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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这次大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是开得较为成功的一次大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和1961年，粮食危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周恩来当时被人送了一个雅号：“粮食调度总指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更是心急如焚，常向各省、市、区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为了使江西省同意外调三亿斤粮食，周恩来竟在一次餐桌上连喝了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所敬的i杯酒，一杯酒就是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关于粮食的谈话有记录的就有70多次。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七千人大会的出发点：解决粮食问题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并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情况还相当严重。1961年开始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情况还未来得及有太大的好转，国库已被挖空，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而且城市已发生请愿事件。万一城市断粮，后果不堪设想。而偏偏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的32亿斤粮食，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的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此外，转眼就到年底，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并未解决问题。于是在1961年11月10口，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和上调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直言，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粮食，就无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就很难过；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粮食，还有点调剂余地。
听了这三个数字，各中央局书记都在心里叫苦不迭，他们本是愿意接受中央分配的粮食上调任务的，但是这任务要分解到各省再去层层落实，下面若是阻力太大怎么办?因为当时的问题是一讲征购粮食，基层干群就抵触。不过尽管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定下了150亿斤的盘子。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1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中央工作会议结合起来一块开，以便打通思想。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陶铸的建议有道理。那么如何打通思想呢?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毛泽东认为，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的错误，不讲中央的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要利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毛泽东还表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并要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这样，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定下来了。后来在起草会议通知时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
可见，七千人大会的直接发端，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于中央征调粮食。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这就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使地方领导都非常乐意，认为中央真正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七千人大会接待的难点：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通知发出的当天，1961年11月16日，刘少奇乘火车赴广东从化疗养。11月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大会的筹备工作由邓小平来负责。筹备工作的首要任务无疑是起草大会报告。然而具体的保卫工作、生活服务、接待安排等也丝毫马虎不得。7000位领导，加上秘书、工作人员等随从，足足1万多人!
由于当时正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据当时参与接待并负责生活的同志回忆：
吃饭是10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刘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只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为什么你在编，我就不在编，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呢?其实实在是编制有限。前门饭店来来去去的那么多会议车辆，可就只有3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那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
有的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回忆说，每次吃完饭，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好在经过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做到了“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就餐本不应成为问题，但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也说明七千人大会的就餐都是与当时的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
书记和部长们检讨的重点：粮食问题
为了把话讲透，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毛泽东倡导的“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南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 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春节前就作了检讨。他说，湖北这几年自以为是，“五风”俱全。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36000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王任重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当时我们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刮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7亿斤，却向中央报了450亿斤，因为多报了粮食产量，多上缴，致使形势恶化，开始发现饿死人，庐山会议后继续恶化，人死得更多。可见王任重的检讨，很大程度上是就粮食问题而作的。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检讨说：河北在1958年自称“创造了18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5000斤以上的小麦‘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同河南一起率先提出1959年实现全省小麦亩产1000斤的宏伟目标。1959年更喊出粮食上调“三年包天津，五年包北京”的响亮口号。结果却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1960年冬，人均一天只吃四两粮食，日子过得很艰难。刘子厚分三个时间段就粮食等问题作了检讨。
山西在1958年也是不断放粮食高产卫星。山西农业科学家预计一亩小麦可产2万斤，说山西实现了全省玉米亩产1000斤。这些都通过《人民日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对此，省委书记陶鲁笳检讨自己有两次头脑发热。还检讨自己在一次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的粮食产量时报了亩产千斤，而实际只有170斤。陶鲁笳的检讨也没离开粮食问题。
吉林在当时一片高产卫星的浮夸声中，能较冷静地保持低调，当千斤省的报道接二连三时，吉林报道的产量仍只平均亩产237斤，而且还没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尽管如此，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还是检讨了“大跃进”时期省委提出的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的口号，以及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二三年内实现吃的方面按需分配等。庐山会议后搞十几个大办，搞高指标，加上天灾，农业大量减产。可见，尽管吉林粮食情况较好，但吴德的检讨也还是没离开粮食问题。
广东检讨了1958年11月向中央报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斤，和由此体现的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的问题；浙江检讨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提出纠左的六条指示后仍不切实际地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等错误；上海也检讨了在纠左中没解决思想问题，仍然制定较高增产计划的问题……
在各省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更是全面检讨了他们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荒唐口号，就是出自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卫星，也多在《人民日报》或新华社首先发表，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所以吴冷西沉痛地检讨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当年“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毛泽东当年也批评过《人民日报》，说他们吹得太凶、太多、太大，如不改正缺点错误，“《人民日报》就有可能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告诫他们“头脑要清醒”。吴冷西还就其他方面的宣传错误作了深刻检讨。
从上述几位省部级主要领导的检讨可见，出气会阶段领导同志所检讨的内容相当多地是集中在粮食或与粮食直接有关的问题上。
大会评判和处理干部的着眼点：粮食问题
安徽省在“大跃进”时粮食问题严重，饿死人较多，与河南、四川等省一起同为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但安徽的同志对省委书记曾希圣没有认真检讨很不满意。刘少奇三次去安徽组，严厉批评了曾希圣。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提到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所指之一便是曾希圣。对于安徽饿死人的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但安徽省委未向中央报告，捂盖子。刘此前就同曾提过，希望他自己主动检讨，但曾未检讨。
由于安徽粮食问题严重、饿死人多，而会议又认为曾希圣又检讨不主动、不深刻，所以对于身兼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过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这样一位同志，中央也只好同意了他的调离安徽的请求，由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从全国人口看来，是1960年和1961年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却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也有的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还有差距，待核实)。但在大会上，四川未被列入重灾省名单。大会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信上揭露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和压制批评等问题，受到大会的重视。中央派邓小平来四川组，又有了毛泽东的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问题的指示，四川的同志很高兴。可是李井泉很紧张。他明白这几年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饿死)很多，上下怨声载道。作为第一书记，他自知责任重大。然而李井泉还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作检讨，争取过关。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但因种种原因，人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批判他，不肯放过他。
大概有邓小平过问的原因，会议后期四川组还是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各自做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想到逝去的乡亲，有的同志泣不成声。但李井泉后来并未被追究责任，未像曾希圣那样被免去职务。原因何在?还在于粮食!这主要是李井泉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方面十分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的日子里，他对中央派给四川的任务基本都能完成。中央对此很是赞赏。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还表扬网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而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 上调粮食太多，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又是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换言之，李井泉对党中央作了雪中送炭的贡献，那么再追究李井泉的责任以致于给予处分，对李本人来说就显得有些冤枉和委屈了。对四川给国家的粮食贡献，毛泽东几年后也没忘记。如1965年，当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就善意地批评他“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意即要李也要照顾好四川的粮食需要和群众生活。
对于粮食问题上的浮夸风，当时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他在“大跃进”期间非常活跃，多次召开会议，并到处视察，对已出现的浮夸现象他还在鼓劲。杭州的同志也批评谭震林“乱压人，逼着我们在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按毛泽东的话说：谭老板“放大炮也相当多”。这次七千人大会也自然少不了他的检讨。 从上述情况可见，人们当时对干部错误的轻重、检讨的好坏、职务的去留，一个主要评判标准就是在粮食问题上影响的大小。
大会成就之亮点：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虽然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但它确实取得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亮点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粮食问题。
首先，原计划的征购150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拟用的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省委书记的热烈欢迎，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认同。王任重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与会同志心理反映的缩影。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这个问题一解决，这次大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从‘压力下’解放出来，才真正心情舒畅。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终于得到完全胜利。”其愉快心情跃然纸上。
其次，会议决定大量精简城市人口，在1961年的基础上，1962年再精简城市人口2000万(实际1962年精简了1700万)。这一措施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减少了，减轻了农村的粮食征购压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业生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这一减一加，就有力地缓解了粮食供应全面紧张的局面。
第三，会议对粮食问题上的教训作了集中总结。如高指标、浮夸风导致高征购、挖空了农民的粮食，使不少农村人口患疾病、死亡，会议对这一惨痛的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议还对在农业生产上因为不懂经济、不懂科学技术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如乱改耕作制、不恰当地深翻改土，造成大面积减产的教训都作了总结。历史证明，这些教训的总结，对事后的粮食问题、农业生产的增产增收问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七千人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能够大胆地探索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如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问题。这样，曾被批判的在安徽试行过的包产到户，在1962年春夏期间，又受到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的支持和赞成，使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明显增多。这对增加粮食产量，度过暂时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七千人大会从会议的起因到会议产生的效果，自始至终都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紧密相联。由此推而广之，粮食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今天我们虽然说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仍不能盲目乐观地说解决了粮食问题，我国人均年占有粮食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仍不是万事大吉、不能高枕无忧，而应时时在这个问题上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责 编 郄 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和1961年，粮食危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周恩来当时被人送了一个雅号：“粮食调度总指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更是心急如焚，常向各省、市、区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为了使江西省同意外调三亿斤粮食，周恩来竟在一次餐桌上连喝了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所敬的i杯酒，一杯酒就是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关于粮食的谈话有记录的就有70多次。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七千人大会的出发点：解决粮食问题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并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情况还相当严重。1961年开始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情况还未来得及有太大的好转，国库已被挖空，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而且城市已发生请愿事件。万一城市断粮，后果不堪设想。而偏偏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的32亿斤粮食，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的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此外，转眼就到年底，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并未解决问题。于是在1961年11月10口，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和上调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直言，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粮食，就无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就很难过；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粮食，还有点调剂余地。
听了这三个数字，各中央局书记都在心里叫苦不迭，他们本是愿意接受中央分配的粮食上调任务的，但是这任务要分解到各省再去层层落实，下面若是阻力太大怎么办?因为当时的问题是一讲征购粮食，基层干群就抵触。不过尽管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定下了150亿斤的盘子。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1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中央工作会议结合起来一块开，以便打通思想。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陶铸的建议有道理。那么如何打通思想呢?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毛泽东认为，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的错误，不讲中央的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要利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毛泽东还表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并要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这样，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定下来了。后来在起草会议通知时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
可见，七千人大会的直接发端，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于中央征调粮食。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这就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使地方领导都非常乐意，认为中央真正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七千人大会接待的难点：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通知发出的当天，1961年11月16日，刘少奇乘火车赴广东从化疗养。11月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大会的筹备工作由邓小平来负责。筹备工作的首要任务无疑是起草大会报告。然而具体的保卫工作、生活服务、接待安排等也丝毫马虎不得。7000位领导，加上秘书、工作人员等随从，足足1万多人!
由于当时正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据当时参与接待并负责生活的同志回忆：
吃饭是10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刘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只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为什么你在编，我就不在编，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呢?其实实在是编制有限。前门饭店来来去去的那么多会议车辆，可就只有3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那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
有的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回忆说，每次吃完饭，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好在经过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做到了“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就餐本不应成为问题，但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也说明七千人大会的就餐都是与当时的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
书记和部长们检讨的重点：粮食问题
为了把话讲透，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毛泽东倡导的“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南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 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春节前就作了检讨。他说，湖北这几年自以为是，“五风”俱全。湖北在全国最先宣传“水稻亩产36000多斤”“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王任重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当时我们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刮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7亿斤，却向中央报了450亿斤，因为多报了粮食产量，多上缴，致使形势恶化，开始发现饿死人，庐山会议后继续恶化，人死得更多。可见王任重的检讨，很大程度上是就粮食问题而作的。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检讨说：河北在1958年自称“创造了18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5000斤以上的小麦‘卫星’田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同河南一起率先提出1959年实现全省小麦亩产1000斤的宏伟目标。1959年更喊出粮食上调“三年包天津，五年包北京”的响亮口号。结果却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1960年冬，人均一天只吃四两粮食，日子过得很艰难。刘子厚分三个时间段就粮食等问题作了检讨。
山西在1958年也是不断放粮食高产卫星。山西农业科学家预计一亩小麦可产2万斤，说山西实现了全省玉米亩产1000斤。这些都通过《人民日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对此，省委书记陶鲁笳检讨自己有两次头脑发热。还检讨自己在一次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的粮食产量时报了亩产千斤，而实际只有170斤。陶鲁笳的检讨也没离开粮食问题。
吉林在当时一片高产卫星的浮夸声中，能较冷静地保持低调，当千斤省的报道接二连三时，吉林报道的产量仍只平均亩产237斤，而且还没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尽管如此，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还是检讨了“大跃进”时期省委提出的农业一年翻身、粮食过关的口号，以及搞高产田、卫星田，计划大量缩减耕地面积，宣传二三年内实现吃的方面按需分配等。庐山会议后搞十几个大办，搞高指标，加上天灾，农业大量减产。可见，尽管吉林粮食情况较好，但吴德的检讨也还是没离开粮食问题。
广东检讨了1958年11月向中央报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斤，和由此体现的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的问题；浙江检讨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提出纠左的六条指示后仍不切实际地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等错误；上海也检讨了在纠左中没解决思想问题，仍然制定较高增产计划的问题……
在各省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更是全面检讨了他们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荒唐口号，就是出自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卫星，也多在《人民日报》或新华社首先发表，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所以吴冷西沉痛地检讨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当年“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毛泽东当年也批评过《人民日报》，说他们吹得太凶、太多、太大，如不改正缺点错误，“《人民日报》就有可能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告诫他们“头脑要清醒”。吴冷西还就其他方面的宣传错误作了深刻检讨。
从上述几位省部级主要领导的检讨可见，出气会阶段领导同志所检讨的内容相当多地是集中在粮食或与粮食直接有关的问题上。
大会评判和处理干部的着眼点：粮食问题
安徽省在“大跃进”时粮食问题严重，饿死人较多，与河南、四川等省一起同为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但安徽的同志对省委书记曾希圣没有认真检讨很不满意。刘少奇三次去安徽组，严厉批评了曾希圣。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提到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所指之一便是曾希圣。对于安徽饿死人的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但安徽省委未向中央报告，捂盖子。刘此前就同曾提过，希望他自己主动检讨，但曾未检讨。
由于安徽粮食问题严重、饿死人多，而会议又认为曾希圣又检讨不主动、不深刻，所以对于身兼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过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这样一位同志，中央也只好同意了他的调离安徽的请求，由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从全国人口看来，是1960年和1961年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却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也有的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还有差距，待核实)。但在大会上，四川未被列入重灾省名单。大会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信上揭露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和压制批评等问题，受到大会的重视。中央派邓小平来四川组，又有了毛泽东的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问题的指示，四川的同志很高兴。可是李井泉很紧张。他明白这几年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饿死)很多，上下怨声载道。作为第一书记，他自知责任重大。然而李井泉还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作检讨，争取过关。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但因种种原因，人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批判他，不肯放过他。
大概有邓小平过问的原因，会议后期四川组还是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各自做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想到逝去的乡亲，有的同志泣不成声。但李井泉后来并未被追究责任，未像曾希圣那样被免去职务。原因何在?还在于粮食!这主要是李井泉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方面十分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的日子里，他对中央派给四川的任务基本都能完成。中央对此很是赞赏。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还表扬网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而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 上调粮食太多，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又是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换言之，李井泉对党中央作了雪中送炭的贡献，那么再追究李井泉的责任以致于给予处分，对李本人来说就显得有些冤枉和委屈了。对四川给国家的粮食贡献，毛泽东几年后也没忘记。如1965年，当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就善意地批评他“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意即要李也要照顾好四川的粮食需要和群众生活。
对于粮食问题上的浮夸风，当时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他在“大跃进”期间非常活跃，多次召开会议，并到处视察，对已出现的浮夸现象他还在鼓劲。杭州的同志也批评谭震林“乱压人，逼着我们在杭州搞亩产万斤田，搞一个亩产万斤的专区，完全脱离实际”。按毛泽东的话说：谭老板“放大炮也相当多”。这次七千人大会也自然少不了他的检讨。 从上述情况可见，人们当时对干部错误的轻重、检讨的好坏、职务的去留，一个主要评判标准就是在粮食问题上影响的大小。
大会成就之亮点：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虽然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但它确实取得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亮点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粮食问题。
首先，原计划的征购150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会上党中央带头发扬民主，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拟用的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省委书记的热烈欢迎，也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认同。王任重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与会同志心理反映的缩影。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这个问题一解决，这次大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从‘压力下’解放出来，才真正心情舒畅。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终于得到完全胜利。”其愉快心情跃然纸上。
其次，会议决定大量精简城市人口，在1961年的基础上，1962年再精简城市人口2000万(实际1962年精简了1700万)。这一措施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减少了，减轻了农村的粮食征购压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业生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这一减一加，就有力地缓解了粮食供应全面紧张的局面。
第三，会议对粮食问题上的教训作了集中总结。如高指标、浮夸风导致高征购、挖空了农民的粮食，使不少农村人口患疾病、死亡，会议对这一惨痛的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议还对在农业生产上因为不懂经济、不懂科学技术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如乱改耕作制、不恰当地深翻改土，造成大面积减产的教训都作了总结。历史证明，这些教训的总结，对事后的粮食问题、农业生产的增产增收问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七千人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能够大胆地探索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如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问题。这样，曾被批判的在安徽试行过的包产到户，在1962年春夏期间，又受到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的支持和赞成，使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明显增多。这对增加粮食产量，度过暂时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七千人大会从会议的起因到会议产生的效果，自始至终都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紧密相联。由此推而广之，粮食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今天我们虽然说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仍不能盲目乐观地说解决了粮食问题，我国人均年占有粮食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仍不是万事大吉、不能高枕无忧，而应时时在这个问题上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责 编 郄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