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用尽一切气力、寻找一切机会去放声大笑的生活恰恰是活在当下的反应,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1911年,维特根斯坦23岁,此前的12年里他一直在严肃思考“自杀”这个问题。他的疑问是,假如自己压根不是一个天才,那么活着就是没有价值的。
　　
　　类似的困惑萨特也有过,他在少年时常常自问:“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必要的——你的存在呢?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存在,你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其他人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的存在是纯粹偶然的,他在这个世界出生、成长、死亡只是一个纯粹的偶发事件,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萨特说:“我多么想使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都想念我,如同水、面包、空气那样使他们感到不可缺少。”
　　
　　幸运的是维特根斯坦很快就迎来了命运的转机,1912年他来到剑桥结识了早已名满天下的罗素。罗素在满腹疑云地观察了这个狂躁的年轻人长达一个学期之久后,终于向他郑重宣布:你的确是一个天才。
　　
　　罗素的“诊断”让维特根斯坦暂时安下心来,有趣的是,这个“诊断”同样也让罗素本人安下心来:“他让我产生了一种愉悦的懈惰感,我感觉可以把艰深思考全部都交给他,放弃一些技术活对我来说会更轻松一些。”
　　
　　不过焦虑仍然存在。天才如维特根斯坦,在接手技术活儿的时候也丝毫不觉轻松,他曾经抱怨:“无论何时当我尝试思考逻辑时,我的思想就变得如此混乱不堪,根本不能产生任何成果。我感到的是所有只拥有一半天才的人所背负的诅咒;就好像有人举着灯带领你穿越一条黑暗的走廊,走到一半的时候灯光消失了,只剩下你一个人独自呆在黑暗中。”
　　
　　罗素对此评论道:“可怜的人儿!我非常了解他的感受。拥有创造的冲动真是一个可怕的诅咒,除非你像莎士比亚或者莫扎特那样拥有随时可以依赖的天赋。”
　　
　　在一次闲谈中,维特根斯坦说宗教信仰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给人带来“绝对意义上的安全感”,惟当如此,人才会坦然相信:“我是安全的,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也不会使我感到伤害。”终其一生,维特根斯坦都在寻找这种“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也不会使我感觉受到伤害”的安全感,不让自己成为“一只不受保护的小鸟”,无论在智力上,友谊中,还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态度上。
　　
　　我猜想,只有感受到“绝对意义上的安全感”的人才会有尼采所说的那种“精神的微笑”。尼采曾这样比较大笑和微笑:精神上变得越是快活、越是靠得住,人们就越是忘记放声大笑;与此相反,他们脸上不断涌现出精神的微笑,这是他们对美好生活所藏匿的无数舒适感到惊讶的一种标志。与此相对,用尽气力、寻找一切机会放声大笑的生活恰恰是活在当下的反应,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约翰·密尔说:“假如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任何在那一刻比我们强大的东西剥夺走一切,那么我们生活的意义就只剩下满足于当前这一瞬间了。”这个比我们更强大的、随时可以剥夺走一切的东西在密尔的心中是利维坦式的国家,但它也可以是逝者如斯夫的时间,是不可测的命运,是时有时无稍纵即逝的才情。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在面对它们时一如婴儿般渺小和无助,我们就只能像婴儿那样满足于当下的感官享乐。不管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如果缺少深厚的哲学传统去沉思命运的无常,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去抵御时间的清洗,也没有强健的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去抗拒国家的暴力,那么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歇斯底里地狂欢和饕餮,起哄或围观。
　　
　　在流传至今的各种相片里,维特根斯坦总是面无表情,或者凝视或者深思,没有微笑,更没有大笑。1951年,罹患癌症的维特根斯坦死在朋友的寓所里,临终前他说:“告诉他们,我的一生很幸福。”他所有的不安、焦虑还有对于天纵奇才的怀疑,在那一刻都化为接纳与感恩。
　　
　　这句遗言总让我想起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那首诗: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这样的字句很扎实,就像我们向往的生活,它通向远方,但绝不虚无和飘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