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学校。当时，社会上曾流传有“五四运动有北大，大革命时期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等。这个“上大”，即指被国民党右派称为“赤色大本营”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
创办与停办
上海大学(以下简称“上大”)成立于1922年10月23日，它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在上海市闸北区青云路青云里(今青云路167弄的位置，1987年定为市级革命纪念地)。校舍是一座二层楼的破旧房子，因陋就简，略加整理就变成学校了。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校舍紧张，所以教师和学生多半住在校外。
上大创办时。正值国共两党酝酿合作之际，培养革命理论人才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充实上海大学，共产党方面派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到上大，邓中夏任教务长，其他人任教授。这些人的到来无疑给上海大学注入了革命的新鲜血液。使其面貌焕然一新。国民党方面派于右任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运动，对教育工作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被称为“西北奇才”，在当时颇有声望。国民党方面又派邵仲辉(即邵力子)任副校长。由于于右任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校务时常由邵仲辉代理。
当时上大主要有三个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陈望道；英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何世桢；社会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另有美术系，但只办了一段时间就停办了。
1923年，由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上大巍然屹立于黄浦江边。由于学生人数猛增，校舍愈显紧张，遂于次年2月间迁址到公共租界西摩路(现陕西北路)132号。迁址后上大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规模更大。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上海大学被强行封闭。经过上大师生的顽强斗争，1926年上大在江湾又建了新校舍。
由于上大一直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因此上大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国民党右派更视上大为“赤色大本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崇禧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突然派兵进驻上大江湾新校区，上大不少学生被捕。财产被抢劫一空，上大由此而被迫停办。上海大学从1922年创办到1927年停办，前后仅生存5年时间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内部矛盾与派系斗争
上大创办后不久。便出现了派系斗争，并逐渐公开化。上大的学生，从政治上可分为两大派。多数学生是要求进步的。他们中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倾向共产党的，另一部分虽倾向国民党，但当时国民党的主体也是革命的，所以这两部分学生均属于革命派。少数派则是以何世桢、何世枚和凌铁庵、凌焦庵(安徽人)这两家的子弟或亲属为主，以及受他们影响较深的一些青年学生。
上大学生进校前，有不少同学就已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一部分学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上渴求革命。还有一部分是全国各地或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或受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逃到上海进入上大的。这些学生思想比较进步，加上进校后受到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人的马列主义教育，进步更快。
在上大三个系中，社会学系共产党员最多，所以最为活跃。也有少数学生如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谢持的女儿，出身富贵，除上课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英文系主任为何世桢，学生中多半属何、凌派系。右派势力占优势。中文系两派力量差不多，因而成为两种力量争夺的对象。
“文革”时期权倾一时的人物康生，当年也曾是上大的学生。据上大学生胡允恭回忆：康生当时的名字叫张云，出身地主家庭，很有钱。为表现积极革命，他每次上课都和穷苦学生坐在后面的长凳上听课。康衣着也较朴素。但使人讨厌的。是他嘴里时常叼着进口的高级纸烟，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洋不洋、土不土、颓废阴沉的感觉。尤其在日常交往中，康不仅与我们党团员接近，同时又与何、凌派打得火热。因此大家都说他滑头。
1924年春，上海大学增设当代政治课。国民党派汪精卫、胡汉民，共产党则推荐恽代英，三人轮流讲授此课。汪精卫讲课词藻比较丰富，内容主要是有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完成北伐等问题。胡汉民讲“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强调，要实现三民主义，一是要民族独立；二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民权；三是改善人民生活。胡认为民生主义包括了共产主义，除民生主义外。中国社会不需要共产主义。恽代英则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必然要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因此反帝和反封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他明确指出共产党人赞成三民主义，但它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恽代英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局限性的，在反对勾结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时，他们会赞成；但革命继续深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起来反对，所以依靠他们是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恽代英的政治课，观点明确，说理透彻。深得学生们的好评。显然，他的理论和胡汉民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不久，胡、汪离沪去广州，政治课由恽代英一人主讲。
1924年，沈玄庐突然离开上海大学，脱离共产党。此事一时成为何、凌派攻击共产党的口实。何、凌派系后来成为戴季陶主义和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
独特的办学风格
上大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办学富有创新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
一是组织上开通。于右任校长上任后，不搞党同伐异，他首先请李大钊举荐办学人才。李大钊便介绍邓中夏、瞿秋白等人来上大。在邓、瞿到任后，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沈雁冰、陈望道、杨贤江等也陆续来校执教或主持工作。同时上大也聘请了一些社会名流。在人才上，上大也可以说是兼收并蓄。广纳贤才。
上大先后为国共双方培养出许多革命骨干，并不断向外输出人才。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就由上大代招，招考官就是戴季陶和施存统。上大考取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很多。
1924年春，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上大建立了基层组织——上海大学党支部，有党员11人，占全市党员数的1／4。支部成员中的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都是中共中央或团中央的领导人。
二是政治上开明。瞿秋白多次撰文，主张学校以“改造社会”为宗旨，以期實现民主社会。瞿秋白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希望上大“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中心”。在上大讲授的内容中。充满了马列主义学说，十分新颖，诸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概念。毫不避讳。上大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本校教师自编的。大多数教师既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斗争实践经验，因此编出的教材有血有肉， 深受学生的欢迎。
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上大师生前赴后继，谱写出许多感人的篇章。1924年轰动一时的黄仁(上大学生)事件，是上大学生献身革命的首次尝试。1925年五卅运动中为国捐躯于南京路的何秉彝，以及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华、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也都是上大的学生。五卅运动中遭到逮捕，甚至惨遭杀害的上大学生不在少数。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仅在五卅惨案的当天，上大学生受伤的就有13人，被逮捕关押的达131人。
由此可见，上大确实是一所革命的洪炉。当时的《大陆报》称“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颇为确切。
三是教育上开放。上海大学注重独立思考，不拘泥于常规的教学理念和模式。比如在社会学上，瞿秋白不赞成美国学者把“一切杂七杂八无所归的东西都推人社会学”的做法，对德国、苏联学者的观点也坚持一分为二。瞿批评传统的社会学“偏于叙述的、描写的”，他鼓励“抽象研究”。他说：“欲了解一国的生活，决不能仅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为了看见“社会的心灵”。上大师生走出校门，到工人居住区和街道兴办平民夜校、工人子弟学校、识字班等。上大还联合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校举办夏令讲学会。对国外先进的文化，上大也大胆借鉴。瞿秋白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中写道：“中国文艺之中‘外国货’的容纳取受，并不是‘国粹沦丧，文化坠地’之表征，而却是中国文化命运之转机”。瞿的“转机论”为文化开放鸣锣开道。
正是由于组织上的开通、政治上的开明、教育上的开放，上海大学才生机勃勃，名声大振。许多青年纷纷负笈来学，而且有许多从日本、苏联回国的人也来校听课。兄弟院校学生，包括一部分教师也前来旁听。
“红色学府”的师生们
上海大学从1922年10月创办至1927年5月被查封，前后仅存在5年。在这短暂的5年时间内。先后来上大从教的教师有几十人。学生有160人左右。革命洪流大浪淘沙，上大的师生后来许多都成为职业革命家、政治或文化名人，同时也有不少人意志动摇，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脱离了革命队伍，甚至走向革命的反面。笔者试以所接触到的史料为据，对有记载的上大师生作一初步统计：
上大的教师
于右任：校长。
邵仲辉：副校长。
邓安石(邓中夏)：教务长。兼授伦理学。
瞿秋白：社会学系主任，兼授社会运动史和中国哲学史。
蔡和森：教社会发展史。
张太雷：主讲工人运动史。
恽代英：主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陈望道：中文系主任。兼授文法和修辞。
任弼时：教俄文，并经常报告青年运动状况。
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教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
沈雁冰(茅盾)：讲中国文学史。
何世桢：英文系主任，兼授政治学大纲。
沈仲九(沈铭训)：教中国哲学史。
高语罕(原名高超)：曾留学德国。中共早期党员，讲黑格尔哲学。
蒋光慈：讲苏联文学。
何世枚：教英语。
陈德政：教中国文学。
洪野：美术系主任。
彭述之：中共早期党员，留苏生。1924年回国后，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新青年》月刊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编辑。
卜士奇(卜道明)：中共早期党员，留苏生，在上大任教一年，讲授俄文。后投靠国民党参加CC派，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湾。
方光焘：教中国文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大学教授。
另有田汉、俞平伯、周建人、李季、沈泽民、杨贤江、胡朴安、李春藩、周越然、侯绍裘等。
上大的堂生
薛卓汉：安徽安庆人，早期共产党员，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和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1931年被张国焘冤杀。
何挺颖：陕西南郑人，1929年初，在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进军途中牺牲。
顾作霖：江苏嘉定人，中共早期領导人，1934年病逝于中央苏区。
李硕勋：又名李陶，四川高县人，革命烈士。
匡亚明：江苏丹阳人，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
王步文：安徽潜山人，1930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1年不幸牺牲。
王逸常：安徽六安人，北伐时曾任北伐军后方政治部代理主任。
胡允恭：安徽长丰人，早期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梦秋：安徽寿县人，参加过红军长征。盛世才在新疆反蒋介石时，与毛泽民、陈潭秋等赴新疆协助盛开展工作。后盛世才反共，毛泽民与陈潭秋遇害，徐叛变投敌。
徐梦周：徐梦秋的胞弟。
张琴秋：女，浙江桐乡人，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红军长征，“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黄天白：安徽风台人，早期共产党员，1924年被派到北京从事地下党工作。不久被捕牺牲。
刘一清：当时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
丁玲：女，湖南临澧人，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
阳翰笙：四川高县人，剧作家。
施蛰存：浙江杭州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
葛琴：江苏宜兴人，早年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影厂副厂长。编剧。
瞿景白：瞿秋白的胞弟，革命烈士。
郭伯和：四川南溪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与陈延年一起被捕，后英勇就义。
高尔柏：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曾任上海大学党组织负责人，在上大曾和高尔松办《棠棣之花》刊物。
高尔松：高尔柏的胞弟。
许达文：曾任中共地下党江苏省盱眙县委书记，后被捕牺牲。
许达据：许达文的胞兄，老死家中。
曹轶欧：女，康生的妻子。
姚云漪：女，教师杨贤江的妻子。
王剑虹：女，瞿秋白的妻子，与瞿结婚7个月后于1924年因病去世。
杨之华：瞿秋白的妻子。
陈比南：早期共产党员，彭述之的妻子。
傅学文：女，邵力子的妻子。
邱青钱：黄埔二期生，后改名邱清泉，曾任国民党高级军官，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李士群：浙江丽水人，早期共产党员，后叛变并成为汪伪政权要员，1943年被日本特务毒死。
韩步先：中共早期领导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27年被捕后叛变。
王进之：在上大时为陈德政派，很反动。1930年在《钟声报》任职，后成为国民党特务。
上大其他学生还有：覃恩、冯雪冰、孟超、孔另境、戴望舒、袁牧之、陶良、胡宏浪、吴霆、许石麟、严祖荣、武德风、方运超、黄让之、朱松年、张曙云、吴云、吴震等。
曾任中共高级干部的有：王稼祥、杨尚昆、秦邦宪(博古)、张云(康生)、陈伯达等。
创办与停办
上海大学(以下简称“上大”)成立于1922年10月23日，它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在上海市闸北区青云路青云里(今青云路167弄的位置，1987年定为市级革命纪念地)。校舍是一座二层楼的破旧房子，因陋就简，略加整理就变成学校了。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校舍紧张，所以教师和学生多半住在校外。
上大创办时。正值国共两党酝酿合作之际，培养革命理论人才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充实上海大学，共产党方面派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到上大，邓中夏任教务长，其他人任教授。这些人的到来无疑给上海大学注入了革命的新鲜血液。使其面貌焕然一新。国民党方面派于右任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运动，对教育工作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被称为“西北奇才”，在当时颇有声望。国民党方面又派邵仲辉(即邵力子)任副校长。由于于右任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校务时常由邵仲辉代理。
当时上大主要有三个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陈望道；英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何世桢；社会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另有美术系，但只办了一段时间就停办了。
1923年，由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上大巍然屹立于黄浦江边。由于学生人数猛增，校舍愈显紧张，遂于次年2月间迁址到公共租界西摩路(现陕西北路)132号。迁址后上大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规模更大。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上海大学被强行封闭。经过上大师生的顽强斗争，1926年上大在江湾又建了新校舍。
由于上大一直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因此上大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国民党右派更视上大为“赤色大本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崇禧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突然派兵进驻上大江湾新校区，上大不少学生被捕。财产被抢劫一空，上大由此而被迫停办。上海大学从1922年创办到1927年停办，前后仅生存5年时间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内部矛盾与派系斗争
上大创办后不久。便出现了派系斗争，并逐渐公开化。上大的学生，从政治上可分为两大派。多数学生是要求进步的。他们中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倾向共产党的，另一部分虽倾向国民党，但当时国民党的主体也是革命的，所以这两部分学生均属于革命派。少数派则是以何世桢、何世枚和凌铁庵、凌焦庵(安徽人)这两家的子弟或亲属为主，以及受他们影响较深的一些青年学生。
上大学生进校前，有不少同学就已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一部分学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上渴求革命。还有一部分是全国各地或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或受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逃到上海进入上大的。这些学生思想比较进步，加上进校后受到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人的马列主义教育，进步更快。
在上大三个系中，社会学系共产党员最多，所以最为活跃。也有少数学生如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谢持的女儿，出身富贵，除上课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英文系主任为何世桢，学生中多半属何、凌派系。右派势力占优势。中文系两派力量差不多，因而成为两种力量争夺的对象。
“文革”时期权倾一时的人物康生，当年也曾是上大的学生。据上大学生胡允恭回忆：康生当时的名字叫张云，出身地主家庭，很有钱。为表现积极革命，他每次上课都和穷苦学生坐在后面的长凳上听课。康衣着也较朴素。但使人讨厌的。是他嘴里时常叼着进口的高级纸烟，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洋不洋、土不土、颓废阴沉的感觉。尤其在日常交往中，康不仅与我们党团员接近，同时又与何、凌派打得火热。因此大家都说他滑头。
1924年春，上海大学增设当代政治课。国民党派汪精卫、胡汉民，共产党则推荐恽代英，三人轮流讲授此课。汪精卫讲课词藻比较丰富，内容主要是有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完成北伐等问题。胡汉民讲“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强调，要实现三民主义，一是要民族独立；二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民权；三是改善人民生活。胡认为民生主义包括了共产主义，除民生主义外。中国社会不需要共产主义。恽代英则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必然要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因此反帝和反封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他明确指出共产党人赞成三民主义，但它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恽代英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局限性的，在反对勾结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时，他们会赞成；但革命继续深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起来反对，所以依靠他们是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恽代英的政治课，观点明确，说理透彻。深得学生们的好评。显然，他的理论和胡汉民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不久，胡、汪离沪去广州，政治课由恽代英一人主讲。
1924年，沈玄庐突然离开上海大学，脱离共产党。此事一时成为何、凌派攻击共产党的口实。何、凌派系后来成为戴季陶主义和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
独特的办学风格
上大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办学富有创新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
一是组织上开通。于右任校长上任后，不搞党同伐异，他首先请李大钊举荐办学人才。李大钊便介绍邓中夏、瞿秋白等人来上大。在邓、瞿到任后，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沈雁冰、陈望道、杨贤江等也陆续来校执教或主持工作。同时上大也聘请了一些社会名流。在人才上，上大也可以说是兼收并蓄。广纳贤才。
上大先后为国共双方培养出许多革命骨干，并不断向外输出人才。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就由上大代招，招考官就是戴季陶和施存统。上大考取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很多。
1924年春，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上大建立了基层组织——上海大学党支部，有党员11人，占全市党员数的1／4。支部成员中的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都是中共中央或团中央的领导人。
二是政治上开明。瞿秋白多次撰文，主张学校以“改造社会”为宗旨，以期實现民主社会。瞿秋白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希望上大“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中心”。在上大讲授的内容中。充满了马列主义学说，十分新颖，诸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概念。毫不避讳。上大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本校教师自编的。大多数教师既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斗争实践经验，因此编出的教材有血有肉， 深受学生的欢迎。
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上大师生前赴后继，谱写出许多感人的篇章。1924年轰动一时的黄仁(上大学生)事件，是上大学生献身革命的首次尝试。1925年五卅运动中为国捐躯于南京路的何秉彝，以及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华、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也都是上大的学生。五卅运动中遭到逮捕，甚至惨遭杀害的上大学生不在少数。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仅在五卅惨案的当天，上大学生受伤的就有13人，被逮捕关押的达131人。
由此可见，上大确实是一所革命的洪炉。当时的《大陆报》称“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颇为确切。
三是教育上开放。上海大学注重独立思考，不拘泥于常规的教学理念和模式。比如在社会学上，瞿秋白不赞成美国学者把“一切杂七杂八无所归的东西都推人社会学”的做法，对德国、苏联学者的观点也坚持一分为二。瞿批评传统的社会学“偏于叙述的、描写的”，他鼓励“抽象研究”。他说：“欲了解一国的生活，决不能仅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为了看见“社会的心灵”。上大师生走出校门，到工人居住区和街道兴办平民夜校、工人子弟学校、识字班等。上大还联合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校举办夏令讲学会。对国外先进的文化，上大也大胆借鉴。瞿秋白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中写道：“中国文艺之中‘外国货’的容纳取受，并不是‘国粹沦丧，文化坠地’之表征，而却是中国文化命运之转机”。瞿的“转机论”为文化开放鸣锣开道。
正是由于组织上的开通、政治上的开明、教育上的开放，上海大学才生机勃勃，名声大振。许多青年纷纷负笈来学，而且有许多从日本、苏联回国的人也来校听课。兄弟院校学生，包括一部分教师也前来旁听。
“红色学府”的师生们
上海大学从1922年10月创办至1927年5月被查封，前后仅存在5年。在这短暂的5年时间内。先后来上大从教的教师有几十人。学生有160人左右。革命洪流大浪淘沙，上大的师生后来许多都成为职业革命家、政治或文化名人，同时也有不少人意志动摇，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脱离了革命队伍，甚至走向革命的反面。笔者试以所接触到的史料为据，对有记载的上大师生作一初步统计：
上大的教师
于右任：校长。
邵仲辉：副校长。
邓安石(邓中夏)：教务长。兼授伦理学。
瞿秋白：社会学系主任，兼授社会运动史和中国哲学史。
蔡和森：教社会发展史。
张太雷：主讲工人运动史。
恽代英：主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陈望道：中文系主任。兼授文法和修辞。
任弼时：教俄文，并经常报告青年运动状况。
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教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
沈雁冰(茅盾)：讲中国文学史。
何世桢：英文系主任，兼授政治学大纲。
沈仲九(沈铭训)：教中国哲学史。
高语罕(原名高超)：曾留学德国。中共早期党员，讲黑格尔哲学。
蒋光慈：讲苏联文学。
何世枚：教英语。
陈德政：教中国文学。
洪野：美术系主任。
彭述之：中共早期党员，留苏生。1924年回国后，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新青年》月刊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编辑。
卜士奇(卜道明)：中共早期党员，留苏生，在上大任教一年，讲授俄文。后投靠国民党参加CC派，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湾。
方光焘：教中国文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大学教授。
另有田汉、俞平伯、周建人、李季、沈泽民、杨贤江、胡朴安、李春藩、周越然、侯绍裘等。
上大的堂生
薛卓汉：安徽安庆人，早期共产党员，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和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1931年被张国焘冤杀。
何挺颖：陕西南郑人，1929年初，在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进军途中牺牲。
顾作霖：江苏嘉定人，中共早期領导人，1934年病逝于中央苏区。
李硕勋：又名李陶，四川高县人，革命烈士。
匡亚明：江苏丹阳人，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大学校长。
王步文：安徽潜山人，1930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1年不幸牺牲。
王逸常：安徽六安人，北伐时曾任北伐军后方政治部代理主任。
胡允恭：安徽长丰人，早期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梦秋：安徽寿县人，参加过红军长征。盛世才在新疆反蒋介石时，与毛泽民、陈潭秋等赴新疆协助盛开展工作。后盛世才反共，毛泽民与陈潭秋遇害，徐叛变投敌。
徐梦周：徐梦秋的胞弟。
张琴秋：女，浙江桐乡人，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红军长征，“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黄天白：安徽风台人，早期共产党员，1924年被派到北京从事地下党工作。不久被捕牺牲。
刘一清：当时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
丁玲：女，湖南临澧人，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
阳翰笙：四川高县人，剧作家。
施蛰存：浙江杭州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
葛琴：江苏宜兴人，早年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影厂副厂长。编剧。
瞿景白：瞿秋白的胞弟，革命烈士。
郭伯和：四川南溪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与陈延年一起被捕，后英勇就义。
高尔柏：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曾任上海大学党组织负责人，在上大曾和高尔松办《棠棣之花》刊物。
高尔松：高尔柏的胞弟。
许达文：曾任中共地下党江苏省盱眙县委书记，后被捕牺牲。
许达据：许达文的胞兄，老死家中。
曹轶欧：女，康生的妻子。
姚云漪：女，教师杨贤江的妻子。
王剑虹：女，瞿秋白的妻子，与瞿结婚7个月后于1924年因病去世。
杨之华：瞿秋白的妻子。
陈比南：早期共产党员，彭述之的妻子。
傅学文：女，邵力子的妻子。
邱青钱：黄埔二期生，后改名邱清泉，曾任国民党高级军官，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李士群：浙江丽水人，早期共产党员，后叛变并成为汪伪政权要员，1943年被日本特务毒死。
韩步先：中共早期领导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27年被捕后叛变。
王进之：在上大时为陈德政派，很反动。1930年在《钟声报》任职，后成为国民党特务。
上大其他学生还有：覃恩、冯雪冰、孟超、孔另境、戴望舒、袁牧之、陶良、胡宏浪、吴霆、许石麟、严祖荣、武德风、方运超、黄让之、朱松年、张曙云、吴云、吴震等。
曾任中共高级干部的有：王稼祥、杨尚昆、秦邦宪(博古)、张云(康生)、陈伯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