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水价、油价、粮价变动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和国家机器之间娴熟而默契的配合;驱之不散的“新帝国主义”阴云笼罩的不只是我们民族企业的几个典型案例,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未来之路;金融资本透过掌控农矿两大资源的定价权,从而掌控了中国制造业的原材料成本……郎咸平披露“新帝国主义”阴谋,本刊特约记者对其进行了深度采访。
　　
　　吃亏是不懂游戏规则
　　记者:在关于“轮胎特保案”的分析中,您直指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和商务部的辩护“牛头不对马嘴”,缺乏国际贸易的知识背景,答辩授人以柄等问题。这是中国缺乏这一领域的人才而造成的现象和结果的吗?
　　郎咸平:人才不济只是这件事的表面现象,主要是不懂游戏规则,而且这个游戏规则不仅仅是国际贸易的,还有美国政治公关、国会游说、媒体监督这么多方面的规则。
　　你想想看日本丰田,在美国设厂经营也几十年了,丰田美国已经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公司了。可是,丰田章男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还是非常被动,可是他手下的美国人却从容不迫,为什么?因为一个不懂游戏规则,一个懂游戏规则。
　　记者:关于“水价合同谈判,为什么败于法国”?您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与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中法水务部门签订的合同丧权辱国,最后要老百姓来买单,承受水价上涨的后果。那么,对于这种“外资的蛮横”,我们是否可以用《合同法》、《反垄断法》来进行约束,使得不公正的合同得到纠正和约束?如果不能,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一现象?
　　郎咸平:威立雅不投资,不建网管,在收购地方水务公司的第二年就要求涨价49%。这样的事,合同法和反垄断法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属于事后监督了,已经签了,再去约束和纠正的话,成本无论如何都会很高,我们倒是应该更多地想一想如何提前预防。那么我们地方政府事前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当时觉得,外国人真傻,本来我们自己怎么运作都不赚钱的自来水业务,现在外资竟然还要溢价收购,而且许诺说引进国际经验、国际品质,当然就签了。如果当初在签合同前多做些咨询,多做点研究,搞懂背后的游戏规则,也不至于让外国企业渔利了。
　　驱之不散的“新帝国主义”
　　记者:您曾披露力拓铁矿石的谈判中,国家遭受了7000亿的损失。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应该怎样改变惨败的局面?
　　郎咸平:这就好像在战场上,你没清楚敌人的火力狙击点在哪里的话,一味地派人冲锋只是白白送死。我们很多人没有搞懂这一点,反而归咎于我们内部不够团结。在没搞懂狙击火力点在哪里的情况下团结,却会导致自己的力量被集中消灭。
　　我们的企业懂什么呢?就知道“谈判”。和铁矿石一样,中国需要每年派出谈判代表与位于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的几个钾肥巨头进行艰苦的價格谈判。中国目前钾肥自给率尚不足30%,每年需要进口500~700万吨钾肥,为此中国每年支付至少200亿元人民币。我们钾肥代表团比铁矿的团结多了,可是谈了5年,还是越谈越高。自2005年中国开始钾肥谈判以来,钾肥价格便开始一路上涨,带动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一路飙升。粗略估计,自中国开始铁矿石价格谈判以来,钢铁行业为此付出了超过7000亿元的代价,而钾肥行业5年间进口化肥的金额也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
　　面对同样的局面,必和必拓公司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从背后包抄,从2006年开始,一口气在加拿大收购了超过10000平方公里的开采权,在埃塞俄比亚收购了17000平方公里钾肥开采权。必和必拓控制了全球最好的矿藏,可是计划产量又只有在1000万吨左右。这就是要充分操纵价格,充分渔利中国!因为1000万吨恰恰就是中国整整一年的钾肥需求总量。为此,必和必拓不仅仅做上游,还把运输、港口、仓库都一起做了。所以根本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事实上只有储藏量不够的问题,中国企业搞了几亿吨粗钢产能都是不重要的。要跟必和必拓学习,在战斗中学习成长。
　　
　　记者:您分析了9个外资企业通过合作和曲线收购取得我国的矿产资源的案例。具体说,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避免地方政府将矿业断送给外资,避免外资吞并中国矿业?
　　郎咸平:说实话,我也是调研之后才发现矿产资源的现状如此触目惊心。我想这个问题跟水务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地方政府当初也未必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只是猛然醒悟才发现宝贵的资源已经为外资所吞并,悔之晚矣。
　　其实,各地政府都在搞招商引资,有的地方搞的是招商来做外包,有的地方搞的是招商来做代工,通常来说这还都是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一般都是沿海地区。可是西部怎么办?其实,你仔细去看看那些矿区,相当多的地方不是崇山峻岭,也是荒郊野岭,没法建工厂,也没法种粮食,这些地区怎么发展经济,怎么改善民生?
　　所以,我们应该突破思维,想一想外资究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什么特殊的好处?这个好处是不是国有或者民营的矿业企业没有的?还是说,我们国有的、民营的企业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也能帮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只不过是外资企业投资嗅觉更灵敏,比我们更会发掘项目,或者是外资更有技术,能处理我们没有能力勘探的复杂地质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学习一下人家外资企业的长处呢?
　　“国退民退”都退到房地产业
　　记者: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您主张的藏富于民,应当怎样实现有机的统一?
　　郎咸平:这些年,国有企业大举进入房地产这些领域,从自己本来从事的制造业退出来了,或者即使没退出来,也是把传统业务赚的钱投入房地产开发和金融业务了,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实体经济投资环境真的在迅速恶化,连我们的国有企业都受不了了,转而投身房地产和金融这种虚拟经济。这才是最令人忧心的。
　　企业投资和开发房地产的钱是哪里来的呢?是制造业。所以,如果制造业在不断萧条,那么政府越是扶植房地产就越会诱导企业把钱从制造业抽离,并且把房价炒高了,还会挤压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这样,经济只是短期内表面上在增长,而未来发展的内力却在迅速枯竭。表面上服务业解决的就业更多,可是是谁在消费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制造业直接解决一万个就业,就能带动服务业十几万个甚至几十万个就业。而实际上,只有这些行业才是藏富于民的。现在国退民退都退到哪里去了呢?房地产,金融这些行业。可是这些行业能藏富于民吗?不能!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记者:比如联想收购了IBM的笔记本业务,同样配置的IBM笔记本电脑,美国比中国便宜很多;联通与苹果合作销售iphone,价格比美国还要高出很多……反观日本的企业,都是把最好的产品生产给本国的消费者使用且价钱适宜,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郎咸平:这个背后是藏富于民的问题。你想想这个IBM笔记本电脑,是面向所有老百姓的吗?不是。面向老百姓的是什么?便宜的组装电脑。老百姓买的是iPhone吗?不是,而是山寨机。我们的老百姓并不富裕,比如你看工资总额跟GDP的比率,我们国家不但比美国欧洲的发达国家低,就算是发展中国家甚至非洲国家里面,我们都是在非常低的水平。一方面,因为老百姓穷,所以iPhone这些产品大部分老百姓其实是买不起的,另一方面少数人又非常富裕,这样他们能承受的价格非常高,与此同时,我们不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和工资水平又差这么多,这样就出现诸如iPhone中国比美国贵很多的现象。
　　所以,在中国只有完全面对所有老百姓的东西才不会相对美国那么贵。比如说美国天然气,换算过来差不多是两三块一立方米,和我们差不多。你看最有趣的是电话费,国内的本地电话费也挺便宜的,跟美国也差不多,但是长途电话特别是国际长途我们就贵得不得了。编辑:孟盛