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一辈子办报的张季鸾对自己的职业很自信，他曾对年轻的后起之秀徐铸成说，一个新闻记者对国家的贡献，可以不亚于一个政治家。自从1926年他和胡政之在天津接办《大公报》以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立报之本，迅速成为举国舆论的重心。1937年9月，张季鸾抱病主持创办了《大公报》汉口版，不久就发行5万份，他执笔的社评深受读者的信赖。当年11月攻陷上海、威胁南京之时，日本政府就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七项议和条件，包括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接管、停止排日、降低日本货的进口关税等。孔祥熙等人颇为心动，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蒋介石在12月2日、5日曾两次和陶德曼见面。7日，日军兵临南京城下，三路发起猛攻。就在此时，武汉街头巷尾盛传陶德曼秘密在做说客，劝中国与日本议和。社会上为此议论纷纷。
　　
　　当时在《大公报》兼职编副刊的陈纪滢回忆，那天，张季鸾从外边访友回来，不像平日那样春风满面，和同事们有说有笑，而是神情严肃，脱了外套之后，“就在编辑部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若有所思。大家知道情势严重，谁也不敢贸然地向他请示问题。”大约来回走了十几分钟，他就走进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的办公室，开始写社评。一小时后，他拿出底稿，交给曹谷冰，曹看完，问是否马上发排，他回答：“马上发排，你给我校对一下，别让它错一个字。”陈纪滢向他请教陶德曼的事，他说：“写的正是这个问题”，并慨叹说：“这真是存亡绝续之顷，一念之差，就可以亡国！”此前，他接连发表了《德国调解之声》、《国家主权和国际信义》等评论。
　　12月8日早上出版的《大公报》刊出他那篇著名的《最低调的和战论》，他指出：“我们首都，已不幸在敌人围攻中，全国人在此时，应当重新对敌人彻底认识，对祖国前途，更彻底检讨一下。……敌外务省发言人说，欢迎第三者调解，但同时东京已准备八十万人的游行庆祝，预备于占领我首都之日举行。大家只就这简单两条消息看看，就可以认识敌人是如何玩弄辱没中国，并可以知道敌人所谓调解……之意义，只是庆祝胜利后的纳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统政府肯接受他占领我首都后之所谓和议。因为如此则省得他制造傀儡，并且可以藉我正统政府之力，以自己消灭国内的抗战精神，同时使国际上无法说话。这于他太便利、太合算了。……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
　　陈纪滢应张季鸾的交代去看看蒋百里，听听他的意见。这位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军事学家，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是鲁登道夫的门下，著有《国防论》。见面时，他已读过《大公报》上的社评，他说：“季鸾先生的主张绝对正确，这次与日本打仗，千万不能中途停下来，停下来便亡国，打到底日本必败！”他想起德国有一个夫人论中、日两个民族的话，那位德国夫人熟读东方历史，在中、日两国住过多年，对于中日两个民族都有很深的认识，她说：“日本民族重小节，刚强，但因系海岛国家，胸襟不阔，气量窄小，靠武士道精神维持国运。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极渊博的国家，是大陆国家，同时有极绵长的海岸线，也是海洋国家。人性醇厚，酷爱和平，但守旧，少开展。同时工业不发达，因此地虽大，物虽博，却积弱贫穷。日本与这么一个国家为邻，一定会引起她的觊觎之心。假若日本一旦侵略中国，凭中国地理环境就可以打败日本，因日本绝无那么大的兵力占领全中国也。”显然，他同意这些判断，他感叹：“如今不幸而言中，诚是中、日两大民族的悲剧。”
　　陈纪滢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心仪的蒋百里和张季鸾都已谢世多年，但他们当年说的话，他们的神态举止，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思考和主张，相隔多少年，他都无法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