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普遍最满意的是现行政策，最不满意的则是社会治安不好
　　
　　《社会科学报》11月15日刊登华中科技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徐勇的一份调查说，在人们关注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秩序的冲击时，却往往会忽视农村流动人口对乡村秩序的冲击。事实上，现阶段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的文明转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乡村陷入了一种“治理性困境”。
　　位于四川省东部的大巴山区是全国主要贫困地区之一，也是全国农村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数十万农村流动人口每年要为该地区带来数十亿元钱，有的县农村流动人口汇回家乡的钱超过了财政收入，农村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变。但在这些地方，由于农村人口的流动产生了新的不安定因素，乡村原有的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秩序井然的景象少了，原来少见的拦路抢劫、团伙犯罪等反社会行为增多了，以致于笔者深入到该地区调查时，不能不时刻提防人身安全。据当地人讲，这在大规模出现农村流动人口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调查认为，当农村流动人口将外出挣的钱带回家乡时，往往也会将不安定因素带回家乡。因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绝大多数的农村流动人口仍然要回到家乡。一部分流动人口离开家乡后，家乡的乡土文明规则和习惯被遗失了，城市的现代文明规则没有接受到，反而接受了许多反文明反社会的观念和行为。一是不愿再像他们的祖祖辈辈那样艰苦奋斗，恪守有劳才有获的理念；二是不愿再坚守他们祖辈遵循的“集体本位”传统，而为“自我中心”的观念所支配；三是不再如其祖辈那样具有强烈的权威意识，而是蔑视一切秩序和权威、迷信暴力。当他们重新回到乡里时，也会以这样一套规则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正是一些地方乡村的宁静生活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在乡村，事实上已出现了一个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或者为城市所清退，但又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的游民阶层，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变为为害或称霸一方的“地痞”或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这在以往是很少有的，并引起乡民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