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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陈半丁（1876—1970），浙江绍兴人，原名陈年，字静山，号半丁，又号半翁、半丁老人、稽山半老、山阴道上人等。我一直珍藏着一封信，那是1969年6月6日外公写给我的回信……这封信常常勾起我对外公无尽的思念。
1966年4月26日，我被动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在浙江遂昌县（今松阳县）靖居公社大塔大队（今象溪镇大塔村）。临离家前，父母亲叮嘱我：“下个月就是你外公的生日了，老人家今年90（周岁）大寿，你安顿好以后，马上给外公写封信，一则给外公祝寿，再则告诉你现在的工作地点和情况，好让外公放心。”
到大塔五队以后，我马上写了一封信，连同在当地买的五斤羊角笋干，一并寄给了外公。信上写了“祝外公永远健康、万寿无疆”的话。可一直到1969年6月，我才等到外公的回信。
1978年12月底，三外婆（张慕贞）来丽水参加九舅（燕麟）的婚礼，告诉我外公没有及时回信的原因。原来北京当时政治气氛是乌云密布，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四家店”，人们都预感着有一场极大的政治风波就要降临。外公自知要面临一场残酷的大浩劫，每日愁眉不展、沉默寡言。耄耋老人能否躲过这一劫难，是亲友们日夜担心的事。大家暗暗地为老人家祈祷着，盼望着多灾多难的祖国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然而，1966年8月，外公工资被扣发，每月只给27元生活费，画院接送他上下班的汽车也不让用了，90岁的老人，已无力跟老百姓一样每日去挤公共汽车上下班，二外婆（王慕廉）就用推小孩的竹车送外公到北京中国画院学习和接受批斗，在煎熬的日子里，他们度日如年。三外婆告诉我，外公虽然年纪大，但思想很敏锐，每次挨批斗回来，都轻声告诉二外婆，说“他们不光想搞我，真正目的是想从我这里找批刘主席、周总理、周部长（周扬）的材料，我一概回答，老了，不记得了”。外公说：“完全是康生在搞鬼，想从我这里找缺口搞刘主席、周总理，真是妄想，就是把我批斗死了，我也不能牵连刘主席和总理、部长，只要他们安全了，我们国家就还有希望。”
三外婆接着说：“收到你的来信，外公是既担心又高兴。高兴的是，你去了遂昌山区农村，应该比城市安全，可能会因祸得福；担心的是你年轻，政治上幼稚，讲话、写文章上不够注意，运动中可能会招致麻烦。你信上的祝词，如给造反派看到，外公可能会有大麻烦。外公一直想给你去信，让你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可当时天天被批斗，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每日疲于应付，实在没有精力马上给你写回信，所以拖到了1969年，形势稍缓，才给你回信。”
三外婆继续向我介绍外公的情况：外公被批斗的情况，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画院，才有了好转。军宣队的一位军官叫外公装病，不要再去接受批斗，外公就开始装病了……有一天，工宣队的几位同志到家里来，一位领导轻轻告诉二外婆、我和你舅舅、姨妈们：“周总理过问了此事，叮嘱他们，陈半丁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国内外知名人士，他已九十多岁了，要注意他的身体与安全。”全家人听了都非常感动。总理在百忙之中仍关心着众多民主人士的安危，叮嘱工宣队予以关照，大家都落了泪，总理的恩情让我们世世代代铭记。大家悬着的心也放下了许多，也就在这段时间，才给你写了回信。信的内容一是要你努力，勤奋谦虚。二要团结社员乡亲。三要生活俭朴。最要紧的是说话写信要注意，切切不可再写永远健康、万寿无疆之类的话了，要防误会、遭诬陷等等。
三外婆还告诉我，外公当时最痛苦的是给自己开小车的司机（外公平日对其极好）在批斗会上，对老人家动了拳脚，以表示自己忠于革命，彻底与陈半丁决裂的立场。外公当时非常痛心、难受，但外公是一个非常宽厚大气的人，没过几天就和二外婆讲：“我不生气，也不怨他们，这场运动对他们有很大压力，不如此表现，在单位、学校就可能过不了关，所以我原谅他们，我老了，无所谓了。我只是担心他们这样表现，造反派、红卫兵未必能放过他们。我个人受委屈事小，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诬陷打倒，这么多教育家、科学家、文化艺术家们被批斗打倒，有的被迫自杀，如何得了！我为国家和百姓担忧啊！”
外公的话让我热泪盈眶，我真诚善良的外公，在自己朝不保夕的残酷环境下，想到的是祖国、民族的安危，保全子女，保全别人，这是真正伟大的爱！
1969年，外公被勒令为颐和园举办的庆祝“九大”的画展作《梅花》，而款只能落“工农兵画院”。1970年，某大报再度点名批判外公，外公见后黯然无语，遂一病不起。1月29日下午，二舅妈（黄美蓉）、五姨（燕姮）、龙舅（燕龙）、明舅（燕明）送外公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开始十分热情，后一听说“陈半丁”的名字，就不敢医治，说要向上级请示，担架被停放在走廊上（从下午至晚上），直到晚上10点多才同意住院，待担架抬入病房，外公已昏迷了。当天晚上11点30分，外公含冤而逝了。翌日，我们接到外公去世的电报，母亲当场就昏了过去，好长时间才醒过来，呜咽不止；我们也都哭了。不久，便是春节，大家都是在悲伤中度过的。“文革”以来，外公工资被扣发、思想受批判、身体遭折磨、连续被抄家以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真的是步步把人往死里逼。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我个人并无怨悔，反而更加珍惜，我为有这样的外公而自豪和骄傲。我觉得越是如此，作为半丁老人的外孙更应自强，我人生的每一步都不能给外公抹黑，“文熙努力！”外公的叮嘱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我保存的另一封信，是1980年1月“陈半丁先生骨灰安放委员会”寄到遂昌县物资局，通知我去参加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的信。可惜2月5日下午两时就要开会，上午九时信才送到我手上（龙游至遂昌冰雪封路，信被耽搁），没有去成，好在我四哥（文翔）去北京参加了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虽没有赶上参加追悼会，但我还是感到早春来临的温暖。 “文革”的烏云硝烟，终于散尽，雨过天晴。
责任编辑 周峥嵘
1966年4月26日，我被动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在浙江遂昌县（今松阳县）靖居公社大塔大队（今象溪镇大塔村）。临离家前，父母亲叮嘱我：“下个月就是你外公的生日了，老人家今年90（周岁）大寿，你安顿好以后，马上给外公写封信，一则给外公祝寿，再则告诉你现在的工作地点和情况，好让外公放心。”
到大塔五队以后，我马上写了一封信，连同在当地买的五斤羊角笋干，一并寄给了外公。信上写了“祝外公永远健康、万寿无疆”的话。可一直到1969年6月，我才等到外公的回信。
1978年12月底，三外婆（张慕贞）来丽水参加九舅（燕麟）的婚礼，告诉我外公没有及时回信的原因。原来北京当时政治气氛是乌云密布，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四家店”，人们都预感着有一场极大的政治风波就要降临。外公自知要面临一场残酷的大浩劫，每日愁眉不展、沉默寡言。耄耋老人能否躲过这一劫难，是亲友们日夜担心的事。大家暗暗地为老人家祈祷着，盼望着多灾多难的祖国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然而，1966年8月，外公工资被扣发，每月只给27元生活费，画院接送他上下班的汽车也不让用了，90岁的老人，已无力跟老百姓一样每日去挤公共汽车上下班，二外婆（王慕廉）就用推小孩的竹车送外公到北京中国画院学习和接受批斗，在煎熬的日子里，他们度日如年。三外婆告诉我，外公虽然年纪大，但思想很敏锐，每次挨批斗回来，都轻声告诉二外婆，说“他们不光想搞我，真正目的是想从我这里找批刘主席、周总理、周部长（周扬）的材料，我一概回答，老了，不记得了”。外公说：“完全是康生在搞鬼，想从我这里找缺口搞刘主席、周总理，真是妄想，就是把我批斗死了，我也不能牵连刘主席和总理、部长，只要他们安全了，我们国家就还有希望。”
三外婆接着说：“收到你的来信，外公是既担心又高兴。高兴的是，你去了遂昌山区农村，应该比城市安全，可能会因祸得福；担心的是你年轻，政治上幼稚，讲话、写文章上不够注意，运动中可能会招致麻烦。你信上的祝词，如给造反派看到，外公可能会有大麻烦。外公一直想给你去信，让你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可当时天天被批斗，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每日疲于应付，实在没有精力马上给你写回信，所以拖到了1969年，形势稍缓，才给你回信。”
三外婆继续向我介绍外公的情况：外公被批斗的情况，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画院，才有了好转。军宣队的一位军官叫外公装病，不要再去接受批斗，外公就开始装病了……有一天，工宣队的几位同志到家里来，一位领导轻轻告诉二外婆、我和你舅舅、姨妈们：“周总理过问了此事，叮嘱他们，陈半丁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国内外知名人士，他已九十多岁了，要注意他的身体与安全。”全家人听了都非常感动。总理在百忙之中仍关心着众多民主人士的安危，叮嘱工宣队予以关照，大家都落了泪，总理的恩情让我们世世代代铭记。大家悬着的心也放下了许多，也就在这段时间，才给你写了回信。信的内容一是要你努力，勤奋谦虚。二要团结社员乡亲。三要生活俭朴。最要紧的是说话写信要注意，切切不可再写永远健康、万寿无疆之类的话了，要防误会、遭诬陷等等。
三外婆还告诉我，外公当时最痛苦的是给自己开小车的司机（外公平日对其极好）在批斗会上，对老人家动了拳脚，以表示自己忠于革命，彻底与陈半丁决裂的立场。外公当时非常痛心、难受，但外公是一个非常宽厚大气的人，没过几天就和二外婆讲：“我不生气，也不怨他们，这场运动对他们有很大压力，不如此表现，在单位、学校就可能过不了关，所以我原谅他们，我老了，无所谓了。我只是担心他们这样表现，造反派、红卫兵未必能放过他们。我个人受委屈事小，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诬陷打倒，这么多教育家、科学家、文化艺术家们被批斗打倒，有的被迫自杀，如何得了！我为国家和百姓担忧啊！”
外公的话让我热泪盈眶，我真诚善良的外公，在自己朝不保夕的残酷环境下，想到的是祖国、民族的安危，保全子女，保全别人，这是真正伟大的爱！
1969年，外公被勒令为颐和园举办的庆祝“九大”的画展作《梅花》，而款只能落“工农兵画院”。1970年，某大报再度点名批判外公，外公见后黯然无语，遂一病不起。1月29日下午，二舅妈（黄美蓉）、五姨（燕姮）、龙舅（燕龙）、明舅（燕明）送外公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开始十分热情，后一听说“陈半丁”的名字，就不敢医治，说要向上级请示，担架被停放在走廊上（从下午至晚上），直到晚上10点多才同意住院，待担架抬入病房，外公已昏迷了。当天晚上11点30分，外公含冤而逝了。翌日，我们接到外公去世的电报，母亲当场就昏了过去，好长时间才醒过来，呜咽不止；我们也都哭了。不久，便是春节，大家都是在悲伤中度过的。“文革”以来，外公工资被扣发、思想受批判、身体遭折磨、连续被抄家以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真的是步步把人往死里逼。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我个人并无怨悔，反而更加珍惜，我为有这样的外公而自豪和骄傲。我觉得越是如此，作为半丁老人的外孙更应自强，我人生的每一步都不能给外公抹黑，“文熙努力！”外公的叮嘱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我保存的另一封信，是1980年1月“陈半丁先生骨灰安放委员会”寄到遂昌县物资局，通知我去参加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的信。可惜2月5日下午两时就要开会，上午九时信才送到我手上（龙游至遂昌冰雪封路，信被耽搁），没有去成，好在我四哥（文翔）去北京参加了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虽没有赶上参加追悼会，但我还是感到早春来临的温暖。 “文革”的烏云硝烟，终于散尽，雨过天晴。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