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是什么？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而遥远的十九世纪却传来这样的声音：“英雄像北极星一样，它能透过层层云雾尘埃以及形形色色的激流和火灾为人们指导方向”。话音未落，只见一位扛着大旗，目光犀利，精神矍铄的老人向我们缓缓走来。他就是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文豪，“切尔西的圣哲”，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
　　卡莱尔一生著述颇丰，散文、评论、历史、社会批评均在其写作之列。而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更是他所擅长的。他虽然极其关注现实，但在西方和中国社会却备受争议。有人誉之为圣贤将其膜拜，也有人斥之为法西斯先知而冷落他。两种观点大相径庭，观其本质，却是卡莱尔式的英雄史观在背后影响着人们的评价。英语中的Carlylism，指的就是卡莱尔风格，表现为好用谈话和不规则的长句，引入新词和德语词，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的写作手法。马克思曾把卡莱尔的风格与柏克司尼弗式伪君子的风格相比较，认为前者“往往夸张而乏味，但却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这种独特的风格使得藏在卡莱尔心中那抹不去的英雄崇拜更为激烈。他认为英雄崇拜中有治理这个世界的永恒希望。“即使人类曾经创造的种种传统、办法、信条和社团都消失了，英雄崇拜依然存在，英雄必定要降世。当英雄们来到人间，崇拜英雄就是人们的职责，人们的需要”。诸如此类的描述，在其著作中不胜枚举。
　　而1795年出生于苏格兰小村子伊克利斐珊的卡莱尔，一开始的人生目标却不是写作。有着虔信的加尔文基督教徒做父母，身为长子的卡莱尔从小承载了父母太多的期望。他们辛苦供他读书，希望他以后能够做牧师。但事与愿违，在卡莱尔14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后，他受到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的影响，广泛涉猎数学、文学和怀疑论哲学等方面，逐渐动摇了对基督教的信仰。经过一番痛苦挣扎，他放弃了原本要做牧师的打算。此后为谋生计，他教过书，学过法律。至于写作，最初也只是一种谋生手段。
　　1821年，卡莱尔26岁，那时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家境殷实的医生之女，简·贝丽·韦尔什小姐。此后两人鸿雁传书，终于1826年结成伉俪。婚后由于生活拮据，二人在荒凉的克雷根普托克山庄里隐居6年。隐居的孤寂并没有挫败卡莱尔的斗志，反而促使他走上写作之路。1833年至1834年，卡莱尔在《弗雷泽杂志》上连载发表了第一部奇书《旧衣新裁》。1836年，在爱默生的大力推举下此书的单行本首发于美国，1838年又在英国出版。此后卡莱尔的名声才渐渐大了起来。
　　《旧衣新裁》是卡莱尔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而写成的。很多时候，从主角德国教授图非斯德娄克身上都能看到卡莱尔的影子。他曾放弃基督教信仰，做过律师，与上流社会女子相爱。爱慕遭到拒绝后，图非斯德娄克四处漂泊，寻找真理的存在，最后得出“所有的象征都是合体的衣服;所有灵魂借之传于感官的形式，外在的也罢，想象而生的也罢，都是衣服”的结论。在此，他不仅批评基督教是过时的旧衣服，也对病态的维多利亚时代提出劝诫。
　　《旧衣新裁》并没有给卡莱尔带来多少经济收入，但却为他的文学事业开辟了道路。而1830年，《论历史》的出版则是他历史观的初步表白。卡莱尔认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提炼。即使有再多的历史文献和记录，也难以对历史进行全面的描述。因为“历史是一真实的手稿，任何人都不能充分解释”。但作为历史学艺术家，却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对历史进行整体考察。他曾说“作为一个农夫，他对更高的神奇事物的忽视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自然的重视探索者，他这样做就不对了”。而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循着各种方向和道路从整体来鸟瞰历史，那么他会“发现自己并非完全失败”。
　　如果说卡莱尔在《论历史》中还曾强调过普通大众的创造作用的话，那么从1834年夫妻俩移居伦敦当时文人聚居的切尔西区开始，卡莱尔一步步转向英雄史观。3年后，《法国大革命》问世。在这部作品中，卡莱尔把翔实的历史材料与独特的写作文风相结合，攻克巴士底狱、刀尖之宴、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临刑等章节都写得字字传神，句句动情。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呆板被动的棋子式人物，而是活生生的、情感复杂、性格鲜明的男男女女。如果说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是卡莱尔对英国文学一大贡献，那么对伟大人物的塑造，则更是鬼斧神工，画龙点睛。如他所推崇的米拉波、拉斐特、拿破仑等，他都尽力以渲染笔法去写，这正是他英雄崇拜思想的体现。例如米拉波，真诚的天性、雄辩的口才、对王室的忠心耿耿和力挽狂澜都是卡莱尔所推崇的。而米拉波在法国大革命前期所起的中流砒柱的作用是最受其称道的，以致于米拉伯的逝世，在卡莱尔看来这样的一个乱世英雄，如果还活着，那么“法国和世界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这种英雄崇拜在1840年的演讲集《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更为突出。在此，卡莱尔坦率的指出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传奇式的人物、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我们在这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演讲集中列举了六类英雄：一、神灵英雄，以奥丁为代表;二、先知英雄，以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为代表;三、诗人英雄，以写出《神曲》的但丁和“戏剧之王”的莎士比亚为代表;四、教士英雄，以扛着宗教改革大旗的路德和坚持真理的诺克斯为代表;清教;五、文人英雄:约翰逊、卢梭、彭斯;六、君王英雄，以克伦威尔、拿破仑为代表。这些英雄的代表，在卡莱尔看来，存在着必不可少的品行——真诚。“真诚是伟人和他的一切言行的根基。如果不以真诚做首要条件，就不会有米拉波，拿破仑，彭斯和克伦威尔，就没有能够有所成就的人”。不管是在塔布克战役中质问以天气热为由要退出的部下，坦率的说“是的，天气的确热，但地狱更热”的穆罕默德，或是不受淫威，把木头做的圣像丢进水里，说它自己可以游泳的诺克斯，抑或是过度诚挚与神经过敏和软弱性格并备的思想混乱的卢梭，还是拿破仑立足现实的根本的真诚，卡莱尔都认为是真诚使他们成为英雄。
　　“最伟大的人是沉默的”，“雄辩是银，沉默是金”，卡莱尔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英雄或伟人应该沉默。但卢梭却不具备沉默的禀赋，因而被卡莱尔认为是“令人遗憾的气量狭小的英雄”。在卡莱尔看来，“只有那种身负千钧重担，却胜似闲庭信步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强者，一个人在说话和行动的事迹尚未成熟时，不能沉住气的人，就不是健全的人”。不善于在议会中演讲却善于即席祷告的克伦威尔，就是能沉住气的人。每当有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都要与众臣祷告，直到有决策产生。他认为克伦威尔的祷告，能穿透人的灵魂，远远超过了雄辩。这种在极其困难时期，也不放弃上帝的事业，而兢兢业业寻求方法的人，是上帝的光辉在人间的闪耀。卡莱尔心目中的英雄，就是诚恳的接受上帝的指引，带领人们走向光明的人。
　　由奥丁到克伦威尔、拿破仑，有些人认为卡莱尔英雄的眼光从前期下层英雄转向后期对军事帝王的独裁统治的崇拜。从1843年的《过去与现在》(又译为《文明的忧思》)到1845年的《克伦威尔书信与演讲释义》再到1865年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大帝传》则将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推向极致。他找遍各种理由为腓特烈二世的残暴开脱，认为独裁是唯一可行的兴国之道。这些均被视为其对军事独裁者的推崇。因此希特勒的精神导师，法西斯主义的先知等称号接踵而至。他对现代民主、议会制的反对，使得人们逐渐冷落他，疏远他，就连他的老朋友穆勒也与其渐行渐远。即使如此，仍要看到，卡莱尔心中所认为的英雄的使命是来拯救世界的。当社会陷入混乱不能自拔时，英雄，只有英雄的降临才能拯救世界。而克伦威尔，腓特烈二世虽为专制，但仍对现时社会做了改观。
　　文学家的好恶分明、洒脱不羁，历史学家的苛求真实、字字珠玑，两种鲜明的个性汇聚到一个人身上，必然产生复杂的思想。而卡莱尔则通过自己的著作形象地演绎了两者的结合。卡莱尔永恒的主题是英雄及英雄崇拜。不管是对文人英雄，还是教士英雄，抑或是帝王英雄，虽然他们表现形式不同，但却为拯救世界而来。而历来西方社会对卡莱尔的褒贬，皆起源于此。对于毁誉，梁启超曾这样认为：“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卡莱尔的是非，交由历史评判。而作为平凡的我们，沉下心来，读一读卡莱尔，掩卷后能撩起对往事的回思，对历史的追问，已然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