会”。有一个藏族妇女4岁时就失去一条腿，生活十分拮据，龙安志为她解决基本生活的同时，还给她提供最好的松石、石头、木头等原材料，让她任意发挥想像，大胆创意，把原本是喇嘛用来念经的佛珠，在自己的灵巧的手下“变幻”成“时尚”的佛珠。每天早餐时，这位藏族妇女一边喝着酥油茶，一边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编织在一串串佛珠里。这种佛珠卖得实在好，她的贫穷的朋友也被吸引并加入进来。不久，龙安志又安排了下岗的工人一起做，成了一个小企业。佛珠越卖越火，做好待售的佛珠挂在整整一面墙上。于是龙安志给这面墙起了个名字叫“佛珠早餐会”，也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也更有趣。
喜马拉雅模式
“其实文化是要发展的，问题是怎样让其发展而不破碎。这就像佛珠里蕴涵着藏族人民的生活、文化和精神，需要以新的方式使其继续发展下去一样。我希望我在做的这些项目，或者我称之为的‘喜马拉雅模式’能起到示范的作用。别的民族、别的国家都可以来探讨，也希望别人比我做得更好、更大。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看中国成功的经济模式。”龙安志接着说，“最近我去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他们也在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对他们有益处。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积极解决基层贫困问题，而不是将这些问题压下去。我希望通过我的‘喜马拉雅模式’把佛教的一些哲学方面如帮助他人，保护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等精神，用在经济上，帮助解决贫困的问题，解决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平衡问题。”
说到兴起，龙安志拿出几条绿灿灿的绿松石的佛珠。绿石头在四合院的光影里闪着自然迷人的光,让人想起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下的雪山。
他抱起踱到身边的一只灰猫，“北京城的流浪猫实在太多了，我让人在院子里给它们准备了吃喝，它们就住了下来，这已经是第四代了。我想它们一定喜欢这里,而且过得很快乐吧！”
自1987年陆续出版《中国知识产权》、《中国投资指南》、《中国人的世纪》、《朱鎔基传》、《中国第一》。2002年，旅居中国西藏，出版《寻找香格里拉》、《现代经文》、《与神山对话》和《香巴拉》等游记，拍摄电影《寻找香格里拉》和《香巴拉经文》等。
30年的中国缘
认识LAURENCE已经有段时间了,手机里存着互相的号码，有事没事开心一下，也许是在纽约也许是在罗马也许是在非洲完全没有信号；知道他是更久以前的事情，上大学时就在中央电视台、旅游卫视、各个地方电视台看过他的专访，看过他拍的记录片，他写的书；真正坐在他满是猫儿的四合院里安静地喝茶聊天，是前天的事。
在北京东四八条找到了他其中一座四合院，没挂任何牌子，朱红的大门还是很显眼，小小的门铃按下，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给我打开了门，“LAURENCE早等着您呢。”
四合院非常方正，很大的院落，雕梁画栋，看得出当年修葺者的用心。一棵老榆树斜长在院子里，树下放着雕花的圈椅方桌。院子里闲散着七八只猫，对来往的人毫无反应。
龙安志迎了出来，请我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正面挂了件手绣的老龙袍，侧面的墙上挂满了他与各国政要和社会名流的合影，有与朱镕基，与克林顿，与安南的，挂不下的都摞在一起，写的几十本翻译成各种文字的书也撂放着，上面一层厚厚的灰。地上铺着虎纹的藏毯，放着臧民手工绣的大坐垫，高高的木雕大梁，明清的老家具引人注目……“来壶碧罗春吧！”龙安志用标准的北京话说，微笑着看着我惊讶的脸，想必他对这种表情早就见怪不怪了。
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汇确定龙安志的身份，旅行家、作家、导演、经济学家、律师……时至今日，龙安志在中国已经整整30年。他说不要问我来中国的理由，因为我也不知道。
四合院情结
在龙安志看来，最能代表北京文化气质的大概就是四合院了，似乎只有住进四合院才能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感受中国人的喜怒哀乐。1995年，经过漫长的法律程序，龙安志终于购到了位于北京东四的一座残破四合院。当时的北京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处在高速发展之中，座座高楼正在兴建，许多四合院正在被拆除。众人弃如敝履的老物件被龙安志视如珍宝地捧了回来。龙安志从正在拆迁的四合院买来旧木头、老石头，从东北运来新木料，从河北买来两个门墩儿。他专门请来了故宫和恭王府的修建队，自己设计草图，再请专业人士画蓝图，还经常待在现场帮忙。他补齐了回廊，重做了大门，四合院原本的容颜一点一点地重现了。1998年、2000年，龙安志又拥有了两座旧四合院，同样花了一年多时间进行修缮。三个院子的施工，龙安志完全亲身参与其中，如今说起来，他非常自信地说，我对中国古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不过我是自学成材的。
寻找香格里拉
2002年，出版了《中国的世纪》的龙安志，处于事业巅峰的龙安志，作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要决定。“我感觉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被拆迁了，跟平房一样，跟那些四合院一样被拆迁了。为了钱，把最宝贵的东西全拆平了，然后卖钱……我感觉到这是太可惜了，我再谈经济，我再谈投资，我再做这些事情，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也正在那时，中国与西方世界很多人在为“香格里拉”的所在地争论不休。不少探险家、诗人、文学家和追寻美好生活的人，不断痴迷地去寻找“香格里拉”。然而，“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
龙安志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在他看来很有意义的视角，对精神世界的探询与追问，使他踏上了寻找香格里拉之旅。
一路上，龙安志徒步穿越了青藏高原的几个省区，西藏、青海、云南……云贵高原寻访了不少美术家、舞蹈家、音乐家、时装设计师、作家、流行歌手、摇滚乐队、环境保护者、藏族活佛及牧民等，是这些人，改变了龙安志思考中国的方式，改变了龙安志思考“香格里拉”的方式，他从他们那里悟到的是，香格里拉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观念。
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有一颗善良的心，就能找到真正的香格里拉。
龙安志给我说了一个故事：
“在青海，我遇见一个喇嘛，他是一个牦牛奶酪加工厂的厂长——藏族汉子吉美坚赞。他还是寺院的住持，在当地牧民中很有声望。吉美坚赞利用外国一个基金会的捐助资金，办起了一个牦牛奶酪厂，就近收购当地牧民的牦牛鲜奶，加工成奶酪后，再辗转运输到城市里销售。当我问他，为什么不考虑把工厂办到城市附近，以方便运输和销售时，吉美说，他办工厂，就是为了给牧民提供卖奶的方便，同时丝毫不影响牧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还能增加他们的收入。为此，吉美坚赞要加倍付出艰辛，不远千里，从偏僻的草原长途运输到城市销售。当我问他，销售奶酪的利润是不是用于再投资呢？吉美笑着说出了他的想法。他说，我用卖牦牛奶酪赚得的钱，在草原上为牧区儿童办了一所私立学校，让孩子们能免费上学。在吉美的引导下，我还参观了他的工厂和学校，对吉美诚心诚意为牧民谋得福利的举动，我很是钦佩。
“对于寻找香格里拉，吉美觉得，‘整个青藏高原都可以叫香格里拉。这里的人从生下来，就接近佛教，他们的心更仁慈些。’他还说，‘和一些受到污染的大城市相比，这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可以称作香格里拉，但它还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寻找香格里拉最基本的途径，是你自己必须有一颗善良的心，必须发自内心来做事，通过奉献和为他人做善事，你就能找到真正的香格里拉。’”
吉美朴实的话和他做的朴实的事情，“强烈地刺激、震撼了我！”龙安志这样感慨。随后，龙安志到不同的藏区继续进行采访与写作。而他写的关于西藏的书就这样源源不断地面世。
龙安志改变了人生轨迹，把家从北京搬到了拉萨，用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保护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上。
在采访舞蹈家杨丽萍时，看到她到云南很偏僻的小村庄，找来少数民族女孩子，让她们唱那些从祖辈就口口相传的原生态的歌谣，跳传统的舞蹈，为她们录音、拍摄，后来就变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原生态舞剧《云南映像》。从杨丽萍成功地保护原生态文化并使之可持续发展的人们中，龙安志兴奋地找到了现在社会所缺失的一种文化传承。
“我放弃北京，寻找香格里拉，这个过程中，我每天都被很多的人感动着，是他们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拉萨，我投资三个香巴拉宾馆，一个是在拉萨八廓街上的一座藏式老楼，两个是曾经辉煌的喇叭宫殿。我将这个西藏文化特色的古建筑重新恢复的同时，还恢复了藏族人的传统生活和文化。这里所有的藏工艺品都是当地藏民做的，包括窗帘、地毯、枕头、佛珠等，我加进了现代设计的元素，被更多人喜欢接受。很多人来我的宾馆住，买我们的东西，这样，工作的藏民们就有了自己劳动的收入；这样，传统文化就可得以持续发展，这难道不也是保护民族的多元化吗？！”龙安志兴奋地介绍着他做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还有一个项目叫“佛珠早餐会”。有一个藏族妇女4岁时就失去一条腿，生活十分拮据，龙安志为她解决基本生活的同时，还给她提供最好的松石、石头、木头等原材料，让她任意发挥想像，大胆创意，把原本是喇嘛用来念经的佛珠，在自己的灵巧的手下“变幻”成“时尚”的佛珠。每天早餐时，这位藏族妇女一边喝着酥油茶，一边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编织在一串串佛珠里。这种佛珠卖得实在好，她的贫穷的朋友也被吸引并加入进来。不久，龙安志又安排了下岗的工人一起做，成了一个小企业。佛珠越卖越火，做好待售的佛珠挂在整整一面墙上。于是龙安志给这面墙起了个名字叫“佛珠早餐会”，也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也更有趣。
喜马拉雅模式
“其实文化是要发展的，问题是怎样让其发展而不破碎。这就像佛珠里蕴涵着藏族人民的生活、文化和精神，需要以新的方式使其继续发展下去一样。我希望我在做的这些项目，或者我称之为的‘喜马拉雅模式’能起到示范的作用。别的民族、别的国家都可以来探讨，也希望别人比我做得更好、更大。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看中国成功的经济模式。”龙安志接着说，“最近我去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他们也在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对他们有益处。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积极解决基层贫困问题，而不是将这些问题压下去。我希望通过我的‘喜马拉雅模式’把佛教的一些哲学方面如帮助他人，保护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等精神，用在经济上，帮助解决贫困的问题，解决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平衡问题。”
说到兴起，龙安志拿出几条绿灿灿的绿松石的佛珠。绿石头在四合院的光影里闪着自然迷人的光,让人想起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下的雪山。
他抱起踱到身边的一只灰猫，“北京城的流浪猫实在太多了，我让人在院子里给它们准备了吃喝，它们就住了下来，这已经是第四代了。我想它们一定喜欢这里,而且过得很快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