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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春秋左传注》杜预云：“谯国酇县东北有犬丘城，郑子然侵宋取犬丘即此。”，经考为谬注，应纠正。太丘，远古属于东夷民族与炎帝部族交错地，夏商时期为元国、及国地望，[1]与商、宋相地及攸国为邻，周初至战国后期（公元前336年）为宋国神社太丘社所在地，汉初置敬丘侯国立汉太丘社，东汉明帝改为太丘县，晋时县废设太丘集至今，现为河南省永城市太丘镇。
关键词：太丘；犬丘；敬丘侯国；丘庙村
一、太丘地名的古老和稳定
太丘地名最早文献记载见于《史记》，《孝武本纪》云：“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六国年表》载：“宋太丘社亡”，《封禅书》云：“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集解]案：《古本尔雅》曰，左陵泰丘，[索隐]：郭璞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司马迁在《史记》的三个篇章中严肃慎重的引用了轰动一时对社会影响至深且众所周知的重大事件辅助形成了“天命与德并重决定社稷归属”观点，[2]同时隐语“拥太丘社者得天下”。[3]《史记·周本纪第四》谓：“以微子开（启）代殷后，国于宋”，《吕氏春秋·慎大》云：“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以上两个古文献确定了在西周初把微子启封于宋立太丘社的事实，郭璞的《史记·索隐》明确了太丘社与太丘地名的关系，社名是以所在地而得名的。《六国年表》明确记载宋太丘社亡事件发生在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说明太丘社从立社到亡去都在使用太丘之名。
魏建震云：“春秋期，宋有建于丘陵之上的太丘社。”。[4]魏建震是现代著名文史学家，对先秦社祀有专门的研究，他从学术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更具权威性。
《水经注·睢水·卷二十四》“睢水又东径太丘县故城北，《地理志曰》曰：故敬丘也，汉武帝元朔三年，封鲁共王子节侯刘政为侯国，汉明帝更从今名。”。《汉书·地理志上》“沛郡：相、龙亢、敬丘”，《后汉书·郡国志》“沛国，二十一城：相、太丘、龙亢”；《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史名籍》云：“盐官别治郁州丞沛郡敬丘淳于赏故侯门大夫以功迁”，此简牍成文的年代被认定为公元10年左右，正是西汉时期。《晋书·祖狄传》和《资治通鉴·第九十卷》均有“祖狄则进据太丘”记载，晋太丘县废设太丘集。以上文献证明了从西汉至今太丘地名使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太丘之丘的存在也有证据支持，《古本尔雅·释丘》谓：“左陵泰丘。”，泰，古通太，泰丘即太丘。按此，太丘左边应有陵，《尔雅·释地》谓：“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永城市文物名录》和《顺和文史大观》载，顺和乡前陈营村有“黑堌堆”，鉴定为“汉文化破龙山文化”叠加文化。黑堌堆高出地面2米，地面以上有汉墓。这处遗址距离丘庙村3.5公里，距离汉太丘故城5公里，经钻探，这里的地面高出丘庙村同时期地面4米，高出汉太丘故城地面11米，在太丘社存世的年代，前陈营一带比相邻的地块高出11米，相对于周边来说确是一块高、平、大之地，正符合尔雅释地中陵的条件。故，太丘之丘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地貌。
另从丘庙村民间遗存的十八世纪出土的疑似太丘社社主莲花石柱的实物及近似隋唐年代“天仙圣母娘娘莲花石座”残块和丘庙村周围土地庙宗教建筑群遗址等关联证物，参考古代立社于南郊的规制，可合并确定现太丘汉故城南2公里丘庙村地下即是远古太丘社原址。
根据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春秋宋地符合太丘名称的唯有现太丘镇丘庙村一处，且无曾改名犬丘之实。
二、杜说的依据及影响的范围
《春秋左传注·襄公元年》云：“谯国酇县东北有犬丘城，郑子然侵宋取犬丘即此。”。这是杜预在给《春秋左传·襄公元年》中郑子然侵宋，取犬丘一句所作的注，杜预所指的犬丘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太丘。杜预是跨越魏晋的官宦，西晋官拜镇南大将军，之前曾为地方官吏，研究其经历作注不是他的专业，也不具备精力与机会去考究史实研讨地名。杜注对后世是有影响的，后世有部分文献引用，特别是永城县明清几次修《永城县志》均引用此注，云永城县周有犬丘邑。在引用的同时亦有在《志》中提出疑问的，如《乾隆·永城县志·卷二·建置》曰：“按纲目周显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注云：宋社即亳社也。武王伐纣时既曰立于武王，则周固有太丘名矣，何以在春秋为犬丘至汉改为太丘”，[5]很显然编志者对太丘在春秋时期更名为犬丘有疑问与不服。《清光绪二十九年·永城县志》则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在《古迹志·园林》篇分别列太丘城引《地理志》，列犬丘引杜注，把犬丘和太丘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地理位置，暂时解决了《乾隆·永城县志》提出的疑问，也是权宜之策。
除去明清《永城县志》和近代地方文史爱好者引用杜说外，专家学者中只发现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引用了杜注，其他专业学者未见引用。
三、对杜注批判
首先，从军事上说郑子产不可能形成取太丘之实。因为郑在宋都商丘的西南方，太丘在宋都的东北方纵深处，郑侵太丘并取之要越过宋都商丘向东100公里才可以完成，这种深入敌国后方并占有其地的军事行为是十分危险和无法实现的。纵观古今战争史无先例，即使是轻装深入也绝不能形成占有的结果。郑想占有太丘之地只有借道楚地才能形成，借道，在左传中是要明确记载的，这是规则。没有借道楚是不可能完成对太丘的占有的。
其次，从政治秩序上说郑子然取太丘也是不可能的事。郑子产侵宋取犬丘发生在襄公元年（公元前571年），此时是东周时期也是史学家定义的春秋时期，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政治秩序是有序的。占有他国天子封于的疆土是要經过天子授命的，天子授命的战争行为叫伐，郑子然的行动定义是侵，显然不是周天子的授命，而是郑国的私下行为。郑国私自越过宋都100公里去占有宋的太丘，没有周天子的支持能占得住吗？显然不能。
再其次，从春秋时期的礼议上说，郑取太丘更不可能。太丘是宋国神社所在地，是周天子所封，太丘社代表宋国社稷，侵占其社就是灭国，灭其国是要有大罪于天下并昭告天下的，显然没有这个昭告。没有充分的理由和昭告就占有其国社，不但宋国要奋力反抗，周天子也会令诸侯国群起而攻之，事实上未见有任何行动，所以，郑这次取的决不是太丘。另外宋是“三恪”之一，也曾称“春秋五霸”其地位是显赫的，郑不会轻易的侵其国社所在地而取之。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春秋太丘改名为犬丘只能是宋国主动为之，这种设想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礼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社是上帝诸神出入之地，神圣而庄严，世人敬畏。祀社又称郊社、南郊之礼，郊社祀天帝、上帝诸天神，使用的牺牲是大牢牛、猪、羊，犬在甲骨文中已经被用作牺牲使用，但不在大牢之列，春秋时期对犬字的尊崇只存在于犬族、犬国范围内，作为殷商族在正史中没有对犬有敬畏的描述记载。所以，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宋国没有任何理由将国家神社圣地的名字太丘改为犬丘，按宋国当时在诸侯中的地位也无被强迫改名之嫌，宋国主动改名是不成立的。
再者，与杜预同时代的文史学家郭璞推翻了杜注，《史记·集解》引郭璞云：“宋有太丘社”。郭璞在西晋元帝时官拜著作佐郎，与王隐共撰《晋史》，后人称其为文史学家、训诂学家，郭璞未从杜注而肯定宋有太丘社而非犬丘社，从专业学术角度上说，郭璞的结论与杜注相比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再有，通读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权威王国维先生及现代史学家王宇信、宋镇豪、郑杰祥等著名专家的著作与论文均无太丘在春秋为犬丘之说。
综上所述，杜预的《春秋左传注》“谯国酇县东北有犬丘城，郑子然侵宋取犬丘即此。”一注解为谬误，应弃之不用。
参考文献：
[1]宋振豪.商代地理与方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02-403.
[2]夏浚钟.司马迁的“太丘”情结.商丘日报，2017-06-16（05）.
[3]夏浚钟.商丘日报.2017-10-24（05）.
[4]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M].2008，4（1）.
[5]康熙永城县志（卷之二）[M].帝师图书馆藏书，康熙三十六年.
作者简介：夏浚钟（1967—），男，汉族，河南永城人，本科，永城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现任北京搜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主要研究方向：文史及古代信仰。
关键词：太丘；犬丘；敬丘侯国；丘庙村
一、太丘地名的古老和稳定
太丘地名最早文献记载见于《史记》，《孝武本纪》云：“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六国年表》载：“宋太丘社亡”，《封禅书》云：“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集解]案：《古本尔雅》曰，左陵泰丘，[索隐]：郭璞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司马迁在《史记》的三个篇章中严肃慎重的引用了轰动一时对社会影响至深且众所周知的重大事件辅助形成了“天命与德并重决定社稷归属”观点，[2]同时隐语“拥太丘社者得天下”。[3]《史记·周本纪第四》谓：“以微子开（启）代殷后，国于宋”，《吕氏春秋·慎大》云：“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以上两个古文献确定了在西周初把微子启封于宋立太丘社的事实，郭璞的《史记·索隐》明确了太丘社与太丘地名的关系，社名是以所在地而得名的。《六国年表》明确记载宋太丘社亡事件发生在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说明太丘社从立社到亡去都在使用太丘之名。
魏建震云：“春秋期，宋有建于丘陵之上的太丘社。”。[4]魏建震是现代著名文史学家，对先秦社祀有专门的研究，他从学术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更具权威性。
《水经注·睢水·卷二十四》“睢水又东径太丘县故城北，《地理志曰》曰：故敬丘也，汉武帝元朔三年，封鲁共王子节侯刘政为侯国，汉明帝更从今名。”。《汉书·地理志上》“沛郡：相、龙亢、敬丘”，《后汉书·郡国志》“沛国，二十一城：相、太丘、龙亢”；《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史名籍》云：“盐官别治郁州丞沛郡敬丘淳于赏故侯门大夫以功迁”，此简牍成文的年代被认定为公元10年左右，正是西汉时期。《晋书·祖狄传》和《资治通鉴·第九十卷》均有“祖狄则进据太丘”记载，晋太丘县废设太丘集。以上文献证明了从西汉至今太丘地名使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太丘之丘的存在也有证据支持，《古本尔雅·释丘》谓：“左陵泰丘。”，泰，古通太，泰丘即太丘。按此，太丘左边应有陵，《尔雅·释地》谓：“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永城市文物名录》和《顺和文史大观》载，顺和乡前陈营村有“黑堌堆”，鉴定为“汉文化破龙山文化”叠加文化。黑堌堆高出地面2米，地面以上有汉墓。这处遗址距离丘庙村3.5公里，距离汉太丘故城5公里，经钻探，这里的地面高出丘庙村同时期地面4米，高出汉太丘故城地面11米，在太丘社存世的年代，前陈营一带比相邻的地块高出11米，相对于周边来说确是一块高、平、大之地，正符合尔雅释地中陵的条件。故，太丘之丘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地貌。
另从丘庙村民间遗存的十八世纪出土的疑似太丘社社主莲花石柱的实物及近似隋唐年代“天仙圣母娘娘莲花石座”残块和丘庙村周围土地庙宗教建筑群遗址等关联证物，参考古代立社于南郊的规制，可合并确定现太丘汉故城南2公里丘庙村地下即是远古太丘社原址。
根据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春秋宋地符合太丘名称的唯有现太丘镇丘庙村一处，且无曾改名犬丘之实。
二、杜说的依据及影响的范围
《春秋左传注·襄公元年》云：“谯国酇县东北有犬丘城，郑子然侵宋取犬丘即此。”。这是杜预在给《春秋左传·襄公元年》中郑子然侵宋，取犬丘一句所作的注，杜预所指的犬丘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太丘。杜预是跨越魏晋的官宦，西晋官拜镇南大将军，之前曾为地方官吏，研究其经历作注不是他的专业，也不具备精力与机会去考究史实研讨地名。杜注对后世是有影响的，后世有部分文献引用，特别是永城县明清几次修《永城县志》均引用此注，云永城县周有犬丘邑。在引用的同时亦有在《志》中提出疑问的，如《乾隆·永城县志·卷二·建置》曰：“按纲目周显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注云：宋社即亳社也。武王伐纣时既曰立于武王，则周固有太丘名矣，何以在春秋为犬丘至汉改为太丘”，[5]很显然编志者对太丘在春秋时期更名为犬丘有疑问与不服。《清光绪二十九年·永城县志》则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在《古迹志·园林》篇分别列太丘城引《地理志》，列犬丘引杜注，把犬丘和太丘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地理位置，暂时解决了《乾隆·永城县志》提出的疑问，也是权宜之策。
除去明清《永城县志》和近代地方文史爱好者引用杜说外，专家学者中只发现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引用了杜注，其他专业学者未见引用。
三、对杜注批判
首先，从军事上说郑子产不可能形成取太丘之实。因为郑在宋都商丘的西南方，太丘在宋都的东北方纵深处，郑侵太丘并取之要越过宋都商丘向东100公里才可以完成，这种深入敌国后方并占有其地的军事行为是十分危险和无法实现的。纵观古今战争史无先例，即使是轻装深入也绝不能形成占有的结果。郑想占有太丘之地只有借道楚地才能形成，借道，在左传中是要明确记载的，这是规则。没有借道楚是不可能完成对太丘的占有的。
其次，从政治秩序上说郑子然取太丘也是不可能的事。郑子产侵宋取犬丘发生在襄公元年（公元前571年），此时是东周时期也是史学家定义的春秋时期，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政治秩序是有序的。占有他国天子封于的疆土是要經过天子授命的，天子授命的战争行为叫伐，郑子然的行动定义是侵，显然不是周天子的授命，而是郑国的私下行为。郑国私自越过宋都100公里去占有宋的太丘，没有周天子的支持能占得住吗？显然不能。
再其次，从春秋时期的礼议上说，郑取太丘更不可能。太丘是宋国神社所在地，是周天子所封，太丘社代表宋国社稷，侵占其社就是灭国，灭其国是要有大罪于天下并昭告天下的，显然没有这个昭告。没有充分的理由和昭告就占有其国社，不但宋国要奋力反抗，周天子也会令诸侯国群起而攻之，事实上未见有任何行动，所以，郑这次取的决不是太丘。另外宋是“三恪”之一，也曾称“春秋五霸”其地位是显赫的，郑不会轻易的侵其国社所在地而取之。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春秋太丘改名为犬丘只能是宋国主动为之，这种设想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礼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社是上帝诸神出入之地，神圣而庄严，世人敬畏。祀社又称郊社、南郊之礼，郊社祀天帝、上帝诸天神，使用的牺牲是大牢牛、猪、羊，犬在甲骨文中已经被用作牺牲使用，但不在大牢之列，春秋时期对犬字的尊崇只存在于犬族、犬国范围内，作为殷商族在正史中没有对犬有敬畏的描述记载。所以，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宋国没有任何理由将国家神社圣地的名字太丘改为犬丘，按宋国当时在诸侯中的地位也无被强迫改名之嫌，宋国主动改名是不成立的。
再者，与杜预同时代的文史学家郭璞推翻了杜注，《史记·集解》引郭璞云：“宋有太丘社”。郭璞在西晋元帝时官拜著作佐郎，与王隐共撰《晋史》，后人称其为文史学家、训诂学家，郭璞未从杜注而肯定宋有太丘社而非犬丘社，从专业学术角度上说，郭璞的结论与杜注相比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再有，通读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权威王国维先生及现代史学家王宇信、宋镇豪、郑杰祥等著名专家的著作与论文均无太丘在春秋为犬丘之说。
综上所述，杜预的《春秋左传注》“谯国酇县东北有犬丘城，郑子然侵宋取犬丘即此。”一注解为谬误，应弃之不用。
参考文献：
[1]宋振豪.商代地理与方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02-403.
[2]夏浚钟.司马迁的“太丘”情结.商丘日报，2017-06-16（05）.
[3]夏浚钟.商丘日报.2017-10-24（05）.
[4]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M].2008，4（1）.
[5]康熙永城县志（卷之二）[M].帝师图书馆藏书，康熙三十六年.
作者简介：夏浚钟（1967—），男，汉族，河南永城人，本科，永城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现任北京搜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主要研究方向：文史及古代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