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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国务院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自此，我国慈善事业开始迈入快车道，无论是慈善组织数量还是捐赠总额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2002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为100亿元。2011年底，这一数字变为1000亿。十年间，捐赠数字增长10倍。
数字背后，是慈善新政的频出，企业家捐赠热情高涨，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尤为难得的是，人人公益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十年前，“慈善”一词既陌生而又不被人理解。十年后，慈善就像一根四处伸展的蔓藤，遍地都是长青而茂盛的叶子。
购买公共服务
在刘佑平看来，政府从募捐主体退出，再到花钱购买公共服务，支持民间组织发展，近十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佑平是原《公益时报》总编、现任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在慈善领域耕耘刚好十年，见证了慈善事业十年变迁。在向本刊记者总结这十年间的变化时，他把政府花钱购买公共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他表示，尽管目前实施地区不多，规模也不大，但这代表了一种趋势。“随着财力的增加，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潜力越来越大。”
在刘佑平的记忆中，2002年时，慈善仍然只是一些官办机构的特权，政府充当募捐主体，一有什么大灾发生时，政府就出来募捐，资金汇入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比如说红十会与慈善总会。“社会捐赠习惯性的找这类官方机构，正式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凤毛麟角，募捐能力几乎为零。”
随后几年，一系列事关慈善的利好政策出台。
2005年3月，国务院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年10月举行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亦提出“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
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要“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此外，国家“十五”规划首次提出要“发展慈善事业，加强对捐助资金使用的监管”。“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了“鼓励开展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支持志愿服务活动并实现制度化”的要求。
民政部在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首次明确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原则和措施。公益慈善一步步地走上社会发展的前台，开始带着它自身沉重而又光辉的历史使命不断地弥合着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裂痕。
政府逐渐退出了募捐市场，大量的民间慈善组织成立，专业化能力亦得到了很大提高。再往后，政府开始购买公共服务。
2010年3月2日，北京首次批量购买公共服务。当天，在东城区市民中心举行的2010年东城区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发布会吸引了30余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到场，为老年人服务、青少年教育、下岗就业等15类共计18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公开面向社会招纳服务商。
此后，在北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越来越多。
日前，由朝阳区政府社会建设办公室采购的“蒲公英种子讲师计划”项目顺利通过结题审核，该项目于2011年6月启动，历时一年多。
据悉，朝阳区政府社会建设办公室的此次社会采购行为，是我国首次介入儿童读写困难的政府行为，具有重要的划时代历史意义。
据介绍，我国读写困难的发生率大约在10%左右，北京约有10万读写困难儿童，而全国约有1500万读写困难儿童。公众对读写困难的认知极其匮乏。虽然国内的学术研究跟国际水准相差不大，但政府介于该领域还是首次。
项目设立的宗旨为从改变父母和教师开始，消除认识的误区，理解和引导孩子，恢复自信，全方位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改变孩子的人生。
该项目的实施方为北京乐朗乐读学习潜能开发中心，是中国首家民间从事读写困难应用推广的社会化企业。
北京之外，上海、广州、杭州等多地参于，包括西部三线城市德阳，在采购公共服务方面亦做出了有益探索（本刊2011年第18期曾报道过）。
如今，小到社区一老一少的照护、一花一草的建设，大到教育、医疗、住房的“民生三大件”，都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容，并且受到各地政府的热捧，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和福彩公益金。
民间组织快步走
政府退出募捐主体，同时，还在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这些无疑也催生了专业化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展。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政策破冰。2004年，在各方期待之下，《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这一年3月8日，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当年6月1日起，《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基金会管理条例》首次提出了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被视为非公募基金会的破冰性文件。自此，我国基金会行业尤其是民间基金会步入蓬勃发展时期。
在此之前，我国基金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基金会热，但经过1996年社团清理整顿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本停滞，非公募基金会更是基本为零。2003年底，全国经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接近1200家，其中鲜有正式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
但到了2011年，数字发生了巨变。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75万个，其中有一大批社会组织将公益慈善作为发展宗旨，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
包括刘佑平在内的多位业内资深人士在受访时表示，2004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外，政府加大了对民间慈善的鼓励。
2004年12月，民政部授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等500多家民间组织“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民间组织进行表彰。
时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表彰会上说，此次表彰是民间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民间组织在兼顾群众利益、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调节器和稳定器的积极作用。 刘佑平表示，如今在众多领域均能看到民间慈善组织的身影，这些组织不只是数量的高增长，在专业化方面亦成效显著。
比如环境领域，涌现了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专业化机构。
今年，对于非政府组织又出利好消息，多地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打破“双重管理”壁垒。在此之前，民间组织需要先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之后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
“很多民间组织就是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最后无法登记，长期非法存在。”刘佑平说。
据悉，在今年年初，北京市7500多家社会组织就是如此。2012年1月31日，北京市民政工作会召开。北京市民政局首次提出，今年，将探索研究推动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公益慈善四类社会组织在北京登记注册，有望无须再找业务主管单位，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对于这7500多家社会组织来说，自然备感温暖。此前，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为“民办非企业”的身份努力58次未果。
紧随其后，上海市民政局传出消息，今年上海将探索通过“自律承诺”等方式，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
早在2011年，广东省民政厅提出，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这是我国首次在社会组织领域取消“双重管理”的地方改革方案。
业内人士在受访时表示，从“主管”到“指导”，意味着全国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民间社会组织可能破解登记难这一问题。
捐赠日趋理性
政府参于购买公共服务，“松绑”民间组织，再加上对捐赠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逐渐完善的慈善政策催生的是社会捐赠热情高涨亦不失理性。
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捐赠免税额度由原来的3%提高至12%。
当年12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权限和程序等问题。
这些政策的出台，对捐赠免税做出了规定的同时，大批民营企业家纷纷解囊。
更让人欣喜的是，企业家在做慈善时，越来越注重专业与细水长流，区分于以往直接给受助人钱物，企业家会把钱捐给慈善机构或者自已成立基金会。
其中曹德旺不得不提，尽管在成立基金会时几经周折。
2011年4月13日，福耀玻璃发布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与河仁慈善基金会签署了《捐赠协议书》，两大股东将福耀玻璃的3亿股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用于慈善用途。紧接着，当年5月5日，由曹德旺发起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以捐赠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基金会的资产规模逾30亿元，是中国目前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对于拓展慈善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强公益基金会的工作活力和发展基础影响深远，也传递了政府对待慈善事业积极的政策信号——做慈善可突破部分限制。
此后，捐资成立基金会，让专业机构做慈善的企业家越来越多。
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刘彪，2000年至今，这位陕西的企业家一直积极投入慈善事业，在赈灾救援、养老、困难家庭大病救助、新农村建设、文化教育等公益慈善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他在民政部登记成立了刘彪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原始出资额为1亿元人民币。
刘彪表示，“希望通过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可以有更多的人加入慈善这个行列，和我一起，为这片土地上所有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人人慈善
无数刘彪们正是期望通过自已的行为影响他人，形成人人慈善的氛围。
2011年，快速发展的中国慈善事业遭遇信任危机，事情起源于一个叫“郭美美”的女孩。这一年6月，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突然窜红，公众将其炫富和在微博认证的特殊身份联系在一起，矛头直指国内知名公益机构——中国红十字总会。
公众穷追之下，置身其中的公益圈人士处境变得微妙，人们纷纷开始了反思，人人慈善突然发力。
此后没多久，民间公益借助社交媒体的神奇力量，真正掀起了公众广泛参与的高潮。
早在2008年3月，湖北潜江的彭高峰夫妇在深圳经商时，3岁的儿子彭文乐在商店附近被人拐走。这位父亲为此执着寻找，在网络微博的推动下，2011年2月8日，彭高峰最终在江苏邳州一个村庄找到儿子。
此后，作为“微博打拐”主要发起人之一邓飞，紧接着又发起“免费午餐”，再次引起社会关注，网友的捐款蜂拥而至。年底，该项目发起的基金募捐总额近2500万元人民币，共资助了150多所学校的两万多个贫困学童。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将“免费午餐”作为国家政策，实行财政拨款。
今年1月10日，邓飞和王永、赵普、郎永淳、陈伟鸿一起在微博上发起了“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该活动于1月10日开始至2月10日结束，30天里，参与活动的微博网友超过18000人，500余车主帮助约1000余名乘客免费回家过年或返城工作。
“这些成功的微公益一方面得益于人人慈善，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凸显的正是十年慈善巨变。”刘佑平不无感概地说。
2002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为100亿元。2011年底，这一数字变为1000亿。十年间，捐赠数字增长10倍。
数字背后，是慈善新政的频出，企业家捐赠热情高涨，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尤为难得的是，人人公益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十年前，“慈善”一词既陌生而又不被人理解。十年后，慈善就像一根四处伸展的蔓藤，遍地都是长青而茂盛的叶子。
购买公共服务
在刘佑平看来，政府从募捐主体退出，再到花钱购买公共服务，支持民间组织发展，近十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佑平是原《公益时报》总编、现任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在慈善领域耕耘刚好十年，见证了慈善事业十年变迁。在向本刊记者总结这十年间的变化时，他把政府花钱购买公共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他表示，尽管目前实施地区不多，规模也不大，但这代表了一种趋势。“随着财力的增加，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潜力越来越大。”
在刘佑平的记忆中，2002年时，慈善仍然只是一些官办机构的特权，政府充当募捐主体，一有什么大灾发生时，政府就出来募捐，资金汇入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比如说红十会与慈善总会。“社会捐赠习惯性的找这类官方机构，正式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凤毛麟角，募捐能力几乎为零。”
随后几年，一系列事关慈善的利好政策出台。
2005年3月，国务院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年10月举行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亦提出“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
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要“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此外，国家“十五”规划首次提出要“发展慈善事业，加强对捐助资金使用的监管”。“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了“鼓励开展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支持志愿服务活动并实现制度化”的要求。
民政部在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首次明确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原则和措施。公益慈善一步步地走上社会发展的前台，开始带着它自身沉重而又光辉的历史使命不断地弥合着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裂痕。
政府逐渐退出了募捐市场，大量的民间慈善组织成立，专业化能力亦得到了很大提高。再往后，政府开始购买公共服务。
2010年3月2日，北京首次批量购买公共服务。当天，在东城区市民中心举行的2010年东城区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发布会吸引了30余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到场，为老年人服务、青少年教育、下岗就业等15类共计18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公开面向社会招纳服务商。
此后，在北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越来越多。
日前，由朝阳区政府社会建设办公室采购的“蒲公英种子讲师计划”项目顺利通过结题审核，该项目于2011年6月启动，历时一年多。
据悉，朝阳区政府社会建设办公室的此次社会采购行为，是我国首次介入儿童读写困难的政府行为，具有重要的划时代历史意义。
据介绍，我国读写困难的发生率大约在10%左右，北京约有10万读写困难儿童，而全国约有1500万读写困难儿童。公众对读写困难的认知极其匮乏。虽然国内的学术研究跟国际水准相差不大，但政府介于该领域还是首次。
项目设立的宗旨为从改变父母和教师开始，消除认识的误区，理解和引导孩子，恢复自信，全方位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改变孩子的人生。
该项目的实施方为北京乐朗乐读学习潜能开发中心，是中国首家民间从事读写困难应用推广的社会化企业。
北京之外，上海、广州、杭州等多地参于，包括西部三线城市德阳，在采购公共服务方面亦做出了有益探索（本刊2011年第18期曾报道过）。
如今，小到社区一老一少的照护、一花一草的建设，大到教育、医疗、住房的“民生三大件”，都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容，并且受到各地政府的热捧，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和福彩公益金。
民间组织快步走
政府退出募捐主体，同时，还在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这些无疑也催生了专业化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展。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政策破冰。2004年，在各方期待之下，《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这一年3月8日，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当年6月1日起，《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基金会管理条例》首次提出了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被视为非公募基金会的破冰性文件。自此，我国基金会行业尤其是民间基金会步入蓬勃发展时期。
在此之前，我国基金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基金会热，但经过1996年社团清理整顿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本停滞，非公募基金会更是基本为零。2003年底，全国经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接近1200家，其中鲜有正式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
但到了2011年，数字发生了巨变。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75万个，其中有一大批社会组织将公益慈善作为发展宗旨，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
包括刘佑平在内的多位业内资深人士在受访时表示，2004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外，政府加大了对民间慈善的鼓励。
2004年12月，民政部授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等500多家民间组织“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民间组织进行表彰。
时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表彰会上说，此次表彰是民间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民间组织在兼顾群众利益、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调节器和稳定器的积极作用。 刘佑平表示，如今在众多领域均能看到民间慈善组织的身影，这些组织不只是数量的高增长，在专业化方面亦成效显著。
比如环境领域，涌现了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专业化机构。
今年，对于非政府组织又出利好消息，多地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打破“双重管理”壁垒。在此之前，民间组织需要先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之后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
“很多民间组织就是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最后无法登记，长期非法存在。”刘佑平说。
据悉，在今年年初，北京市7500多家社会组织就是如此。2012年1月31日，北京市民政工作会召开。北京市民政局首次提出，今年，将探索研究推动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公益慈善四类社会组织在北京登记注册，有望无须再找业务主管单位，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对于这7500多家社会组织来说，自然备感温暖。此前，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为“民办非企业”的身份努力58次未果。
紧随其后，上海市民政局传出消息，今年上海将探索通过“自律承诺”等方式，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
早在2011年，广东省民政厅提出，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这是我国首次在社会组织领域取消“双重管理”的地方改革方案。
业内人士在受访时表示，从“主管”到“指导”，意味着全国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民间社会组织可能破解登记难这一问题。
捐赠日趋理性
政府参于购买公共服务，“松绑”民间组织，再加上对捐赠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逐渐完善的慈善政策催生的是社会捐赠热情高涨亦不失理性。
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捐赠免税额度由原来的3%提高至12%。
当年12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权限和程序等问题。
这些政策的出台，对捐赠免税做出了规定的同时，大批民营企业家纷纷解囊。
更让人欣喜的是，企业家在做慈善时，越来越注重专业与细水长流，区分于以往直接给受助人钱物，企业家会把钱捐给慈善机构或者自已成立基金会。
其中曹德旺不得不提，尽管在成立基金会时几经周折。
2011年4月13日，福耀玻璃发布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与河仁慈善基金会签署了《捐赠协议书》，两大股东将福耀玻璃的3亿股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用于慈善用途。紧接着，当年5月5日，由曹德旺发起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以捐赠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基金会的资产规模逾30亿元，是中国目前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河仁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对于拓展慈善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强公益基金会的工作活力和发展基础影响深远，也传递了政府对待慈善事业积极的政策信号——做慈善可突破部分限制。
此后，捐资成立基金会，让专业机构做慈善的企业家越来越多。
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刘彪，2000年至今，这位陕西的企业家一直积极投入慈善事业，在赈灾救援、养老、困难家庭大病救助、新农村建设、文化教育等公益慈善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他在民政部登记成立了刘彪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原始出资额为1亿元人民币。
刘彪表示，“希望通过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可以有更多的人加入慈善这个行列，和我一起，为这片土地上所有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人人慈善
无数刘彪们正是期望通过自已的行为影响他人，形成人人慈善的氛围。
2011年，快速发展的中国慈善事业遭遇信任危机，事情起源于一个叫“郭美美”的女孩。这一年6月，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突然窜红，公众将其炫富和在微博认证的特殊身份联系在一起，矛头直指国内知名公益机构——中国红十字总会。
公众穷追之下，置身其中的公益圈人士处境变得微妙，人们纷纷开始了反思，人人慈善突然发力。
此后没多久，民间公益借助社交媒体的神奇力量，真正掀起了公众广泛参与的高潮。
早在2008年3月，湖北潜江的彭高峰夫妇在深圳经商时，3岁的儿子彭文乐在商店附近被人拐走。这位父亲为此执着寻找，在网络微博的推动下，2011年2月8日，彭高峰最终在江苏邳州一个村庄找到儿子。
此后，作为“微博打拐”主要发起人之一邓飞，紧接着又发起“免费午餐”，再次引起社会关注，网友的捐款蜂拥而至。年底，该项目发起的基金募捐总额近2500万元人民币，共资助了150多所学校的两万多个贫困学童。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将“免费午餐”作为国家政策，实行财政拨款。
今年1月10日，邓飞和王永、赵普、郎永淳、陈伟鸿一起在微博上发起了“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该活动于1月10日开始至2月10日结束，30天里，参与活动的微博网友超过18000人，500余车主帮助约1000余名乘客免费回家过年或返城工作。
“这些成功的微公益一方面得益于人人慈善，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凸显的正是十年慈善巨变。”刘佑平不无感概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