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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书稿里，经济增长这一论题被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写得充满智慧，并且循序渐进。全球的政策制定者最好都能看一看。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
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的新书《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的最新力作。在业界诸多的评论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的一席话更能吸引中国读者的眼球。他说:“最近这些年，发展中国家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使全球经济呈现多级化的新前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上的传统差距可能渐趋消失。斯宾塞教授对其背后的推动力进行了简洁明了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同时对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又能秉持公正态度。在有关世界经济的众多读物中，本书属于最深刻的著作之列。对世界经济大趋势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不能错过这本书。”
一位“应用微观经济学家”
辉煌的研究成果
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曾在美国斯坦福商业研究生院任院长职务，一干就是15年，学到了许多关于“管理、执行、组织、激励和动机的知识”。虽然“并非吾愿”，但却为他成为一个更好的“老”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斯宾塞在从事管理之前，被认为是一位“应用微观经济学家”，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表现的细节十分感兴趣，尤其是“对那些存在信息差距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影响市场表现的市场结构”感兴趣。他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正是“关于市场信号的论文试图评估市场如何消除信息差距”给人以启迪。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在市场环境中，购买者无法从市场内嵌的信号中获得高质量产品的信号，而高质量产品的出售者则尝试向潜在购买者发送可靠的信号。斯宾塞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联想到“中国为什么没有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之问，窃以为时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过于看重“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为皮里春秋，攀龙附凤，实际上那些“成果”都是西方市场经济理念的借鉴或克隆。因之不会被市场经济理论发祥地的西方评奖者青睐。套用俄罗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话说，“离开了民族性，就既没有艺术，也没有真理，也没有生命，什么也没有。”经济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
斯宾塞教授“对西方经济根
深蒂固的假设提出质疑”
斯宾塞教授看好发展中国家，善于向实干家学习。当互联网技术问世之初，斯宾塞教授就敏锐地发现，互联网“最大的影响是那些原本因距离无法融入全球经济、国际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偏远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现在可以融入了”。当他欣然接受世界银行建议的演讲题目——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就把目光聚焦在发展中国家的杰出政治家和决策者身上。在完成演讲课题后，斯宾塞教授得出一个结论：“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同事、我的数百名学术同行的交流，对我一生来说，是一个快速学习的过程，令人兴奋和自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复杂性、务实性以及领导的知识。对一个在发达经济体接受训练的经济学家来说，看到经济学模型和框架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时的不完整和不完善，让我非常惊讶。更让我惊讶的是，发展中国家竟然能够如此有效地解决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认为这类似于根据残缺不全、有时是相互矛盾的航海图进行长距离海上航行，与那些发现、探索、勾勒地球轮廓并开发资源的早期冒险者没有什么区别。”斯宾塞教授的感悟，当让国人中那些一味膜拜西方经济理念而不顾国情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所启发。
当“华盛顿共识”——“稳健、私有化和自由化”被奉若神明的时候，斯宾塞教授认为，“把‘华盛顿共识’看做简单的公式，只要贯彻执行，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都能确保成功，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将其理解为可以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正是主要问题所在。”“专家和实践工作者们在实验的基础上都意识到，经济增长战略必须根据不同的国家和环境而有所不同。”“有效的政府和市场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它们不是相互竞争，而是相互补充。无疑，政府有可能变得太大而富有侵占性，但也同样有可能变得太小而缺乏效率。”用这种告诫评判当今的世界，我们属于前者，西方属于后者。如何掌握好尺度，都有教训可言。
斯宾塞教授纵览一百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给出一个清晰的“历史分期”。第一次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但这种“大跃进”只限于发达国家，影响的只是全球约15%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经济增长，蔓延并加速，至今还在向“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方向进展。斯宾塞教授做出一个乐观的预测：其终点可能是全球75%或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发达国家。正是在这样的“美好理想”下，斯宾塞教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诸如，是什么使世界其他60%的人口开始走向富裕?为什么以前的增速达到3%就很高，而现在却可能达到10%？一个贫穷的国家完全变成发达国家需要多长时间？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多久？是否存在天然的“制动力量”最终会减缓甚至停止这一进程？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动荡格局的前兆吗？全球的环境是否支撑富裕国家经济增加4倍？……斯宾塞教授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后，在这部著作中给出了通俗易懂的阐释，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描绘出清晰的“路线图”。
殷切期许“中国将对
世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斯宾塞教授在研究世界发展问题中，把中国的发展作为案例，得出令人深思的结论，值得国人重视。
“中国的结构性挑战”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不可小觑。有目共睹，“中国在度过当前的金融危机方面比大多数国家情况好得多”。“中国知道怎么办”。斯宾塞教授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中国的政策导向主要是面向投资，尤其是基础建设”。“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恢复”。“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促使亚洲国家普遍恢复增长的主要因素”。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快速适应，目光长远，愿意支持和鼓励持续的变化，长期以来务求实效地解决问题”。
斯宾塞教授也极其诚恳地提醒中国，在信心高涨的同时，更要面对挑战，风险是时刻存在的。可以概括为：进入中等收入过渡期必然导致微观经济的结构调整；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何消除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不均；力求降低高储蓄水平减少账户盈余；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鉴于日益扩大的世界影响力必须承担更重大的国际责任。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随着国内市场的迅速增长，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应当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出口部门，成为就业引擎，推动农村实现现代化。出口部门将转变为高附加值的领域，并不再过多地承担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功能。城乡差别的现在状况让农民的权利和对基本服务的获得受到限制，也是不稳定的因素。 斯宾塞教授分析的结论更值得我们注意。中国有几座大山需要翻越：应对国内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挑战；主张发展的权利，而不要因单纯追求更大的规模而遭受惩罚；对全球经济平衡、稳定和治理承担更多的责任；代表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斯宾塞教授在书中有对美国和中国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的中肯分析。
“美国的经济规模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的2倍多。过去15年美国的结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债务推动型的资产价格上升所支撑的过度消费促进的。危机虽然终结了过度消费，但结构性的缺欠和失衡仍然存在。美国的出口部门规模非常小，也不发达；金融部门规模过大，但其正在变小；尽管私人部门的活力和创新继续存在，但是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模式已经使其经济缺乏竞争力。”
“中国经过内部激烈的辩论（尽管也有外部输入的结果）正在致力于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以改变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增加居民收入，减少家庭和整体的储蓄，并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来推动经济增长。跟美国的情况一样，在维持经济增长势头的前提下，这些结构性变化的实施非常复杂，而且改革远未完成。”
毫无疑问，读者将从这样的分析判断中得到启发。这正是有识之士希冀“全球的政策决策制定者最好都能看一看”这部著作的缘由。
“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发展的大趋势”
斯宾塞教授对微观经济的研究情有独钟，他在这部著作中对最具实用价值和领引时尚的手机、电脑和互联网都有科学的预测和生动的描绘。
手机已然迅速成为连接互联网和数字通信世界的接入点。几年前全球关于“数字鸿沟”的辩论被技术的神力消弭。“手机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飞速发展没有受到电信雷达管制的影响，也没有旧的固定电话系统的那些监管机构和约束”。斯宾塞教授对“电话”的真实描绘当给国家管理层警示——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电话”垄断成为一个利润中心和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来源。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监管机构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人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享受高质量的服务，而不是从事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定价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以及高价格成为对监管机构的更恰当的描述。
接受互联网就可以获得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子数据库。IBM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沃森在“二战”后有一个著名的估计——对电子计算机的长期需求将是1年3台，这个结论已经被事实粉碎。影响世界的摩尔定律——半导体器件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18个月将翻倍，目前这种趋势仍在继续。人们觊觎计算机提高生产率的神话，基本没有实现，提高生产率的是互联网。斯宾塞教授的看法是：原则上说，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接入互联网，就可以获得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子数据库（数字、文件、网页和图书馆）的数据。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信息交流的层级、距离都不再是问题，延迟微乎其微。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所受的越来越多的制约，不是我们能够发现多少信息，而是我们能够处理多少信息。关于网络的重要性，斯宾塞教授赞同“麦特卡夫定律”——“网络的价值与接入网络用户（人+机器）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他对网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独立的思考，主要是：
自动化的高度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没有导致失业现象的发生。
网络经济的影响最终来自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微观经济要研究交易方法。
搜索、信息和交易的根本在于大幅度降低成本，乃是发展最大的推动力。
互联网导致恐怖主义、合伙犯罪和隐私损失，解决的办法是法律和自律。
互联网革命性的变化尚需要时日，浅尝辄止者只会导致“郁金香”泡沫。
互联网的重要服务必须有人来提供，获得全球人力资源是各国努力方向。
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神奇工具，储备知识依靠的是高素质的教育。
互联网是促进全球化最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获取知识是其最重要价值。
斯宾塞是“理想主义者”，
但更有清醒的头脑
在这部著作的结末，作者提出美好的愿景——“持续经济增长：第二个收敛的50年”。今后若干年，“数以亿计的人将进入高收入行列，随之而来的高消费模式大大加剧了环境压力。
“冷眼向洋看世界”。斯宾塞教授认为，2008年之前的几年，发达国家通过资产泡沫和过度消费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重建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现在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挑战，而且非常艰难。这需要短期和中期的调整，但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政策制定选择的矩阵内，并没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内化。
“为了适应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重大变化，原来的制度和知识基础已经不能使用。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出现系统性下降，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的多样性不断增加，我们需要新的治理结构、技术、激励系统、机构甚至价值观，以使我们通过未知的领域”。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类似于富有创造力的东西”。“作为一个框架，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权力下放、市场激励机制和资本主义创业精神的重要性”。
斯宾塞教授无不担忧地明确指出：当下，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在很多国家的公众中已经失去信誉。我们过去在那些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经济特征方面做得不好，而且对分配问题很不敏感。“全球经济开放的收益已经宣传得太多了，收入分配方面潜在不利的影响则被置之不理。然而，如果我们更谦逊一些，就不会一路错下去。对精英的信任丧失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这些真空被越来越多的对抗性政治势力所充斥。
斯宾塞教授认为：在一个融合的世纪发展的年代中，持续经济增长和机会增加所面临的挑战非常大；但人类创造和适应的能力也是如此。为释放这种能力，需要坚定地致力于全球的包容性，并愿意抛开过于简单、一成不变并有点意识形态化的政策，而不管这些政策产生于何种政治光谱。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速发展的世界，管理非常困难。虽然风险很高，但是问题并没有超越人类的聪明才智。
但愿如此！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
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的新书《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的最新力作。在业界诸多的评论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的一席话更能吸引中国读者的眼球。他说:“最近这些年，发展中国家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使全球经济呈现多级化的新前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上的传统差距可能渐趋消失。斯宾塞教授对其背后的推动力进行了简洁明了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同时对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又能秉持公正态度。在有关世界经济的众多读物中，本书属于最深刻的著作之列。对世界经济大趋势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不能错过这本书。”
一位“应用微观经济学家”
辉煌的研究成果
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曾在美国斯坦福商业研究生院任院长职务，一干就是15年，学到了许多关于“管理、执行、组织、激励和动机的知识”。虽然“并非吾愿”，但却为他成为一个更好的“老”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斯宾塞在从事管理之前，被认为是一位“应用微观经济学家”，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表现的细节十分感兴趣，尤其是“对那些存在信息差距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影响市场表现的市场结构”感兴趣。他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正是“关于市场信号的论文试图评估市场如何消除信息差距”给人以启迪。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在市场环境中，购买者无法从市场内嵌的信号中获得高质量产品的信号，而高质量产品的出售者则尝试向潜在购买者发送可靠的信号。斯宾塞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联想到“中国为什么没有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之问，窃以为时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过于看重“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为皮里春秋，攀龙附凤，实际上那些“成果”都是西方市场经济理念的借鉴或克隆。因之不会被市场经济理论发祥地的西方评奖者青睐。套用俄罗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话说，“离开了民族性，就既没有艺术，也没有真理，也没有生命，什么也没有。”经济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
斯宾塞教授“对西方经济根
深蒂固的假设提出质疑”
斯宾塞教授看好发展中国家，善于向实干家学习。当互联网技术问世之初，斯宾塞教授就敏锐地发现，互联网“最大的影响是那些原本因距离无法融入全球经济、国际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偏远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现在可以融入了”。当他欣然接受世界银行建议的演讲题目——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就把目光聚焦在发展中国家的杰出政治家和决策者身上。在完成演讲课题后，斯宾塞教授得出一个结论：“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同事、我的数百名学术同行的交流，对我一生来说，是一个快速学习的过程，令人兴奋和自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复杂性、务实性以及领导的知识。对一个在发达经济体接受训练的经济学家来说，看到经济学模型和框架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时的不完整和不完善，让我非常惊讶。更让我惊讶的是，发展中国家竟然能够如此有效地解决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认为这类似于根据残缺不全、有时是相互矛盾的航海图进行长距离海上航行，与那些发现、探索、勾勒地球轮廓并开发资源的早期冒险者没有什么区别。”斯宾塞教授的感悟，当让国人中那些一味膜拜西方经济理念而不顾国情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所启发。
当“华盛顿共识”——“稳健、私有化和自由化”被奉若神明的时候，斯宾塞教授认为，“把‘华盛顿共识’看做简单的公式，只要贯彻执行，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都能确保成功，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将其理解为可以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正是主要问题所在。”“专家和实践工作者们在实验的基础上都意识到，经济增长战略必须根据不同的国家和环境而有所不同。”“有效的政府和市场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它们不是相互竞争，而是相互补充。无疑，政府有可能变得太大而富有侵占性，但也同样有可能变得太小而缺乏效率。”用这种告诫评判当今的世界，我们属于前者，西方属于后者。如何掌握好尺度，都有教训可言。
斯宾塞教授纵览一百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给出一个清晰的“历史分期”。第一次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但这种“大跃进”只限于发达国家，影响的只是全球约15%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经济增长，蔓延并加速，至今还在向“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方向进展。斯宾塞教授做出一个乐观的预测：其终点可能是全球75%或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发达国家。正是在这样的“美好理想”下，斯宾塞教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诸如，是什么使世界其他60%的人口开始走向富裕?为什么以前的增速达到3%就很高，而现在却可能达到10%？一个贫穷的国家完全变成发达国家需要多长时间？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多久？是否存在天然的“制动力量”最终会减缓甚至停止这一进程？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动荡格局的前兆吗？全球的环境是否支撑富裕国家经济增加4倍？……斯宾塞教授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后，在这部著作中给出了通俗易懂的阐释，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描绘出清晰的“路线图”。
殷切期许“中国将对
世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斯宾塞教授在研究世界发展问题中，把中国的发展作为案例，得出令人深思的结论，值得国人重视。
“中国的结构性挑战”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不可小觑。有目共睹，“中国在度过当前的金融危机方面比大多数国家情况好得多”。“中国知道怎么办”。斯宾塞教授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中国的政策导向主要是面向投资，尤其是基础建设”。“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恢复”。“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促使亚洲国家普遍恢复增长的主要因素”。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快速适应，目光长远，愿意支持和鼓励持续的变化，长期以来务求实效地解决问题”。
斯宾塞教授也极其诚恳地提醒中国，在信心高涨的同时，更要面对挑战，风险是时刻存在的。可以概括为：进入中等收入过渡期必然导致微观经济的结构调整；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何消除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不均；力求降低高储蓄水平减少账户盈余；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鉴于日益扩大的世界影响力必须承担更重大的国际责任。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随着国内市场的迅速增长，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应当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出口部门，成为就业引擎，推动农村实现现代化。出口部门将转变为高附加值的领域，并不再过多地承担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功能。城乡差别的现在状况让农民的权利和对基本服务的获得受到限制，也是不稳定的因素。 斯宾塞教授分析的结论更值得我们注意。中国有几座大山需要翻越：应对国内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挑战；主张发展的权利，而不要因单纯追求更大的规模而遭受惩罚；对全球经济平衡、稳定和治理承担更多的责任；代表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斯宾塞教授在书中有对美国和中国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的中肯分析。
“美国的经济规模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的2倍多。过去15年美国的结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债务推动型的资产价格上升所支撑的过度消费促进的。危机虽然终结了过度消费，但结构性的缺欠和失衡仍然存在。美国的出口部门规模非常小，也不发达；金融部门规模过大，但其正在变小；尽管私人部门的活力和创新继续存在，但是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模式已经使其经济缺乏竞争力。”
“中国经过内部激烈的辩论（尽管也有外部输入的结果）正在致力于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以改变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增加居民收入，减少家庭和整体的储蓄，并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来推动经济增长。跟美国的情况一样，在维持经济增长势头的前提下，这些结构性变化的实施非常复杂，而且改革远未完成。”
毫无疑问，读者将从这样的分析判断中得到启发。这正是有识之士希冀“全球的政策决策制定者最好都能看一看”这部著作的缘由。
“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发展的大趋势”
斯宾塞教授对微观经济的研究情有独钟，他在这部著作中对最具实用价值和领引时尚的手机、电脑和互联网都有科学的预测和生动的描绘。
手机已然迅速成为连接互联网和数字通信世界的接入点。几年前全球关于“数字鸿沟”的辩论被技术的神力消弭。“手机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飞速发展没有受到电信雷达管制的影响，也没有旧的固定电话系统的那些监管机构和约束”。斯宾塞教授对“电话”的真实描绘当给国家管理层警示——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电话”垄断成为一个利润中心和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来源。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监管机构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人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享受高质量的服务，而不是从事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定价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以及高价格成为对监管机构的更恰当的描述。
接受互联网就可以获得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子数据库。IBM的前任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沃森在“二战”后有一个著名的估计——对电子计算机的长期需求将是1年3台，这个结论已经被事实粉碎。影响世界的摩尔定律——半导体器件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18个月将翻倍，目前这种趋势仍在继续。人们觊觎计算机提高生产率的神话，基本没有实现，提高生产率的是互联网。斯宾塞教授的看法是：原则上说，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接入互联网，就可以获得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子数据库（数字、文件、网页和图书馆）的数据。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信息交流的层级、距离都不再是问题，延迟微乎其微。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所受的越来越多的制约，不是我们能够发现多少信息，而是我们能够处理多少信息。关于网络的重要性，斯宾塞教授赞同“麦特卡夫定律”——“网络的价值与接入网络用户（人+机器）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他对网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独立的思考，主要是：
自动化的高度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没有导致失业现象的发生。
网络经济的影响最终来自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微观经济要研究交易方法。
搜索、信息和交易的根本在于大幅度降低成本，乃是发展最大的推动力。
互联网导致恐怖主义、合伙犯罪和隐私损失，解决的办法是法律和自律。
互联网革命性的变化尚需要时日，浅尝辄止者只会导致“郁金香”泡沫。
互联网的重要服务必须有人来提供，获得全球人力资源是各国努力方向。
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神奇工具，储备知识依靠的是高素质的教育。
互联网是促进全球化最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获取知识是其最重要价值。
斯宾塞是“理想主义者”，
但更有清醒的头脑
在这部著作的结末，作者提出美好的愿景——“持续经济增长：第二个收敛的50年”。今后若干年，“数以亿计的人将进入高收入行列，随之而来的高消费模式大大加剧了环境压力。
“冷眼向洋看世界”。斯宾塞教授认为，2008年之前的几年，发达国家通过资产泡沫和过度消费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重建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现在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挑战，而且非常艰难。这需要短期和中期的调整，但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政策制定选择的矩阵内，并没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内化。
“为了适应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重大变化，原来的制度和知识基础已经不能使用。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出现系统性下降，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的多样性不断增加，我们需要新的治理结构、技术、激励系统、机构甚至价值观，以使我们通过未知的领域”。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类似于富有创造力的东西”。“作为一个框架，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权力下放、市场激励机制和资本主义创业精神的重要性”。
斯宾塞教授无不担忧地明确指出：当下，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在很多国家的公众中已经失去信誉。我们过去在那些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经济特征方面做得不好，而且对分配问题很不敏感。“全球经济开放的收益已经宣传得太多了，收入分配方面潜在不利的影响则被置之不理。然而，如果我们更谦逊一些，就不会一路错下去。对精英的信任丧失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这些真空被越来越多的对抗性政治势力所充斥。
斯宾塞教授认为：在一个融合的世纪发展的年代中，持续经济增长和机会增加所面临的挑战非常大；但人类创造和适应的能力也是如此。为释放这种能力，需要坚定地致力于全球的包容性，并愿意抛开过于简单、一成不变并有点意识形态化的政策，而不管这些政策产生于何种政治光谱。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速发展的世界，管理非常困难。虽然风险很高，但是问题并没有超越人类的聪明才智。
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