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
　　现任北京社会科学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讲座教授、中华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以及国际斯宾诺莎学会（荷兰、德国）理事。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史，分析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
　　我这一生的学术选择
　　学术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好像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但是，就我来说，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一种历史关系决定了我要做那样的选择。
　　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当时，整个中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都停办，各个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都集中到北大。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冯友兰、贺麟、洪谦，是我国学术界的权威，他们是我的老师。此外，还有很多很好的教授。
　　在哲学上有两种兴趣，一种是分析哲学的兴趣，一种是思辨哲学的兴趣。就我本身来说，很喜欢思辨。到了北大，我选择的是思辨的方向。我当时去找贺麟先生，问他哲学究竟怎么样学？贺先生跟我指出来，就读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属于思辨的路数，所以当时我是选的这条路。这样的选择是某种天性的决定。但是，我做了大概不到两年，就反右斗争了，我被打成了右派。到农村劳动了两年后，我回到了北大。这时候我考虑到政治的影响，就想最好选一个远离政治影响的哲学方向。我找到做分析哲学的洪谦先生，他一生跟政治不发生交集，完全不管政治，只是做一个分析哲学家。分析哲学就分析这个命题的意义，这后头有什么主义，完全可以不谈。毕业时，我做的论文是分析哲学。我的那篇论文可以说是解放后第一篇写维特根斯坦的论文。所以说，选择走这条路不完全是出于我的兴趣，而是出于政治。
　　1963年，新中国第一次有研究生考试。我要考研究生时，曾经到贺先生家里商量。当时我的右派的帽子已经摘了，但是大家还是认为我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贺先生跟我说，你就考一个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不仅学问跟政治无关，最好导师也跟政治无关。贺先生跟我提到温锡增先生。温先生刚从英国回来，他的考试和英国的研究生考试一样，出题全用英文。这对当时中国的学生来说是很难的。恰恰那时我的英文很好，考得成绩最好。在录取发榜之前，我跟温先生说，由于我的政治情况，中国社科院不会让我上研究生。温先生说了一句话，使我很感动，他说：“如果不收你做研究生，我就不收研究生，因为其他人水平都不够。”后来我才了解到，温先生1963年真没有收研究生。1978年，我重新回到北京，见到温先生时，温先生对我说：“汉鼎，你早先的考卷我还保存至今。”够了，人的一生还有什么比这知遇之恩更令人安慰呢？
　　1963年我被分配到陕西省永寿县工作，生活很苦闷。我要生存，就回到了斯宾诺莎，因为斯宾诺莎哲学可以在这样的一种生存处境里支持我。所以我在15年里都做斯宾诺莎，写出了《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这本书的大部分。1983年我到了德国，研究方向从斯宾诺莎转向到诠释学。德国的老师讲课经常讲到诠释学，讲到“效果历史”。比如讲斯宾诺莎的著作，认为是一个效果历史，也就是要把现代放到斯宾诺莎的著作里面去。这样我就考虑到研究诠释学了。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博士生告诉我，要理解当代的德国哲学，有一本书很重要，就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于是，我就一边学习诠释学，一边翻译《真理与方法》。回来之后，我就想在国内推广诠释学。从我这一生可以看到，学问的选择，往往不是凭借自由意志或者凭我的兴趣，而是跟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
　　学术研究经验分享
　　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做研究工作，必须要做一些翻译。研究要通过翻译才能做得深，翻译和研究是要统一起来的。
　　我最早是翻译斯宾诺莎的著作。一开始是《笛卡尔哲学原理》，接着翻译了《神、人及其幸福简论》，然后又翻译了《斯宾诺莎书信集》。我后来做诠释学研究，翻译了《真理与方法》。最近我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本书，是一位加拿大学者写的有关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著作，叫做《有诠释学真理吗？》。这本书很好，也非常难翻译。因为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他的语言功底很深，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了解到博士论文怎么样做得深。
　　另外，我曾经与他人合作翻译了两部重要的著作，一部是巴斯摩尔的《哲学百年》，一部是《批评的西方哲学史》。大家对二十世纪的哲学要有个了解，最好读巴斯摩尔的《哲学百年》。这本书把二十世纪这些哲学的来龙去脉讲得很好。说到通史，我们有很多的书可以读，比如说黑格尔的、罗素的。哲学大家写的哲学史的确很深，但另一方面，大家写的哲学史又始终在贯彻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罗素的哲学史是分析哲学的观点，他对哲学的解释就偏重于分析。黑格尔是从目的论来谈，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发展到黑格尔哲学就是顶峰。他把别人的哲学都作为铺陈，一步一步地从客观真理到主观真理再到绝对真理。因此，我们所读的西方哲学史，最好不是由一个人写的，而是由当代的各个领域的哲学大家们一同来写的。写作《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的这些专家，都是当今世界研究某一方面最出色的专家。这本书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英美的哲学系学生必读的参考资料。
　　给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的四点建议
　　科班训练。贺麟先生和洪谦先生都非常注重我的科班训练，这点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贺先生告诉我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从斯宾诺莎谈起，那么你从斯宾诺莎入门”。于是，我去读斯宾诺莎的著作，贺先生要求我一定要把握每个概念。那时候，我对斯宾诺莎还不了解。于是，贺先生说：“你从翻译做起。”所以，大概是从1960年开始，我就在做斯宾诺莎的翻译。首先翻译的是《笛卡尔哲学原理》。之前，我一个学兄已经做了一个译本，但是从俄文本转译过来的。贺先生认为俄文本不可靠，要我从德文和英文校对。所以，我对照德文和英文看。这是很好的训练。然后，从1963年，我开始翻译斯宾诺莎书信。这时，我就需要怎么把他的哲学概念从原文中找出来，我从中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每一个概念都能得到澄清，以后我一直把它作为我的哲学训练。 　　大师的授教。我在北大读哲学时，贺先生能很快把学生引领到国际水平。不管是和贺先生讨论黑格尔还是和他一起讨论斯宾诺莎，这种谈话代表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因为当时也只有贺先生代表着斯宾诺莎研究的最高水平。你要从事研究，你必须同这个领域的大师对话和较量。这样，你就能很快地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大师，不仅在国内，有时候还在国外，所以要在世界范围内同他们交往。比如说，我在洪谦先生指导下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实际上，当时我们是在同国际交流，因为洪先生那时候邀请了维也纳学派中在国际上很有名气的费格尔、汉普尔等人过来讲学，我们讨论的问题，不仅在国内，就是对于国际来说，也是顶尖的。如果说我找的不是大师，可能就达不到那种水平了。同样，我研究诠释学，我追随着伽达默尔。所以，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大师极为重要。大师，不一定要在校内找，我的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在北大或者别的地方，我都应该去找他，因为他能帮你带到国内最高水平或者与国际接轨。
　　从一点做起。我就怕一些研究生兴趣广泛。你必须在你的领域内研究得深，必须比别人专，而不要了解一点又转向别的领域。那么，你写的论文必须在国内的杂志上处于上等水平。以后，你们读博，对于一个问题，你一定要比别人研究得深，只有这样你才能在这个领域站得住脚。如果你太泛，人们就不知道你在哪方面是权威。在国内，无论是做中国哲学的，还是西方哲学，都会有一个重点，只有如此才能为人所知。当然，也有人靠行政，但这是暂时的，真正的是要靠学术。所以，我要说的是一定要找到重点。
　　霸气。研究生要有霸气，学术也要霸气，要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使自己的观点有错误，也要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要相信自己是优秀的，忌讳自己退缩。
　　我主张费希特精神，也就是霸气。假如他没有霸气，那么他的学术声誉在德国就不会那么高。与费希特同时代的有很多人，比如赖因霍尔德，现在都被遗忘了，而费希特没有。当时，费希特到耶拿大学任教时，大家很快跟着他，追求他的自我与非我关系，因为他非常自信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费希特大学毕业时，想去拜访康德（那时，康德已经是个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因为他觉得必须去找寻大师。费希特那时很穷，所以从莱比锡步行到柯尼斯堡。他认为自己不要别的老师写的推荐信，要向康德做自我推荐，给康德写篇文章，让康德认为可以同自己谈论哲学。这篇文章后来很有名，就是《试评一切天启》。康德刚开始态度很冷淡，看了他的文章后觉得不错，后来约见费希特。费希特由此成名，但他也去听康德的课。他在日记中说，不敢想象，这样一个大哲学家，讲课是这样的乏味。康德在讲台上只露一个头和一双眼睛，讲课简直让人入睡。于是，费希特给康德提意见。这很有意思。法国大革命后，很多人反对，而他高扬大革命，这也是他成名之处，《告欧洲各国国君书》号召人们不要反对法国大革命，后来他就成了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
　　科班训练、跟大师对话、从一点做起和霸气，是我一直强调的，如果能一直走下去，以后做学问一定不是一般水平。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