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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龙，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一位将帅名录上找不到名字的将军，一位为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军地全才”。
红军中少有的“知识分子”
周文龙，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９日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佃农家庭，其父既会耕种又会烧石灰，渐渐买下几亩薄田，周家这个小儿子周文龙也得以从浏阳文萃高小读到长沙大麓中学。在学期间，他思想进步，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活动。１９２９年，他参加了农民协会，１９３０年参加工农红军。由于他是部队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又有当过农民协会秘书的经历，一参军就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５师任书记官，而后陆续任作战参谋、军团部秘书、营长、纵队司令部科长等职。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参加了龙岗、中洞、水南、宜黄、宁化、广昌等战役战斗，表现勇猛顽强，曾经三次负伤。
１９３４年５月，红三军团从福建打回江西。在广昌保卫战中，１４团３营营长负伤，周文龙接任营长，夺回失去的两个山头阵地。也是在这场战斗中，周文龙再度负伤，经后方医院数月治疗始见好转。当年１０月，得知部队有大的行动，周文龙离开休养地起程追赶部队，师部已经开拔，他拄着拐杖又赶到了军团总部，终于跟上了长征队伍。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周文龙到５师１４团任作战参谋。１１月２７日，彭德怀命令红５师急奔湘江、灌江之间的新圩，阻击桂军的进攻。我５师１４团正面迎敌，１５团侧翼出击，在没有固定工事的１０里阵地上，与上有飞机轰炸、下有炮火支持的强敌展开殊死的搏斗。由于寡不敌众，不少地方被敌突破，山头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达四次之多。在政委负重伤，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英勇牺牲，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的紧急关头，周文龙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与１０倍、２０倍的敌人鏖战３天３夜，协同侧翼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１９３５年１月，到遵义附近的刀靶小镇。１３日晚１０点，周文龙查哨回来刚要休息，忽闻狗叫得厉害，转身再去察看，一排子弹打了过来，敌人距师部已经不远。在师部与各团通讯被敌截断的紧急情况下，周文龙一面指挥警卫连沉着应敌，一面让通讯员通知师长、政委抄小道向军团部靠拢。驻地离师部较近的１３团闻声赶来支援，消灭了这股夜袭的敌人，投敌带路的叛徒被当场击毙。
遵义会议之后，红三军团取消师的建制，红５师缩编为１３团，周文龙任团管理主任。５月，部队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部队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周文龙患腹泻发展成痢疾，行走十分艰难，先是拄着棍子，后来靠搀扶，再后来是两个人架着走。团长彭雪枫指定钱之光、李佩兰（即李毅，建国后任军委装甲兵政委？等专人扶助，要他“一定咬紧牙关坚持跟部队走出草地”。部队到了班佑，周文龙被送到战地医院治疗。９月，红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二纵队，周文龙任司令部四科科长。１０月１２日到吴起镇，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周文龙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战役。１９３６年６月入红军大学第１期学习，同年１２月毕业，奉中央军委命令留校，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从此，周文龙暂别硝烟弥漫的火线，走上后勤工作岗位。
战争年代的好后勤
１９３７年１月，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着“抗大”名声越办越响，从蒋管区和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越来越多。到第３期，学员超过４０００人，校舍紧张，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了。校领导研究，对外宣布“招生名额已满，暂时停止招生”。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找杨立三、周文龙谈话，明确指出：“抗大就是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越多越好，岂有停止招生之理，校舍困难，想办法解决。”校领导根据毛主席指示，研究认为挖窑洞用料省、成本低、见效快，是解决校舍不足最好的办法。杨、周二人带领有关人员走遍延安的大川小沟，对地势、土质、水源做了全面勘察，最后选定在凤凰山、清凉山麓开土建窑。两个多月的时间，共挖出２００余孔总面积达３０００余平方米的新校舍，各地合格青年想来上抗大，基本都能容纳。
周文龙担任抗大校务部长期间，正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生活极为困难的时期。１９３９年２月，毛主席到抗大尖锐地指出：“我们是等着饿死还是把抗大解散？要想把抗大办下去就必须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自力更生搞生产，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周文龙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领导抗大师生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两个多月完成１８０００亩的开荒播种任务。各伙食单位养猪、养羊、养鸡、种瓜、种菜、种豆、开作坊、磨豆腐、做粉条，师生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为超额完成任务，各学员队自己轮流做饭，校务部的２００余名炊事员集中到二十里铺开荒３０００亩，办起了抗大农场，当年就获得全面丰收。
１９４０年３月，周文龙调任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４月，奉命随朱总司令去西安，领取自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以来被国民党扣发的军饷。
４月１４日，天气晴朗，朱德一行三四百人从前方总部武乡县王家峪出发。经由陵川国民党２７军军部、洛阳９军军部来到潼关时，周文龙带管理科长、出纳员、几名警卫战士携５万余元准备兑换的残旧法币，与朱总司令会合，一同登上西北行营派来的专车去西安。
西安是领饷的目的地，朱总司令住行营公署，周文龙住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４号院，同办事处同志共同研究领饷事宜。不料，出纳员吴福兴带２万元残旧法币到中央银行兑换新币时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幸好说服了一个看守他的同乡哨兵向办事处通了消息。周文龙与办事处主任伍云甫设法紧急营救，经几番严正交涉，吴福兴被解救出来。
朱总司令动身去延安前特别向周文龙交待：第一，防止当局以种种借口拖延拒付，把应发的军饷全部领到手；第二，来时路上收容的干部都是抗日骨干，要全部带回家去。６月初，全数领到现金近２５８万元，还将５．１万元残币换成新币。归途由办事处派两部卡车（一部装军饷，一部载２０名武装战士？护送到洛阳。在洛阳停留１０天，经一再催促，才拿到盖有一战区长官部和卫立煌大印的通行护照。然后，一行人乘火车到渑池。与先行开至渑池的警卫连、辎重营会合，几经周折，终于７月２０日胜利回到总部驻地，彭总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攥住周文龙的手，上下打量很久，说了一句“辛苦了！”周文龙向彭总、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部长展开清单，包括１９３９年冬衣、１９４０年夏衣、粮米费、医疗费、兵站费……实领现金２５７.７９５万元。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周文龙兼任冀南银行副董事长。为支持革命战争，发展根据地工农业生产，活跃根据地经济，保持根据地军民生活稳定，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根据总部首长关于“在敌后根据地建设自己小后方”的指示，巩固建设兵工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肥皂牙粉厂等，利用山区有利条件，与敌人巧妙周旋，千方百计地满足军用民需。１９４２年５月，日军对我八路军总部包围突袭，在敌情万分紧急之际，总部决定分单位小股突围。周文龙命通讯班、警卫连紧急集合，出纳员用８个驮子将６００余万元冀南币分别用牲口驮上，一行人边打边撤退进了一条山沟。敌人把沟口堵住了，牲口被敌机炸伤，装款的麻袋，人背不了也扛不动，周文龙命令干部立即将钞票一捆捆掏出，分散在沟里用石头掩盖，留下出纳员隐蔽看守。周文龙等人与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此次战役，左权副参谋长英勇牺牲，后勤政治部主任谢翰文被俘，八路军总部损失严重。而供给部所管的弹药和６００余万钱币全部清点收回。彭总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我就放心了。”
１９４２年７月，周文龙任八路军后勤部副部长，协助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杨立三认真总结战时供给工作的经验，不断改进优化后勤保障工作，积极推进全军大生产运动，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保障供给，为大反攻奠定了基础，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上党战役是解放战争第一仗，是后勤保障由保障小分队打游击到保障大部队打运动战转变的一个开端。解放战争时期，周文龙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华北军区供给部部长、政委，总后勤部参谋主任等职。
１９４５年９月，周文龙受命组织上党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时值雨季，遍地泥泞，为把作战物资及时送到前线，又不使弹药受潮影响作战，广大民兵头顶弹药箱趟水过河，保证了作战物资的及时供应，受到刘、邓首长的嘉许。１９４７年６月，刘、邓率１２万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大规模、远距离的军事行动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严峻的考验，周文龙日夜操劳，运筹得当，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保障部队连续十几个月艰苦作战，取得歼敌２６万的辉煌战绩，创建了有３０００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１９４８年５月，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周文龙任供给部部长。此时，三大战役逐步拉开序幕。１２月，周文龙受命组建华北军区石家庄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完成淮海、平津、太原战役的物资调供，保障四野南下，装备１８、１９兵团进军大西北。
１９４８年年底，中央军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强调：“后勤工作在军队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做好本职工作，老同志要带头，首先是‘两杨两周’责无旁贷。”“两杨”指杨立三、杨至诚，“两周”即周文龙、周玉成，当时他们都不过三四十岁年纪，是我军战时后勤的光辉旗帜。除夕聚餐会上，刘伯承司令员笑着对周文龙说：“你的黄色炸药真送得及时，要是迟到几分钟，黄维就跑掉了。”毛主席举杯到后勤部长桌前说：“前方打胜仗有你们后勤部门的功劳啊！”
建设时期的多面手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志愿军入朝作战。粮食、弹药、冬服、药品、运输工具的供应十分紧张。前线申请物资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为及时解决前线急需，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周文龙一起搬到中南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办公室隔壁办公。聂帅说：“军委总后勤部刚成立，机构还不够健全，也没有什么家底，朝鲜前线所需作战物资，华北军区要尽最大力量承担。”周文龙手边有一大本家当账，弹药、粮食、被装等物资数量、质量、型号、存款地点一目了然。前线电报申请的东西，只要库存有的，经总长签发，立即调车装运；库存中没有的，立即想方设法筹措调拨。１９５１年１月底，朝鲜前线需要弹药１.４万吨，我国生产能力只有１５００吨，不足之数，向苏联购买。华北军区在努力扩大生产的同时，大批翻修缴获的日、美炮弹，以解燃眉之急。为解决部队穿衣吃饭问题，短短几十天赶制冬服２１.５万套（其中东北１０万套，华北１１.５万套？，动员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区军民制作炒面４６６万斤，解决前线因敌机低空侦察不能生火做饭的问题。就连一双棉鞋的制做，聂帅都要把所有样品收集在一起，充分考虑经穿、耐潮、不怕泥水、跑起来轻快又不捂脚等因素后才交华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制做。３年间，周文龙主持装备出征部队３个兵团、９个军、７个特种兵师团，前送弹药、油料、人马装具、粮油食品、药品器械等总计１７.２万吨，５８８６个车皮，由华北军区调干为主组成志愿军后勤第二分部，包括３个医院、３个医疗队、３列卫生列车、２个军械库、２个兵站、１个汽车团、１个骡马团，人员实力８９７７名。所有这些，都为打赢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有效的后勤支援。
战争结束，部队入城。由流动改为驻防，周文龙受命组织庞大的营房建造任务。经勘察规划，总面积３０７万平方米、造价２.３亿元营建任务分３年逐步完成。１９５４年４月，总后勤部向各大军区推广华北军区的营建施工经验。其间为建好一个子弟学校，周文龙四处奔走，以２８０匹市布的价格买下京西海淀乐家花园，创建了知名的“八一军校”。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而今有不少已走上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
当时部队后勤正规化建设以学习苏军为主，前后有多位苏联顾问到华北军区工作。与周文龙相交较深的波林科夫是苏军某方面军的后勤部长，他提出的许多建议总结了卫国战争的经验，其中后勤运输、公路建设、油料供应等等，受到充分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印证。
１９５５年国务院决定将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煤炭、电力、石油三个工业部。周总理向彭德怀提出，部队派得力干部支援新兴的石油工业。１９５５年６月，总参谋长黄克诚约周文龙到中南海居仁堂谈话：“国家需要石油，军队也需要石油，中央军委决定推荐李聚奎同志和你到石油工业部工作。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一个部门，除生产技术，还有财务、人事、供应、政工，这些你还是有经验的。”随后，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告知周文龙：“你的军衔已评定为中将，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８月份就不给你授衔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７月，李、周二人脱去军装，走上新的岗位。
石油工业部成立，李聚奎任部长，周文龙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干部、劳动、财务、教育、物资供应、国际交流等工作。石油会战虽然不必冒枪林弹雨，但其艰苦创业的难度，不亚于战争年代。周文龙以其果敢坚毅的性格、通达干练的能力和军队工作的丰富经验，多次带领工作人员走戈壁、进荒原，哪里有石油就到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看到大庆石油会战实行钻机整体搬家时缺少牵引设备，周文龙就与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联系，很快得到一批退役的苏式Ｔ—３４坦克，用作钻机搬迁的牵引车。通讯器材紧张，周文龙又找通信兵部王诤部长，一次就调给５００公里的通讯线材。会战人员紧张，周文龙写信向罗瑞卿总参谋长求援，罗总长批示从１９６０年退伍兵中动员３万人给石油部。此外还陆续调集了３０００余名转业干部支援石油建设。１９６３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４７０万吨，占全国石油产量半数以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所需要的石油，基本上都可以自给！
石油部组建的头一个１０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艰难起步的时期，在国家重点投入和各部门、各地区大力协作支援下，陆续开发出克拉玛依、柴达木、大庆、华北、胜利、大港、辽河、南阳、江汉等陆上油田，并着手海上石油的勘探开发。由于缺少有经验的船员、潜水员和运输船只，周文龙找到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肖劲光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就调给８艘登陆艇，２００余名有海上经验的复员战士和８名潜水员，同时还将打捞上来的“重庆号”巡洋舰作为海上仓库交付他们使用。１９６６年在渤海湾建起第一座钻井平台，开钻建成后单井日产原油３０吨，是我国石油工业从陆地向海洋迈出的第一步。
在石油部，周文龙一直分管教育，并兼任石油干部学校校长。回想毛主席兼任抗大教委会主任的情景，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他提议把大庆会战的经验编入教材，得到部党组一致认同。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他要求各石油院校认真贯彻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育的“三基提纲”，对一茬茬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多有裨益。周文龙分管干部工作，特别重视从基层干部和优秀工人中提拔各级干部，坚持“三老四严”，在实践中考验识别干部，在开发建设油田中培养年轻干部，使石油工业人才辈出，成为“工业学大庆”的一项重要内容。
１９６６年６月，周文龙作为中罗、中德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率团出访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洽谈科技合作项目。８月初返回北京，此时石油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从此周文龙陷入了被批挨斗的境地……但他坚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总会有“解放”的一天。
晚年自有余晖在
１９７６年夏秋之间，周文龙还没有被“解放”，老战友王平、杨得志出于关心爱护，邀他暂离北京到部队“走走看看”，呼吸点新鲜空气。在武汉军区，老战友盛情款待。再到广州军区见到许世友，许司令高兴地大叫：“我的部长呀，几年不见你了，听说你受冲击很厉害，真是黑了天！”昔日战友情深，都劝其争取回部队工作，周文龙也有这样的愿望，于是向中央递交了归队的申请。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６９岁的周文龙经中央军委批准再次入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增补为总后党委委员。这个年龄，这样的职务，在我军历史上很不寻常。１９８０年３月，王平政委奉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指示，派周文龙解决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部队干休所老干部不断向军委写信上访的问题。周文龙绝不以老资格自居，平心静气地讲话，充分倾听老同志的呼声。老同志把周文龙当作贴心人，畅所欲言，态度诚恳，周文龙一一记下，通过多方联系、交涉，使问题一一妥善解决。能在晚年为这些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做点实事，周文龙颇感欣慰。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周文龙按大军区正职离职休养。老人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耄耋之年还参加全军财务工作大检查，察看部队的海防、边防建设，到山东、河南、塔里木、南海油田察看和慰问职工。为让后人更多地了解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先后撰写２０余万字的《周文龙回忆录》，完成中央军委赋与《第二野战军后勤史》、《华北军区后勤史》的组织编纂任务，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缅怀彭德怀、聂荣臻、杨立三、王平、李聚奎等同志的文章，充分讴歌老一代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晚年，周文龙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心胸豁达，淡泊名利。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因病逝世，享年９５岁。我们应该记住这位对军地建设功绩卓越的无衔将军。
红军中少有的“知识分子”
周文龙，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９日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佃农家庭，其父既会耕种又会烧石灰，渐渐买下几亩薄田，周家这个小儿子周文龙也得以从浏阳文萃高小读到长沙大麓中学。在学期间，他思想进步，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活动。１９２９年，他参加了农民协会，１９３０年参加工农红军。由于他是部队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又有当过农民协会秘书的经历，一参军就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５师任书记官，而后陆续任作战参谋、军团部秘书、营长、纵队司令部科长等职。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参加了龙岗、中洞、水南、宜黄、宁化、广昌等战役战斗，表现勇猛顽强，曾经三次负伤。
１９３４年５月，红三军团从福建打回江西。在广昌保卫战中，１４团３营营长负伤，周文龙接任营长，夺回失去的两个山头阵地。也是在这场战斗中，周文龙再度负伤，经后方医院数月治疗始见好转。当年１０月，得知部队有大的行动，周文龙离开休养地起程追赶部队，师部已经开拔，他拄着拐杖又赶到了军团总部，终于跟上了长征队伍。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周文龙到５师１４团任作战参谋。１１月２７日，彭德怀命令红５师急奔湘江、灌江之间的新圩，阻击桂军的进攻。我５师１４团正面迎敌，１５团侧翼出击，在没有固定工事的１０里阵地上，与上有飞机轰炸、下有炮火支持的强敌展开殊死的搏斗。由于寡不敌众，不少地方被敌突破，山头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达四次之多。在政委负重伤，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英勇牺牲，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的紧急关头，周文龙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与１０倍、２０倍的敌人鏖战３天３夜，协同侧翼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１９３５年１月，到遵义附近的刀靶小镇。１３日晚１０点，周文龙查哨回来刚要休息，忽闻狗叫得厉害，转身再去察看，一排子弹打了过来，敌人距师部已经不远。在师部与各团通讯被敌截断的紧急情况下，周文龙一面指挥警卫连沉着应敌，一面让通讯员通知师长、政委抄小道向军团部靠拢。驻地离师部较近的１３团闻声赶来支援，消灭了这股夜袭的敌人，投敌带路的叛徒被当场击毙。
遵义会议之后，红三军团取消师的建制，红５师缩编为１３团，周文龙任团管理主任。５月，部队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部队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周文龙患腹泻发展成痢疾，行走十分艰难，先是拄着棍子，后来靠搀扶，再后来是两个人架着走。团长彭雪枫指定钱之光、李佩兰（即李毅，建国后任军委装甲兵政委？等专人扶助，要他“一定咬紧牙关坚持跟部队走出草地”。部队到了班佑，周文龙被送到战地医院治疗。９月，红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二纵队，周文龙任司令部四科科长。１０月１２日到吴起镇，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周文龙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战役。１９３６年６月入红军大学第１期学习，同年１２月毕业，奉中央军委命令留校，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从此，周文龙暂别硝烟弥漫的火线，走上后勤工作岗位。
战争年代的好后勤
１９３７年１月，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着“抗大”名声越办越响，从蒋管区和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越来越多。到第３期，学员超过４０００人，校舍紧张，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了。校领导研究，对外宣布“招生名额已满，暂时停止招生”。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找杨立三、周文龙谈话，明确指出：“抗大就是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越多越好，岂有停止招生之理，校舍困难，想办法解决。”校领导根据毛主席指示，研究认为挖窑洞用料省、成本低、见效快，是解决校舍不足最好的办法。杨、周二人带领有关人员走遍延安的大川小沟，对地势、土质、水源做了全面勘察，最后选定在凤凰山、清凉山麓开土建窑。两个多月的时间，共挖出２００余孔总面积达３０００余平方米的新校舍，各地合格青年想来上抗大，基本都能容纳。
周文龙担任抗大校务部长期间，正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生活极为困难的时期。１９３９年２月，毛主席到抗大尖锐地指出：“我们是等着饿死还是把抗大解散？要想把抗大办下去就必须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自力更生搞生产，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周文龙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领导抗大师生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两个多月完成１８０００亩的开荒播种任务。各伙食单位养猪、养羊、养鸡、种瓜、种菜、种豆、开作坊、磨豆腐、做粉条，师生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为超额完成任务，各学员队自己轮流做饭，校务部的２００余名炊事员集中到二十里铺开荒３０００亩，办起了抗大农场，当年就获得全面丰收。
１９４０年３月，周文龙调任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４月，奉命随朱总司令去西安，领取自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以来被国民党扣发的军饷。
４月１４日，天气晴朗，朱德一行三四百人从前方总部武乡县王家峪出发。经由陵川国民党２７军军部、洛阳９军军部来到潼关时，周文龙带管理科长、出纳员、几名警卫战士携５万余元准备兑换的残旧法币，与朱总司令会合，一同登上西北行营派来的专车去西安。
西安是领饷的目的地，朱总司令住行营公署，周文龙住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４号院，同办事处同志共同研究领饷事宜。不料，出纳员吴福兴带２万元残旧法币到中央银行兑换新币时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幸好说服了一个看守他的同乡哨兵向办事处通了消息。周文龙与办事处主任伍云甫设法紧急营救，经几番严正交涉，吴福兴被解救出来。
朱总司令动身去延安前特别向周文龙交待：第一，防止当局以种种借口拖延拒付，把应发的军饷全部领到手；第二，来时路上收容的干部都是抗日骨干，要全部带回家去。６月初，全数领到现金近２５８万元，还将５．１万元残币换成新币。归途由办事处派两部卡车（一部装军饷，一部载２０名武装战士？护送到洛阳。在洛阳停留１０天，经一再催促，才拿到盖有一战区长官部和卫立煌大印的通行护照。然后，一行人乘火车到渑池。与先行开至渑池的警卫连、辎重营会合，几经周折，终于７月２０日胜利回到总部驻地，彭总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攥住周文龙的手，上下打量很久，说了一句“辛苦了！”周文龙向彭总、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部长展开清单，包括１９３９年冬衣、１９４０年夏衣、粮米费、医疗费、兵站费……实领现金２５７.７９５万元。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周文龙兼任冀南银行副董事长。为支持革命战争，发展根据地工农业生产，活跃根据地经济，保持根据地军民生活稳定，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根据总部首长关于“在敌后根据地建设自己小后方”的指示，巩固建设兵工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肥皂牙粉厂等，利用山区有利条件，与敌人巧妙周旋，千方百计地满足军用民需。１９４２年５月，日军对我八路军总部包围突袭，在敌情万分紧急之际，总部决定分单位小股突围。周文龙命通讯班、警卫连紧急集合，出纳员用８个驮子将６００余万元冀南币分别用牲口驮上，一行人边打边撤退进了一条山沟。敌人把沟口堵住了，牲口被敌机炸伤，装款的麻袋，人背不了也扛不动，周文龙命令干部立即将钞票一捆捆掏出，分散在沟里用石头掩盖，留下出纳员隐蔽看守。周文龙等人与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此次战役，左权副参谋长英勇牺牲，后勤政治部主任谢翰文被俘，八路军总部损失严重。而供给部所管的弹药和６００余万钱币全部清点收回。彭总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我就放心了。”
１９４２年７月，周文龙任八路军后勤部副部长，协助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杨立三认真总结战时供给工作的经验，不断改进优化后勤保障工作，积极推进全军大生产运动，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保障供给，为大反攻奠定了基础，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上党战役是解放战争第一仗，是后勤保障由保障小分队打游击到保障大部队打运动战转变的一个开端。解放战争时期，周文龙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华北军区供给部部长、政委，总后勤部参谋主任等职。
１９４５年９月，周文龙受命组织上党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时值雨季，遍地泥泞，为把作战物资及时送到前线，又不使弹药受潮影响作战，广大民兵头顶弹药箱趟水过河，保证了作战物资的及时供应，受到刘、邓首长的嘉许。１９４７年６月，刘、邓率１２万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大规模、远距离的军事行动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严峻的考验，周文龙日夜操劳，运筹得当，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保障部队连续十几个月艰苦作战，取得歼敌２６万的辉煌战绩，创建了有３０００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１９４８年５月，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周文龙任供给部部长。此时，三大战役逐步拉开序幕。１２月，周文龙受命组建华北军区石家庄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完成淮海、平津、太原战役的物资调供，保障四野南下，装备１８、１９兵团进军大西北。
１９４８年年底，中央军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强调：“后勤工作在军队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做好本职工作，老同志要带头，首先是‘两杨两周’责无旁贷。”“两杨”指杨立三、杨至诚，“两周”即周文龙、周玉成，当时他们都不过三四十岁年纪，是我军战时后勤的光辉旗帜。除夕聚餐会上，刘伯承司令员笑着对周文龙说：“你的黄色炸药真送得及时，要是迟到几分钟，黄维就跑掉了。”毛主席举杯到后勤部长桌前说：“前方打胜仗有你们后勤部门的功劳啊！”
建设时期的多面手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志愿军入朝作战。粮食、弹药、冬服、药品、运输工具的供应十分紧张。前线申请物资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为及时解决前线急需，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周文龙一起搬到中南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办公室隔壁办公。聂帅说：“军委总后勤部刚成立，机构还不够健全，也没有什么家底，朝鲜前线所需作战物资，华北军区要尽最大力量承担。”周文龙手边有一大本家当账，弹药、粮食、被装等物资数量、质量、型号、存款地点一目了然。前线电报申请的东西，只要库存有的，经总长签发，立即调车装运；库存中没有的，立即想方设法筹措调拨。１９５１年１月底，朝鲜前线需要弹药１.４万吨，我国生产能力只有１５００吨，不足之数，向苏联购买。华北军区在努力扩大生产的同时，大批翻修缴获的日、美炮弹，以解燃眉之急。为解决部队穿衣吃饭问题，短短几十天赶制冬服２１.５万套（其中东北１０万套，华北１１.５万套？，动员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区军民制作炒面４６６万斤，解决前线因敌机低空侦察不能生火做饭的问题。就连一双棉鞋的制做，聂帅都要把所有样品收集在一起，充分考虑经穿、耐潮、不怕泥水、跑起来轻快又不捂脚等因素后才交华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制做。３年间，周文龙主持装备出征部队３个兵团、９个军、７个特种兵师团，前送弹药、油料、人马装具、粮油食品、药品器械等总计１７.２万吨，５８８６个车皮，由华北军区调干为主组成志愿军后勤第二分部，包括３个医院、３个医疗队、３列卫生列车、２个军械库、２个兵站、１个汽车团、１个骡马团，人员实力８９７７名。所有这些，都为打赢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有效的后勤支援。
战争结束，部队入城。由流动改为驻防，周文龙受命组织庞大的营房建造任务。经勘察规划，总面积３０７万平方米、造价２.３亿元营建任务分３年逐步完成。１９５４年４月，总后勤部向各大军区推广华北军区的营建施工经验。其间为建好一个子弟学校，周文龙四处奔走，以２８０匹市布的价格买下京西海淀乐家花园，创建了知名的“八一军校”。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而今有不少已走上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
当时部队后勤正规化建设以学习苏军为主，前后有多位苏联顾问到华北军区工作。与周文龙相交较深的波林科夫是苏军某方面军的后勤部长，他提出的许多建议总结了卫国战争的经验，其中后勤运输、公路建设、油料供应等等，受到充分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印证。
１９５５年国务院决定将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煤炭、电力、石油三个工业部。周总理向彭德怀提出，部队派得力干部支援新兴的石油工业。１９５５年６月，总参谋长黄克诚约周文龙到中南海居仁堂谈话：“国家需要石油，军队也需要石油，中央军委决定推荐李聚奎同志和你到石油工业部工作。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一个部门，除生产技术，还有财务、人事、供应、政工，这些你还是有经验的。”随后，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告知周文龙：“你的军衔已评定为中将，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８月份就不给你授衔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７月，李、周二人脱去军装，走上新的岗位。
石油工业部成立，李聚奎任部长，周文龙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干部、劳动、财务、教育、物资供应、国际交流等工作。石油会战虽然不必冒枪林弹雨，但其艰苦创业的难度，不亚于战争年代。周文龙以其果敢坚毅的性格、通达干练的能力和军队工作的丰富经验，多次带领工作人员走戈壁、进荒原，哪里有石油就到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看到大庆石油会战实行钻机整体搬家时缺少牵引设备，周文龙就与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联系，很快得到一批退役的苏式Ｔ—３４坦克，用作钻机搬迁的牵引车。通讯器材紧张，周文龙又找通信兵部王诤部长，一次就调给５００公里的通讯线材。会战人员紧张，周文龙写信向罗瑞卿总参谋长求援，罗总长批示从１９６０年退伍兵中动员３万人给石油部。此外还陆续调集了３０００余名转业干部支援石油建设。１９６３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４７０万吨，占全国石油产量半数以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所需要的石油，基本上都可以自给！
石油部组建的头一个１０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艰难起步的时期，在国家重点投入和各部门、各地区大力协作支援下，陆续开发出克拉玛依、柴达木、大庆、华北、胜利、大港、辽河、南阳、江汉等陆上油田，并着手海上石油的勘探开发。由于缺少有经验的船员、潜水员和运输船只，周文龙找到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肖劲光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就调给８艘登陆艇，２００余名有海上经验的复员战士和８名潜水员，同时还将打捞上来的“重庆号”巡洋舰作为海上仓库交付他们使用。１９６６年在渤海湾建起第一座钻井平台，开钻建成后单井日产原油３０吨，是我国石油工业从陆地向海洋迈出的第一步。
在石油部，周文龙一直分管教育，并兼任石油干部学校校长。回想毛主席兼任抗大教委会主任的情景，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他提议把大庆会战的经验编入教材，得到部党组一致认同。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他要求各石油院校认真贯彻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育的“三基提纲”，对一茬茬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多有裨益。周文龙分管干部工作，特别重视从基层干部和优秀工人中提拔各级干部，坚持“三老四严”，在实践中考验识别干部，在开发建设油田中培养年轻干部，使石油工业人才辈出，成为“工业学大庆”的一项重要内容。
１９６６年６月，周文龙作为中罗、中德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率团出访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洽谈科技合作项目。８月初返回北京，此时石油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从此周文龙陷入了被批挨斗的境地……但他坚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总会有“解放”的一天。
晚年自有余晖在
１９７６年夏秋之间，周文龙还没有被“解放”，老战友王平、杨得志出于关心爱护，邀他暂离北京到部队“走走看看”，呼吸点新鲜空气。在武汉军区，老战友盛情款待。再到广州军区见到许世友，许司令高兴地大叫：“我的部长呀，几年不见你了，听说你受冲击很厉害，真是黑了天！”昔日战友情深，都劝其争取回部队工作，周文龙也有这样的愿望，于是向中央递交了归队的申请。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６９岁的周文龙经中央军委批准再次入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增补为总后党委委员。这个年龄，这样的职务，在我军历史上很不寻常。１９８０年３月，王平政委奉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指示，派周文龙解决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部队干休所老干部不断向军委写信上访的问题。周文龙绝不以老资格自居，平心静气地讲话，充分倾听老同志的呼声。老同志把周文龙当作贴心人，畅所欲言，态度诚恳，周文龙一一记下，通过多方联系、交涉，使问题一一妥善解决。能在晚年为这些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做点实事，周文龙颇感欣慰。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周文龙按大军区正职离职休养。老人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耄耋之年还参加全军财务工作大检查，察看部队的海防、边防建设，到山东、河南、塔里木、南海油田察看和慰问职工。为让后人更多地了解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先后撰写２０余万字的《周文龙回忆录》，完成中央军委赋与《第二野战军后勤史》、《华北军区后勤史》的组织编纂任务，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缅怀彭德怀、聂荣臻、杨立三、王平、李聚奎等同志的文章，充分讴歌老一代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晚年，周文龙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心胸豁达，淡泊名利。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因病逝世，享年９５岁。我们应该记住这位对军地建设功绩卓越的无衔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