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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世界银行的上中等收入標准，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高速发展的中国，未来面临更多全新的严峻挑战，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思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科学发展观 跨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4283美元，已经突破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上中等收入标准3945美元，中国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此，中国保持了30余年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但是，长期快速发展积聚起来的问题和矛盾会集中爆发，中国未来也将面临更多全新的严峻挑战。其实，不只中国面临这种情况，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国际上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那么何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又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明确作出如下定义：当各经济体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原有的经济政策和增长机制将无法支持其继续发展，以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人均GDP也很难突破10000美元，从而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
世界银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国家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拉美、东亚、中东等地区。其中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其33个经济体中，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就高达28个。近年来，拉美地区之所以被经常提及并作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大都经过了长期的停滞徘徊期。截至2011年，拉美地区上述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曾富甲一方的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
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对6575位网友进行了采访调查①。调查结果显示60%的网友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在0.5以上。原因何在？中国经历了30余年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在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可能会集中爆发，而这又对国家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
首先，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30年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所衰减，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挑战。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架马车”是投资和出口，80年代以来尤其是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从30%一路上涨，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过去30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累积起来出口增长是GDP的6倍多，导致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但同期我国最终消费率从80年代的65%左右下降到2006年之后的不足50%。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单纯依靠“投资+出口”、忽视消费的增长模式难以长期发挥作用。
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分化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激增至现在的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比为3.33（如果加上隐性收入，实际比例可能更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这也成为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44%的网友认为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再次，公权力私有化导致腐败泛化、深化。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自古至今，无论任何国家，腐败问题导致政权更迭的现象并不鲜见。那么，腐败问题在当今中国的严重程度如何？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6%的网友认为“严重”，18%的网友认为“比较严重”，累计比例高达94%。而且，30多年来中国的腐败已经从初期的个人腐败发展到组织化腐败并逐渐向制度化腐败过渡，甚至衍生出“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权势在一定范围内将政策向经济利益集团倾斜， 将改革的成果尽量收归小部分人所有。所以，在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的提问，温总理做了如此回答：“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最后，社会建设滞后，民生问题愈益严重。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用于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但其所占比例仍然较低。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为例，四项支出占2003年财政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而美国四项支出占52%，北欧更高。对民生问题关注不够投入不足，一方面导致出现就业难、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现象；另一方面还导致社会上开始出现相对集中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城市失业者。
其实这些问题不仅我国存在，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马上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吸取拉美诸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之教训、借鉴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等国的成功跨越经验，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对策方是正道。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我党的高度关注。早在2004年，温家宝就曾指出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对此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全新的发展理念，其成为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首先，实现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党制定的十二五计划指出，未来5年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一方面是指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型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指加快经济增长机制转变，实现由过去的土地、资源等“要素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实现从模仿到自主创新发展，实现科技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其次，实现全面發展。腐败多发、社会动荡、民主乱象、社会公共服务短缺、信仰缺失、就业困难等几乎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代名词，也是众多网友认为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所以，这些问题顺利解决与否成为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要想解决腐败多发和民主乱象，关键还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加强对于腐败惩处的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再次，实现协调发展。协调发展主要指的是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事实证明这个问题处理妥当与否成为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基尼系数、缩小贫富差距，主要就是“调高、扩中、提低、保困”。所谓“调高”，就是通过采取一些措施调节一些人的过高收入，比如征收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加强对垄断性高收入行业的监管力度增加其利润上缴比例、严厉打击贪污受贿非法收入等；“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绝大部分人步入中产阶层，这主要是指扭转劳动所得比重和经济增长相悖而行的趋势、提高劳动所得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低”，就是采取一些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诸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快新农村建设、大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诸如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区域差距等；“保困”，就是通过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保障困难群众的生活，以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保护弱势群体。
总之，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还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以人为本。所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自觉地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正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康庄大道。
（作者单位：山东交通学院社科部）
注释
①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人民论坛》，2010年7月（上）。
②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挑战与抉择”，《全球经济金融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科学发展观 跨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4283美元，已经突破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上中等收入标准3945美元，中国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此，中国保持了30余年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但是，长期快速发展积聚起来的问题和矛盾会集中爆发，中国未来也将面临更多全新的严峻挑战。其实，不只中国面临这种情况，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国际上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那么何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又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明确作出如下定义：当各经济体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原有的经济政策和增长机制将无法支持其继续发展，以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人均GDP也很难突破10000美元，从而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
世界银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国家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拉美、东亚、中东等地区。其中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其33个经济体中，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就高达28个。近年来，拉美地区之所以被经常提及并作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大都经过了长期的停滞徘徊期。截至2011年，拉美地区上述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曾富甲一方的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
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对6575位网友进行了采访调查①。调查结果显示60%的网友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在0.5以上。原因何在？中国经历了30余年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在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可能会集中爆发，而这又对国家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
首先，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30年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所衰减，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挑战。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架马车”是投资和出口，80年代以来尤其是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从30%一路上涨，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过去30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累积起来出口增长是GDP的6倍多，导致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但同期我国最终消费率从80年代的65%左右下降到2006年之后的不足50%。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单纯依靠“投资+出口”、忽视消费的增长模式难以长期发挥作用。
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分化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激增至现在的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比为3.33（如果加上隐性收入，实际比例可能更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这也成为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44%的网友认为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再次，公权力私有化导致腐败泛化、深化。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自古至今，无论任何国家，腐败问题导致政权更迭的现象并不鲜见。那么，腐败问题在当今中国的严重程度如何？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6%的网友认为“严重”，18%的网友认为“比较严重”，累计比例高达94%。而且，30多年来中国的腐败已经从初期的个人腐败发展到组织化腐败并逐渐向制度化腐败过渡，甚至衍生出“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权势在一定范围内将政策向经济利益集团倾斜， 将改革的成果尽量收归小部分人所有。所以，在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的提问，温总理做了如此回答：“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最后，社会建设滞后，民生问题愈益严重。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用于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但其所占比例仍然较低。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为例，四项支出占2003年财政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而美国四项支出占52%，北欧更高。对民生问题关注不够投入不足，一方面导致出现就业难、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现象；另一方面还导致社会上开始出现相对集中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城市失业者。
其实这些问题不仅我国存在，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马上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吸取拉美诸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之教训、借鉴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等国的成功跨越经验，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对策方是正道。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我党的高度关注。早在2004年，温家宝就曾指出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对此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全新的发展理念，其成为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首先，实现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党制定的十二五计划指出，未来5年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一方面是指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型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指加快经济增长机制转变，实现由过去的土地、资源等“要素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实现从模仿到自主创新发展，实现科技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其次，实现全面發展。腐败多发、社会动荡、民主乱象、社会公共服务短缺、信仰缺失、就业困难等几乎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代名词，也是众多网友认为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所以，这些问题顺利解决与否成为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要想解决腐败多发和民主乱象，关键还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加强对于腐败惩处的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再次，实现协调发展。协调发展主要指的是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事实证明这个问题处理妥当与否成为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基尼系数、缩小贫富差距，主要就是“调高、扩中、提低、保困”。所谓“调高”，就是通过采取一些措施调节一些人的过高收入，比如征收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加强对垄断性高收入行业的监管力度增加其利润上缴比例、严厉打击贪污受贿非法收入等；“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绝大部分人步入中产阶层，这主要是指扭转劳动所得比重和经济增长相悖而行的趋势、提高劳动所得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低”，就是采取一些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诸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快新农村建设、大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诸如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区域差距等；“保困”，就是通过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保障困难群众的生活，以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保护弱势群体。
总之，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还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以人为本。所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自觉地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正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康庄大道。
（作者单位：山东交通学院社科部）
注释
①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人民论坛》，2010年7月（上）。
②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挑战与抉择”，《全球经济金融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