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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著名的身份是伯乐。在他的一手提携下，还是新人的李安和蔡明亮得以脱颖而出。直到现在，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向他打听二位名导的近况。
其实，他的人生经历远比这段往事更传奇：大哥是台湾行政院前副院长，他却兜兜转转，最终走上了从艺之路；就读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期间，已经是电视台炙手可热的签约编剧，创作剧本上百集，《台北人家》和深受观众喜欢的“阿桃”一角便出自他的笔下；他是台湾电影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顶着官方、片商、影评人各方压力，从无到有创办了金马奖国际影展；他在台湾电影最不景气的时期入主台湾中影，主政4年便扭亏为盈，年轻导演也藉此步入国际影坛；大病初愈，他中年创业，组建纵横国际影视公司，监制作品包括电影《卧虎藏龙》、电视剧《人间四月天》……
他是台湾影人徐立功。3月开幕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他和筹备多年的电影项目《饮食男女2》一起亮相，
首度进军内地影业。
意外造就金马国际影展
电影图书馆是徐立功涉足电影圈的第一站。那是1979年，36岁的他供职于新闻局。当时电影图书馆刚刚装修完成，上峰正在物色馆长人选。随电影处处长一道参观时，他对占地超过两百平的电图焕然一新的办公环境印象极好。
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徐立功正处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摆在眼前的机会有两个：一是很多年轻人羡慕不已的外放美国；另一个是来电图担任首任馆长。一想到参观时看到的那个窗明几净的大办公室，成天和二十多个同事窝在一间屋子的徐立功很快就作出了选择。
赴任没多久，那种志得意满的新鲜劲便消失殆尽。当时的电图，是一座地道的“三无馆”——书架上没有几本图书、片库里没有几部影片、馆里没有工作人员。除了徐立功这位光杆司令，就只有一个会计。一家杂志采访徐立功，登出的报道标题是《一个贫血的电影图书馆》。
徐立功当时很气愤。气消之后，他开始购买最基础的电影图书、修复毁损的拷贝。电图最初的积累就这样起步了。
没有标准放映室，就用电图的会议室放片；没有座椅，观众只能席地而坐。
1980年，育乐公司董事长张雨田通过私交，将4部日本影片《望乡》、《砂之器》、《203高地》、《老师的成绩单》带到台湾。时任新闻局长宋楚瑜得知后，建议将电影交给电图作观摩放映。拿到影片，徐立功激动不已——在当时的台湾，日本电影依然是禁片。他赶紧联系其他片商，又拿来3部德国电影，其中一部便是名导法斯宾德的《寂寞芳心》。
那一次，总共有来自6个国家的15部影片集中展映，这无意间孵化出了日后“金马奖国际影展”的雏形。
得知能看到日本影片，岛内观众兴奋异常，甚至有人专门从中南部包车来台北看电影。70元新台币一张的入场券，被黄牛炒到超过600元。为时8天的放映进行到第5天，警察就抓了17名黄牛。
与日本电影大受欢迎相比，别国电影在放映中遭受了冷遇。法斯宾德的《寂寞芳心》虽然全场爆满，但是放映不过10分钟，就有观众爆粗口，质疑影片看不懂，起身离场。从那以后，让观众系统了解电影大师的专题影展和相关出版物便出现在了电图。
你给什么我就放什么，展映质量如何保证？在学者朋友的建议下，徐立功决定主动选片。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焦雄屏、陈国富、钟念慈等青年影评人，就这样走进了徐立功的选片委员会。
1981年10月，来自15个国家的50部影片亮相金马奖影展单元。徐立功的国际影展从这天开始正式更名为“金马奖国际电影观摩展”。开票第一天，十几场的门票一抢而空。除了《魔界转生》等日本影片外，台湾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费里尼、特吕弗等电影大师的作品。
蔡明亮就是在那届影展，第一次看到了《四百下》。后来他所有的电影，再也没有走出主人公安托万的孤独。
将千里马推向国际
就任馆长的时候，徐立功踌躇满志，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亨利
其实，他的人生经历远比这段往事更传奇：大哥是台湾行政院前副院长，他却兜兜转转，最终走上了从艺之路；就读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期间，已经是电视台炙手可热的签约编剧，创作剧本上百集，《台北人家》和深受观众喜欢的“阿桃”一角便出自他的笔下；他是台湾电影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顶着官方、片商、影评人各方压力，从无到有创办了金马奖国际影展；他在台湾电影最不景气的时期入主台湾中影，主政4年便扭亏为盈，年轻导演也藉此步入国际影坛；大病初愈，他中年创业，组建纵横国际影视公司，监制作品包括电影《卧虎藏龙》、电视剧《人间四月天》……
他是台湾影人徐立功。3月开幕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他和筹备多年的电影项目《饮食男女2》一起亮相，
首度进军内地影业。
意外造就金马国际影展
电影图书馆是徐立功涉足电影圈的第一站。那是1979年，36岁的他供职于新闻局。当时电影图书馆刚刚装修完成，上峰正在物色馆长人选。随电影处处长一道参观时，他对占地超过两百平的电图焕然一新的办公环境印象极好。
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徐立功正处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摆在眼前的机会有两个：一是很多年轻人羡慕不已的外放美国；另一个是来电图担任首任馆长。一想到参观时看到的那个窗明几净的大办公室，成天和二十多个同事窝在一间屋子的徐立功很快就作出了选择。
赴任没多久，那种志得意满的新鲜劲便消失殆尽。当时的电图，是一座地道的“三无馆”——书架上没有几本图书、片库里没有几部影片、馆里没有工作人员。除了徐立功这位光杆司令，就只有一个会计。一家杂志采访徐立功，登出的报道标题是《一个贫血的电影图书馆》。
徐立功当时很气愤。气消之后，他开始购买最基础的电影图书、修复毁损的拷贝。电图最初的积累就这样起步了。
没有标准放映室，就用电图的会议室放片；没有座椅，观众只能席地而坐。
1980年，育乐公司董事长张雨田通过私交，将4部日本影片《望乡》、《砂之器》、《203高地》、《老师的成绩单》带到台湾。时任新闻局长宋楚瑜得知后，建议将电影交给电图作观摩放映。拿到影片，徐立功激动不已——在当时的台湾，日本电影依然是禁片。他赶紧联系其他片商，又拿来3部德国电影，其中一部便是名导法斯宾德的《寂寞芳心》。
那一次，总共有来自6个国家的15部影片集中展映，这无意间孵化出了日后“金马奖国际影展”的雏形。
得知能看到日本影片，岛内观众兴奋异常，甚至有人专门从中南部包车来台北看电影。70元新台币一张的入场券，被黄牛炒到超过600元。为时8天的放映进行到第5天，警察就抓了17名黄牛。
与日本电影大受欢迎相比，别国电影在放映中遭受了冷遇。法斯宾德的《寂寞芳心》虽然全场爆满，但是放映不过10分钟，就有观众爆粗口，质疑影片看不懂，起身离场。从那以后，让观众系统了解电影大师的专题影展和相关出版物便出现在了电图。
你给什么我就放什么，展映质量如何保证？在学者朋友的建议下，徐立功决定主动选片。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焦雄屏、陈国富、钟念慈等青年影评人，就这样走进了徐立功的选片委员会。
1981年10月，来自15个国家的50部影片亮相金马奖影展单元。徐立功的国际影展从这天开始正式更名为“金马奖国际电影观摩展”。开票第一天，十几场的门票一抢而空。除了《魔界转生》等日本影片外，台湾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费里尼、特吕弗等电影大师的作品。
蔡明亮就是在那届影展，第一次看到了《四百下》。后来他所有的电影，再也没有走出主人公安托万的孤独。
将千里马推向国际
就任馆长的时候，徐立功踌躇满志，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