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是王世贞追忆古贤、效仿《史记》而作，其言：“愚故欲法司马氏……愚且愿为之执鞭，而终其身也。”陈文烛认为其“以意师之”。而明代记史制度之弊，亦让其致力于将《别集》写成“‘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之作”。又于《艺苑卮言》言：“天地间无非史而已。”换言之，其不仅继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批评精神，而且秉承以天地为史的泛史观，如此成就“明一代之实录”的美誉。“不虚美、不隐恶”，言明其实录追求“真”，极力实现“明代官史弱、野史盛的混乱”局面的补正。在泛史观指导下，《别集》广罗地“包含大量正史体例无法包容的细大不捐的各类史事”，成为明代史料的巨大渊薮，作为备用储材较好地满足现代学术各种不同层面研究的需求。因此，《别集》的重新整理和进一步修正，可谓是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的阅读和使用，对王世贞研究、明代史实乃至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
　　然而，《别集》整理难度相当大，简述以下三难：
　　“其他有所闻见，偶书之赫蹄，以数甓贮藏”。“在那‘数甓’之中，有着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得来的史料，这些史料本身也需要不断更新，涉及的人物、官职也存在变量”。此其一。其二，由于其泛史观，让该书记录材料极为广泛，内容包括奇事异典、宗亲世系、职官履历、亲征巡幸、赏赉、科考等诸方面。加之以“国史、家史、野史三类兼用之结构”，史料来源驳杂，难以考镜源流。其三，《别集》文献系统复杂，版本多，校勘难度大。
　　因此，若整理者稍有不慎，极易致误。整理者在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构建适当的校点体例的基础上，以认真求实的态度，历经6年的艰辛，最终完成了这部颇受学界认可的新校点本。詹福瑞赞扬道：“比之30年前的旧版无论版本多样、参考书的丰富和校点的精细都有进步，为读者提供了水平更上乘的优秀读本。”
　　版本系统梳理到位，底本选择恰当
　　《别集》版本较多，加上各种单行本，源流关系相对复杂。校点《别集》的前提是底本选择，为了穷尽性收集版本，专家组除访问全国各大图书馆，还远赴美、日、英、韩等海外图书馆收集资料。经专家组认定，《别集》现存版本为：翁良瑜雨金堂刊本、雨金堂本加陈序印本、雨金堂本挖改本、重刻本、四库全书本、广雅书局本、中华书局本。其中前四个版本皆为明万历刻本，四库本与广雅书局本为清刻本，中华书局本为魏连科完成的现代点校本。
　　在版本系统梳理方面，吕浩《〈弇山堂别集〉成书与版本考》一文中进行了缜密论证，最終认定翁良瑜雨金堂刊本为初刊本，概要如下：
　　专家组通过各个图书馆版本的对比发现，国家图书馆藏书与南京图书馆馆藏书在版式、字形及边栏断线等细节都别无二致，只是国图藏书仅《小序》一篇，而南图藏书多了一篇陈文烛序，为双序本。据《别集》内容，其刊刻时间下限大致为万历十八年上半年。陈序则大致完成于万历十八年岁末，所以陈序系后增入。除南图藏书（加陈序印本）外，国图还藏有个残本，与初刊本相比，其小序一些明确信息被模糊化，如初刊本中“梓人翁生见而异之”，被模糊为“乃好事者见而异之”。
　　蔡朝光刻本也颇具迷惑性。其末尾牌记曰：“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镌行。”万历庚寅即万历十八年。经专家考据，这两个版本具有明显的修改与传承关系，蔡本的镌刻字形风格、局部内容与翁本颇为不同，但在整体内容、分卷以及避讳、空字等形式上颇为相同。《别集》校点专家经细致例举，说明挖改本与蔡本的传承关系，得出牌记系伪托的结论，进而确定翁本为初刊本。
　　因此，以翁本为底本颇为恰当，因为初刊本较好地保存了《别集》原貌，且具有“诸本皆误而此本不误的优势”。所以说，上海古籍整理本的底本选择尤为慎重！
　　校勘存原求真，多种校法并用
　　《别集》新校本以翁本为底本，以万历庚寅本、广雅本等为校本，以《凤洲笔记》《弇州史料》《古今万姓统谱》以及《四部稿》《续稿》相关篇目为参校本。以初刊本为底本，尽可能地保存原貌。但哪怕是初刊本，也存在校刻不精的问题，鱼豕衍脱之误亦难以避免。因此新校本在校勘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优势，实现穷尽式资料收集，以提高校勘准确率。所以，与1985年中华书局本相比，仅注释条目便增加了近两千条。且如此多的校记仍以存原求真、校列异同、条目精练、文字规范为原则，在尊重底本的基础上，严格把握校改和存按的分寸，最终实现了校勘记简明扼要，绝无疏略失校的忽漏。
　　新校点本校勘的处置，首先“确定凡改动明本文字者，除体例规定可以径改者外，一律出校勘记给予交待”。
　　其次，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等方法。通过多种校法并用，既保存原貌，又实现校正。如《别集》卷19的校勘。王世贞云：“古今奇姓……今于凌氏所记，拾本朝之可知者，更志一二，以俟增订。”此言明该部分资料的来源，其点校必定离不开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新校本据《古今万姓统谱》等文献，仅卷十九就出校记173处条，充分保障新校本文本可靠性。例如魏本中“弓：江浦人御史元同，长安人博士恕。清：交阯人邵武令蠡”，乍眼一看能读通，但深入研究，便发现其人难以寻觅。与《古今万姓统谱》比对发现，此句不仅句读失校，且在“长安人博士恕、清处，疑有脱讹”。“据《古今万姓统谱》卷一，元有同恕，奉元人，拜集贤学士。明有同清，长安人，永乐中举人，授翰林五经博士。”所以，其句读应为：“弓：江涌人御更元，同：长安人博王恕、清，交阯人邵武令蠡。”由此说明句读之关键，稍有不同，表意则大相径庭。
　　新校本还系统地运用内校，多处实现匡谬正误。“《别集》内容多有前后重复者，如《赏赉考》《谥法考》等往往与前些卷内容相重，给内校提供了便利。”例如，“虞怀王雄煐”，新校点本校记为：“‘雄煐’，本书卷70《谥例议·一字谥》作‘雄英’，《明史》卷118《诸王传三》同，当据改。”此例为《别集》33卷《亲王》表之首，而在《别集》卷70记载此亲王之谥号。对比发现，两者记载有所出入，存在异文，再通过其他参校资料，最终校正讹失。因此，内校的使用，亦提高了校勘精细化程度。 　　体例明确，校记得当
　　新校点本为了尽量实现“存原”，做到了“可改可不改者，不改；无确证、力证者，不改”，但又要“在作者没有特别用意的情况下，异体字与俗体字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规定，径改为通行正体字，不须出校”。这看似矛盾的做法，体现了专家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务实态度与学术灵活。例如，“乞加脩理”。魏本对 “脩”予以保留。然而，尽管“修”与“脩”为异体字，但两者在使用上还是各有偏重。《说文解字》中“修”为“修，饰也，从彡，攸声”；“脩”则是“脩，脯也，从肉，攸声”。所以，就“修理、修缮”等义项而言，比之于“脩”，使用“修”更准确。因此，涉及到这部分，新校本的“脩”皆改为“修”，以更好地表词达意。当然，并非盲目全改，对于表“干肉、束脩”等义项，仍使用“脩”。同时，新校本在牵涉到具体的人名、地名等问题上，为免导致误解，保持原样。换言之，当“脩”出现在人名、地名等情况下不改。
　　但对于在意义上多重合的异体字而言，可改可不改则不改，尽量保留古书原貌。例如，《诸王公主初定岁禄》：“马疋草料月支五十匹。”“疋”“匹”互为异体字，新校本未改，更好地“存原”。
　　除了异体字多不出校记外，“显著的版刻错字，如‘己’‘已’‘巳’等，直接更正，不出校”。这都属于古籍整理中形近字误而可以径改的范围，不会引起太多歧义。还有，针对“底本不误而他本有误者”，亦不须出校。这些举措都大大减少了学术价值不高的校记数量，确保校记的高质量。
　　其校对严谨缜密，从新校本的校勘记中，可以窥见。校勘记不仅标明版本间字句的差异，而且有详细考证。如新校本卷19中，对“泰安训导谦，献”该句给出校记：“此处疑有脱讹，据《古今万姓統谱》卷十七，明有台谦、台献，前者永乐中诸城县贡士，任训导，后者泰安人，成化中直隶清河县训导。”溯源原文献，依据较有说服力，而“疑”字则凸显专家们审慎的治学态度。如此扼要的校记在新校本中比比皆是。正是凭借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专家们实现了校记的精细化处理，完成了一部精校本。
　　句读准确，标点规范
　　作为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不仅著作宏富，且语言奇古，整理难度大，正是如此，至今未见王世贞全集文献整理成果问世。《别集》又有大量的人名、族名、官名、典章制度、外域风物等专门名词，句读与校勘难度更加大，不慎则易错。如“倒挂鸵鸟”，魏本未处理。然倒挂是一种小鸟名，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言：“海南诸国有倒挂雀，夜则倒悬其身。”驼鸟则是另一种鸟，《正字通》：“有鸟如马驹，故名驼鸟。”魏本因不知“倒挂”鸟而误将其归属“驼鸟”类。据猜测，驼鸟无“倒挂驼鸟”名称，又因其为鸟类，便误改为“鸵鸟”。新校本不误。
　　《别集》涉及明代诸多朝廷史事，必定涉及明代行政制度、官员职称、帝王诏令、群臣奏议等诸多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大都牵扯到诸多专名，因此点校易出错。如《出将入相》中关于“落致仕”的断句。魏本句读为“致仕后落，致仕复出”，新校本则句读为“致仕，后落致仕，复出”。魏本断句让读者易产生其他的语义联想，甚至可能会理解成其家道中落，不得不去复出谋生。然而，经专家考证，官员致仕后又重被起用，称为“落致仕”。前者落魄，后者荣耀，两者意义相去甚远。如今新校本对于“落致仕”的准确解读和句读标识，让文意更为通畅。
　　以上所述，只是显示新校本整理者所做出的努力与达到的学术高度。社会科学报评价：“《弇山堂别集》的校点，在世界范围采书、多层次审核、主编把关、出版社同步携作基础上，历时五年，以底本好、校本全、参考文献丰富、校勘标点精细见长，其纠正原版失校1500多处，标点错误180多处，人名、地名、职官名等错误若干，将《弇山堂别集》校点的学术水平提升至一个崭新的高度。”
　　当然，不须回避的是，这个整理本也有个别遗憾之处。在《校勘说明》部分提到中华书局点校本时把出版时间误作1983年（应是1985年）。校勘记部分用到《四库》本处较多，鉴于学者们对《四库全书》的印象，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若能以《四库》本为线索，进一步广泛运用古籍资料来替换《四库》资料，应该会更加完美。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汉语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