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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7年11月中旬,人民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大反攻｡中共川东临委根据上级指示,砸烂蒋介石的“小厨房”,开辟第二战场,决定在下川东搞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敌人兵源､粮源的战略要地上,插进一把利刃,配合解放军,早日解放大西南｡川东临委决定由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到下川东领导这场武装斗争,他爱人江姐协助他开展工作｡一天,彭咏梧和爱人江竹筠带着吴子见(小说《红岩》中华为的人物原型),乘坐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黄昏时候到达下川东门户万县｡他们在万县上岸后,住进了闹市区的春发祥旅馆｡这三个地下党员都有正式的身份证,还有应邀去奉节县边远山区青莲中学教书的聘书,住进这中上层人士进进出出的旅馆,反而少一些反动军警来找麻烦｡第二天,他们顺利到达云阳｡不久,在云阳农坝乡的炉塘坪,共产党领导的川东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司令员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赵唯,彭咏梧任政治委员｡
1948年1月8日,游击队举行了奉(节)大(宁,即巫溪)巫(山)武装起义,袭击了云阳县南溪镇､巫溪县西宁乡,首战告捷｡游击队人多了,枪也多了｡起义前夕,老彭对江姐说:“革命形势发展得比我们估计的要快得多｡起义的枪声一响,我们就要在大巴山建立根据地,急需政治工作干部,你回重庆向临委汇报,要派干部来,还要筹集一笔经费,解决游击队的给养问题｡争取在一月之内赶回来,我派人来接你｡”由于日夜操劳,老彭肺病复发,经常吐血,江姐十分担心｡但是,她还是坚决服从革命需要,第二天就出发了｡她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二
1948年春节前,江姐回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完工作,随即带领由组织上新派到川东游击纵队工作的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和女同志周毅,并提着特制的装着党的文件和进步报刊的夹层皮箱,背着医药用品,又离开重庆,乘轮船回下川东｡船到万县后改乘木船,到云阳城下游龙洞乡董家坝老彭的外婆家｡老彭派的人,将会来这里接他们到游击根据地去｡等了几天,江姐终于盼来了老彭身边的奉大巫工委副书记卢光特｡吴子见也遵照老彭的嘱咐,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与江姐接头的地点｡见面后,江姐向小卢､小吴询问游击队起义后的情况和彭咏梧的身体情况｡两个年轻人搪塞支吾不过,含泪向江姐讲了不幸的消息:
老彭在奉巫边境的鞍子山黑沟淌暗洞包被追剿游击队的敌军包围,突围时为救战友壮烈捐躯｡老彭牺牲后,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挂在竹园坪场城楼上示众｡听到这五雷轰顶的噩耗,江姐没有哭,极力镇定自己,忍住眼泪,不想把悲痛分给大家｡第二天,江姐早早起来整理好行装,然后,对重庆来的老杨等三个男同志说:“老彭为革命捐躯了,估计大巴山游击区要乱一阵子,你们就随小吴到南岸七曜山游击支队工作吧,把药品和油印工具带上,用得着｡”她把从重庆带来的那只皮箱交给他们,向战友投去鼓励､信赖的目光｡分手时江姐又对吴子见说:“我是不会离开下川东的,你们在南岸,工作要谨慎,要注意隐蔽,扎扎实实做群众的组织工作｡”
一叶扁舟,逆流而上｡江姐带领女青年小周和卢光特,水陆兼程,赶回万县｡到万县后,江姐将小周暂时留住在党的地下交通员､合成银行副经理李承林家,自己和卢光特一起上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老彭遇害的情况｡江姐在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后,提出重返下川东工作的要求｡临委领导老王考虑到江姐的孩子太小,需要她照顾,并且她如果重返下川东,很容易暴露,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可是她坚持要再去下川东｡她对老王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再说,我也不愿意离开那些死了的与活着的战友,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临委终于同意了她的要求｡
三
1948年春节一过,江姐就再次告别山城重庆,重返下川东,踏上那更不平坦的征程｡
她,临走前去了一趟老彭工作过的中央信托局,以彭太太的名义报丧,声称丈夫彭咏梧“回乡暴病身亡”,要求发给葬殓费｡她其实是考虑到发展武装斗争需要经费,才去冒这种风险｡
江姐到了万县,原本想直接去奉大巫暴动地区,去完成老彭的遗愿｡但那里风声太紧,敌人正调集大批兵力,在暴动地区的奉节县青莲乡一带烧杀掳掠,一片白色恐怖,暂时不能去｡
江姐便向川东临委和设在万县的下川东地工委请求去川东游击纵队的巴北支队｡巴北支队由纵队司令员赵唯兼司令员,政委是李汝为｡但支队于除夕前在云阳农坝乡举行武装起义后,立即遭到国民党的大军围剿,赵唯的家被烧,政委李汝为被捕后在云阳农坝乡遭公开杀害,游击队已化整为零,进行分散游击｡江姐对巴北支队活动的地域,人生地不熟,又是女同志,更不好栖身｡组织上还曾考虑让江姐去云奉南岸七曜山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活动的地区工作,或去大别山解放区,引一支解放军部队从鄂西进入下川东的巫山､巫溪,都因条件不具备,未能成行｡江姐只好在万县等待机会再下去｡但为了安全,必须找个掩护职业｡
初先,通过万县地下党的关系,在大佛寺小学找了一席教职,由江姐和留在万县的周毅共同担任｡后来,她又通过四川大学同学廖某,在万县地方法院谋得一雇员职位,教书的事就由周毅一人承担｡她搬进地方法院宿舍,日常与法官为伍,掩护得很好｡
由于江姐短期内不能下乡参加斗争,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便要她参加万县县委的工作,与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密切联系｡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当时在万县地方法院任统计室主任,他和江姐都在敌人的一个机关里,是同事关系,住处又是邻居,常来常往不会引人注意｡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在市郊教小学,和雷震都是沪州人,也以同乡关系常来雷家,因而江姐和他们作为地下斗争的战友,联系极为方便｡
重返下川东后,江姐在万县给重庆的亲人(党组织)先后写了七封信,忧时局,盼工作,忆战友,想亲人,充分表达了一个战士出征未成的心声,如:
3月19日信:“我下来快一个月,职业无着,生活也不安定,乡下总是闹匪,又不敢去,真闷得难受……悼念惨死的四哥(指彭咏梧),惦记着惟一的孩子,诅咒这无聊的日子｡”信中提到的“闹匪”是指敌军剿“匪”,即追剿游击队｡
4月1日信:“四哥死后,家里的情况仍旧很好,但由于闹匪的原因,家里人都很苦很累｡”信中的“家里”指党组织和游击队,“家里人”指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
4月15日信:“四乡都比较清静,最近两个月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正反省以前的错误,另定新策｡以后乡下人可能少吃点苦头了｡”信中的“另定新策”,即在农村采取潜伏的小型武装工作队形式开展斗争,克服了敌人对游击队围剿初期的混乱和困难,农村武装斗争又在发展｡“乡下人”指游击队｡
4月23日信:“最近生活比较安定,但究竟像失掉了什么似的,我想过些时候会好的｡”
四
4月,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敌特侦破｡重庆行辕二处的敌特,以《挺进报》为突破口,在重庆先后逮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刘､冉2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争着向敌特出卖共产党组织,使蒋介石集团对白区的革命运动,加紧了血腥镇压｡很快,从重庆刮起的血雨腥风,便向万县这下川东的门户扑来｡
6月下旬,江姐在万县收到一张卢光特从重庆带给她的纸条:“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传染｡”她立即作好应变的准备｡首先,设法叫周毅尽快离开万县,她亲自为小周置备行装,送上周小船,并交给在船上当二副的“表弟”｡临别时,她握住小周的手,鼓励小周:“要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到时候组织上一定会找到你!”接着,又寄走端午节前写给重庆亲人的信,其中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知道我该怎样活着｡……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死人也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她已下定决心,像老彭那样,在最困难的地方和最危险的时候战斗下去,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做一个永远活在活人心中的人｡
就在江姐端午节寄信的6月11日这天上午,叛徒冉益智引着一批特务,在万县杨家街口码头,从看端午节龙舟竞渡的人群中,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涂很快叛变,出卖了万县､开县和湖北宜昌的大批共产党人｡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和江姐都是敌特要抓捕的“共党重犯”｡
6月12日,雷震没回家｡6月13日,雷震仍没回家｡江姐心中断定雷震是被捕了｡她立即作了离开万县的准备｡6月14日晨,江姐给成都四川大学的一位同志写了封信,说她“想回川大”｡此信后来由一位朋友代寄到成都,信内附加了一张字条:“我们是笔者的同事｡她写完这封信还没有寄,就被重庆来的客人‘会’走了,没有回来｡我们根据笔者的意愿代她把信寄了｡”6月14日中午过后,江姐趁同事们在睡午觉,她从地方法院出来,准备去找个可靠的“交通”,给南岸百里外龙驹坝的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带信,告知他这几天万县的气氛不大对,要他特别注意提高警惕｡
天气骤变,暴风雨前叫人闷热得实在难受｡江姐走完法院街的石梯,刚跨上马路,天边忽然响起一声惊雷｡没走几步,突然有人在叫她:“江姐!”江姐回头一看,叫他的人,原来是冉益智｡冉益智急步上前,过分亲热地对江姐说:“你好呵!”江姐心里一怔,问:“你怎么到万县来了?”“哎呀,我专门找你来了!”“找我?”“是呀,是呀!三哥他叫我……”
江姐心中浮起阵阵疑团｡她知道这个冉益智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因工作关系,在重庆曾与彭咏梧有过交往｡但重庆市委与下川东地工委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没有任何联系,下川东地工委直属川东临委领导｡这个人突然来万县找自己做什么?她马上警觉起来｡
“哪个三哥!”江姐边说边往前走｡姓冉的挡住江姐:“你问哪个三哥?嘿嘿,老王呀!”江姐心中大吃一惊｡按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在大街闹市绝对不许可谈说党的任何事情,更何况还把川东临委书记老王直接说出来?江姐突然想到小卢从重庆带来的纸条,“渝地瘟疫流行”,感到不对头,姓冉的肯定有问题｡“啥子老王老张,我不认得!”江姐回答得斩钉截铁｡
姓冉的终于原形毕露,伸开双臂,在前头将江姐拦住:“你等等,我找你有话说｡”江姐掀开姓冉的双臂,愤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啥?”正在这时,突然涌上来几个穿美制黄咔叽军装的武装特务｡江姐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挣脱敌特的手,走向姓冉的,怒目圆睁,伸出手来使劲打了他一耳光,满脸的愤恨化作一声高骂:“狗!”
五
江姐手无寸铁,在万县大街闹市被特务逮捕后,先被关在敌特住的佛兰西旅馆里,很快又秘密转押到中统设在万县的特务机关特委会和县警察局｡在拘押室,江姐看到万县县委书记雷震,随后副书记李青林也被捕押来了,参加万县县委工作的陈继贤､黄玉清,跑交通的刘德彬､李承林也押来了,先后在万县被捕的10多人,纷纷押来了｡但却没有看到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江姐暗中庆幸老涂还未遭毒手｡但江姐想不通,是哪里出了问题,使党组织受到这样严重的破坏?江姐心里明白,叛徒冉益智属于重庆市委,根本不会知道下川东的情况｡
稍后,江姐和所有被捕的同志,都要押解去国民党政府的重庆行辕｡天黑后,江姐等就被戴上手铐,分别从环城路富贵巷特务机关和警察局押出来,到杨家街口二码头去搭轮船上重庆｡一行人被押解到万县城最热闹的万安大桥,经过灯红酒绿的考奇餐厅门口时,江姐老远看到从里面走出几个人,摇摇晃晃,醉眼惺忪,只听他们在高声吹捧｡“左组长,您真是海量｡”“冉专员,你酒量也不小呀!依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怎么样,那堂子里叫来的雏儿你中意吗?哈哈哈!”姓左的又偏过头来说:“啊,涂兄!真叫回头是岸啊!你这次为党国立了一大功,等一会到行辕,我就专门找朱绍良长官给你请赏……看,人犯来了,这都是你两位的功劳｡”一个长满络腮胡的矮个中年人,满面春风地说:“左组长,承蒙您指教,还望您多多栽培!”边说边向姓左的特务组长点头哈腰｡这个人,正是江姐在被捕的同志中未曾见到,早已叛变投敌的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江姐此时见此景,顿时血往上涌｡她急忙使劲抖动一下手铐,同拷一副手铐的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偏过头来用眼神探问:什么事?江姐向志得意满的涂孝文一呶嘴,两眼喷火,从齿缝里吐出几个字:“又一条狗!”李青林点点头,轻声说:“家里还不晓得他变了狗哩!这怎么办?”
江姐略一思忖便想好主意说:“让老百姓传信｡”于是,她走上前去,由于她是与李青林铐着一副手铐,便用那只未戴手铐的手去抓涂孝文,未能抓住,就怒声斥骂:“涂孝文,你这个狗东西!狗叛徒!”江姐一露面,叛徒冉益智便赶快溜掉了,因为她已领教过江姐的厉害｡在这闹市区,江姐的骂声和举动,一下子就吸引来无数围观的人｡押解的警察见事不妙,立即驱散围观的群众,想把江姐等“人犯”迅速押往码头好搭乘民贵号客轮｡
江姐站立在餐厅门前继续骂道:“姓涂的,你血口喷人,说我是共产党｡我一个妇女晓得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姓涂的你卖友求荣,你这个汉奸,你这个走狗,东咬一口,西咬一口……依我看,你涂孝文定是共产党的叛徒,叛徒!……”涂孝文羞愧得无地自容,极力想躲开不与江姐照面,但江姐却死死盯住他不放｡
特务们费了很大心计,才把江姐等“犯人”全关在民贵号客轮顶层特舱(大餐间)里,并让叛徒冉益智､涂孝文也住进来,好监视被他俩出卖的这批“人犯”｡但关押､监视都封不住江姐的嘴｡她仍不住口地痛骂和他们同住一个舱的叛徒,痛骂涂孝文､冉益智这两条披着人皮的狗｡因此,不时有旅客来舱门或窗口争看热闹｡江姐从万县大街闹市骂上轮船船舱,又从轮船船舱骂到重庆码头,再从重庆码头一直骂到乘坐去特务机关的囚车｡
很快,在万县城和乘船的客人中,传开了这样的新闻:一个戴手铐的女人,大骂长络腮胡的涂矮子是共产党的叛徒｡
很快,在重庆的党组织川东临委负责人之一的邓照明,便知道了涂孝文在万县叛变和下川东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他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避免了党组织再遭受更大的损失｡
江姐揭露叛徒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一年多后,江姐和下川东被捕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在敌特“11.27”大屠杀中,为党为革命为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全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中华魂》)
1947年11月中旬,人民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大反攻｡中共川东临委根据上级指示,砸烂蒋介石的“小厨房”,开辟第二战场,决定在下川东搞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敌人兵源､粮源的战略要地上,插进一把利刃,配合解放军,早日解放大西南｡川东临委决定由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到下川东领导这场武装斗争,他爱人江姐协助他开展工作｡一天,彭咏梧和爱人江竹筠带着吴子见(小说《红岩》中华为的人物原型),乘坐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黄昏时候到达下川东门户万县｡他们在万县上岸后,住进了闹市区的春发祥旅馆｡这三个地下党员都有正式的身份证,还有应邀去奉节县边远山区青莲中学教书的聘书,住进这中上层人士进进出出的旅馆,反而少一些反动军警来找麻烦｡第二天,他们顺利到达云阳｡不久,在云阳农坝乡的炉塘坪,共产党领导的川东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司令员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赵唯,彭咏梧任政治委员｡
1948年1月8日,游击队举行了奉(节)大(宁,即巫溪)巫(山)武装起义,袭击了云阳县南溪镇､巫溪县西宁乡,首战告捷｡游击队人多了,枪也多了｡起义前夕,老彭对江姐说:“革命形势发展得比我们估计的要快得多｡起义的枪声一响,我们就要在大巴山建立根据地,急需政治工作干部,你回重庆向临委汇报,要派干部来,还要筹集一笔经费,解决游击队的给养问题｡争取在一月之内赶回来,我派人来接你｡”由于日夜操劳,老彭肺病复发,经常吐血,江姐十分担心｡但是,她还是坚决服从革命需要,第二天就出发了｡她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二
1948年春节前,江姐回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完工作,随即带领由组织上新派到川东游击纵队工作的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和女同志周毅,并提着特制的装着党的文件和进步报刊的夹层皮箱,背着医药用品,又离开重庆,乘轮船回下川东｡船到万县后改乘木船,到云阳城下游龙洞乡董家坝老彭的外婆家｡老彭派的人,将会来这里接他们到游击根据地去｡等了几天,江姐终于盼来了老彭身边的奉大巫工委副书记卢光特｡吴子见也遵照老彭的嘱咐,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与江姐接头的地点｡见面后,江姐向小卢､小吴询问游击队起义后的情况和彭咏梧的身体情况｡两个年轻人搪塞支吾不过,含泪向江姐讲了不幸的消息:
老彭在奉巫边境的鞍子山黑沟淌暗洞包被追剿游击队的敌军包围,突围时为救战友壮烈捐躯｡老彭牺牲后,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挂在竹园坪场城楼上示众｡听到这五雷轰顶的噩耗,江姐没有哭,极力镇定自己,忍住眼泪,不想把悲痛分给大家｡第二天,江姐早早起来整理好行装,然后,对重庆来的老杨等三个男同志说:“老彭为革命捐躯了,估计大巴山游击区要乱一阵子,你们就随小吴到南岸七曜山游击支队工作吧,把药品和油印工具带上,用得着｡”她把从重庆带来的那只皮箱交给他们,向战友投去鼓励､信赖的目光｡分手时江姐又对吴子见说:“我是不会离开下川东的,你们在南岸,工作要谨慎,要注意隐蔽,扎扎实实做群众的组织工作｡”
一叶扁舟,逆流而上｡江姐带领女青年小周和卢光特,水陆兼程,赶回万县｡到万县后,江姐将小周暂时留住在党的地下交通员､合成银行副经理李承林家,自己和卢光特一起上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老彭遇害的情况｡江姐在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后,提出重返下川东工作的要求｡临委领导老王考虑到江姐的孩子太小,需要她照顾,并且她如果重返下川东,很容易暴露,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可是她坚持要再去下川东｡她对老王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再说,我也不愿意离开那些死了的与活着的战友,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临委终于同意了她的要求｡
三
1948年春节一过,江姐就再次告别山城重庆,重返下川东,踏上那更不平坦的征程｡
她,临走前去了一趟老彭工作过的中央信托局,以彭太太的名义报丧,声称丈夫彭咏梧“回乡暴病身亡”,要求发给葬殓费｡她其实是考虑到发展武装斗争需要经费,才去冒这种风险｡
江姐到了万县,原本想直接去奉大巫暴动地区,去完成老彭的遗愿｡但那里风声太紧,敌人正调集大批兵力,在暴动地区的奉节县青莲乡一带烧杀掳掠,一片白色恐怖,暂时不能去｡
江姐便向川东临委和设在万县的下川东地工委请求去川东游击纵队的巴北支队｡巴北支队由纵队司令员赵唯兼司令员,政委是李汝为｡但支队于除夕前在云阳农坝乡举行武装起义后,立即遭到国民党的大军围剿,赵唯的家被烧,政委李汝为被捕后在云阳农坝乡遭公开杀害,游击队已化整为零,进行分散游击｡江姐对巴北支队活动的地域,人生地不熟,又是女同志,更不好栖身｡组织上还曾考虑让江姐去云奉南岸七曜山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活动的地区工作,或去大别山解放区,引一支解放军部队从鄂西进入下川东的巫山､巫溪,都因条件不具备,未能成行｡江姐只好在万县等待机会再下去｡但为了安全,必须找个掩护职业｡
初先,通过万县地下党的关系,在大佛寺小学找了一席教职,由江姐和留在万县的周毅共同担任｡后来,她又通过四川大学同学廖某,在万县地方法院谋得一雇员职位,教书的事就由周毅一人承担｡她搬进地方法院宿舍,日常与法官为伍,掩护得很好｡
由于江姐短期内不能下乡参加斗争,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便要她参加万县县委的工作,与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密切联系｡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当时在万县地方法院任统计室主任,他和江姐都在敌人的一个机关里,是同事关系,住处又是邻居,常来常往不会引人注意｡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在市郊教小学,和雷震都是沪州人,也以同乡关系常来雷家,因而江姐和他们作为地下斗争的战友,联系极为方便｡
重返下川东后,江姐在万县给重庆的亲人(党组织)先后写了七封信,忧时局,盼工作,忆战友,想亲人,充分表达了一个战士出征未成的心声,如:
3月19日信:“我下来快一个月,职业无着,生活也不安定,乡下总是闹匪,又不敢去,真闷得难受……悼念惨死的四哥(指彭咏梧),惦记着惟一的孩子,诅咒这无聊的日子｡”信中提到的“闹匪”是指敌军剿“匪”,即追剿游击队｡
4月1日信:“四哥死后,家里的情况仍旧很好,但由于闹匪的原因,家里人都很苦很累｡”信中的“家里”指党组织和游击队,“家里人”指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
4月15日信:“四乡都比较清静,最近两个月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正反省以前的错误,另定新策｡以后乡下人可能少吃点苦头了｡”信中的“另定新策”,即在农村采取潜伏的小型武装工作队形式开展斗争,克服了敌人对游击队围剿初期的混乱和困难,农村武装斗争又在发展｡“乡下人”指游击队｡
4月23日信:“最近生活比较安定,但究竟像失掉了什么似的,我想过些时候会好的｡”
四
4月,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敌特侦破｡重庆行辕二处的敌特,以《挺进报》为突破口,在重庆先后逮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刘､冉2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争着向敌特出卖共产党组织,使蒋介石集团对白区的革命运动,加紧了血腥镇压｡很快,从重庆刮起的血雨腥风,便向万县这下川东的门户扑来｡
6月下旬,江姐在万县收到一张卢光特从重庆带给她的纸条:“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传染｡”她立即作好应变的准备｡首先,设法叫周毅尽快离开万县,她亲自为小周置备行装,送上周小船,并交给在船上当二副的“表弟”｡临别时,她握住小周的手,鼓励小周:“要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到时候组织上一定会找到你!”接着,又寄走端午节前写给重庆亲人的信,其中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知道我该怎样活着｡……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死人也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她已下定决心,像老彭那样,在最困难的地方和最危险的时候战斗下去,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做一个永远活在活人心中的人｡
就在江姐端午节寄信的6月11日这天上午,叛徒冉益智引着一批特务,在万县杨家街口码头,从看端午节龙舟竞渡的人群中,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涂很快叛变,出卖了万县､开县和湖北宜昌的大批共产党人｡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和江姐都是敌特要抓捕的“共党重犯”｡
6月12日,雷震没回家｡6月13日,雷震仍没回家｡江姐心中断定雷震是被捕了｡她立即作了离开万县的准备｡6月14日晨,江姐给成都四川大学的一位同志写了封信,说她“想回川大”｡此信后来由一位朋友代寄到成都,信内附加了一张字条:“我们是笔者的同事｡她写完这封信还没有寄,就被重庆来的客人‘会’走了,没有回来｡我们根据笔者的意愿代她把信寄了｡”6月14日中午过后,江姐趁同事们在睡午觉,她从地方法院出来,准备去找个可靠的“交通”,给南岸百里外龙驹坝的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带信,告知他这几天万县的气氛不大对,要他特别注意提高警惕｡
天气骤变,暴风雨前叫人闷热得实在难受｡江姐走完法院街的石梯,刚跨上马路,天边忽然响起一声惊雷｡没走几步,突然有人在叫她:“江姐!”江姐回头一看,叫他的人,原来是冉益智｡冉益智急步上前,过分亲热地对江姐说:“你好呵!”江姐心里一怔,问:“你怎么到万县来了?”“哎呀,我专门找你来了!”“找我?”“是呀,是呀!三哥他叫我……”
江姐心中浮起阵阵疑团｡她知道这个冉益智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因工作关系,在重庆曾与彭咏梧有过交往｡但重庆市委与下川东地工委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没有任何联系,下川东地工委直属川东临委领导｡这个人突然来万县找自己做什么?她马上警觉起来｡
“哪个三哥!”江姐边说边往前走｡姓冉的挡住江姐:“你问哪个三哥?嘿嘿,老王呀!”江姐心中大吃一惊｡按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在大街闹市绝对不许可谈说党的任何事情,更何况还把川东临委书记老王直接说出来?江姐突然想到小卢从重庆带来的纸条,“渝地瘟疫流行”,感到不对头,姓冉的肯定有问题｡“啥子老王老张,我不认得!”江姐回答得斩钉截铁｡
姓冉的终于原形毕露,伸开双臂,在前头将江姐拦住:“你等等,我找你有话说｡”江姐掀开姓冉的双臂,愤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啥?”正在这时,突然涌上来几个穿美制黄咔叽军装的武装特务｡江姐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挣脱敌特的手,走向姓冉的,怒目圆睁,伸出手来使劲打了他一耳光,满脸的愤恨化作一声高骂:“狗!”
五
江姐手无寸铁,在万县大街闹市被特务逮捕后,先被关在敌特住的佛兰西旅馆里,很快又秘密转押到中统设在万县的特务机关特委会和县警察局｡在拘押室,江姐看到万县县委书记雷震,随后副书记李青林也被捕押来了,参加万县县委工作的陈继贤､黄玉清,跑交通的刘德彬､李承林也押来了,先后在万县被捕的10多人,纷纷押来了｡但却没有看到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江姐暗中庆幸老涂还未遭毒手｡但江姐想不通,是哪里出了问题,使党组织受到这样严重的破坏?江姐心里明白,叛徒冉益智属于重庆市委,根本不会知道下川东的情况｡
稍后,江姐和所有被捕的同志,都要押解去国民党政府的重庆行辕｡天黑后,江姐等就被戴上手铐,分别从环城路富贵巷特务机关和警察局押出来,到杨家街口二码头去搭轮船上重庆｡一行人被押解到万县城最热闹的万安大桥,经过灯红酒绿的考奇餐厅门口时,江姐老远看到从里面走出几个人,摇摇晃晃,醉眼惺忪,只听他们在高声吹捧｡“左组长,您真是海量｡”“冉专员,你酒量也不小呀!依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怎么样,那堂子里叫来的雏儿你中意吗?哈哈哈!”姓左的又偏过头来说:“啊,涂兄!真叫回头是岸啊!你这次为党国立了一大功,等一会到行辕,我就专门找朱绍良长官给你请赏……看,人犯来了,这都是你两位的功劳｡”一个长满络腮胡的矮个中年人,满面春风地说:“左组长,承蒙您指教,还望您多多栽培!”边说边向姓左的特务组长点头哈腰｡这个人,正是江姐在被捕的同志中未曾见到,早已叛变投敌的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江姐此时见此景,顿时血往上涌｡她急忙使劲抖动一下手铐,同拷一副手铐的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偏过头来用眼神探问:什么事?江姐向志得意满的涂孝文一呶嘴,两眼喷火,从齿缝里吐出几个字:“又一条狗!”李青林点点头,轻声说:“家里还不晓得他变了狗哩!这怎么办?”
江姐略一思忖便想好主意说:“让老百姓传信｡”于是,她走上前去,由于她是与李青林铐着一副手铐,便用那只未戴手铐的手去抓涂孝文,未能抓住,就怒声斥骂:“涂孝文,你这个狗东西!狗叛徒!”江姐一露面,叛徒冉益智便赶快溜掉了,因为她已领教过江姐的厉害｡在这闹市区,江姐的骂声和举动,一下子就吸引来无数围观的人｡押解的警察见事不妙,立即驱散围观的群众,想把江姐等“人犯”迅速押往码头好搭乘民贵号客轮｡
江姐站立在餐厅门前继续骂道:“姓涂的,你血口喷人,说我是共产党｡我一个妇女晓得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姓涂的你卖友求荣,你这个汉奸,你这个走狗,东咬一口,西咬一口……依我看,你涂孝文定是共产党的叛徒,叛徒!……”涂孝文羞愧得无地自容,极力想躲开不与江姐照面,但江姐却死死盯住他不放｡
特务们费了很大心计,才把江姐等“犯人”全关在民贵号客轮顶层特舱(大餐间)里,并让叛徒冉益智､涂孝文也住进来,好监视被他俩出卖的这批“人犯”｡但关押､监视都封不住江姐的嘴｡她仍不住口地痛骂和他们同住一个舱的叛徒,痛骂涂孝文､冉益智这两条披着人皮的狗｡因此,不时有旅客来舱门或窗口争看热闹｡江姐从万县大街闹市骂上轮船船舱,又从轮船船舱骂到重庆码头,再从重庆码头一直骂到乘坐去特务机关的囚车｡
很快,在万县城和乘船的客人中,传开了这样的新闻:一个戴手铐的女人,大骂长络腮胡的涂矮子是共产党的叛徒｡
很快,在重庆的党组织川东临委负责人之一的邓照明,便知道了涂孝文在万县叛变和下川东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他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避免了党组织再遭受更大的损失｡
江姐揭露叛徒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一年多后,江姐和下川东被捕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在敌特“11.27”大屠杀中,为党为革命为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全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