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频繁的单边武力干涉在冷战结束之后多以联合国安理会集体行动的形式出现。但是,作为这种使用武力方式的创立者,美国在历次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实践中参与程度不一,或者不推动授权和不参与行动,或者极力主导授权,有时甚至越过安理会采取单边行动。在美国接受安理会授权执行行动中,也因其极大的自主权导致集体行动偏离轨道。这让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种方式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将美国通过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置于美国—联合国(安理会)—美国这两个阶段的授权链中进行分析。在第一阶段,作为委托者的美国其委托决策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偏好,同时也要受到国内和国际两层委托者结构的限制;在第二阶段,作为代理者的美国在执行安理会授权过程中所获得的自主权过大,导致在行动中产生代理懈怠并造成安理会的代理损失,而安理会并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对此进行限制。本文最后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国际政治现实出发,提出了对美国代理行为可行的限制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