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夫妇有过8个儿女：长子纪第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隔年夭折。道光十九年第二个儿子纪泽出生。接下来一连4个女儿：长女纪静道光二十一年生、隔年生二女纪耀，道光二十四、二十六年三女纪琛、四女纪纯出生。再接下来，道光二十八年儿子纪鸿出生。最后是小女纪芬，于咸丰二年降生。
　　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也十分严格。当然，对女儿尽管也同样关爱备至，一往情深，但受时代条件限定，他学业上的督教偏重在儿子；德行方面，除了男女的“通则”之外，“三从四德”则是对女辈的加码专教。
　　先说他对儿子学业的督教吧。用功、有恒、勤奋等学习精神方面的教育自是必有的，不需多说。只就其对学习方法、路径要领等“技法”方面的指点而言，内容也是颇为丰富的。
　　曾国藩向儿子推荐的习读重点范围，除“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之外，还有《史记》、《汉书》、《庄子》、韩愈之文，以及《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等，又有本朝姚鼐所辑的《古文辞类纂》和自己所辑《十八家诗抄》。他还选择所谓古今“圣哲”三十余人，让正当弱冠之年、在写字绘画上已有所成就的儿子纪泽绘其遗像，自己则配以题为《圣哲画像记》的文字，这可视为一篇治学纲要。
　　曾国藩在对儿辈书学、书法的指导上也颇为用力并见效，譬如纪泽的字就形成风格，算得上书家，这与乃父经常不懈地指教分不开。即使异地相隔，曾国藩也常常写信不厌其烦地教示。
　　对儿辈学业上的施教，曾国藩虽然也希望对其走通科举的路子有所帮助，但又绝不胶着于此，不以此为唯一指归，更主要的是要他们有真才实学。并且，施教中注意给他们发挥爱好和特长的空间。
　　在对儿辈的德行教育上，曾国藩也是非常用心的，始终以儒家传统的伦理规训来施教。不过，曾国藩能有的放矢，因人、因事、因境而异地灵活说教。譬如，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十四日给两子信中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亦宜转告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泽儿天资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工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须探讨些趣味出来。”这“八德”中，就“浑”一项不好从字面上见知含义，而从信中对纪泽的说法上，可揣摩出是与“过于玲珑剔透”相对的“浑厚”。从对纪鸿的要求，则可知其日常做事欠“勤”，有疏懒的毛病。对其二人显然是有针对性地指出缺点，督导改正。
　　值得特别说明，所谓“八德”中的“勤”与“俭”，是密切相连的，并且是曾国藩家教中最为常规的事项，不但对男辈，而且对女辈来说更有特殊的要求。眷属随居南京两江总督官署期间，他为女眷们特立“功课表”，对其“做小菜点心酒浆”之类的“食事”，“纺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黹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都有定时定量的规定，单末特置以“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的训诫之语。对女儿们的嫁妆，有“不超过二百金”的定规。这二百金对于穷黎之家不啻“天文数字”，但对于“侯门”之家又不能不算节俭。
　　曾国藩还在一些特别关头进行“遗嘱”式的施教。譬如，在他前往办理“天津教案”恐有不测之际，给儿子写下的长信中，特别教示“要以不忮不求为重”。解释说，“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要儿辈“欲心底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当他去职直隶回任两江总督后，病身加恶劣的心境，预料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给儿子又留下一通遗嘱性家信，教以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这不啻他多年修身理论和实际经验的提炼和总结。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曾国藩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